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情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重要功能。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原子化程度高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最为迅速。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关键词：人情；熟人社会；区域差异；人际互动
一、问题意识
近年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人情异化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人情名目越来越繁，频次越来越密，礼金越来越高，酒席花费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农民不堪人情重负，农民收入中的几乎1/3用于人情支出，有些农民因此退出人情循环，农村人情可能“盛极而衰”。
而一直以来，人情在农村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农村人情的“盛极而衰”，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从而带来严重问题。如何理解农村人情的机制、状况及其异化的逻辑，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的问题意识缘自2010年国庆在安徽繁昌县农村的调查。与全国很多地区农村出现的人情不堪重负不同，繁昌县农村有一套控制人情异化的机制，具体来讲，在繁昌农村，丧事是社区性的大事，是要大办，且社区（主要是村民组）成员都要参与的大事，也是具有很强竞争性的大事。丧事办得好不好，来客多不多，事关社会评价和个人地位。丧事招待标准也相当高，一般一桌酒席要花七、八百元，若办30桌，仅酒席就得花两三万元。酒席花费高，送礼礼金也不可能低。仅以我们调查山河村支书母亲的丧事来说，支书办酒席花费3万多元，收到礼金6万元，另外，几乎所有随礼的人都要放鞭炮（冲天炮），仅放掉的鞭炮钱就超过3万元。村支书母亲的丧事在当地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酒席越办越好了，随礼金额也越来越大，丧事花费也越来越高。繁昌农村在丧事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全国大部分农村人情异化的一个缩影。
不过，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繁昌人情中，除丧事以外，其余诸事包括婚嫁、做寿等等人生大事，都不一定在社区范围内大办，而仅在亲朋小圈子内小办，甚至不办酒席。因为办酒席之后，收到人情必须还情，还情是要花费的，办酒席也要花费，人情往来越多，花费在酒席上的钱就越多，收入吃掉了划不来，因此不办。
这样一来，在繁昌农村，虽然丧事大办，但红事小办或不办，就使得繁昌农村既可以通过大办丧事来维持社区范围最低限度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使农村熟人社会变得可能，又因为其余诸事小办或不办，而使村民人情负担不至太重。这是对农村人情异化的一个不错的应对。
2011年元旦到广东番禺农村调研，发现番禺农村与繁昌农村在人情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中的核心是，丧事是社区性的事务，是要大办的，是亲戚、朋友和邻里都要参与的，是不请自来的。一般情况下，同组村民都有参加丧事的义务。红事则仅限于亲友，是不邀不来，只有邀请才来。红事所邀客人往往仅限近亲和最好的朋友，本村民组（熟人社区）最多只邀请邻里一、两家。
与繁昌不同的是，番禺农村办红白事，必须退还部分礼金，甚至不收礼。退还得多甚至不收礼才有面子，不然就被别人看不起。因此，在番禺，办红白事几乎都是要亏的，参加人数越多，亏得越多。因为办红白事亏本，番禺农民就没有增加人情名目和扩大人情规模的积极性。丧事的社区性办理使农村熟人社会可以保持最低限度交往与互动，而人情数量和随礼礼金的稳定，又使人情可以控制在农民承受能力之内。
繁昌和番禺农村通过区分红白事，将丧事作为社区范围内必办大事，红事则是私人性的可以小办或不办的事务，使人情既可以维持农村社区内最低限度交往，又没有让农民不堪重负。那么，为什么繁昌和番禺农村会以红白事的分离来应对转型时期人情异化？还有什么应对农村人情异化的方式？农村人情异化的逻辑是怎样的？以及农村人情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农村人情及其异化的区域发生机制？
二、农村人情及其功能
本文讨论的人情是指以红白事为主的非年节性的仪式性人情，主要包括婚丧嫁娶、生抓寿祝、考学考军建房等等大事而发生的送礼、收礼、吃酒等活动。仪式性人情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参与者，二是仪式，三是酒席。
