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承接商会史与行会史的脉络兴起，经近二十年之发展，论著渐趋丰富。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基于上海等地同业公会行北档案的发掘，研究议題更见深入精进。不仅同业公会宏观制度、组织、功能的研究继续得到推进，还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以行业和市场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即以同业公会作为透视近代行业经济与市场制度变迁的观察点。这一取向，有利于揭示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的经济特质，由此或可更进一步讨论近代政府、企业与市场运作的深层次议题，弥补原有行业史及市场史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同业公会  行业  市场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是行业组织演进中的阶段性组织形态，既承接中国本土固有之会馆、公所传统，又吸纳新兴商会之制度精神，兴盛普及于民国时期，折冲樽俎于企业市场之间，在商人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参与中身影常现。[1]1949年后，国家形态转换，同业公会-商会系统被改组为新的工商联体系，承担经济改造与政治统战之责。到1956年，改造功成，产权制度及市场体制更替，同业公会失去存在根基。转换至改革开放时代，自治性的民间同业公会（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复于市场经济浪潮中重生，并被视为评估“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自明清会馆公所、民国公会及至当代协会，无论调适改组还是成败兴衰，行业组织的“前世今生”三部曲，正体现商人和市场本身自我调控的顽强生机。

彰往察来，显微阐幽，是为学术至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行会史”与“商会史”的路径下，学界对民国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趣明显升温。沿行会史的纵向脉络，同业公会被视为传统会馆、公所的现代组织形态，其制度转型与行业治理问题倍受关注。由商会史的组织关联，同业公会作为跨行业商会的基层组织，是讨论商会团体运作及社会整合的重要议题。在2003年，笔者曾撰文归纳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学术脉络、问题领域、研究视角及存在问题。文中提出，同业公会虽取得明显进步，但仍多拘于公会组织本身，与行业经济、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研究还不够，在资料、方法与主题方面仍需拓展。[2]许多学者亦持相似看法。近年来，不仅一些商会史学者兴趣不减，还有大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专注同业公会研究，行业个案更是明显丰富，同业公会的行业与经济特质得到凸显。笔者认为，新近的同业公会研究中体现出“回归行业与市场”的趋势。[3]本篇即接续旧文，对2004年至今之同业公会研究进展作一归纳，以备参酌。

一、行业史与市场史的交汇：同业公会研究的新取向

不论是从组织关联上，还是在学术路径上，同业公会的研究都得益于行会史、商会史研究的直接推动，许多重要议题也是在相关问题域内展开。同业公会的时段延伸与组织下移，反过来亦推动行会史、商会史走向精细化。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行业档案的广泛发掘，同业公会研究在宏观制度及行业、市场层面都有所突破，成为行业经济史与市场制度史的交汇点。[4]

（1）行会史与商会史路径下的起兴

民国时期兴起的工商同业公会是传统行会（同业会馆、公所）的延续和转型，也是跨行业商会的基层组织和团体会员。这三者的学术史脉络并非一致，但颇具相关性。

相较之下，行会史起步最早。在1949年前，在华西人如玛高温(D．J．Maegowan）、马士士(H．B．Morse)等对之有初步研究，仁井田陞、根岸佶、清水盛光等日本学者也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中国学者全汉昇对行会起源及至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有系统论述，李森堡、骆清华等则对正值发展中的同业公会实务有所讨论。不过，当时的行会研究基本未与同业公会同列，问题也缺乏交叉。到1949年后至8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行会史主要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就行会是否阻碍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争论。到1990年代，晚清民初的行会重建与转型问题成为研究重点。不少学者认为会馆、公所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面临解体和重组，而同业公会正是其组织继承者，二者间的比较研究受到关注。彭泽益、唐力行、邱澎生、王翔、彭南生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5]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不断发展的事实也吸引着学者们的眼光，一些原研究行会史的学者顺流而下，对之进行持续地学术关注。[6]行会研究与同业公会研究的对接，使近代的行业组织史趋于完整。

商会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其目的是在于以团体、阶层、群体的方式，来打破已经僵化的阶级史观。相较于资产阶级的抽象定义，商会史以“商人”视角来代替“资本家”视角，强调多维度的方式来展现商人群体的社会及经济活动。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丰富的商会档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史料支撑。商会组建本是仿效西方制度，以此沟通官商，但在晚清建立之后，就发现绕不开中国沿传已久的行会组织-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商会”一边不断吸收“旧行会”为团体会员，一边试图改造其落后性。到1918年，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推动会馆、公所改造为同业公会，商会与有力焉。正因如此，在关于商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商会与行会关系是首先面临的话题。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徐鼎新、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都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随着同业公会的普遍设立，公会也成为商会最为主要的会员形式－团体会员。在后续关于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二者往往被视为关系紧密的组织系统或组织网络。[7]在商会档案之中，同业公会的资料也极为丰富。正是基于这一史实，朱英、吴景平等学者都强调要加强同业公会研究，并直接推动关于同业公会制度、银行公会等研究主题的开展。到2000年前后，一些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也是受到商会史研究的引导和启发，选择以同业公会作为选题，为此后这一领域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

