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学史上，以新式的俗语短篇小说（novella）文体写作故事集的风气，流行于十三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十三世纪末问世于托斯卡纳，至十六世纪得以编排刊行的《新故事集》（Il Novellino），内容并无多少新意，作者自称是写给那些“不知道这些故事以及想要知道这些故事”的读者看的。真正发生改变是在十四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开篇也标明了写的是“百篇新话”（cento novelle），稍后还有萨恺蒂的“三百故事”，十五世纪则有萨莱诺的马苏乔的“新故事集”、乔万尼•塞尔坎比的“故事家”，十六世纪有班戴洛的“故事集”。我们翻检最近出齐的四十八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以下简称《外文笔记》）以及早先的《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可梳理出关于这些作品的一些意见。
从笔记手稿来看，钱锺书首次读《十日谈》是在留学期间，用一八五五年初刊的沃特•基廷•凯利（Walter Keating Kelly）英译本。十九世纪英国绅士翻译的《十日谈》虽自称“全译本”，却多有节略，没有译出第三日第十话与第九日第十话的主干，钱锺书抄录了前一篇的大段原文。第二遍读，用二十世纪初的里格（J. M. Rigg）英译本，此本依旧有删节，但译文字句对应得较为忠实，可猜测这是钱锺书准备读原文时选用的参考书。有篇记叙愚汉受人捉弄，以为自己怀了孕，钱锺书批注：“cf. 猪八戒。”一九四五年岁末，在友人编辑的刊物上发表的《小说识小》提到：
第九日第三故事，愚夫楷浪特里诺（Calandrino）自信有孕，惊惶失措，谓其妻曰：“我怎样生得下肚里的孩子？这孽障找什么路出来？”按《西游记》第五十三回猪八戒误饮子母河水，哼道：“爷爷呀！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口吻逼肖。
抄读意大利原文《十日谈》在《外文笔记》中所占的单书篇幅差不多是最长的，未写成的“西学《管锥编》”必以此书为中心之一。钱锺书用的乌尔里科•赫普利经典文库本，由安哲罗•奥托里尼（Angelo Ottolini）编订，在“二战”前后二十多年间几次重印。他抄录的编订者前言，说薄伽丘的恋慕对象菲亚美达，与但丁的贝雅德里采及彼特拉克的劳拉不同，类于因怀情欲而激动得颤抖的斐德拉与狄多。因此，薄伽丘才会热衷于在《十日谈》中描述了一个无畏的群体，他们忘记了瘟疫所带来的死亡之可怕而设法追求快乐，嘲弄或是漠视旧的信仰，在“避难时刻”欢乐地获得了新生。钱锺书以英文批注说：
对于这种流行的浅薄观点，须看J. H. 维特菲尔德在《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Petrach & Renascence，1943）中的矫正意见，他认为韵体俚话与德范故事（fabliaux & exempla）等中古民间文学中的那种怀疑一切的嘲讽（beffa）精神，只是在薄伽丘那里得到了“发扬”而已。
看来他并不认为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与中世纪的传统是对立的、断裂的。一个新的时代可以否定上个时代主要表现出的价值与意义，但支持新时代前进的思想资源，仍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上个时代。
编订本前言逐一解说十位讲故事人的名号含义，钱锺书全抄录下来。年纪最长的那位女士帕姆皮内娅名字的含义是“丰产者”（Pampinea, la rigogliosa），“聪慧自信的女性，矜喜于自己的仁慈心肠，以及优美成熟的青春”。批注中先引用了路易吉•鲁索（Luigi Russo）的意见，盖言世俗世界成为新文人获取灵感的来源，女性就是这个世俗世界的象征。复记安哲罗•利帕里（Angelo Lipari）沿此思路的阐释，指出帕姆皮内娅的名字源于拉丁文（pampinus），表示“老藤生出新芽”，指向了为研究古代人文传统而做的准备。《容安馆札记》里认为，薄伽丘以这位女士首先象征着一种真正的创造力，同时这种力量又总是深植于传统的。
