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配楼报告厅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社会科学家丁学良先生，为大家做一场有关如何学习当代社会科学的演讲！丁学良先生199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著名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在丁学良先生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同时也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他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这些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问题。丁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学生，所以我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充分与丁先生进行交流！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先生给我们进行讲座！

丁学良：

非常感谢你们大学给我这次机会，北京我每年都来好多次，但中央财大是第一次来，以前老是到北大清华去。后面的听得见吗？我的普通话不行。我昨天晚上跟你们邱书记讲，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留学生中间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中国大陆到哈佛去留学的人中间有三个人普通话最差，第一差的人叫胡祖六，第二差的是邹恒甫，第三差的人是丁学良。然而这三个人又天天搞在一起，他们的普通话进步没希望了。我的普通话到现在为止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家原谅一点。我在这里来讲也不算是讲座，讲座要选一个很专业化的题目，挖得很深。我做的专业是转型研究和大学制度，要抓得很深的话，听众就不会来了，来三五个人听我就挺丢人。今天讲的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怎么强调通识教育，几年以前我看到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编了一本《大学通识教育》，国内也在尝试把这方面的教育弄好。

今天讲怎么学习社会科学，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跟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讲怎么跑步游泳一样，跟你们讲这个题目，有人会说，是不是你把我们当傻瓜，我们考上重点大学快毕业了，还要教我们学社会科学！我这里面没有看不起在座诸位的意思，不是说我社会科学怎么样精通，不是这种心态。我跟你们讲是一种平辈之间的交流谈心，只不过我跟邹恒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幸运的，属于最早的一两批能够到西方留学，而且也是很幸运在比较好的学校里面受到系统训练的。我们训练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心得体会，我们当时在哈佛念书的时候经常讲，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我们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里面，脱胎换骨以痛苦为主的那种经验，能够尽快原汁原味地带回国来，能够对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对培养人才起到一定作用。让我们很欣慰的是，国内这些年来对高等教育比较重视了，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回国来做这方面的一点工作。我个人做的不如邹恒甫做得那样疯狂。我几年前第四次到浙江大学作报告的时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姚院长等我们吃晚饭，我给研究生讲，要问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人很谦虚，说既不想当官，又不想发财；现在有的人回来又想当官又想发财，我这个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这方面的一个鼓吹手，一个传教士。为什么我把自己定位在传教士上呢？英文的传教士是missionary，英文中的使命就是mission ——你觉得有一件事是你最想做的，如果这件事做得比较成功，你就觉得人生挺有意义，那么你就把它当作你的mission。如果说你把这个mission尽可能的跟更多的人讲，反复的讲，讲得越多越好，那么你从事这种mission就成了传教者。传教士有什么基本特点呢？传教士比较穷，中国传统的传教士，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才有传教者，中国的宗教也有传教者，中国佛教传教者手里托着一个钵，赤着脚，到处去传教，因为比较穷，同时要去化缘讨干粮，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会给你们足够的时间提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快提，充分一点，尽量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你们要充分的把问题磨一磨，磨尖。

英文中“社会科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英国写法，一种是美国写法。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的时候大学的宪章都是英国人写的，Division（学部） of Social Science是单数的。美国人的写法是social sciences 是复数的。这里面的关系很微妙。这个区别就显示了英国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比较古典的，美国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更新，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个“s”体现了学科之间的分化。我今天主要讲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同学们不要以为我回来鼓吹美国的什么东西都好，我对美国并不是很热爱，但是我很热爱美国的好大学。这听起来好像挺可笑，好像美国的好大学不是美国的？是啊！但是我们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最好的大学是非常非常国际化、全球化的。美国越是好的大学，学生和教师越是全球化。我们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经常出去和美国人交流，别人问你们在哪儿念书，我们说在波士顿；别人问在波士顿的哪里啊，我们说在波士顿的剑桥市；在剑桥市的哪里啊？我们说在哈佛大学念书。我们说我们很感激能到哈佛来念书，来了解美国的社会，来了解美国的文化和高等教育。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朋友的一句话：你们要想真正了解美国，要想念地道的美国学校，别去哈佛。哈佛不是地道的美国的！哈佛里面的很多人都不喜欢美国，常批评美国的主流文化。所以我讲的是美国最全球化的一类大学的那种理念。

