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书是思想智慧的宝库，从《孙子兵法》到《曾胡治兵语录》，历代史籍辑录的兵书有3380部，23503卷；目前尚存2308部，18567卷；如果加上其它散佚的，中国古代兵书估计在4000部上下，约3万余卷，是一座黄金宝库，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孙子兵法》作为"百世兵家之师"，造就了我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将帅和军师，从曹操到曾国藩，历代将帅都熟读研习《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家著作也造就了共和国的将帅，甚至与中国革命也关系很大，毛泽东就深通兵法，对《孙子兵法》深有研究，是大军事战略家。兵法现在也广泛地运用于现代经营管理各领域，中外学界业界都很推重。毛泽东更是将兵法用于干革命、搞建设，结果是一胜一负，有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本文是给MPA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班上课的讲义，凡征引史籍资料及前贤见解均未加注释，尚希读者鉴谅。
一、毛泽东与湖湘兵学
革命领袖毛泽东自小熟读古书、兵书，从《孙子兵法》到《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都自小诵读。毛的母家文氏是读书人家，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向表兄文咏昌借阅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且放在家中读了很久。郑观应很早就提出"商战"，在自序中郑氏说："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20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听过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湖南人魏源作的《孙子集注序》。魏源是鸦片战争时和林则徐一起最早开眼向洋看世界的先贤，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兵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对后代人影响深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门课，作了详细的课堂笔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兵书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6月26日毛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就湖南响应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帝制中首先宣布独立一事作评论："……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其"地有所必取"等句，即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原文是"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所论战局时事说明青年毛泽东独具慧眼，那时的毛"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孙子兵法》军事战略观点分析了当时湖南独立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成败之枢纽"作用。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南北军事之要冲，为云贵蔡锷南军北进之必取，亦为袁世凯北洋军所必守，湖南倒向护国军宣布脫离北洋政府而独立，对云南蔡锷来讲，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举国反对声中，袁帝制不久即轰然而垮。
据毛的秘书也是湖南人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典，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青年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都十分佩服他们的湖南老乡"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现存1917年8月23日毛致同乡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又在多次场合讲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是消灭太平天国用力最多的人，称赞多于贬抑。《曾胡治兵语录》是中国古代兵家最后一部兵书，作者蔡锷也是湖南人，他辑录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的一些治兵言论，编成语录体兵书，用作云南讲武堂教材，其学生中就有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徳。曾、胡也都是湖南人，李锐说："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大家都知道毛有字曰润芝，其取名可能与他所喜爱的《曾胡治兵语录》有关，因为胡林翼有号曰润芝，或许是出于对这位同乡先贤的崇敬，也可能是对其兵学思想的推崇，毛给自己也取字润芝。
近代湖南自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王闿运，一直到黄兴、蔡锷、杨度等，出了众多兵家将帅和纵横捭阖之士。从儒将曾国藩创办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立事立功，到民主革命先烈先贤谭嗣同、唐才常、黃兴、蔡锷，为宪政民主拼杀，近百年来兵学气氛浓厚，儒林士人知识界讲究经世致用，研习兵学实学，形成近代湖湘兵学氛围，并相沿而成为传统，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极大。现存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所作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写有："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然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表现出毛对孙子十分推崇。毛并抄录《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又评论说："孙武，吴羁旅臣耳，吴不能尽其说，故功成不受官"。这些笔记言论说明青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可谓深得其道，入了门是行家，对兵学有独到深刻的理解，其对孙武的评价也很有见地，许为"立言君子"。