由行会史、商会史的路径而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视野还是在问题意识上，都深受影响。在这一脉络下，同业公会与行会的关系得到厘清，对商会的组织基础作用也受到重视。在与行会、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同业公会的资产阶级同业组织、行业自治组织的性质得到大多学者认同，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肯定。同时，由于商会史研究更为注重商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角色，同业公会的相应表现也受到关注。这些都是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但是，同业公会作为在民国时期普遍设立的行业组织，行业经济特性是其最重要的属性。它既具有一般商人团体的共性，也有不同的行业个性。如果单纯只从行会史和商会史的路径来“上下打量”，可能多或少“遮掩”了同业公会的特质和行业之间的差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在组织制度研究方面。研究组织与团体，组织本身及制度建构是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较为明显的是，早期的许多研究基于法律制度、章程规条及组织结构来进行问题解释对，公会实务与人事关注不足，容易从结构－功能或国家－社会的角度得出似曾相识的结论。在行会、同业公会与商会的比较之中，也容易满足于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或传统性作为其问题中心。较之定性分析，笔者认为“过程”和“实务”分析能够推动讨论的深入。其二是同业公会研究偏离经济的中心主题。商会史因是在资产阶级研究的背景之下兴起的，同时商会作为跨行业的商人群体代言者，其活动中心不仅在于经济，更在政治及社会层面有着广泛的作为。同业公会的职能当然也是全方位的，但本质上还是基于维护行业利益而存在。已有研究虽对公会经济职能有所讨论，但还不够细致，缺乏动态描述。其三是同业公会的行业特质揭示不够。在行会史的研究中，主要是摘取不同行业记载或碑刻的综合研究，史料零碎，很难见到对同一行业行会一以贯之的研究。行会制度的整体概貌虽然勾画出来，但与所属行业发展的具体关系却不甚了了。在商会的视野中，同业公会常被视为次级组织、基层组织，其活动均是在商会统筹之下展开，公会也为支持商会而存在。真实的情况是同业公会也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下，不同行业的进程及反应也是不同的。如何深入行业，揭示行业的差异性，显然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隐藏的困惑有些是行会史、商会史研究本身也存在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推动商会史走向整体史研究，或走出“商会”的商会史，强化同业公会研究也是题中之义。换而言之，同业公会研究，既需要发挥已有优势，吸取行会史与商会史研究之长，同时更要专注于行业特质的发掘，弥补现有的缺陷。

（2）制度变迁与组织网络主题的延续

自2004年至2012年间，经学者努力，大量沉睡的公会档案被发掘出来，更多行业个案得到剖析，所论问题也更趋深入。按成果数量及类型来分析，从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著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大要。

在期刊论文方面，撰写发表直接以近代同业公会为题的期刊论文有50篇左右，在数量上有较快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以同业公会为题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为数可观。初步估计，数量近20篇，以同业公会为专题的博士论文约6篇。既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也有法制史及中共党史学科的，显示出这一新兴学术主题的吸引力。依学术机构划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东华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位列前茅。在著作方面，朱英、彭南生、魏文享、李柏槐等对同业公会制度的综合研究[8]，郑成林、王晶、张天政、张徐乐等关于上海银行公会，张玮关于上海绸缎业公会的行业性研究，都是同业公会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9]就选题而言，在这一时期的前三四年间，对同业公会的宏观制度及组织网络较受重视，可视为基础和归纳性的研究。最近几年，学术兴趣则明显集中于行业个案研究，可视为细化和深入。

作为近代新兴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之存在系以共同利益、会员认同及法律认可为前提，其目的是通过行业层级的整合与治理，保证行业之利益。因此，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名实之变的背后，实是行业管理方式的制度转型。一些学者或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或结合同业公会的政治、法律及市场定位，来讨论同业公会制度建立的路径。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方面，学者们注意到社会及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彭南生认为，传统行会以内在性的制度变迁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需要。[10]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兴起是政府与企业的双重选择，晚清民初结社环境与同业意识的增强为公会成立奠定社会基础。[11]朱英等合著的《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考察了自近代及至当代中国行业组织的变迁史。[12]在同业公会的制度构建中，政府的政治及法律规定直接涉及到其在社会及市场系统中的角色定位。樊卫国将近代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和商会等作为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些组织发挥着民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社会控制功用。[13]魏文享认为政府管理存在规范、授权与管理的多重效应，同业公会具有中间组织的政治与经济特性。[14]张强认为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是上海银行公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15]行业组织的形态与市场转型、商业传统及政治社会因素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与基于同业公会在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定位不同，同业公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也受到学者关注。学者们放弃较早主要着眼于文本的判断，注重从实践与史料出发来讨论问题。同业公会是“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现代性”因素固为其主流方向，但会馆、公所时期的惯行旧风却不易立时去除，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朱英撰文指出，同业公会之中存在新旧杂陈的过渡特色。同业公会容易倾向于以垄断方式和依赖政府保护同业利益。[16]李柏槐认为，成都地区的同业公会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合体。[17]

在同业公会职能研究方面，政治、社会与经济议题均受到关注。魏文享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既有合作政治，也有自主诉求。[18]毕艳峰提出，利益集团属性是同业公会的根本属性，同业公会参与政治之目的在于谋求自身利益，但集体行动中也存在商号背离集体公共行动寻求私利的状况。[19]一些研究也涉及到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及同业教育问题，肯定其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体现同业公会的社会责任。[20]但总体上，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中对经济职能的关注明显增强。在数量丰富的行业个案研究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时段之经济政策、市场秩序、行业兴衰、商事习惯，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文对此再加分析。

在同业公会的内部组织研究上，朱英、陈争平、魏文享、李柏槐等都在不同程度肯定同业公会在行业整合及商人群体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21]同业公会的行业整合，表面看来是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沟通，但背后其实是市场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应莉雅以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网络理论来讨论商会的组织网络与区域市场的关系，同业公会是商会网络在行业层面建构的依托点。[22]张玮认为，上海绸段业同业公会可为会员提供区分信誉的制度化渠道，但是个体间正式契约的互动完全建立和维持声誉，因此商人还借助社会身份及近关系网络是对正式契约提供互动的必要支持。[23]在此基础上，评估同业公会的集体行为及个体的社会活动，当更加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实情。在其它商人组织方面，冯筱才、朱英对商民协会及与商会关系有深入探讨。[24]樊卫国对上海的同业公会与工会、帮会关系，华商公会外商群体、消费者群体的关系分析，体现出广泛的利益关联性。[25]彭南生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研究表明，在商会之外，小商人也在"合纵连横"的多向平台。[26]商人组织的分群与结社，不仅受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关系也是深层因素。

归根到底，同业公会是为行业商人市场生存与发展服务的，这一点与行会并没有根本不同。基于历史时序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判断固有其必要，但就当时的商人与企业来说，更需要通过同业公会的制度与组织，在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中应变求生，组织与制度是否实用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3）行业案例与经济导向的凸显