人情参与者。仪式性人情的参与者一般包括三种人：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三是邻里（主要是本自然村或村民组的村民）。正如前面所举繁昌和番禺农村的例子，并非所有仪式性人情都是三部分人员参加，在繁昌和番禺农村，仅仅丧事才是社区性的，是社区所有人员都要参加的大事，要大办，其他诸事则可以小办或不办。小办就是只在较小亲友范围举办，而不扰动社区其他成员。
人情仪式。主要是红白事要办仪式，比如，几乎所有农村地区，丧事都要大办且要举行复杂仪式。丧事中，老人去世，阴阳相隔，是家庭重大变故，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因此，丧事仪式往往隆重、神圣而神秘。结婚一般也要举办仪式，因为娶回一个新媳妇，社区就多了一个新成员。婚礼是对新人的欢迎和接纳。仪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具有明显的分界作用。仪式的公开和象征意义，使仪式成为村庄中社会竞争的手段，盛大的仪式意味更大的面子和更高的地位。
置办酒席。酒席招待来客，酒席本身也往往具有象征意义，构成仪式的一部分，因为酒席好坏既表明对客人的重视程度（好酒好菜好招待），又可以展现经济实力。
在熟人社会范围，人情以上三方面内容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地方性共识，即哪个名目的人情是合理该办的，应邀请什么人参与，由哪些人参加，送多少礼金，举办什么仪式，置办什么档次的酒席，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
农村人情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是互助、互惠。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面对人生重大事变，如婚丧嫁娶等大事，往往需要得到亲朋邻里的帮助。亲朋邻里借人情送钱送物，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而且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
其次是自己人的认同。每每面临人生大事，通过礼物流动形成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使人情互动双方及多方都自己人化了，这些人是自己的亲戚、朋友、熟人，是不同于外人和陌生人的自己人。农村人情往来所造成的这种定期的自己人化机制，是农村熟人社会中最为根本的方面。人情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不间断地生产出相互的熟悉及这种熟悉基础上的自己人认同。
农村熟人社会内部，不仅有自己人认同，同时也有竞争。通过送超过常规的人情，通过举办盛大仪式，通过置办豪华酒宴，通过办超大规模酒席，来获得村庄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也是人情的一大功能。一般情况下，只有经济富裕、人缘良好、亲友众多的家庭，才能办得起更加豪华奢侈的红白事，从而赢得更大面子。在适当的限度内，通过红白事进行的社会竞争，反映了村庄中实际存在的经济社会分层。
从人情的功能上讲，最为关键的是，正是通过仪式性人情，村庄社会形成了一个人情循环与人际互动的庞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几乎所有社区成员都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参加仪式，吃吃喝喝，几乎所有成员都会有经济上的往来，几乎所有成员都会通过这种经济上的往来（送、还、欠）形成自己人认同。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情往来，是一个农村社区可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前面所举繁昌和番禺农村的例子中，农村社区通过丧事的大办，而维持了农村熟人社会再生产的最低要求。
那么，人情往来是否越多就越可以保持农村熟人社会的再生产、自己人的再生产，从而越能有效维护农村熟人社会？当然不是，因为人情往来是要花费成本的，过频、过密人情往来的花费太高，就可能导致部分社区成员退出人情循环，人情往来不可持续。
小结以上所述，农村人情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参与者、仪式和酒席；农村人情功能主要表现为：互助互惠、自己人化、社会竞争。无论人情内容还是人情功能，都往往因为村庄社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正是村庄社会性质的差异，可以使不同地区以不同的人情变化来应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以下我们讨论构成农村人情内容及功能基础的村庄社会性质。
三、熟人社会的性质
