钱锺书借助于英法文译本（尤其是“洛布古典丛书”），并结合自己对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程度不同的认识，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著作。我曾统计《管锥编》中引用过的古希腊罗马作家达93位，这个数字显得非常惊人，很难想象中文学术著述里还有谁能这般博通。而他的读书笔记手稿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中可看出他对西方古典文学的探索程度和认识水平。虽缺乏足够的语文学根底来作为训诂文本意义的精准工具，但勤奋的博览习惯和聪慧的思辨才能却使他深入独到地领会文本的某些细节。不过，这种领会往往着眼于修辞佳胜之处，对于像斯特拉波《地理学》这类著作，钱锺书就摘录得极少。长于词藻铺排、设喻取譬的诗家文人，才是他一贯喜爱的。其中当然要将伟大的罗马诗人奥维德作为重要的代表。库尔提乌斯的巨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曾指出，奥维德自中世纪后期就被誉为“修辞之王”（König der Rhetorik），他是最先使罗马诗歌讲求修辞学的人物。最近因此书中译本问世，我刚刚对读了《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十六册的相关部分，这些对奥维德的评语皆为钱锺书摘录下来。
从已刊著述和手稿笔记来看，除了《岁时记》（但杨绛译《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注释里节录过此书的原文），钱锺书引用过奥维德的其他全部主要著作，包括《恋歌集》《爱的艺术》《情伤良方》，直到《变形记》《哀怨集》《拟情书》《黑海书简》等，甚至还有那部援引各种神话典故谩骂仇敌的长诗《朱鹭》（Ibis）。很多语句他已然烂熟于心，下面就有一个事例。研究科学史的戈革曾写信请教钱锺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曾以某句中国“古话”，谓剧场中的观众也是演员，来比喻量子理论中的观测现象（即观测与对象互相作用），这句古话有何出处。钱锺书回信谓“傍观者即局中人，观场人亦登场人，此意亦不记吾国古籍有道者；西人常言时髦妇女上剧院，‘to see and to be seen’”，随即顺便引述了《爱的艺术》里“看与被看”的话（spectatum veniunt, veniunt spectentur ut ipsae），“则颇蕴其旨”。虽然他也提示问者可去看他《管锥编》举过“我视人乃见人适视我”的若干中国古代诗文里的例子（“《毛诗正义·陟岵》”篇），好像是故意一样，只明引奥维德这个西方古籍。莫非在暗示：东西方本来是“心理攸同”，可蒙昧者只知向遥远的对方探寻看似迥异的“真理”，而遗忘自己原来就充足完备的传统？
如钱锺书这样的阅读覆盖范围，加上信手拈来的征引本事，绝不会只满足于将奥维德仅作为比较汉籍文词命意的旁证者；他晚年曾打算在西方典籍上“评泊考镜”，再写一部《管锥》之“外编”（《管锥编·自序》），在我看来，奥维德极有可能是其中的论述核心之一。
说来也有意思，钱锺书关于这位诗人次数最多的一句引文，却并不存在其传世著作中。《容安馆札记》曾几次借用英国诗人Francis Thompson的评价：“so essentially modern（本质上如此现代）”，来称述奥维德的一段话（dictum）：“decentiorem esse faciem in qua aliquis naevus esset（面生痣而愈加俏丽）”。这句话其实是老塞内加的《辩言篇》（Controversiae, II 2, 12）给奥维德总结的口头禅。《辩言篇》谈到奥维德诗中的瑕疵，为他自己所爱护和保存，于是认为这位大诗人“缺乏的不是裁断力，而是节制自家诗作之自由度（licentia）的意愿”。在修辞学家老塞内加看来，文学上的瑕疵好比脸上的痣，遮蔽了美人的姣好面容，就该是竭力去除的（昆体良也认为奥维德缺乏对于才情的节制）。奥维德那句话的意思则是认为，微瑕反而确立了独特的个性，比油光水滑的“完美无缺”更多几分魅力。林黛玉嘲笑史湘云“偏是咬舌子爱说话”，钱锺书援脂砚斋评语“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云云，也将奥维德“如此现代”的话拿来连类比附，其中还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的隽语：“任何事物不带点儿瑕疵，很快就显得无趣，要么就像是‘蠢善’（stupidly good）。”