笔者粗略统计，在近十年间，同业公会研究涉及到的行业类别达到三十余个，较此前有明显增加。其中，既有传统的丝绸、丝织、典当、钱庄等行业，也有银行、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新兴的行业。就工商比例看，涉及商业行业较多，工业行业较少。在区域空间上，也有扩大。早期的同业公会研究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不少学者批评研究的空间范围狭小，影响到整体判断。就这一时期的情况看，上海仍是众所瞩目的中心，但样本选择也明显多样化。天津、汉口、北京、成都、重庆、济南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工商业发达之地有更多讨论。广西桂林、梧州，新疆、贵州等地也有所关注。在时段方面，在较早的商会、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是研究重点，对于抗战时期及以后、1949年至1956年期间的研究较为欠缺。在这一阶段同业公会研究中，晚清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仍是研究重点，但对抗战时期及解放初期的讨论则有明显增强。

在传统行业方面，丝绸业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行业，其行业公所亦具有悠久历史。王翔、魏文享、毛燕武等曾撰文讨论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组织演进状况。[27]在2003年后，丝绸业仍继续得到学者关注。陶水木、林素萍以杭州市档案馆藏的丝绸档案为基础，对丝织工业同业公会、电机丝织厂工业同业公会、绸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侯丽华对抗战后苏州丝绸业公会的研究，张玮对上海绸段业商人及同业公会问题的研究，郑小灿等对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绸业公会创立商业承兑汇票活动的研究，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行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28]典当业是较为古老的行业，在近代亦面临变局。杨现华、李维庆在对近代杭州等地典当业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同业公会的角色问题。[29]

在近代金融业方面，钱庄业同业公会和银行业同业公会是关注的焦点。钱庄作为本土金融机构，在近代面临生存挑战，有不少学者结合钱业公会进行讨论。[30]较为集中者，是上海和汉口的钱业公会。吴景平、邹晓昇、张徐乐、李燕等研究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变迁及经济活动。[31]陶水木、杜询诚、魏忠等讨论了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业内习惯等问题。[32]刘俊峰讨论了汉口钱业公会在稳定市场方面的作用。[33]这一时期银行公会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行业组织，王晶、张天政、张徐乐、郑成林等人的研究主题与时段相互补充，正好建构起上海银行公会的变迁史。此外，还有吴晶晶对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的研究，万立明对20世纪30年代银行公会与票据立法问题的研究。[34]张晓辉对广州银钱业的研究，胡建敏对杭州银行公会的研究，刘志英、杨朋辉对抗战前重庆银行业公会的研究，都值得关注。[35]与银行业及公会研究直接相关的银行学会、《银行周报》也得到发掘。[36]

近代出版业的同业公会在行业管理尤其是版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功用。邓咏秋、王小宝、严明丹、唐婧的研究既涉及到20世纪前半期出版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建构，更侧重对同业公会与版权纠纷问题进行研究。[37]旅业、糖业、国际贸易业、广播业、百货业等行业同业公会过去关注较少，不少学者结合行业经济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近代的旅业同业公会多由旅社、饭店、客栈共同组成。龚敏、杨庆武、黎霞分明撰文对同业公会进行研究。[38]高红霞的研究表明，在糖业同业公会之中，还存在各乡帮式的会馆公所，闽商和粤商会馆为其核心。[39]此外，如王明亮对建国初期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讨论，刘章对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及行业组织的讨论，王琳对沦陷时期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物资统制行为的分析，都有助拓深相关行业经济的研究。[40]

一些新兴工业行业的同业公会也受到关注。徐涛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资料，对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41]张胜平认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是较为成熟的现代化资产阶级同业团体。[42]王静则对天津的航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43]在营造业方面，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就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44]在近代新兴的制药工业方面，彭善民对民国时期上海制药同业公会的组织变迁与功能进行了讨论。[45]吴娟讨论的则是1946-1953年间商业性的新药同业公会的组织沿革及行业治理状况。[46]

一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过去因为史料不足，讨论较少。现在，学者们从同业公会档案中，发现了这些生活化的行业史。在服装方面，陈万丰曾对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有过介绍。翟梅宇的硕士论文则专题讨论了上海的时装业同业公会的行业作用。[47]宋涛的硕士论文讨论了近代上海的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的情况。[48]咖啡馆是近代都市消费及西式生活的重要象征。陈文文认为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公会规范各咖啡馆的营业、协调咖啡馆之间的矛盾。[49]壅业（粪业）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王芳芳讨论了苏州雍业公所成立的原因过程及在推动苏州城市卫生体系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50]

宏观制度及组织研究往往较为注重共性的讨论，而同业公会的差异性更多与行业联结。同时，同业公会是分行业而存在的，在各省市档案馆中，也存有丰富的行业档案史料。行业个案的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导向。不论是组织或制度化的讨论，还是公会的经济活动，都与行业经济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同业公会研究中体现出由行会史、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的回归与转移。具体来说，这一回归包括视角转移和问题取向两个层面。在视角层面，同业公会不仅要立足于商人团体的一般意义来讨论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也关注于其行业属性，将公会研究与行业经济与市场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走出常规化组织史的研究范畴。在问题层面，新近研究将公会研究与行业经济发展史结合，关注同业公会的集体行动对于行业经济发展的意义，关注同一制度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关注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公会角色，拓展了问题的纵深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之中，民间性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又重新出现。[51]官方的工商联，也将“民间商会”的标牌悬挂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失为一种回归，其背后的真正因素，正是市场。

二、行业与市场视域下的同业公会研究

同业公会建立在会员行业认同及政府法律许可基础之上，其宗旨在于“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在市场运行的宏观系统中，政府、公会和企业，各有其分工和目标。但此种地位，究竟如何发挥，如何实现，却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程”关注，才能观察到经济理性的运行脉络。在行业史和市场史的角度来看，同业公会在行业的市场规则、市场秩序及行业自治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经济理性。

（1）商事习惯与行业业规

自会馆、公所时期，许多行业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商事习惯，或称行规和业规。在行会史研究中，往往批评这些行规是封建性的和落后的，但其中情形并不能一概而论。在前近代中国，国家商法不全，业规对各行业的规范经营及守信经营来说亦有积极作用。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往往和业规的执行度相结合，成为区域市场的重要约束力量。在同业公会时期，商事习惯或同业业规仍然发挥作用，且在政府法令和同业公议中不断调适，其合法来源及权威属性也在变化中，成文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无论如何，业规的制订与执行都与商人团体密不可分。商会重视商事裁判与商事公断，同业公会的营业规章与业内自治，国家商事立法与民间习惯之互动，都体现经济理性与市场权力的复杂关系。