老迈的医生想要追求美貌的寡妇而遭到嘲笑，立即反驳称女人们吃葱韭（porro）不取葱头之白而只爱其叶青，与下文的“头顶皓白而尾梢常青”（il porro abbia il capo bianco, che la coda sia verde）用了同样的双关语。批注说这是意大利人的惯用语“esser come gli agli che hanno il capo bianco e la buccia verde”，即“好似白首而皮青”。对比主要的几种中译本，原文的coda（尾巴），各家或译作“叶梢”，或译作“尾巴”，而以肖天佑译作“发出的芽儿”并加译注传达得最为清楚。有个故事写情夫捉弄丈夫，令其在自家要卖的酒瓮中劳作，自己与女人在瓮外偷欢。结尾有一句：
in quella guisa che negli ampi campi gli sfrenati cavalli e d’amorcaldi le cavalle di Partia assaliscono
字面意思不难，仍以肖天佑译文为最佳：“就像安息草原上发情的公马向母马发起进攻那样。”诙谐文学语涉秽亵，很难翻译得传神，须以译注为补充。肖本译注只介绍安息的地理方位等知识，与此处语境无关。方平、王科一译本及王永年译本则无注。钱鸿嘉等人译这一篇，虽然错将dolium翻成了“果汁桶”，但此处加了一条注释，云“见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Ⅲ，785-786”，提供了求解的门径：那两行诗教妇人床笫行乐的姿势，“若生育女神给你（腹部）留下了斑纹，就摆个安息快马的样子”。钱锺书读书素喜在难解处下力，批注先列举了英文、德文和中国戏曲文学中将情妇比作马匹的证据，继而说“安息马”乃是“a veiled allusion to coitus a posterori”，“一种以‘aposterori’的方式进行交媾的隐蔽暗示”，画线的拉丁文词组并不是要表示逻辑学的“从后果推测原因”，而是拿《围城》里褚慎明见此联想到“posterior”（后臀）的自家典故开开玩笑。钱锺书的批注继而又猜测没准儿换了途径，走了“旱路”云云，体现出淘气的学者在这部“人的喜剧”中观察世俗风化的好奇心。
钱锺书对第三日第十话“放魔鬼入地狱”那段低俗谐谑很有兴趣，对比了萨恺蒂、班戴洛的小说，布鲁诺的喜剧，还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小说家索雷尔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家米拉波的连珠妙语，再将清人《燕兰小谱》这样的梨园掌故与《后汉书》这样的正史引在一处，错落有致、花团锦簇地为薄伽丘这段虽亵渎耳目却生机盎然的修辞加以赏鉴。这雪球后来越滚越大，《容安馆札记》第四百六十一则又引了拉封丹和英国谚语，第二百七十八则从另一个角度添上了若干中西诗文小说，讨论被引诱之女子从无知无欲而无餍无足。钱锺书为何喜欢这等令人脸红的故事？《十日谈》第三日第一话讲述一位青年农夫装哑巴进女修道院做园丁，所有修女争着与他偷情。批注里提到了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致恩格斯一封信的补白，认为可以解释这篇故事的道德含义，原信的内容掺杂着法文和德文，《全集》中译本作：
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一份记录上，可以看到一个修女这样一段自白；她天真地对着圣母像祷告说：“我求求您，圣母，给我任何一个人，让我同他犯罪吧！”可是俄国人即使在这方面也更厉害一些。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很健壮的小伙子在一个俄国女修道院中只待了二十四小时，被抛出来就已经成了死人。修女们把他折磨死了。的确，听取忏悔的神父并不是每天都到她们那里去的！
这尤可作为“互文”来阐发《十日谈》这种败坏旧风俗之故事的意义。而钱锺书的学术志趣并不在社会制度批判，他仍要将问题拉回到文学的坐标。《札记》中概述《红楼梦》主旨时说：
……傍淫他色，亦或判身与心为二橛，歧情与欲为两途。以桑中之喜，兼柳下之贞，若不有其躬而可仍钟斯爱，形迹浮荡而衷情贞固者……马牛之风无它，媾合而已矣。男女之私，则媾合之外，有婚姻焉，有情爱焉。禽简而一，人繁而三……重以爱欲常蕴杀机，婚媾每行市道，参伍而合离之，人世遂多燕女滥窃之局，文家不乏歌泣笑骂之资矣。
这番说理显得周道平实，于人性与文学两面皆有体察理解上的警拔和深刻，一方面注意观览世俗，着眼于社会组织上的道德评估；另一方面则从言语表达的传统方式、隐晦方式与新创方式中，启发我们在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变化中观察人类个体处境的异同。