按我们的分法，将中国农村分成三大区域类型，即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中部分散型村庄[①]。所谓团结型，是指在南方农村往往有较强的宗族力量，农民聚族而居，地缘依附于血缘，村庄内具有较强的自己人认同，村庄与外界有明显的区隔，村庄以外是陌生人社会，村庄以内则是自己人的熟人社会。村庄内不仅是熟人社会，而且是自己人社会。也是因此，在村庄内存在强有力的公共规范。
北方分裂型村庄是指村庄内存在若干不同的派系，不同派系之间不仅缺少自己人的认同，而且构成竞争性关系。村庄内是熟人社会，但这个熟人社会并非是一个自己人的社会，而是由若干自己人群体构成的社会。北方农村多分裂型村庄，其典型特征是村庄内部有若干小亲族，不同小亲族之间的“合纵连横”成为北方农村政治的典型特征。
中部分散型村庄主要是指村庄内不仅不存在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宗族力量，而且缺少强有力的小亲族认同。中部农村的农民是分散的，原子化的，每个人都对自上而下的法律负责，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
以上团结的南方村庄、分裂的北方村庄和分散的中部村庄都只是理想型，但以此理想型来讨论农村人情的机制及其变异，还是相当有效的。
在团结的南方村庄，因为存在一个超越家庭的村庄共同体（宗族），而使村庄存在一个超越个体的公共规范，违反这个公共规范，会受到共同体强有力的排斥。
在分裂的北方村庄，村庄内部虽然分裂为不同的小亲族，但小亲族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是超越于个人的，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强化小亲族内部认同，小亲族有能力约束个体“越轨”行为。
在分散的中部农村，村庄内每个人都不受到强有力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每个人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行动，因此，一旦现代性的因素渗透进来，一旦市场经济理念成为政治正确，中部农村的农民就可能最快以理性人的逻辑来行动。
换句话说，在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因为村庄内部结构性约束力量的差异，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渗透，不同类型村庄内的行动者（村民）具有相当不同的选择空间。北方分裂型村庄和南方团结型村庄都存在结构性的约束力量，村民行动受到超越个体的公共力量的约束，个体村民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中部分散型村庄缺少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村民可以自由行动，村民行动是私人性的，是相对随意的。
村庄结构的差异导致农村人情在村庄社区中的功能与表现方式的差异，同时也使不同地区农村人情应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差异。
在南方团结型村庄，因为村庄存在宗族等结构性的公共力量，人情在社会建构上的意义相对较小，人情从某种意义上是依附宗族这种公共力量的。北方分裂型村庄，小亲族力量也是超越人情的结构性力量，人情往往是依附于小亲族而发挥作用，且人情往往被小亲族力量用作竞争的手段，[②]而在中部分散的原子化村庄，村庄缺少结构性力量，人情在建构社区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重要性。或者说，存在结构性力量的宗族农村或者小亲族农村，农民个人可以从宗族或小亲族等血缘关系中获得支持，人情是依附于宗族或小亲族等公共性力量的。在分散的原子化农村，农民缺少可以依靠的结构性力量，而需要通过人情来建构和维护社会联系，人情是农村社会互动得以发生，农村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缺少结构性力量的中部农村，人情更倾向于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手段，而在存在结构性力量的南方农村，人情不过是结构性力量的表现与表达，是村庄社会团结的反映。北方农村介于两者之间。
正是南方团结型村庄和北方分裂型村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得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在面对社会转型时，人情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中部分散型农村（或原子化程度高的农村），人情更容易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面，中部分散原子化村庄，因为缺少任何强有力的公共力量的保护，人情很容易发生变异。相对来讲，北方分裂型村庄和南方团结型村庄，人情应对外来冲击能力较强，发生变异的速度较慢，变异的方式也有差异。
四、正常人情的基本条件