商人团体与商事习惯变迁的关系涉及到对这一问题的总体判断。邱澎生在对苏州商会与商事习惯的系列研究中指出：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的发展进程中，商人团体不仅促成有效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更在地方司法实务上以公产立案模式得到政府支持。在市场的运行中，以公所为主所制定的行业习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人情诸因素则有利于增强信任机制。[52]李学兰认为，在制度形态方面，商人团体经历从立案公产制度到自治性法人团体的演化；在制度运作层面，商人团体习惯法经历从非实定性规范到系统化规则的演化；在价值观念方面，商人团体习惯法经历从感性教化到理性契约约束的演化。[53]彭南生认为会馆、公所通过刻石立碑来确认其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并以此增强行会权威及约束违规行为。[54]这揭示，商事习惯虽非国家立法，却具有契约的性质。同业公会立足于同业公益，是制订及执行规则的重要主体。

近代商事习惯逐步向成文业规转化，国家力量明显介入。朱英、魏文享讨论了1930年上海商人团体与政府间的行规讨论案，同业公会要求政府支持非会员亦得遵守业规，政府借此要求整顿行规。由此导致的重整行规运动使行业习惯获得国家法令的支持，但同时政府介入也使传统的行业自治权有所削弱。[55]樊卫国将上海同业组织史划为传统会所的“共同体化”阶段、同业公会“社会化”普遍发展阶段和“国家化”整合规范阶段三个时期。从共同体化的独立行法制裁，社会化的市场式罚款制约，到国家化的依法处置，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治权在不断向国家行政与法律让渡。[56]王雪梅也认为行业习惯的力量呈减弱的趋势。[57]周执前在对苏州行会习惯法的研究中则认为国家法与行会法是相互配合与补充的。[58]围绕业规问题的讨论表明，同业公会自治权的合法性基础由原来单纯内部授权，到需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并因市场开放性加强，约束力有所下降。但二者之间并非不可相容，公会要向国家“借力”，国家也需增强法律的可行性。

业规的具体内容及效力如何呢？陈正卿等认为同业公会业规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运行，也有利于维护商业诚信。[59]张忠民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新立的业规中，定价、营业和处罚是最为核心的条款。作者认为，业规是公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价值体现，业规也受到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公权力已经开始向原先完全由民间工商业界自主的领域延伸，并且成为凌驾于其上的行政力量”。[60]基于国家商法与民间业规相互渗透的趋势，单纯认为双方对立、此强彼弱的观点并不全面。近代各业的业规其实是在动态调整的，国家法规和行业市场是其重要的参照点。

因行业的经营方式与整合力度不同，业规的执行情况各有差异。杜恂诚重点研究了钱业的习惯法问题。他认为，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了“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习惯法的本质是维护钱业信用，降低交易成本。申汇、洋厘与银拆等核心业务均由公会确定交易规则。[61]在近代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业自1920年订立业规后曾三次修订。刘平认为，银行业的业规补充了银行监管立法之不足。[62]李维庆认为，典业行业组织经历由会馆向同业公会的转变，公会承担着公议行规、调解行内纠纷及道德教化的内治职能。[63]同业公会制定业规，有益于行业共同利益。李柏槐认为成都的同业公会在同业经营资格、交易市场、同业牙行、学徒教育、调解行业纠纷等方面都履行其行业管理职责。[64]龚敏认为上海旅馆业公会在建立营业规则、强化住宿管理，配合政府管理和促进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5]翟玉梅认为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制定了具体而严格的行业规范，有利于稳定劳资关系、避免行业内恶性竞争、维护行业整体利益。[66]

行业业规，是行业自治的行为标准。新的业规，与旧的习惯如何调适，与政府法律体系如何互动，都是极其关键的问题。这一阶段学界对于业规的制订、效力及其运作的集中讨论，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政府经济管理权与行业自治权关系的认识。

（2）同业公会与市场秩序

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市场秩序是指不同市场主体之交易行为所形成之客观结果及状态，其程度受市场信息、市场规则、市场主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市场秩序需要内生规则及外部环境。良好的市场秩序，既符合竞争、自由、公平原则，也符合同业大多数从业者之长远利益的。同业公会作为市场主体集体理性的契约组织，在市场秩序、市场环境方面究竟如何作为，受到广泛关注。

同业公会在价格变动方面的集体行动，主要体现于市场议价及价格管制两个方面。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以市场议价为主。高红霞认为糖商业最重要的活动是以茶会方式进行行市议价和商业交易，这并非可简单等同于行业垄断，而是市场化定价的体现。[67]侯宣杰认为广西的同业公会致力于平抑物价、稳定金融，统一度量衡，规范交易规则，打击走私售假等活动有助于城镇经济发展。[68]价格管制主要体现在抗战及抗战后的内战时期。彭善民认为上海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在调控同业价格、争取原料配额、提升制药水准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69]。吴娟认为1946-1949年间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活动体现在管理市场价格、实施药品与外汇配售等方面。[70]上海旅商业同业公会为配合政府实行限价，在行业内成立了房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价格成本和市场行情。[71]这些研究体现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价格变动的复杂性。不论同业公议，抑制过度竞价，或者在非常时境下配合实施价格管制，都很难以垄断一语而蔽之。

市场信用是判断交易主体价值的重要标准。王玉茹、张炜认为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是一种人为创生的私人秩序。在市场法制欠缺的情况下，公会作为自治式的信息机制或信息载体，解决了绸缎业市场声誉机制的重建及维持问题，在识别绸段商的类型并借贷声誉方面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72]魏忠认为，上海钱业公会之所以能够在协调同业意愿、维护行业信用方面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公会以团体方式与政府交涉、与会员协调，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提升行业收益。在自由型市场中，协会组织、协调行动和行业规则构成多边声誉机制，可以扩大市场交易，增加社会收益及政府税收。[73]刘爱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以合法法人地位为基础的制度化网络与非制度化人际关系网络，为经纪业交易提供重要保障。[74]