毛泽东早年也有从军经历，辛亥革命爆发时，毛剪辫明志，立即报名参加湘军，投笔从戎，并很快开赴武昌前线支援首义的湖北新军，但革命很快胜利，作为士兵的毛一仗未打就很快退伍回湘重新读书了。虽未打仗但从军经历必定使毛加深了对军事的认识，以后天下战乱，军阀混战，更使立志救国的毛加強了对中国传统兵学的研习。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长易培基，也是一位湖湘兵学研习者，且颇具功力。他写的《读孙子杂记》长篇学术论文，于1919年5月在《国故》期刊上发表。毛泽东与易校长过从甚密，必定是读过这篇论作，并有可能在一起切磋。易培基校长不但自已研习兵法，而且主张学生也要学点军事，在校内组织了"学生志愿军"，把学生编为一个营两个连，毛被委任为"军官"，是一连上士连长。湖南一师除在课堂讲授《孙子兵法》和《曾胡治兵语录》等兵书外，还在课外搞军训，学习军事技能。"学生志愿军"的宗旨为：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如此浓厚的学军尚武校园文化，使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深受近代湖湘兵学传统的熏陶，以一介书生谈兵论战，而立志救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也的确以安天下、济苍生为已任，他曾与同学萧子升不带分文沿洞庭走数县行乞考察民情，又故意在喧嚣闹腾的街市聚精会神地读书，以托钵苦行僧的形式刻苦磨炼自已。
近代湖湘兵学是以曾国藩治湘军为主要内容，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并加了不少按语，上引《孙子兵法》，下述自己的见解。而作为儒将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将士灌输儒家意识形态，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蔡锷就十分推重曾氏"带兵如父兄带子弟"的思想，后来的国共两党治军，也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其影响并加以运用。蒋介石就十分看重《曾胡治兵语录》 ，不仅将其印发为黃埔军校教材，而且亲自增补了"治心"一章，而所谓"治心"，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于1943年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又在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重印。蒋介石增补的《曾胡治兵语录》，能在反蒋气氛浓烈的共产党管区出版，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的重视和喜欢这本书有关，沒有毛的首肯，此书能出版确乎是难以想象。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早年写过强身健体论体育的论文，自已坚持冬泳、冷水浴，要以強健的体魄迎击革命的大风暴。五四运动前夕他追随老师杨昌济先生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半工半读，又受到各种激进主义的影响。主义是虚的，兵法则是实的！兵法来自战争经验的总结，真刀真枪，死人流血，来不得半点的虚玄，讲的都是实在话，硬道理。而主义当时则是多如牛毛，且越谈越玄。兵法和主义，一实一虚，对毛泽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毛在北京研习并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当时社会主义最时髦，无政府主义最走俏，克鲁泡特金为思想界的皇帝，克氏所著《互助论》竟取代严复译《进化论》，而为中国热血青年所追捧。1919年12月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即"本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并规定："所得归公，各尽所能，团体供给"。并声称要以此模式改造中国。毛泽东在北大热切地参加了工读互助运动的筹备，不久回长沙办夜校、新民学会，宗旨也是互助。毛还在岳麓山筹办新村，后又办"文化书社"，"投资不收本，永不要利息，财产公有"。这些虚玄的思想一直印记在毛泽东的脑海，建国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发表"五七指示"，又指示亲近侍卫汪东兴在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几乎是当年工读互助团的翻版。
但毛泽东也讲实事求是。1919年7月北大教授胡适针对学风浮躁，主义如毛，发表了著名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文，引发争论。这场争论后来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时被说成是胡适反马克思主义，而遭到李大钊痛批。其实当时空泛的主义最盛是无政府主义，有一个姓李的四川人，因崇拜俄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从其名中各取一字，给自己取名曰巴金。胡适主张少谈些的是泛指诸多空洞的主义。而陈独秀、毛泽东也都赞同"多研究些问题"。如陈独秀说："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毛泽东则组织"问题研究会"，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并细化为七十一大类具体问题，准备作深入研究。同年留法勤工儉学运动起，毛选择留在国内研究实际问题，而沒有随大流。毛泽东也标榜主义旗帜，但更重视研究实际问题，在虚实之间，毛更看重实。毛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从北方"送来"的主义一旦为毛所信仰，也就告别了其它许多虚的主义，使其一生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按共产国际的部署，与国民党合作搞国民革命，1927年国民党蒋、汪先后"清党"，中共开始搞独立的武装斗争。"八七会议"面对严峻形势及党内左、右倾玄谈，毛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句相当直白的硬道理，是一句大实话，也蕴涵着兵家智慧。毛泽东向党中央请求回湖南做"绿林"工作，率领一支工农武装上井冈山，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35岁的毛泽东滿腹韬略，审时度势，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大战略。上山时毛是不是随身带了一部《孙子兵法》不可详考，但他的确是运用孙吴兵法来指导革命战争，连续击破国民党军三、四次大围剿，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打了不少胜仗，并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口诀，被誉为"游击战之父"。十六字令在当今商战中也被广泛运用，被改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的新十六字诀，用以指导厂家灵活经营，不断创新。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卡尓·施米特写了一篇《游击队理论》，对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令大加赞赏，认为其理论简洁有力，充满谋略。