钱锺书极为赞同这种审美观。《管锥编》也曾引过奥维德这段话，把美人脸上有痣，同“美貌之补钉”（beauty pitch）一说相参照，以为“收烘云托月之效”。当然，瑕疵并不等于以丑为美。钱锺书推敲中西历代诗文作品里关于女子如何掩蔽缺陷或丑态的描绘文字时，也时常想到奥维德。《札记》谈到若无皓齿，就不要去嫣然一粲，引《爱的艺术》（III, 279-80）里的话：“Si niger aut ingens aut non erit ordine natus / dens tibi, ridendo maxima damna feres（要是你牙齿生得黑、大、乱，大笑会使你魅力全无）”，随即举出《传家宝·笑得好》里的笑话（二妓，一齿白，与客答言皆开口音：“姓秦”、“年十七”、“会弹琴”；一齿黑，则云“姓顾”、“年十五”、“会敲鼓”）以及龚古尔日记中的纪闻（妇人欲在晚间舞会上卖弄风情，想让自己嘴显得小些，每日念一百遍“Un pruneau de Tours”，反之则重复“J’avale une poire”）等等例证。
关注修辞的钱锺书，素来在文学批评中重视人物形象描绘的语言才能以及背后的审美心理。这和奥维德的那种Erotic Rhetoric，颇可引为同调。钱锺书说起《金瓶梅》的“紫膛色瓜子脸”美人，跟《玉蒲团》写“麻子脸”美人一样，胜于《红楼梦》写服饰长相之千篇一律（黄克《忆周振甫钱锺书先生》）。这里谈违背古典美人标准的面容肤色，正如奥维德所言美人痣，本被视为瑕疵甚或缺陷，反而可以在千篇一律中塑造出别致的美感。读书笔记评《金瓶梅》写人物相貌，“孟玉楼之麻、王六儿之黑，皆选色及之，一破套习”。《管锥编》“增订”也说：“‘雪肤’、‘玉貌’亦成章回小说中窠臼。《金瓶梅》能稍破匡格。”
《堂吉诃德》中桑丘见到了主人幻想的美人杜尔西内娅，唇边生痣和金毛，“我一点儿没有看见她的丑，只看见她的美”（杨绛译文），这是受主人的心智影响发的昏话（即所谓“桑丘的堂吉诃德化”）。钱锺书读到娄卜本《希腊牧歌诗人集》中希腊化时代的提奥克里忒将叙利亚美人的黝黑肤色形容为“蜜糖棕色（honey-brown）”，归因于“悦目即姝，惟爱所丁”，令我们想到方鸿渐讨好鲍小姐的昵称，“黑甜”。《札记》中随即以奥维德《爱的艺术》来作为补证：“有许多字眼可以用来掩饰那些坏处。那皮肤比伊里力阿的松脂还要黑的女子，你可以说她是浅棕色”（戴望舒译文）。前一句，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直译作“缺点可经名称得以削减”，钱锺书深晓修辞术中的名实分别，自然能够赏其意趣。有趣的是，这也难免教面皮白净的钱夫人杨绛先生要出来说：“后世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要追问诗人钟情的‘黑女郎’（Dark Lady）究竟是谁”，总想着要提醒我们，那是枉费功夫（《真实-故事-真实》）。
堂吉诃德曾高谈阔论，纵议古今诗教，信口说：“有些诗人宁可冒流放庞托岛的危险，还是要骂人”，其实是奥维德早年多写放纵轻浮的诗作，后成为被放逐的罪名。老塞涅卡拿美人脸上的痣说事，本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隐喻诗歌主题上公开展示的道德污点。“立身”别于“文章”，本是《管锥编》里反复讨论的一个大题目。其中当然也提到了奥维德在《哀怨集》里的自辩之语：
crede mihi, distant mores a carmine nostri;
vita verecunda est, musa jocosa mihi.