众多学者集中对银行公会与近代银行信用及同业监管等问题进行讨论。在国家银行信用制度不力的情况下，银行公会通过自主行动，采取系列措施强化银行信用。郑成林认为，公会设置公共准备金与联合准备库，建立营业报告制度和发行准备检查制度，设立票据交换所都有利于降低运行风险，提升行业信用。[75]吴晶晶、张天政也分别撰文肯定上海银行公会建立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汇兑经纪员公会等行动的正面作用。[76]重庆、杭州的银行公会也受到关注。刘志英认为，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建立后就成为稳定重庆金融市场、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发展的重要力量。[77]杭州银行公会也在建立信用制度、成立联合准备库、设立银行业票据交换所方面取得实绩。[78]

除前文所言的常规性业规外，同业公会也采取许多实用措施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王琨也肯定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公会在增进同业福利、协调劳资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为。[79]杨庆武认为旅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活动是制定行业规则、调解同业纠纷、协调劳资关系、维护行业利益。[80]郑小灿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绸业公会的研究表明，上海绸业公会得到银钱公会及中央银行支持，创立了商业承兑汇票，促进市场流通。[81]陶水木、邹荣华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由南北市钱业会馆、公所组合而成的上海钱业公会掌握“银拆”和“洋厘”交易利率，在稳定市场方面表现抢眼。[82]邹晓昇认为上海钱业公会在联合同业研究业务及经济事项之进步，改良营业方法，促进同业合作方面表现不俗。[83]刘俊峰认为，汉口钱业公会与政府、商会、银行公会多方交涉，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障钱业的根本利益。[84]在轮船业方面，张胜平认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在调解劳资纠纷、维护行业环境、维护航权、投身公益方面亦有所作为。[85]在书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之中，版权是最核心的问题。王小宝认为从1930年到1937年上海书业公会致力于促进出版自由、文化发展，营造良好之文化环境，推动了书业市场建设。[86]严明丹认为书业商会立足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解决翻印版权纠纷案、要求加入版权同盟案和图书免税案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书业商会反对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反映中国出版业所处困境。[87]唐婧肯定公会在协调同业版权纠纷，协助同业查究伪版，解决涉外版权活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88]可见，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波动及面临困境之时，其行动能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行业交易制度中的地位。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同业公会主要是着眼于从宏观的行业环境和制度平台入手，为行业交易及市场信用提供平台。同时，积极应对非常时期的经济环境变动，也不排除有自我保护的利己行动。相对政府的规范及救济行为而言，同业公会对市场的反应往往更为迅捷。有些则因为会员或非会员企业有规不遵，破坏了集体行动的一致性。

（3）行业自治与政府管理

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治权与国家的经济调控权、管理权之间，究竟如何定位，自治权的边界如何界定，都存在不同意见。在早期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时期因政府权威缺位而带来的市场空间，扩大了商人团体的权限。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党治秩序的建立及财政税制的完善，政府强化了对经济团体及市场事务的管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商人团体的自治权受到制约，其“市民社会”的特性在不断丧失。严格来说，在不同时期及不同政治形态下，经济关系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政府与商人团体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非完全同步，行业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也不可以程式化的方式理解。

在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中，关于同业公会市场角色的定位更为多元化。学界不是单纯从“资产阶级性”或“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更注重将同业公会置于政府、公会与企业，或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维空间里定位。大致来说，分以这样几类：

其一是从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入手，将同业公会置于社会系统及国家体制之内，提出“中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团法人”等观点。魏文享通过制度与职能分析，认为同业公会属于“中间组织”，其中间性的治理机制包含有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中介涵义。[89]也有学者将商会、同业公会归于“非政府组织”之列。将同业公会视为社团法人或者利益压力集团的观点，也是强调公会作为民间组织与国家权力的区分。李德英由此分析城市政府与同业公会的关系。[90]“中间”角色的观点强调在政府的管理调控和企业的自主经营之间，同业公会立于行业利益，既整合业内意见规范行业秩序，也与政府交涉以维护公共经济环境。“非政府组织”强调其权力来源的民间性，同业公会自治权属“私权”而非“公权”。独立社团法人的观点既强调同业公会的自主性，但并不否认其体制内的角色。其二是着眼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定位。不少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相关理论，认为同业间虽存在竞争关系，但共处于同一市场环境之中，也存在广泛的行业公共利益。不少学者认为，同业公会是理性契约的结果，也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同业公会通过建立行业业规和规范营业秩序，促进着行业的长远与整体发展。同业公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非简单的二元选择，不少学者强调同业公会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结合，也有强调这一变迁过程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结合。同业公会有本土的会馆公所传统，商事习惯、人情要素、自我保护等情况依然存在，但又与国家法规相互调适。郑成林在关于银行业研究中提出双向桥梁和多边网络的观点，张炜在关于上海绸缎业行业组织的研究中，都强调到同业公会对于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性。[91]其三是着眼于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角度的分析。这一观点强调同业公会作为行业利益集体代言人的角色，与国家、社会及其它组织相交涉，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相对而言，利益集团的对抗色彩稍浓，但并不否认公会自我保护中的陋规因素。邹晓昇在钱业公会的研究中运用了这一视角。

这说明，行业自治不是单一维度的行动，其边界如何，取决于公会与政府、企业的互动关系，也取决于社会环境与市场状况。同业公会既承担有基于行业利益的权利与义务，也有基于政治法律及社会责任的权利与义务。

同业公会需要承担政府赋予的职责。杨庆武的硕士论文讨论了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认为同业公会是行业自治及对外联系的中心，与政府、商会等建立有密切联系。[92]魏文享研究了工商团体协助政府包税的问题。[93]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的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也与政府开展合作，为新币制建立发挥重要作用。[94]魏文享认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商人团体在控制物价、防止囤积居奇、分配物资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95]同业公会会为维护自身利益，竭力争取有利的政策环境。郑成林、万立明的研究表明上海银行公会在《银行法》和《储蓄银行法》出台过程中有主动的意见表达。[96]邹晓昇则从压力集团的角度，讨论了钱业公会对银行法的反应。[97]