兵法不讲乌托邦，来不得半点虚玄，用兵出招要的是过得硬的本领和智谋。毛泽东熟读兵法会打仗本是好事，却遭到党内好谈虚玄的左倾同志批判。据郭化若中将回忆，1931年8月10日下午讨论反第三次围剿的军事会议上，毛在发言就引用了《孙子兵法》，但留苏喝过洋墨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博古等，却攻击毛泽东"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按照极左阶级分析观点，曾、胡、左剿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劳动阶级势不两立，他们与红军能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令极左分子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参照了曾国藩为湘军编制的《劝兵歌》、《爱民歌》等，其中个别词句都一样。儒将曾国藩善于"治心"，做"政治思想工作"，编一些儒化歌谣让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中印入脑海，平时自觉约束自已的行为，或可称之为"以德治军"。这当然对毛泽东很有启发，所以如法炮制，加入了一些新的革命词句，旧瓶装新酒，为工农红军所用。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在苏区极左气氛笼罩一切的情势下，深藏兵法谋略的毛泽东不敢承认自已读过孙武子和曾国藩的书，但仍被扣上"小农意识"的帽子，剝夺了军事指挥权。"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被视为土包子。毛从未出过国，沒有条件读外文马列原著，当时马列的书也没有翻译几本，《共产党宣言》是1921年党成立前夕才由陈独秀、戴季陶托陈望道匆忙译出，中共"一大"代表诸君多人此前甚至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更是三四十年代才由王亚南等译出，当时想读马列的书也读不到，早期共产党人学马列不过是读了布哈林《共产主义ABC》，或郭沬若译日本人河上肇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正如毛泽东坦言，马列主义是苏联人"送"来的，中国革命亦由共产国际部署，这就使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理论和组织上占据了制高点，他们背诵马列教条是一套又一套，具有乡土农民意识而更讲究实际的毛受到了排挤。但是，这些不读《孙子兵法》而读了很多马列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老打败仗，致使红军被迫长征，实际上是向西逃跑。渡湘江时采用甬道式推进硬拼打法，使红军折损大半，与湘鄂西贺龙部会合的意图也被敌识破，红军实已到危亡之秋，再硬拼盲目西走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时才有人想到了有兵略的毛泽东，请他出来救红军。
遵义会议上，"二十八个半"之一的何克全（凯丰）仍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说毛泽东："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了孙子的另一句话，'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读《孙子兵法》有什么不好，居然受到教条主义者如此这般的攻击？但死记马列教条的人却不会打仗，沒读多少马列而熟读传统兵书的毛却最能打仗！毛实际上是红军中最有谋略的人。此时"二十八个半"大势已去，毛泽东大胆承认："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他曾亲口对吴黎平说："我确实读过《孙子兵法》"，并称赞"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得很好！"奇正相交，是矛盾的两方面，要出奇制胜。他还引用《孙子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来说明作战指导应不拘一格，敌变我变，因地制宜。又引用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话，来说明指挥应具有灵活性，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有学者认为，孙武把灵活变化视为作战用兵的最高境界，"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以其不拘一格、灵活至极的兵法艺术指挥革命军队，也做到了用兵如神的境界。
毛泽东自己最感得意的战例是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出奇兵。1934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对红军的领导，毛打破常规采用灵活机变的战术，时蒋介石也亲临云贵前线地区，亲自调集指挥各路人马对红军围追堵截。毛蒋斗智，不知鹿死谁手。然毛总是算在人先，处处都想在老蒋前头，抢在敌先，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使蒋介石摸不到头脑，处处被动。红军出其不意，四渡赤水，不走弓弦走弓背，虚张声势，"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示形动敌，调动敌人，避实就虚，专钻敌人的空隙，"强而避之"，"佚而劳之"，把敌军拖跨，终于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强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描绘出毛"平生得意之笔"。毛泽东在千钧一发的危亡之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叫人心服口服，这才真正确立了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后在"文革"中虽被斗得死去活来，回忆起长征仍深有感触地说："长征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不是由毛主席来指挥，打着圈子四渡赤水，调动敌人跟我们走，那么红军可能要被打散。毛主席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有了对付敌人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
