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从文的一生，断为两截。前为作家，后为文物专家。

沈从文的这一人生转折，开始是模糊的，即便是1948年3月，郭沫若等人在香港撰文，激烈高调地表明左翼阵营对沈从文的敌对态度，他仍在徘徊。直到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一个条幅落款处写道："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

这个决定是明白清楚的，似乎也是决绝坚定的。

1953年，最高领袖当面叫他再写几年小说，接着胡乔木表示可以为他重返文学岗位作出安排，他都以沉默拒绝。文物，也是他的宿爱，也是他生命热情投射的地方。前年，当辅仁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并，聘其任国文系教授，并且薪水加倍，沈从文也是拒绝。他说：教书有的是教授，而文物研究"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具有学术革命意义"。

正是沈从文在这个历史剧变时刻的抉择，使他的后半生相对获得平安，得享高寿。而且，他的生命又耸立起一座高峰--辉煌的文物研究成果，无可置疑。

现在--近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太多的人感叹他的睿智和远见。时间让我们明白，也使我们超然，然而却删掉了多少丰富的沉重。

事实上，沈从文的这个决定非常非常脆弱，或者说，这个表面看来"壮怀激烈"的决定，是摇摆的，是"脚踏两头船"的。

--文学，这个"梦中的橄榄树"，依然翠绿着摇曳。

二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给昔日挚友、现处"庙堂"的丁玲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放弃文学"并不什么可惜"。但又说希望日后归队，再用笔写小说或历史传记作品。此时离决心"封笔"，仅仅隔了9个月的时间。

在此前后，沈从文经历了精神崩溃，自尽未遂，逐出北大，但终于碎裂后粘合，涅槃后重生。他渐渐平静下来后，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每天"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遮雨。""至少得有十二时在外"。他超负荷地沉醉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面对冷落、偏见、不屑、嘲弄、作践，有时"一面工作，一面流泪"。

但是文学，没有死去。现实的生活，新的境遇，往事的回想，常常使他敏感的神经引起文学的回声。

在华北大学学习改造期间，厨房里的炊事员"临事庄肃"、"为而不有"、"朴素的伟大"感动了他，满怀着融入新时代的渴望，写了小说《老同志》，改了七稿。写完第三稿五千多字时，他哭了，感到"我的头脑和手中的笔居然还得用"。但小说屡投不中，托丁玲随便什么小刊物上用，还是失败了。

1951年10月，历史博物馆安排他去四州参加土改。他离开了风暴中心，为能参与历史进程，呼吸新鲜空气而振奋；特别是他爱过、讴歌过的河水山壑、僻野乡土，那些气息、声音，那些吹拂着的风，使他又激动起来。

船至汉口，沈从文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在巫山码头，沈从文在雄奇的景观中，望着山水人物，物产古迹以及"高高吊脚楼"，想在"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用笔时极有用……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将"成为一种历史"。

在永昌，沈从文下船与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妪谈了两小时，第二天一早又谈。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只要身体"支持得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

到了内江县四区烈士乡，川南起伏的丘陵，"返着明光"的梯田，褐色的土地、淡绿色的甘蔗林、透明潮湿的空气、"几户人家在竹林间扬起炊烟"、"自然的静默"，以及老妪、小孩、"白布包头蓝长衫"、村中干部等等各式人物，"一切如童话中景象"，在沈从文笔下交识、融会成一段完整的、和谐的旋律，"看起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他兴奋地写道：有些人物"已活在我生命中，还要活在文字中"。"新的人事印象的复合，我还能组织起来"，"恰和粮食种子撒到这地方的土地中情形一样，生长成熟是常态，而抑郁萎悴倒是变质"。"我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者"。"太动人了……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

他向命运哀求道："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

这封写给张兆和近七千字的长信，可能是沈从文最美的文字之一。正如张新颖教授所说，不必将沈从文的信"攀附散文"，它就是信，很美的信。

1952年3月，沈从文回到北京，翌年接到开明书店通知，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的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开明书店与沈从文有着极深的渊源，沈从文非常痛苦，"在床上听悲多纹，很觉为生命悲悯"。在给大哥信中说："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

他预见的"迅雷烈风"，终于未能避免。在这样的打击下，创作无从谈起。

但土改的经历给他印象太深了，人物情事已形成的胎盘，一直在他心中储存和酝酿。1955年，他开始偷偷写中篇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直到1958年2月完成。虽然内容是反映阶级斗争，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背离了时风，重现了他往日的风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没有拿出来，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世后，小儿子沈虎雏从一堆残稿中意外发现，给母亲看，张兆和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三

沈从文也曾经想写历史人物。1953年秋冬之际，胡乔木安排严文井约请沈从文写历史传记30种。他一定筹划构思了很久，已经呼之欲出，待到动笔，却无法写下去，"因为到执笔时，即想起焚书事，引起工作失败感"而告终。

1963年入秋后，沈从文有一次南方之行，到了长沙因天寒地冻不能外出，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起二千年前的两个古人：

……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卅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

他给张兆和写道："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他热切地盼望能把这两个古人写出来，希望给他一个创作时间，但一回北京，繁忙的工作把他包围了。

过去想写甚至已有成熟构思的作品，沈从文也想把它们写出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壮烈牺牲的故事，沈从文1944年就萌生写长篇的想法。在四川土改时，就想以内江为背景来表现，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如有半年时间"，"会生产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