钱译：“作诗与为人殊辙，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辞章上的恣肆放荡不该与人品上的表现并置而论，换句话说，那些满纸高尚说教的道德文章，岂不正如动用一切手段把容貌掩饰得毫无瑕疵的美人，表现的就是毫无生趣的stupidly good吗？《札记》中谈到《爱的艺术》在后世的接受，不同意霭理斯在《性心理学研究》中认为此书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法，“概不知Chrétien de Troyes早于十二世纪译此诗，一时作者奉为鸿宝也”，“更不知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皆尊此诗，而所见适反也”（谓中世纪人有意忽略原作主旨），——虽是借他人之成说来发议论，却是何等宏通畅达，这正是钱锺书对文学与人性之关系保持深入关照的结果。
我在这里随意地列举了钱锺书著述或札记中的几处奥维德引文，另外的引文还有很多（《管锥编》就引过至少12处）。囿于篇幅关系和作为文章所限定的某个范围，当然不能逐一全部摆出来。如果真地“假以年寿”，那部题为《感觉·观念·思想》的“西学《管锥编》”终究成书，而且奥维德也真成其中的枢纽作家，那么钱锺书会选择《变形记》还是《爱的艺术》呢？前者显然更著名，但钱锺书明显更喜爱后一部书。可我们总要提防有人会不以为然地提问：就算写成了，这些谈谈“美人痣”或是容貌肤色、“爱的艺术”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些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风风雨雨的老辈学问大家们，我读其书，也时有“想见其为人”的会心之处。近来上课介绍罗念生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情况，突然发现这是老先生去世前一年才决意动手的，而他最先译的，居然是最后一章。特洛伊老王跑到希腊人的军营，打听到他儿子的尸首没有被狗和鸟吃掉，诗人说“老人听了很高兴”，认为神明还是祝福了他的儿子。此后，我们看到老王跪在阿基琉斯面前，“抱住他的膝头，亲那双使他的许多儿子丧命的杀人手”，然后提出恳求：“阿基琉斯，你要敬畏神明，怜悯我，想想你的父亲，我比他更是可怜，忍受了世上的凡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把杀死我的儿子们的人的手举向唇边。”没有高谈阔论的那种文辞，但我觉得，特别感人，由此才算认识到罗念生的伟大。
钱锺书和罗念生不同，他不译名著，而是以渊博的引文完成著述，看起来是眩人眼目。但假如我们把他对某个大作家的摘引汇总一下，总还是看出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奥维德，钱锺书为何要赞同他对所谓“完美”概念的否定呢？在现实中被视为“污点”、“瑕疵”的诗文描述，就是不道德的文学吗？用言辞、声调的巧妙安排，就能遮掩事实上的丑陋，让世人以为那就是高尚或完美的事物吗？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丰富复杂的含义，我们在某个时代与之相遇，发现其中的某些内容。钱锺书感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漂泊无根，要尽一切努力走出时代局限，对中西古今各家造名拟象、言志载道的精神成绩进行总结，不妨广为取譬。
比如《管锥编》里曾讨论魏明帝《报倭女王诏》里“哀”字可训为“爱”字，由此生发“殊情有贯通之绪，故同字涵分歧之义”的意见，认为概念相近的要见其差别，概念不同反能相通。随即谈到概念区分有“分而不隔”的交界处，以四时朝暮的交迭相递为喻，“明于人事治道者，必不限断井然”，于是注中引出奥维德《拟情书》里的话，“暮光降临大地，此是白日之终了，亦是暗夜之始来”（Modo facta crepuscula terris, Ultima pars lucis, primaque noctis erat），钱锺书说：“昼夜终始，断定殊难。外物犹尔，衷心弥甚矣。”这里是谈诗论艺的修辞学，还是思辨论证的逻辑学？和我们的日常思维、行为准则乃至对于真理的认识有无关系呢？在这个关系里，我们还会看不出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吗？
有人见钱锺书读书每每菲薄古今作家，即使对极伟大的作品也能挑剔出一二小毛病来，便批评他刻薄阴损，这仍然是以为瑕疵损害完美的“不够现代”的表现。伟大的著作，难道需要像一本准确无误的列车时刻表吗？只有认同伟大的艺术作品存在瑕疵会更独特，正如美人脸上生痣而更为俏丽一样，我们才会认识到，钱锺书那样细致入微的“挑剔”，其实就是赞赏啊。就此而言，奥维德和他还真是东海西海相隔两千年的知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