但最近解密的资料也表明，国民党的机密电报密码早已被中共破译，其时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川北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时刻截获并破译敌电报，每到晚上就传到周、朱、毛"三人团"手中。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绰号"本子"，不用查密码就能译出敌方电报。这就使朱毛红军在暗处，蒋军在明处而睁眼瞎。但是，此前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也能破译敌电报，却为什么处处被动打败仗呢？所以，即使能破译敌电报仍不能否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只不过可不再视蒋介石为饭桶，因为他至死也不知道己方电报被破译，才当上了"运输大队长"。毛蒋斗智斗勇，两人都熟读孙吴曾胡，但毛泽东棋高一着，除情报工作略胜一筹外，毛泽东也的确是更善于用兵者诡道。情报工作就是诡道，人们都熟知中共早期"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釜底抽薪窃敌密码的故事，而破译敌电报甚至在五次反围剿时就用上，后来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更深入敌中枢，如地下党员熊向晖是胡宗南机要秘书，使毛率几百号人的"昆仑纵队"敢与胡十万大军兜圈子，在"灯下黑"中最感安全。三大战役蒋军作战更无机密可言，国防部作战方案徐蚌前线指挥官杜聿明尚未见到，就已传到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办公桌前，这是因为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司的郭汝槐是中共地下党，蒋下野后国共和谈国民党代表团中的刘斐又是地下党。后来杜聿明特赦后与郭、刘见过面，感叹自己当时"仗没法打"，郭汝槐只是笑曰："各为其主"。中共隐蔽战线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其自始至终的总负责人都是周恩来，临死时他透露，传奇般的湖南策士杨度也是隐蔽很沉的中共地下党员。《孙子兵法》第十三篇即"用间"，孙子提出"无所不用其间"，能用间正是深通兵法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此当然更有体会。而"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周恩来因此也成为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也正因为情报工作的重要，遵义会议前及其后中共核心"三人团"成员均不可缺少周恩来。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通兵法，多亏了他年轻时研读了《孙子兵法》，这比博古、凯丰等留苏生们生搬硬套马列著作要强十倍。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王明回国后秉承苏联旨意，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则强调独立自主，伐谋伐交，在千里狼烟中他很快找到用武之地，开辟敌后游击战，放手发展自己。事实再一次证明毛谋略高人一筹，他仍把基点放在农村，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建立敌后根据地，蒋介石鞭长莫及，无可奈何。深通兵法的毛曾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郭化若，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让国民党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并说："对国民党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毛本人也有不朽的军事著作出版，发扬《孙子兵法》正奇权变战略战术。抗战胜利后毛迅速出兵占领东北，取得了决定性战略优势，后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击垮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用枪杆子建立了共和国。毛泽东总结战争经验，告诫"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这些思想都闪现着《孙子兵法》的身影，可谓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三、军事化管理
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和思想家，我们现今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思想，追溯其来源，传统兵家思想无疑当为其重要来源之一。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这个摡念早已不属于毛个人，而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真正毛个人的思想或许不一定是毛泽东思想。那么，毛个人真正的思想精髓在那里呢？就是克敌制胜的兵家谋略。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为共产党在中国夺取胜利伐谋策划，指挥若定，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成为无人可匹的统帅。
毛泽东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薰陶，1916年2月29日毛致信同学萧子升，商讨"中国应读之书"，有"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并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虽也读过严复译的西书，但当时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实在是太少。毛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没有翻译出版几本马列的书，毛的外语能力尚未达到通畅地阅读原著的水平，而外文书当时更是踏破青山无觅处，到延安后才"逼"着研读马恩列斯，而当时也仅是将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列主义的教科书来读。解放后毛泽东有条件博览群书，但人们发现读得最多的仍然是古旧史书，毛并要求许世友等将军们阅读《红楼梦》，自已读《二十四史》也写下了大量眉批笔记，西方典籍之于毛泽东则兴趣不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硬是要割断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思想的联系。