小说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思了许多年，有人计算有44封信谈到此书的写作。1959年刚过，写作的欲望冲动起来，他考虑请一年创作假。6月、9月两次到安徽采访烈士亲属、各方搜集材料，并终于执笔完成三个章节。令惋惜的是，嗣后，中国作协在青岛和江西安排了优越的条件和较长时间，沈从文却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三十年惟一一次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小儿子沈虎雏分析，写不下去的原因，既不是他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当时社会上跌跟斗的人太多了，那几年阶级斗争逐渐又成了主调。他对政治动向有感觉，顾虑越来越重，知道自己大概不宜再想此事了。

沈从文还想把虽已刊发，但不完整的长篇小说《长河》写完。黄永玉认为这是从文表叔的又一杰作，他的"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是他新风格"一个重要的开端"。"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注意力很难不集中的人分了心。"这么多年了，沈从文并未忘记它，1976年8月上旬，给巴金信中表示要"把原本有完整设计的《长河》四卷努力完成它"。但终于没能遂愿。

四

在文革中，沈从文被抄家8次，书籍文稿尽失，关"牛棚"，住房被压缩为一间，以70岁病残之躯下放湖北咸宁干校。但写作念头仍然强韧。其他不宜再写，就写家乡往事、回忆录。频繁迁徙，艰苦生活，长期折磨他的疾病日益严重，沈从文却兴致勃勃地开始写表侄黄永玉的家族传奇。这是个大构思，是"史诗小说"（李辉语），只写了个引子达八千字，情节一波三折，人物扑朔迷离。下放在河北磁县劳动的黄永玉意外收到"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的手稿，感慨不已。遗憾的是，从此没有了下文。

他一直想写回忆录。1962年1月5日60大寿，他在南昌，即想把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结合，给两个儿子留下纪念。1973年沈从文71岁，生命意外地出现奇迹，缠绕他20多年的病痛全部消失，久蓄的工作热情得以暴发。"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做事，不知什么叫疲倦"。10月他在繁忙工作中，完成了"一些回忆的贯穿"--《新稿之一》，准备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去，维持三两年"。但因为工作、地震、身体衰退等原因未能继续。

1979年10月30日，沈从文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出席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怀着"归队"的心情对记者说："我还要写小说 ，写第二部自传性的小说。"1981年写了《我生长的地方》，但未完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陆续不断地写悼亡文章、散文，为必要的熟人文集作序，但写得很艰难，大都没有成功。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手不能握笔，说话只能吐露简单几个字的状况下，还看了散文残稿《凤凰观景山》说："这个可以发表，我要改好它。抄出来改。"

这一年，他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女儿的信，表示要见她。5月10日下午，在见面时，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86岁。

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念叨的是文学；他死在文学的岗位上。

五

沈从文那么深入沉醉于文物，拿下了绸缎史、家具发展史、漆工艺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他历经21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外在干扰阻碍、艰难曲折，在文革中从一堆隔天即销毁的废纸堆中侥幸抢出，终于完成了一部不朽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对曾经奋斗过的文学事业仍然怀着"幻念童心"，至死不渝。这是令人深长体会的。

著名文学家韩石山有一个演说，他说：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科学家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当更高"；"文学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沈从文曾谈到文物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异同，认为文学创作要更困难一些。"写作中除了'生活''思想'和'技术'以外，还需要一点什么东西……缺少了它，即写不出，写不好。"

韩石山的"智慧"、沈从文的"一点"，究竟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说，可能也说不清。窃以为，这没有说的，说不清的，便是文学的秘密，也是文学的魔力。中了文学的魔咒，也许就没有脱身的时候了。

沈从文因为后半生又崛起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他离开文学岗位，便有多种说法。

张新颖教授曾经谈到许多人对沈从文搁笔、转业，深感可惜，认为把沈从文只看成一个作家，那是把他看"小"了。（把整个印度来换莎士比亚，英国人都还不肯呢！）他更有后半生思想者、实践者的身份。颇有沈从文后半生过得"值"的意思。

黄永玉说，解放后文学仍然是从文表叔内心深处的中心，但又说："他默默地，含辛菇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窃以为，沈从文应当是有遗憾的，而且这个遗憾是深刻的。他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完成自己的天才，他心中的稀世宝贝没有让历史保存。沈从文后半生从未发表过的300多万字、8卷本的书信，张新颖教授认为"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至少使得当代"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但是，它们毕竟不是沈从文的有意创作，他有意的天才创造被湮没了。

黄永玉说："从文表叔尽管撰写再多有关文物考古的书，后人还是会永远用文学的感情来怀念他。"有人说，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窃以为，黄永玉这句话，堪称最好之中的最好。

可以猜测，沈从文心灵在最后衰微的躁动中，应该缺少一点充实生活过的平静和满足。

因为，"梦中的橄榄树"，还在梦中，永远在梦中……

（《名人传记》2017/5，有改动，此为原稿）

主要参考资料：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沈从文年谱（1902-1988）》吴世昌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沈从文家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 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5月

《沈从文精读（下）》张新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沈从文与我》黄永玉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

《张新颖：念兹在兹沈从文》萧岩 新民晚报2014年11月2日

《何为文学，如何写作？》韩石山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