人情的变异是以存在一个正常的人情模式为前提的。那么，正常的人情模式是怎样的？如前所述，不同地区农村人情的公共性程度是不同的，人情在建构地方熟人社会，在发挥社区功能中的作用也是相当不同的，但一般来讲，正常的人情存续必有若干基本前提，人情异化首先表现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模式无法维系。
我们可以提出三个正常人情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一是人情相对稳定，二是可持续，三是增加了人情参与者的自己人认同，或人情对于社区建设具有正功能。
人情的相对稳定，主要包括参与人群的相对稳定、随礼数量的相对稳定、人情名目的相对稳定、人情仪式的相对稳定、酒席档次的相对稳定。之所以说是相对稳定，是因为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发展，绝对稳定是没有的。总体来讲，当前农村人情出现的明显变化是，参与人情循环的三部分人群中（亲、朋、邻里），朋友比重越来越大，邻里相对减少。比如以前社区中的所有人都参加的人情，现在只有部分人员参与其中；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随礼金额水涨船高；随礼的增加一般会带来酒席档次的提升，或酒席档次提升带动随礼金额提高；仪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现代性向农村的渗透，之前的传统仪式越来越简化，而一些传统所没有的仪式开始兴起，如婚嫁中的结婚照、婚车、摄像等。
衡量人情是否稳定的关键是人情是否仍在参与者的正常感受之内。比如酒席越来越铺张，以致浪费成了普遍现象，或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发掘出来，或随礼金额越来越高，人情超出人们预期与控制，农民因人情苦不堪言，就表明人情不稳定了。
人情发生超过预期的变化，参与者因人情苦不堪言，人情循环就可能中断。或即使仍然维持了人情的循环，但人情已不再生产自己人的认同，人情发生了严重的名实分离，人情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
人情的稳定性、可持续和增加自己人认同，又是以人情的相对平衡为前提的，所谓相对平衡，即人情往来的相对平衡，送人情和收人情的礼尚往来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当下结算清楚的平衡，而是以送人情、欠人情、还人情来达成的平衡。送人情和还人情，必须有正当的人情名目与理由，这些人情名目和理由是地方人们的共识，不能随意增减。在人情往来过程中，从短期看，有的家庭长期没有事办，有的家庭却办事不断，从而导致人情的不平衡。但从一个长的时期来看，所有家庭都有婚丧嫁娶事务，从而可以达到人情循环的平衡。只要有长远预期，人情就是平衡的。若社会变化太快，村庄边界开放，人们的长远预期不复存在，就可能使长时期平衡的人情因为人们预期变短，而不再平衡，人们更愿在短期内还掉所欠人情或收回所送人情，因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人情名目，最终导致人情名实更加严重的分离，人情成为沉重负担，最终导致人情的不可持续。
五、人情异化的逻辑
人情异化首先表现在人情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在原有人情模式中加入了不同的内容，且这种变化已经威胁到正常人情模式的维系。大体来讲，人情异化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的方向，一是名的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核心都是人情的工具化，利的方向是利用人情赚钱，名的方向是利用人情进行恶性攀比竞争。
先看利的方向。
一般来讲，农村人情中有互助的成份，即当一个家庭遇到人生大事如婚丧事时，亲友邻里都有帮助支持的义务，典型表现是以送人情来尽义务。送人情是送钱送物，某种意义上，这种钱物是白送，因为这种钱物的人情并不即时结清，而是作为人情记在那里，欠在那里。一旦等到送人情家庭有了同样的人生大事，收人情家庭才还回人情。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举办人情的名目是相对固定的，不会随意增加或减少。从长期来看，人情是平衡的。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人们的预期普遍变短，人情短期内的不平衡引起多收人情家庭还回人情的压力，和引起多送人情家庭收回人情动力，这种背景下，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以前本来不办的人情现在要办，以前仅在小范围内小办的酒席，现在大办，而一旦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这种新的人情名目就成为新的地方人情常规，由此引起新的人情的不平衡，进而导致更多人情名目的出现。极端情况下，甚至连猪下仔，屋换瓦，也要举办人情，人情名目在很短时间即极度膨胀，人情名目五花八门。[③]