《十日谈》之外，钱锺书曾记录威尔金斯的《意大利文学史》（一九五四）对十四世纪头一部仿作《三百故事》的评价，谓其对话生动、讽刺辛辣、绘声绘色，记历史小说家休利特（Maurice Hewlett）将作者萨恺蒂视为讲故事水平超过薄伽丘的作家。他熟读过的邓洛普《小说史》则引述并赞同将萨恺蒂的价值置于薄伽丘第二。桑科提斯在《意大利文学史》第一卷第十章说萨恺蒂是个“粗鲁随便、不讲规矩的家伙”，下文又说他“因袭陈腐”，“他写东西是因为人家已经写过了”，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抄录英译本、意大利文本各一遍，干脆把这一章都完全忽略掉了。须记得他曾说：“在读过的薄伽丘的继起者里，我最喜欢萨恺谛，其次就是邦戴罗。”
《三百故事》传世的有两百二十三篇，虽然数量上和班戴洛不相上下，但每篇都很短小，难怪钱锺书屡屡称之为“意大利古掌故书”。他用的是“李凑列经典丛书”的《著作集》（一九五七）本，《外文笔记》里抄录过两回，头回只摘了几段（包括与《十日谈》重复的“放魔鬼入地狱”）。第二回读则是详尽的通读和抄录。
一般只认为novella源自拉丁文“新的”一词，钱锺书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解释。汉语里“故事”“掌故”的字面意思恰恰与“新”相反，“小说”倒是颇为贴切：“小”未必意味着“短篇”，而主要表示“残丛小语”的“小”。钱锺书曾以《三百故事》第一百五十二篇中的一句（Questo famiglio volea pur parlare al signore, pensando forse d’averdanari per lo presentato dono; elle furono novelle che mai non poté andare a lui.“这仆人还想再跟其主人谈谈，以为他会凭着所带来的礼物得到些酬劳；但却是空扯无益，他再也无法接近主人。”）为核心，指出这里的novelle之含义相当于inutile，“无用的”。又解释小说中的nuovo一词，判断即与bizzaro（奇异的，古怪的）以及strambo（歪曲的，失常的）同义，第一百四十五篇里的“che parea il piú nuovo squasimodeo che si vedesse mai”（平生所见最为奇异的怪物）这句，钱锺书以英文小字在行间解释nuovo为“strange”（奇异的）、squasimodeo为“bogey”（怪物，恶棍），批注谓雨果小说名作中的“夸西莫多”（Quasimodo）即源于后一字。他认为这个nuovo及novelle的用法可以与弥尔顿《失乐园》第十卷“为什么上帝……竟会在地上造出这样新奇小巧的东西”（金发燊译文）中所用的novelty（新奇小巧的）相发明，且指出这个词带有着非难、贬损之意。尽管历来解释squasimodeo为“傻瓜”，但早先的《意大利语词典》也指出其字面义即“看似合理的”（quasi-rational），因此从“貌似合乎常规（实则相反）”这个组词的结构来源看，“傻瓜”“怪物”都是可以说得通的，钱锺书的看法当然是不落俗套的见解。
萨恺蒂的小说集第六十四篇写一老绅士浑身披挂、骑瘦马远赴他乡参加比武，伤痕累累地回乡遭人嘲笑。钱锺书记述前人研究意见，谓此篇可能是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一个原型。他揭示中西修辞的不谋而合则更为有趣，如第二十一篇写一人弥留之际无人问视，唯有苍蝇久留不去，好似在传达上帝恩赐的讯息，批注联想到《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虞翻别传》所云“生无可与语, 死以青蝇为吊客”，以及寒山诗“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等等；还引了德国荒诞派诗人莫根施特恩《致一只苍蝇》（An einen Fliege）：“Du bist zuoft der wundersame Trost/ von Eingekerkerten gewesen”（你的行踪对狱中人总是奇妙的安慰）；我们还熟悉鲁迅的那篇《死后》：“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这值得再添补一笔。
名列第二位“最喜欢”的“薄伽丘的继起者”，班戴洛也被邓洛普称为当时“所有意大利小说家中名气仅次于薄伽丘”。钱锺书晚年不满于“译文把那些枝叶都删除了”，用了三百三十多页的笔记抄读了半部原文，还难得地翻译了其中一篇，对班戴洛改写的古代故事中反射出的“客观真实感”或云“富于时代本质”的表现大加赞赏。他用的是一九二八年再版的Brognolico编订本，只抄录了五册中的前三册，涉及前两卷一百零三篇故事。第一卷第二篇是假托古波斯背景的中古宫廷故事，君主要与头号大臣在宫廷礼仪（cortesia）上竞争孰更高贵，每居下风，恼羞成怒要处死大臣，继而领悟到君主的职责在于分辨善恶，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追求美名。被赦免的大臣从刑场上走回宫中，对君主说：“世上有两种事物最为类似，即涨落不定的海潮和难以预测的风向，却有数不尽的愚人不辞辛劳地认真追求和关注着这些东西。”抄书至此，批注引罗伯特•伯顿的《解愁论》，“假若其人居于王庭，则抑扬趋附，随波逐流，因王者之喜怒而变化也”，颇见纸背的深深感慨。