李锐说："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央委员，是当今研究毛泽东的党内权威专家，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真实的毛泽东。李锐说毛的故居是"满墙古籍，半塌旧书"。中央开会时毛主席会经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应该说李锐所述毛泽东晚年搞"文革"那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是越来越远，更多的是回归到传统的权术，这一点似无异议。但深挖其根源，也可追溯到毛青少年时代所学湖湘兵法纵横捭阖之术，也要估计到看古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李锐1958年应召来到毛的住所，后有诗谈其印象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中国传统古籍伴随了毛一生，这当然是有利也有弊。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精粹在那里，是西方苏俄的舶来品吗？恐怕不完全是！实际上正是克敌制胜的湖湘兵学和传统权术构成了毛泽东个人思想智慧的核心。
毛泽东也最欣赏马列斗争哲学，因为这与兵法克敌制胜思想相当合拍。毛自己革命、斗争、奋斗了一生。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为表率，他要全国人民也象他一样奋斗，改天换地，人定胜天，"欲与天公试比高"。共和国成立后，他沿用过去革命根据地那一套经验搞建设，继续革命，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青年时代残留在他脑海中的乌托邦主义也找到了试验场所，虚实结合，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最后却遭到惨痛失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1949年1月1日的"新年题词"，毛主席以领导革命战争成为人民领袖，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解放后他要领导人民打一场新的人民战争，将一穷二白的贫穷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隨着四大野战军进军全国的脚步，数百万军人转业地方成为转业干部，此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转业干部对经济工作都很陌生，可谓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此时毛对军事仍情有独钟，希望军队在新中国生产建设事业上立新功。怎么建设，当时有两种经验可供借鉴，其一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其二为根据地党政军合一的军事化管理经验，毛泽东以其睿智将其摡括为"组织起来！"并迅速铺开在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毛性情毫迈，从不服输，顽强奋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亿万民众在毛指挥下战天斗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天下固可由马上得之，不可于马上治之，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总结过历史经验，如今再用军事兵法那一套治国，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吗？
毛主席不讲经济规律，以用兵打仗那一套指导经济工作，的确是犯了重大的错误，他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军事化手段指挥经济工作，用人海战术，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两个元帅升帐"，千军万马齐上阵，又办公共食堂，瞎指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民公社用军事编制组织社会，试图用"组织起来"的办法"穷过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各地人民公社还将青壮年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组成连，以大队为单位组成营，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团，进行军事化管理，按时吃饭，统一上工，统一休息。这些连、营、团既是民兵组织，又是生产突击队，劳动力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调动，"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连赫鲁晓夫都说中国"把公社转变成了军事组织"。军事化的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党政军合一，人、财、物大权集于一身，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统一经营，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搞"一刀切"，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大搞人民战争，组织起亿万民众用人海战术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军事化深入到全国各单位各个角落。