我们按照美国方式，社会科学至少分成这几大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人口学、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当然还有心理学。不过心理学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实验心理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心理学。在不同的社会科学中间，之所以将这些学科定义成社会科学，而不是"Humanities”，这一点区别很重要。我不知道国内这些年来，为什么还没有把学科划分转到国际主流的划分法上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到1952年之前，是同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吻合的，再看老的高等院校里学科的配置，以及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马上告诉你什么是社会科学，什么不是社会科学。到了1952年，我们把苏联高等教育全部一刀切搬过来的时候，就把中国原来很好的、和世界主流接轨的教育体系搞乱了。现在有些方面调整得好些，有些方面还没调整好。什么叫社会科学，很多人说历史也是社会科学，哲学也是社会科学，文学批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艺术史，宗教研究也是社会科学。它们不是社会科学！它们是“Humanities”，它们是人文学科，不是社会科学。因为这里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同学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区别是重要的？

学生之一：社会科学首先是一个科学，哲学历史比较抽象，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丁学良：

你讲的部分是对的。社会科学的样板是现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现代物理学源于牛顿，物理学延续下来是爱因斯坦。现代科学的样板是物理学，而哲学、文学批评，宗教研究等人文学科主要不是解释因果关系，不是用经验事实来验证因果关系，他们给你传输的是价值观念，用英文来讲，它们不是causal explanation，而是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社会科学是解释，人文学科是诠释，讲的是意义，是更加主观的；而社会科学是更加客观的、实证的。我这么讲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画一条线而已，一端是更加主观的，一端是更加客观的。哲学不是社会科学，是人文的。西方比较好的大学里，哲学和宗教常在一个系，因为它们都是研究人类关注的终极意义问题。而且往往是这样：一旦有一部分可以用经验的实证的方法找到验证的话，那一部分就会划分出来，就会变到社会科学里面，在哲学和宗教里留下来的还是对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寻，围绕着终极意义的对话（discourse）。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西方最早的宗教跟科学史有关系，解释人类为什么以这种那种方式活着；一旦这部分变得非常经验、有实证以后就划分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内的学科划分还是18世纪19世纪留下的陈旧认识，国内学科划分还没有转到对现代社会科学内在逻辑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是很大的一个欠缺。这跟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相关，与大学里面的系科(department)划分是直接的相关。如果说社会科学里的学科划分不科学、不合乎科学的内在逻辑的，那么你这种系的划分、专业的划分也会出问题，这种划分对国内培养青年学生的才能，从中学开始就会有严重的误导。这个误导体现在什么地方？我经常遇到焦急的父母对我说：丁先生，你在外面的教育界这么多年，在国内鼓吹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能不能给我们孩子考大学提些建议？我说你的孩子想学什么？有的说孩子学文科，有的说学理科。我说你孩子现在才中学生啊，为什么把文科、理科划分得这么清楚呢？中学阶段就把文科理科这么早区分开来，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划分是非常误导性的，划分得越早越误导。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原来在国内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很多东西是自学的。学哲学、学历史、学政治学理论这些比较好自学；但是我有一样东西自学总是达不到自己希望的水平，你们猜猜是什么？那就是数学！为什么？因为以前被老师给误导了，说你以后不是念文科吗？干嘛学那么多数学啊？一到西方去留学我才知道这种认识真可怕！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在知识和教育方面，你最后悔的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就是我在学数学上被误导了！我小学是在农村啊，就在那么一个茅草屋里面，就那么一个老师上所有的课。这个老师也上语文，也上数学，也上体育，也上政治，也上绘画，也上唱歌。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我没有这种意识，假如有这种意识我就会尽早弥补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数学的不足对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我真的不希望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再重复我这种深刻痛苦的教训。我到了哈佛去以后，选学科读博士，大家知道我最想学什么学科？我最想学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国际关系。刚才你们汪老师介绍，说我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我一听以后马上就坐下来了，本来我都是站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算美国主流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美国主流社会学是一天到晚做回归，社会统计，对我这种数学水平来讲还挺麻烦的。我在国内数学只学了樊映川的工科《高等数学》上下册，搞得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数学水平到美国去学主流社会学还不够！我根本对社会学不感兴趣，我回来就怕别人喊我社会学家。我感兴趣的是国际研究和国际比较，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这里面也有人做精致的数学模型，但是还有人非常看中那种“Big ideas”，“大观念”。我老老实实讲，假如我到美国去以后，我的数学基础好到能够比得上国内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的水平，我就会进哈佛经济系了，就不会在别的系里面做了。哈佛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系里，有两个系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经济系和政治系。这两个系培养的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研究人员。我就是数学不够，没办法到经济系，就只能做比较政治社会研究方面。所以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划分是害死人的东西，划分得越清楚越害人，划分得越早越害人。数学对学好现代经济学不知道有多重要！我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中间，经济学学得最好的人，都是数学非常好的，训练得非常好。有些人本身在国内就是数学系毕业，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丁老师我想学经济学，那我就问你数学好吗？他说他在中学里数学还可以。我说那怎么行啊！就靠这点数学，到美国怎么学经济学啊？！到美国我看只能学文学研究了。而现在有些文学研究都要有好的数学基础了，有一个分支就要靠数学工具。