另外一个人情的变化方向是人情参与者范围的变化，比如，一些过去仅在亲戚范围内小办的人情变成社区范围大办的人情，参与人情循环的人员必然增加，包括朋友和邻里的参与。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社会交往增多，农村人情中的朋友越来越多。
人情名目的增加，人情范围的扩大，带来人情频次的增加，也就是每个家庭送人情的次数增加。
若每次送人情金额较小，则即使人情频次增加，人情也并不成为家庭巨大负担。但总体来讲，在缺乏长远预期的情况下，为了及时还情，农村每次还人情都要略高于所欠人情，随礼金额持续增加。更重要的是，在送礼和收礼时，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决定送礼金额多少，有人因为欠人情而多送，有人因为经济条件好而多送，有人因为个人关系好而多送，这些多送的人情都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并因此成为当地其他人不得不看齐的目标和下次随礼金额的常规。人情因此越送越大。与礼金增加相伴随的往往是酒席越办越好，酒席花费越来越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变动图式：在一般情况下，农村人情名目多少、参与人情规模大小，决定了农村人情的频次。农村人情名目越多，参与人情范围越大，农村人情频次就越密。人情频次越密，每次所送人情的金额降低，就可以使人情负担相对稳定。而一旦农村随礼金额不仅不降低，而且持续上升时，人情负担就相当高了。
当办红白事收人情可以赚钱，且越来越多人借办人情来赚钱（收回人情或赚取盈余）时，每次办事所收人情越来越多，酒席理应越办越好。而既然所收人情高于办酒席收入，办事有净收益，则酒席办好一点也无所谓。也是因此，几乎在所有人情异化的农村地区，与人情频次越来越密和礼金越来越高相伴随的是酒席越办越好，酒席中的浪费越来越大，一桌酒由以前几十元上升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人情越来越频密，人情参与者越来越多，酒席费用越来越高，则用于人情的酒席支出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的收送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随礼变成酒席费用。换句话说，农民手中的资源最终都被白白吃掉了。
再来看名的方向。
上面讲到酒席越来越铺张，这是普遍现象，前文讲到安徽繁昌农村的丧事，酒席同样是越来越铺张，目前每桌酒席花费要700—800元甚至更多。繁昌酒席花费相比浙江奉化农村，则又是小巫见大巫。2009年国庆，笔者到奉化西邬镇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办一桌酒席的成本已在2000元以上，若结婚摆30桌酒，仅酒席成本就至少要6万元。酒席成本高，所收人情就不能少。奉化农村，送人情的礼金最少也要500元，一般是700—1000元，这还只是邻里和朋友送礼，亲戚送的礼金就更高。
奉化农村为何要办如此之好的酒席，及为何要送如此之高的礼金？是因为奉化农村有人办得起好酒，送得起高礼。奉化农村应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人经商办厂发了财，他们就有能力来办好酒送大礼。他们办好酒送大礼，就带来新的办酒送礼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说你办红白事不体面，没面子，比不过别人，让人瞧不起。无奈之下，奉化农村人们只能咬牙跟随，因为“一个人不就结一次婚吗？”和“不就生一次吗？”及“不就死一回吗？”
奉化农村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分化带来人情新标准，只要办酒席，只要送人情，就要按此标准，这就使得农村中经济条件差的农民不再有能力参与人情循环。因此，有越来越多奉化农民不再举办酒席，不再参与人情循环。其结果是，有钱办得起铺张酒席的人们，通过大规模办红白事来扩大社会交往面和自己人范围，也在社区范围攒足了面子，经济条件差的农民过去本来可以通过办一般的酒席，送一般的人情，维持基本人情往来和社会交往，现在却不再可以维持得住。他们被富人排斥出村庄熟人社会范围之外。一些中间收入的村民则苦苦挣扎在人情负担之中。
六、人情异化的社会机制
从以上人情异化的逻辑来看，造成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名实分离，名实分离背后则是之前维系人情循环的地方性共识的解体，地方性共识即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与政治正确。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面，在村庄经济发生分化的背景下面，在村庄边界越来越开放，村民预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面，关于人情的地方性共识弱化，人情被利用，从而发生了异化。