班戴洛《故事集》影响了塞万提斯、德维迦、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及《第十二夜》也都取材于此书。然而较少有人谈到晚近才被列入莎翁全集的那部《爱德华三世》，关于英王与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的暧昧故事，可能也是从班戴洛《故事集》第二卷第三十七篇中获得的灵感：在意大利小说家那里，英王使出万般苦缠功夫最终娶了孀居的少妇，而莎士比亚要表现英雄襟怀，遂将儿女情事拦腰砍断。钱锺书读这篇时非常赞赏班戴洛的生花妙笔，不仅摘录了大段的对白与议论，甚至在描述伯爵夫人母亲一处以眉批叹说：“very good!”
《外文笔记》还抄读了博乔•布拉乔利尼以拉丁文写成的《笑林》（Facetiae）英译本，“笑林”是杨绛译《吉尔•布拉斯》注释中的用名。杨绛译注中所引的那条《笑林》，说的是富有的教士厚葬爱犬，遭主教指责，辩称狗留下了遗嘱，将它的部分财产给了这位贪财的主教。译注说这个故事是欧洲最早的传说，后来传入法国特别流行，并举出了另外三种受此影响的作品。这番丰富的知识其实是从邓洛普《小说史》里抄来的。傅雷一九五四年致宋淇信：“闻杨绛（译Gil Blas）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中文阐释者们向来根据苏俄学者的解释，称facetia为“猥亵小说”，指“一种内容不健康的色情小说”，实际上，它只是指文艺复兴时期以拉丁文写作的novella体。不过博乔的这部“段子集”的确也是偏爱低俗、秽亵的情节。作为担任过半个世纪教皇秘书的他和教廷里的同侪们曾为了打发时光，建立了一个叫“谎话作坊”（Bugiale）的俱乐部，肆无忌惮的谈资成为日后拉丁文习作的素材。博乔乃是著名的古典学问家，他让很多古希腊罗马文献重回人世：在法兰西与日耳曼各地修道院寻访中古钞本的过程中，他从释读、誊抄的工作中接触到活生生的古人智慧，发现了未经“黑暗时代”之阴翳的世俗文学的魅力，这也就是他想要写这么一部离经叛道的小书的原因。
《外文笔记》还有以打字机摘录的查理•斯佩罗尼的书，今有中译本题为《诙谐的断代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搜罗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几位意大利诙谐作家，除了卡斯蒂廖内《廷臣录》是钱锺书详细读过意大利语原文的书，其他应该都没在别处读过。在笔记中有一处表达了钱锺书的独到之见，多米尼奇在那部最大部头的掌故集中记述有人纠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拉丁文法错误，他傲慢地答复说：“我是罗马皇帝，高于语法！”批注中引了古罗马作家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法学家》的拉丁文原话：“你作为元首能赋予人民一个身份，但不能给词语一个用法。”虽两造相隔千年，却简直就是同一情景下的当面反击。
一九七八年，钱锺书在意大利开会发表英语报告，题目是《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先举《十日谈》第四日“入话”（未涉人世之少年入闹市见美色女子而惊异，其鳏父骗他说是母鹅，回家后少年唯思求得一“母鹅”）与《续新齐谐》卷二、《聊斋志异》卷七“青娥”但明伦评相比照，复举《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中孔融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名言与博乔《笑林》及萨恺蒂《三百故事》中相同的“少年谐智”故事，认为中意文学一定存在着尚未揭示的古代交流途径，“它们很值得研究”。英文原稿涉及的材料更多，乃是原来笔记批注的删略。其实，博乔的《笑林》还有好几篇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比如“丢驴吃药”，比如“爷孙赶驴”，还有今天很多人在童年时听过的阿凡提故事（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但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