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天涯的斯诺登前程未卜，但我们对“棱镜门”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谁接受他政治避难之类的问题上。接下来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是什么使得“棱镜门”成为可能？

监控公民的言论和行动，在美国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1948年7月1日的一次晚宴中，爱因斯坦曾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现已解密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那时FBI是如何监控爱因斯坦的呢？手段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简直太像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了。

在今天看来，这类手段实在太落后了，为了监控爱因斯坦一个人，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如今互联网完全改变了局面，随着人们在生活中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实施监控的成本越来越低，并且可以同时对大批目标实施常规化监控。正是互联网使得“棱镜门”成为可能。

互联网现在经常让我联想到核武器。

在核武器之前，人类早就发明过无数杀人武器，但核武器与所有杀人武器都不同。例如，虽然世界各拥核国家已经制造了千千万万件核武器，但它从问世到今天只实际使用过两颗；又如，人们已经为核武器展开了裁军谈判，而人类从来没有为了别的杀人武器展开过这样的谈判。为什么核武器会有此“殊荣”？显然这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人们不会为了机关枪展开裁军谈判，但核武器的杀伤力实在太大，它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得不开谈判尝试共同限制它。

如果说当年FBI监控爱因斯坦只是使用了机关枪，那么今天的“棱镜门”就是使用了核武器。技术手段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杀伤力，同样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人们对核武器有了戒心；那么出了“棱镜门”之后，我们对互联网也应该有戒心了。此事让大家看到，原来我们的个人隐私，只要有人想监控，它就可以荡然无存。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相信，技术是中性的，只是要看谁掌握了它、用它做什么事情。对于大部分已经出现的技术而言，这个信念目前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反例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DDT是不是中性的？三聚氰胺是不是中性的？

其实核武器也未必是中性的。虽然迄今为止它只被当时的“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施用了两颗，但美国当时研发原子弹是被形势所迫——因为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为希特勒研发原子弹。那些本质为恶的东西，经常会在这样的机制下“劫持”人类：看到坏人要掌握这种为恶的技术时，“好人”被迫跟进。原子弹就是典型的例子。

互联网的“中性”色彩当然比核武器要浓烈得多，它最初也不是作为杀人武器研发出来的。但DDT最初也不是作为害人毒药研发出来的，所有的杀虫剂最初都不是作为害人毒药研发出来的，但现在杀虫剂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摆脱不掉的魔鬼。这情形和互联网非常相似。网络最初只是科研的工具，后来它和商业结合，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结果它就开始做坏事了，恐怖分子用它作联络，美国政府用它搞“棱镜”。而我们作为一般公众，在沉溺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虚幻娱乐（实质上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为大公司赚钱）的同时，却使得我们的个人隐私逐渐走向毫无保障乃至荡然无存的境地。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正在利用这一优势为维持它的霸权服务，“棱镜门”只是冰山的一角。为什么斯诺登要挺身出来揭露“棱镜门”？为什么人们会把这个事情跟自由联系在一起？有人赞美斯诺登说“这样的人可以拯救人类”，也许就是看到了事情的这一层。为自由献身的斯诺登，也许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了，但他做出来的事情确实影响深远。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已经从瓶子中被放出来的魔鬼，那我们如今只好与它同行。但随着“网络战”战云密布，人类开启“网络裁军谈判”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载2013年7月5日《解放日报》

薄暮空潭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