但在一些宗族等传统力量仍然较强的农村，维系地方性共识的村庄公共性力量仍然存在，决定人情状况的公共秩序仍然存在，这些力量就可能成为抵制人情异化的力量。举例来说，2009年暑假，笔者到鄂东南的大冶农村调查即发现，大冶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就是人情名目并未快速增加，随礼金额相对较低，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送人情时，必须按血缘关系远近亲疏来送，送多送少是地方规范中早已有之的，多送少送会引起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换句话说，在大冶农村，人情规则是服从村庄公共性规则的，在村庄公共性规则（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房头等传统规范）仍然坚强有力的情况下，人情是不能乱来的，王德福称之为村庄人情的公共性。[④]大冶农村正是湖北比较少有的宗族房头意识仍然较强的农村，可以算作是南方宗族农村的代表，正是南方团结型的宗族村庄，使村庄中有可以抵制社会转型与市场渗透等现代性因素冲击的力量，从而可以使农村的人情仍然保持传统的名实统一。[⑤]
而在缺少结构性力量约束的中部农村，一旦出现外来的现代性力量的冲击，地方社会并无缓冲或抵挡这种冲击的能力，村庄中的每个人都“理性”接应甚至利用这种现代性的力量。结果是，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发明，送礼范围越来越大，随礼金额越送越高，酒席越办越好。办酒席因此被一些人用于赚钱或用于恶性攀比。人情迅速异化。
因此，决定人情异化的关键是人情之实、人情内生规定性的丧失，这种丧失又与地方性规范，与地方公共约束的力量，与地方有无可以抵挡（至少是可以缓解）现代性冲击的结构性力量有关。
因此，我们在传统最为薄弱，结构性力量最少的分散的中部农村，可以见到最多异化的人情，人情越来越工具化，成为被个人利用的对象，人情之实越来越少，人情中的仪式越来越少，人情成为所有人不堪承受之重，人情因此可能盛极而衰，不再维持得下去。
相对南方团结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因为仍然存在超越个人的结构性力量，而使北方农村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可以保持人情的相对稳定性。不过，与南方团结型村庄相比，北方分裂型村庄中因为存在不同的小亲族及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面，北方农村可能重新“发明”人情在村庄内部竞争中的作用，这种竞争表现在：红白事成为超出农户家庭的小亲族事务，不同的小亲族通过举办体面盛大红白事，来显示本族人员的团结，来展开村庄内部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中部农村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竞争，个体家庭的竞争往往会变成以赢利为目的的竞争，而以小亲族为基础的竞争，则一定是要以慷慨、铺张为手段的面子竞争，这种竞争表现为参与人员数量（办酒席多少）、酒席丰盛程度、仪式的夸张制度（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渗透，在北方分裂的小亲族村庄，人情就可能被小亲族之间的竞争所利用，北方分裂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及方式与中部分散农村大为不同。相对来讲，南方农村可以保持人情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
七、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
以上讨论可见，当前农村人情异化的最严重后果是人情的不可持续，人情“盛极而衰”。在人情普遍发生异化的情况下，如何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情而不致使人情变成沙漠，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了。
从理论上讲，有两种方式来应对严重的人情异化，从而防止人情沙漠。人情异化的最关键之处在于所有人都不堪人情负担，而人情负担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由人情频次乘以随礼金额。人情频次越高，随礼金额越大，人情负担就越重。因此，应对人情太重的办法就是减少人情频次或降低随礼金额，或至少是保持人情频次和人情视金的稳定。
依前面的讨论，可以有以下四种应对方式的组合：
我们分别讨论以上四种类型：
Ⅰ.人情频次高，且礼金数额大。
这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人情变异最严重的地区。东北最为典型，这类地区人情已成为农民不堪重负的麻烦事，人情循环很难持续下去，农村人情沙漠化，极端形式是村庄不再有人情往来[⑥]。通常状态是村庄人情范围严重萎缩，人情频次很低，人情难以维持一个熟人社会存在下去所需要的最低交往与自己人认同。
Ⅱ.人情频次高，礼金数额小。
这是我们在北方农村常可见到的景象。因为礼金数量小，这类地区所办酒席虽多，却一般不铺张。人情往来与循环因此可以有效增加村庄社会资本。