大跃进的失败也并沒有使毛泽东放弃军事化管理，隨着中苏交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提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大办民兵师"，军训成为六十年代的全民功课。毛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军事化的全面控制反而加强了。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并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要把全国办成一所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实际上是一座大兵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王铁人"、"新愚公"、铁姑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也都有军事化色彩。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也多是士兵。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文革初有一位青海军官门合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搞的是形式主义。当时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是靠"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当时读毛著，其军事著作确实吸引了我，真正饱含着智慧，但用之于现实有些文不对题。毛主席诗词那时更吸引人，其中大多也是抒发军事情怀，如《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赞颂毛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观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毛是个人魅力型领袖，居高临下感召力很大，一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个个都争做"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红卫兵、红司令，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一位女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也戴上了红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答曰：是。毛说："要武嘛"！这位女大学生即改名宋要武，当时传为佳话。后来搞"三支两军"，部队支左全面接管各级政府，军事编制甚至应用于工厂、学校，军事化普及于全社会。我本人中学所在班被称为排 ，年级称为连，全高中称为营，全校则挂了"民兵团"的招牌。 一时男女老少都穿绿军装，参军最光荣，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则学空军，林彪元帅被说成是毛"最好的学生"，法定为接班人。全国范围的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大量资源投入了"三线建设"，准备打仗。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全面军事化管理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使全国变为一座大兵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僵化。
而实际上亿万人民生活非常贫困，空喊口号暗地里磨洋工，高投入却低产出，穷折腾却无效益，国家财经无以为继。时军代表白相国接管了外贸部，他不是互通有无与外国人做生意，而是考虑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拉美的秘鲁盛产鱼粉卖不出去，他却花大价钱买了下来，但饲料鱼粉在中国并无用场，就配发给农民用作肥田粉，浪费吃亏坑害的仍是中国农民。本国的铁路本很稀疏运力紧张，却跨洋万里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在当地无效益对自己更是破费丧财，为的仅是空洞的全球革命。思想文化也全面专政全面禁锢，外界事物一点也不知道。"八亿人民八个戏"，而8个革命样板戏中就有6个是军事题材，文革后期引进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也都是打仗，甚至连"内部放映"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也都是军事，其中影片中日本海军"江田岛精神"居然影响了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用来激励其同党。
四、军容不入国
马上治不了天下，枪杆子种不了庄稼。用军事化管理经济的成败现在可谓是一清二楚。但历史上并非没有军事化管理成功的先例，如秦帝国实行彻底的军国主义，民众被编组成保甲，高度组织化、战斗化，实行军功爵，杀敌告奸都有重赏，反之重罚。秦由此凝聚出強大的综合国力，一举击败六国统一中国。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法家治国路线是公开赞扬，晚年搞了"评法批儒"。但是，秦高压紧绷着的军事化管理状态并没有能持续多久，天下苦秦久矣，民众离心奋起反抗，使秦二世而亡。
无独有偶，苏联自建国初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搞计划经济，也是重工业优先，实际上是军事优先，而不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在苏联社会工业化方面也曾起过重大作用，但体制僵化缺乏活力难以持久。在党政体制方面也有军事化特征，列宁在1903年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看作为"有组织的部队"，严明纪律，建立科层制的管理。革命成功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组织把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输出革命"争当世界救世主，又让苏联负荷起尴尬的与国力不相称的"使命"，冷战时代调动80%的国家资源搞军备，与美国争霸。其军事预算对内对外都保密说假，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才知道实际军费是公布的四倍，最后国力不支出现危机，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党政体制加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军事化管理，如现今唯一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就公开强调"先军主义"。西方更把苏联党政计划经济那一套叫做"兵营共产主义"。而我国五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更是典型的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管理加虚幻的乌托邦国家战略目标，拼命折腾却少有实利，中国和前苏联东欧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一整套军事化管理模式，实际上已遭到了全球范围的失败。