政府与行业公会因利益之争夺，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早期的研究揭示，在抗税减税问题上，同业公会常常与政府抗衡。樊卫国以抗战后上海的劫余纱布案为例，分析政府在接收过程之中的抢夺及官员腐败行为也会引来公会的严重抗议。作者认为，“私权”未能与“公权”制衡对抗，但抗争行为仍值得肯定。[98]李柏槐认为地方政府试图在组织、业务及精神方面加强对同业公会的控制，但其抗捐行动并不稍减。[99]杨现华以杭州市档案馆典业档案为基础，认为杭州典业公会既协调同业内部事务，亦与政府交涉争取税收减免及有利政策，提升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100]

在沦陷区，政治力量与同业公会的关系呈现出较为特殊的情形。左海军研究沦陷时期日伪政府通过建立新民会分会及组合，强化了对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人员的控制。[101]沦陷区同业公会研究以上海较为集中。在沦陷之中，上海银行公会仍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102]王春英以认为在孤岛时期，汪伪维持并改组了同业公会组织，商统会通过同业公会对商号实施行业统制。[103]杨天亮、王琳对汪伪时期上海环球货品（百货公司）业同业公会的情况进行了讨论。[104]张天政对1937到1945年的上海银行公会进行了研究。[105]

在1949年后，政府与同业公会之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统制也有较大区别。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由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改造成为集专业性与统战性于一体的人民团体。[106]刘文智认为改造之后天津同业公会丧失独立性。[107]朱江燕利用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工商联档案，也讨论了建国初期上海同业公会的“自我革命”问题。[108]崔跃峰认为在政府强力介入下，同业公会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109]王明亮在关于上海国际贸易公会的研究中认为，同业公会承担政府赋予之行业管理职责，不过在改造中逐步丧失独立性，且政治任务所占比例上升。[110]在“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国家形态转换视野下，商人团体由立足于民间与市场到纳入党政体系，其中也蕴含着建国初期政治、市场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

可以说，学界对行业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之认识在不断深入，尤其是注意到实践运行中的动态变化。同时，对比不同时期及国家形态下同业公会的表现，自治权既需要法理与制度的基础，也要有产权与市场的保障。

三、视角转移与问题拓展

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的转移，并不是对于早前研究的否定。恰是在已有研究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同业公会研究才以丰富的行业档案史料为根基，得以在行业经济及市场制度方面有所开拓，弥补此前对经济职能研究不足的状况。回归行业与市场，也并不意味着与行会、商会的切割，恰是需要以整体史的眼光，来关注商会、同业公会及其它商人团体的互动，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

（1）回归行业与关照整体

新近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行业史和市场史的路径，强调同业公会与行业经济、市场制度变迁史的紧密结合。行业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推动着行业结构及市场体制的转型。

不论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脉络，还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走向，还是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竞合的角度来分析近代经济史，既需要宏观的综合分析，还要从行业层面进行差异化讨论。早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曾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研究资料丛刊》，也出版航运史和铁路史的行业资料。在严中平、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些集成式的著作中，都注重行业经济史的梳理。在19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整理了丰富行业史和企业史的档案，史料类如《上海市棉布商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行业史类如上海机器、造纸、缫丝、丝织、卷烟、面粉、五金、百货、棉布、土布等工商行业史，对研究近代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相关的行业研究论文也不可胜数。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行业经济史的研究与行业组织的研究相互疏离，行业经济史多以业内企业作为中心，对同业公会关注不够。同时，在行会史研究中，多由碑刻中以“选精集粹”的方式来不同行会的记载来进行综合研究，行会究竟与一行业的纵向发展如何，情况并不清晰。同业公会具有较为系统的行业档案，且有现代的新闻媒介记载，由此出发来讨论行业发展中的集体行为与交易活动，或可弥补过往行业经济史中的“行业形象”缺乏代表者的情况。

市场史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在不同的时代，市场的形态是有差异的。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市场不仅是通常所言的资源配置的手段，本身的结构与特点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路线。在过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模式中，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但对市场制度层面的关注程度还不足。吴承明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序言中主张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强调对市场的因素加以特别关注。[111]朱荫贵近年也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线索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由此除可打破近代经济和现代经济研究中的隔阂外，还可以发现市场机制原理演进及国家对于市场的影响等内容。[112]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政府被视为管理者，企业被视为生产者，双方基于市场的变动，来调整相互的策略。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商会、同业公会，正是重要的中介组织，但其作用如何发挥，却有不同的行业及时段特征。同业会馆、公所的主旨是维护行业发展及公益，商会始建时，即以通官商之邮为要旨，同业公会也系保护同业公益而设。随国家政策及时代形势，公会之权责相应变化。因此，公会之市场角色研究，绝非单纯的组织性质分析所可概括，需要深入到具体行业事务中加以考察。

在较早的同业公会研究中，其在市场制度中所担当的角色已经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在讨论商会的经济职能之时，也涉及到同业公会。有学者提出，在市场体系中，商会和同业公会是处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调控系统。在研究商会与企业之时，也认同同业公会在行业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新近的同业公会研究中，在丰富的行业个案里，学者们讨论同业公会如何与政府、企业建立联系，同业公会如何与商会互通信息，同业公会究竟如何规范行业规则，制定业内决策，实施行业自治，强化行业监督，维护行业利益，影响市场运行等问题，使同业公会成为透视行业经济史的重要着眼点。在统一的同业公会制度下，行业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差异个性得到一定程度地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回归行业与市场，不应将同业公会疏离于商会之外，不是将同业公会的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割离，恰恰是需要在整体史的学术关怀下，通过将同业公会与行业经济、市场制度结合，来弥补此前经济职能研究不足的缺陷。即使在新近的研究中，对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的理解也过于简单。同业公会和商会间除了组织联系外，在市场信息沟通、市场环境优化、市场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同业公会在行业与市场方面的研究，有助推动对商会经济职能的研究。不论是整体史的取向，还是“走出商会”的商会史，与回归行业及市场的路径之间并不矛盾。整体史需要历史细节与过程，才能够更加精细与真实。不同学者在进行研究之时，都在自己的角度来考量“起兴有意义”，只要是立于实证、寻求实态的研究都自有其价值。