Ⅲ.人情频次低，礼金数额大。
这正是本文开头所调查安徽繁昌和广东番禺农村的情况。繁昌和番禺农村在随礼金额越来越高的同时，却将公共性比较强的社区性人情仅限于丧事办理，红事则采用小范围私人性办理，从而可以既保持村庄内最低限度人际互动、社会交往和自己人认同的需要，又不致使村民不堪人情重负。
繁昌与番禺农村也有差异，其一是繁昌农村礼金较高，而番禺农村，礼金虽高，主人却有退还部分礼金甚至不收礼金的义务，因此，在繁昌，办事是可以赚钱的，在番禺，办事则注定是要亏本的；其二是繁昌红事可小办，不办，也可以大办。而番禺农村，红事仅限于很小的亲友的范围，不属于公共性比较高的社区性事务。
其相同点则有三点，一是酒席都很铺张，二是频次低，三是社区性的人情往来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Ⅳ.人情频次低且礼金数额少
第四种类型人情有两种可能，一是人情频次太少礼金往来也少，人情不再能滋润农村社区性关系，农村社区出现了人情沙漠；二是人情频次虽低及礼金虽少，但人情仍能最低限度发挥村庄熟人社会润滑剂作用。前一种情况往往是依第一种人情异化而来，后一种情况则是村庄中有极强的公共性力量在支持，典型如南方团结型村庄。
一般情况下，礼金数额高的人情，酒席会比较丰盛，而礼金数额小的人情，酒席比较简陋。例外情况也有，如番禺农村，实际送礼金额较少，但酒席却相当丰盛。再如，笔者2008年底在贵州湄潭调研发现，湄潭农村，虽然社区邻里送的人情低，酒席因此简陋，但湄潭农村的人情中，亲戚所送人情往往巨大，湄潭农村因此有“整酒就是整亲戚”的说法，而亲戚所吃酒席与邻里是一样简陋。
人情频次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人情名目的多少，二是参与范围的大小。笔者2005年在山西夏县农村调研发现，夏县农村办酒宴，可以同时开席达160桌，有上千人参与，这样的人情是在相当大范围内进行的，这样的人情就使熟人社会中的自己人范围极大。还有一种是在极小范围参与，但人情名目颇多，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小而紧密的自己人圈子，如中部农村，当社区性人情崩塌之后，即可能在很小的亲友范围形成如此人情模式。此方面更为具体的分析不再展开。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列出如下几种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来：
1.人情频次高但礼金数额小的类型。典型如山西夏县，贵州湄潭农村。其中的差异在于，夏县社区性公共性人情名目较少（主要限于婚丧），但范围极广，而贵州湄潭农村则人情名目颇多，社区参与虽广，随礼金额却低。因为亲戚礼金高，所以湄潭农村人情让亲戚苦不堪言。
2.人情频次低但礼金数额大的类型。典型如本文开头所描述安徽繁昌和广东番禺农村。两地差异已如前述
3.人情频次低且礼金数额小。典型如江西等南方团结型的宗族村庄。这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有超过人情的公共性力量在维持农村熟人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作用。这类似以不变应万变的农村人情，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而随礼礼金不变，其实是礼金份量比过去更小了。
以上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人情实践既使农村社区保持住了最低限度的互动和交往，农村熟人社会得以再生产，有未导致农民不堪异化人情的重负。
八、小结：人情与熟人社会
一个正常的熟人社会的维持，一定是低成本、有效率的。高成本的秩序是无法内生的，是会很快解体的。
人情因其特殊的功能，在熟人社会再生产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中部分散型村庄，正是凭借人情循环与往来，而使原子化的分散的村民变成自己人，使熟人社会成为遵循乡土逻辑的熟人社会，[⑦]而不是相互利用和相互算计的关系。但也正是在这些原子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分散型村庄，借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经济分化的力量，现代性强力侵蚀传统农村社会时，中部农村缺少基本的抵抗能力，从而发生了严重的人情异化。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人情沙漠化了，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产机制，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润滑剂失去了。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熟悉就可能变成每个个体凭借熟悉来相互算计。农村熟人社会因此解体。
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