军事化管理是用《孙子兵法》揭示的原则进行管理吗？不是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都打胜仗，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得益良多。也有运用兵法原则经营产业搞经济管理的，古今都不乏其成功之例。如春秋末范蠡用兵法治产业，三致千金，人号"陶朱公"。二战后日本人倡导用中国传统兵家智慧指导企业经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连欧美及改革开放后的我国都跟进，现在兵法管理在中外工商企业经营方面已经相当盛行。但兵法管理绝非军事化管理，兵家管理哲学是理性选择，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古代兵法《孙吴司马法》的核心思想是克敌致胜，是追求高效率，兵贵神速，自保全胜不吃亏，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讲的是效益管理。而军事化管理以行政命令统领社会指挥经济，则是不计成本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民众的全面组织化禁锢了人的个性积极性，统得太死不讲灵活机变，只讲计划不讲市场，违背了因粮于敌因地制宜悬权而动的兵法原则。军事化管理行政成本太高而收益却太少，全民动员人海战术场面宏伟但效益可怜，是以巨大的代价获得微小的胜利，有时只是空洞虚幻的"精神胜利法"。如文革天下大乱，毛泽东说是乱了敌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说是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殚精挫锐，综合国力大减，是不计投入产出的亏本事业，在经济上不合算，不符合兵法计利以听的原则。军事化管理虽然按军队编组民众，将一些军事术语用之于生产生活中，但完全不讲兵法战略与战术，只讲严格控制而不能达成战略目标，形式上象军事，实质上不是军事。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表面不看实质，军事化管理与兵法管理其实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容混淆，论者必须明辨之。
其实，中国古代兵家对治国和治军的区别也是有论述的，《司马法》就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主张军民应分治，行政与军事在管理风格上有差别，"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如果将军人的规距应用于国民，那么民间礼让风气失，反使民悍难治。反之，将朝廷的礼法移植于军队，则军人尚武精神弱化，也会丧失战斗力。为此，治国应崇尚礼仪，治军更应讲究法制，不要军政合一，用统一模式进行教化管理。军政分开，治国与治军要求不同方式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在军抗而言，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切不可用军法那一套来管理民事，军民各有其司，党政军应分离，各按其自身的规距规则办事，才能应靶中的。当然，这并不否定管理原则有同一性，在许多场合礼与法可以互补，"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但切不可以军代政，军容入国，以党代政，用行政取代经济，以强迫命令管理一切，把社会办成大兵营。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拨乱返正改革开放，放弃了先前军事化管理模式，国家战略实行了大转移大调整，用实实在在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取代了"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文革中唱过的那句空洞不求实效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也遭到普遍的质疑，为什么只推小车而不乘大车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是高速列车，无效益的穷折腾不值得骄傲，追求效率的西方科学管理于是被引入中国，高调虚玄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遂被市场价值取向所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全面活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平崛起并融入世界体系，其成就举世瞩目。而当年苏联因体制腐败改革不力全面垮台解体之时，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片迷茫，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前二野政委邓小平保持了极为清醒的头脑，不"以怒兴师，以愠致战"，按兵法原则提出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的策略，不务虚玄，埋头搞建设，对姓社姓资不争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表现出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其国策也体现并符合兵法原则。邓年轻时是否象毛那样读兵书己不可详考，但战争年代他的老搭档刘伯承元帅则是传统兵法的行家里手，邓不可能不受刘的影响。人们熟知的那句治国格言："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出自刘伯承，刘说的是不管黄猫黑猫，邓改了一字接过来讲，表达了一种务实求治，讲究实效的治国理念。
兵法讲实在，讲的是硬道理。兵法管理的正面意义学界已讲得很多，然而，兵法还有许多负面的论述，则讲得较少。如为了克敌制胜追求效益，兵家广泛施用愚兵之术。孙武就认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兵家还主张进行思想控制，"禁祥去疑"，甚至"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用以统一上下意志，把士兵当作任其驱使的牛羊，当作工具。将贵智，兵贵愚，虽重视为将之道，却不重视发挥全体士兵的主动性，贵将不贵兵，这是不符合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管理潮流的。即使是吴起提出视卒如婴儿，吮吸士兵身上的脓疮，也是为求其死力，要人家感恩卖命。更何况孙武杀姬立威，吴起杀妻求将，司马穰苴杀人立信，都令人不寒而栗，缺乏起码的人性。兵家的归宿是专制主义，是等级权力控制型管理，不合当今民主潮流，我们借鉴运用时也要分析批判。
（原刊于《书屋》2009年第3期，此为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