（2）史料与问题的拓展

同业公会在行业史与市场史方面的拓展，是以同业公会行业档案发掘作为基础的。在早期，同业公会的档案已经为学者所重，但所引用者，多函括于商会档案之中。实质上，同业公会资料的丰富性并不亚于商会。行业档案在各地省市档案馆均有收藏，同业公会多列有全宗，许多行业还编有单独的案卷。以利用言之，以上海档案馆之收藏最为完整，应用最为广泛。此外，武汉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无锡档案馆之同业公会档案也受到重视。基于行业研究的目的，也有学者将档案馆的行业史料进行汇集整理，编辑成书。汪耀华在2006年编辑了《民国书业经营规章》。到2010年，又编辑《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113]武汉市档案馆曾编辑有《武汉(汉口)商会及同业公会档案史料研究》，但并未正式出版。[114]档案期刊也介绍过上海丝绸业、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史料。[115]复旦大学新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继编的《苏州商会档案资料汇编》，保定商会档案史料其中都有丰富的同业公会内容。[116]此外，商会报刊及一些公会会刊也受到重视等。目前，各地学者多以地利之便，就所在地档案馆中发掘行业档案，系统的行业史料编撰仍然不足。如能与商会史料一样，有系统之发掘，使诸多学者能就材料进行多方理解，当可避免“史料独占”所带来的解读偏差。[117]

史学的创新，永远需要在史料、问题及方法上下细致的功夫。就同业公会而言，行业档案、行业期刊都还很大空间可供发掘。笔者粗略通过网络了解全国各省会城市的档案馆，同业公会档案收藏都较为可观，基层的史料应也相当丰富。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行业个案都可以更加多样。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行业及整体层面促进同业公会研究的进步。

新近同业公会研究也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但更注重从史料中发掘问题。与早期研究相比，较少理论辨析，主要是结合问题进行实证性的讨论。这体现在不少学者涉及传统-现代、结构-功能、国家-社会的判断时，更从行业实务出发来进行分析。在问题的发掘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在组织制度研究中，要避免只见组织不见“人”弊端。政局多变，商海浮沉，商人为了紧握时运和财运，又哪里心甘情愿受条文的束缚。不论是所谓正式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关系，都要尽力寻找机缘。公会集体理性之中还有个体理性的冲击。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核心的企业家，公会领导层，人脉的网络，行业舆论的形成，研究都还不够。在功能绩效研究中，不能只关注结果，还要坚持“过程论”，关注议事决策机制，关注实际运作反应，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问题联系上上，还需坚持“系统论”的观点，不仅关注公会内外，公会与政府、商会、企业的关系，还要注重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机制，注重行业市场的区域及跨区域整合。同业公会的行业与市场角色也还存在对话不够充分的地方，诸如价格管理、市场准入管理、交易平台、信息交流、业规制订、业内惩戒与法律规范、行业自治与企业管理、中外竞争、市场自治与政府调控等问题，都有深入空间。回归行业和市场，既是深入发掘同业公会经济职能的重要成绩，但是从整体史角度研究商人团体史的新的热点。

同业公会只是史学领域中一个微小的议题，但事隐而旨远，卷帙浩繁的档案史料中蕴藏着丰富的学术议题。在实证、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学术对话，或可开窗见岭，触摸到更生动的历史画面，也体验到更真实的市场脉动。

本文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注释：

1近代商会通常以晚清政府1904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为起始，同业公会则自北京政府1918年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开始正式建制。

2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朱英：《同业公会-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华中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朱英：《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亟待加强》，《光明日报》2004年8月10日；马敏：《关于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4期。另有些学位论文在学术前史中对研究情况有所总结，不一一列举。

4本文所指的行业史和市场史，主要是从行业经济史和市场制度史的角度而言。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与不同行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也是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重要中间组织，是市场体制中的重要中介环节。文中所指“回归行业与市场”，包含有问题取向、视角转移两个层面，后文有详细阐述。

5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6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7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最近商会史研究之刍见》，《华中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

8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朱英主编：《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魏文享《中间经济？—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李柏槐《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王晶：《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郑成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张玮：《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人民出版社2011年。这些著作均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10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11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12朱英等：《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樊卫国：《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以近代经济群体为中心》，《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14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15张强：《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9期。

16朱英：《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华中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17李柏槐：《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8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9毕艳峰：《利益集团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0朱英等：《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1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争平：《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工商社团的社会整合作用》，《第四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06年；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李柏槐：《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2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张玮：《历史的审视：商人组织对市场参与者类型的识别》，《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4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朱英：《近代中国的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商民运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樊卫国：《论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26彭南生：《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华中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27王翔：《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的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大学报》，2000第5期；沈洁：《浅探苏州丝织业同业公会的发展轨迹》，《江苏丝绸》，2003年第4期；毛燕武：《试论民国时期杭州电织业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8陶水木、林素萍：《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侯丽华：《抗战后丝绸业的衰落原因分析（1945-1949）》，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6月；王玉茹、张玮：《弱势政府条件下的信息载体：近代上海绸缎商人组织》，《财经研究》2006年第6期；张玮：《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郑小灿、许玫：《20世纪30年代上海绸业公会的商业承兑汇票创新》，《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29杨现华：《民国时期杭州典当业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5月，第21页；李维庆：《近现代中国典当业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93－114页。

30易继庄：《钱庄业研究综述》，《学术界》2008年第1期。

31吴景平、张徐乐：《解放初期的上海钱业公会》，《华中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邹晓昇：《上海钱业公会研究（1917-1937）—以组织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复旦大学；2006年；李燕：《1917-1927年的上海钱业公会》，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2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2006年版；魏忠：《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研究》，《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33刘俊峰：《民国汉口钱业组织研究（1919-1938）》，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07年。

34吴晶晶：《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银行业之联合准备制》，《史林》2005年第3期；万立明：《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35张晓辉：《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暨南学报》2004年第6期；胡建敏：《民国时期杭州银行公会研究（1930-1937）》，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5月；刘志英、杨朋辉：《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6王艳菊：《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37邓咏秋：《20世纪前半期中国出版业同业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出版科学》2007年第3期；王小宝：《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研究（1930-1937）》，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严明丹：《上海书业商会涉外版权活动研究—从行业协会的角度》，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09年；唐婧：《上海书业公会版权维护研究（1905-1937）》，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

38黎霞：《民国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浅析》，《档案里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大博士论文，2011年5月，第93页、192-203页；杨庆武：《近代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研究》，湖南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5月。

39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上海潮糖业及其同业组织》，《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40王明安：《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研究（1950-1958）》，上海师大硕士论文，2010年4月；刘章：《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研究（1922—1949）》，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5月；王琳：《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37—1945）》，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5月。

41徐涛：《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研究（1897-1949）》，《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徐涛：《近代上海自行車業同業組織研究》，《上海档案史料研究》2011年第1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

42张胜平：《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研究（1925-1949）》，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12月。

43王静：《略论民国时期天津航业同业公会》，《兰州学刊》2012年第4期。

44王琨：《民国时期上海华人营造业群体研究》，上海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第74－92页。

45彭善民：《民国时期上海制药业同业公会探析》，《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4期。

46吴娟：《从“自治”到“被治”-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研究（1946-1953）》，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5月。

47陈万丰：《以红帮裁缝为中坚的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浙江省博物馆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1年；翟梅宇：《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时装业研究》，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1－35页。

48宋涛：《抗战之后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研究》，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5月。

49陈文文：《1920－1940年代的上海咖啡馆研究》，上海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第53－69。

50王芳芳：《近代苏州壅业同业公会研究》，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09年5月。

51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对当代中国的商会、行业协会的制度建设及其法律、政治属性有激烈讨论。代表的成果有郁建兴、刘华光、张捷、浦文昌、陈晓军、贾西津、徐家良、卫祥云、鲁篱等人的著作，不一一列举。

52邱澎生：《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变迁》，《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2006年第10辑。

53李学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商人团体习惯法的演化》，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后以《中国商人团体习惯法研究》为书名于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54彭南生：《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55朱英、魏文享：《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56樊卫国：《民国上海同业公会处罚制度及其施行机制》，《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略论近代上海同业业规之变革》，《史林》2009年第4期。

57王雪梅：《从清代行会到民国同业公会行规的变化：以习惯法的视角》，《历史教学》2007年第5期。

58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9《维护商业诚信的制度化探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同业公会业规刍议》，《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陈正卿：《浅析同业公会业规与社会经济运行几方面的关系》，《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60张忠民：《从同业公会业规看近代上海同业公会的功能、作用与地位-以20世纪30年代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年第3期。

61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2006年版。

62刘平：《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63李维庆：《近现代中国典当业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93－114页。

64李柏槐《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5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93页、192-203页。

66翟梅宇：《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时装业研究》，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1－35页。

67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8侯宣杰：《工商同业公会与广西城镇市场经济的发育-基于原始档案资料之实证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69彭善民：《民国时期上海制药业同业公会探析》，《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4期。

70吴娟：《从“自治”到“被治”-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研究（1946-1953）》，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5月。

71严跃平：《上海旅商业房价评议制度—基于政府与同业公会关系的视角》，《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2年第2期。

72王玉茹、张炜：《弱势政府条件下的信息载体：近代上海绸缎商人组织》，《财经研究》2006年第6期；张玮：《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3魏忠：《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研究》，《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74刘爱新：《民国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探析》，《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1期。

75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华中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华中师大》2009年第6期。

76吴晶晶：《一二八事变后上海银行业之联合准备制》，《史林》2005年第3期；张天政：《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77刘志英、杨朋辉：《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78胡建敏：《民国时期杭州银行公会研究（1930-1937）》，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5月。

79王琨：《民国时期上海华人营造业群体研究》，上海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第74－92页。

80杨庆武：《近代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研究》，湖南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5月。

81郑小灿、许玫：《20世纪30年代上海绸业公会的商业承兑汇票创新》，《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82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

83邹晓昇：《上海钱业公会研究（1917-1937）-—以组织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复旦大学，2006年。

84刘俊峰：《民国汉口钱业组织研究（1919-1938）》，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

85张胜平：《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研究（1925-1949）》，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12月。

86王小宝：《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研究（1930-1937）》，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87严明丹：《上海书业商会涉外版权活动研究——从行业协会的角度》，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

88唐婧：《上海书业公会版权维护研究（1905-1937）》，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

89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90李德英：《同业公会与城市政府关系初探-以民国时期成都市为例》，《城市史研究》第2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91郑成林，张炜

92杨庆武：《近代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研究》，湖南师大2011年5月；刘家辉、杨庆武：《上海早期旅业公会探析》，《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93魏文享：《工商团体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94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95魏文享：《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0期。

96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万立明：《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97邹晓昇：《压力集团的抗衡：1931年上海钱业公会请求另订<钱庄法>之争》，《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98樊卫国：《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99李柏槐《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0杨现华：《民国时期杭州典当业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5月，第21页。

101左海军：《沦陷时期保定商会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21－48页。

102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103王春英：《统制与合作：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商人（1937-1945）》，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47-69页。

104杨天亮：《试析汪伪统治时期上海环球货品（百货公司）业同业公会》，《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王琳：《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37—1945）》，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12年6月。

105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6魏文享：《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107刘文智：《从同业公会档案看行业组织在公私劳资关系处理中的作用》，《档案》2009年第1期。

108朱江燕：《建国初期的上海同业公会研究》，复旦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109崔跃峰：《1949～1958年北京市同业公会组织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0王明安：《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研究（1950-1958）》，上海师大硕士论文，2010年4月。

111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

112朱荫贵：《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参见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13汪耀华：《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8月；《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4《武汉(汉口)商会及同业公会档案史料研究》由涂文学主持进行，曾列为2002年立项的市社科课题，但最终结项成果尚未出版。

115王慧青、游来娣编：《上海市丝绸业同业公会七年来的工作概况》，《档案春秋》2004年第4期；《解放初期上海金融同业公会组织史料选编》，《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3期。

116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档案馆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2-5辑，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2010年；赵静、史佳：《清末民初保定商会档案探微》，《档案天地》2010年第1期。

117在档案史料的利用之中，虽得之于原始资料，但鉴于档案形成的复杂性及查阅者的局限性，客观史料并不能一定导致客观全面的研究，倒是存在“独占史料”的弊端，即他人很难通过返查史料来检视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