我再举个例子，我去年到同济大学作讲座，刚好教育部委托同济大学召开全国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叫“新综合性大学里的文科教育”，他们也请我去作报告。这个会议指的是1952年高校调整以后，理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等，最近几年在综合性大学竞争的压力之下，也在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等。所以教育部认为这样一类的高校发展非理工科的学科有自己突出的困难，同时也有潜在的优势。因此我就去参加这个座谈会。虽然他们对我很客气，但我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场三分之一的人给得罪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作报告，我对你们的研讨会的题目就反对。我说你们是只想发展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宗教研究吗？他们说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想发展与经济有关的学科啊，现在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最热门，是研究财富、创造财富啊。我说你们怎么叫这些是文科呢？这是社会科学啊！他们说他们就是这么叫的。我说这样叫，认识上就是误导的！我于是就讲了刚才说过的一些，还讲到甚至连西方比较好的大学里面的文学研究，都对数学的要求提高了。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留下来的剧本，有的是他写的，有的怀疑不是他写的；就如中国的《红楼梦》，大家都争议，说是不是第一部是曹雪芹写的，第二部是不是高鄂写的？西方也争论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已经很技术化了。现在可以把莎士比亚原版的所有剧本中间被认为最最可靠是莎士比亚本人写的剧本，他的习惯用词、配词、表达方式，把它们输入电脑，看在不同的情景之下，用这些的概率有多大。发展出模型，把有疑问的莎士比亚剧本也输入电脑，看看差异有多大。差异越大的越不可能是莎士比亚写的。你说这是文科吗？这当然是文理综合科了。要想把所谓新综合性大学里的非理工科的系别搞好，就必须扭转古老的、陈旧的、落后的、害人的观念。于是我当时就把在场的三分之一人给得罪了，以后再也不和我打交道了。我希望我今天讲完以后，你们不要不理我。

我下面讲在社会科学里面的训练，学校对你们的训练。对社会科学的训练来讲，国内和美国最好的研究性大学，区别在于越是好的美国研究性大学对研究生的训练，设置得越好，设计的过程也不是定下来以后不动，每年都会有小的变动，若干年后就会有中等的、甚至大型的变动。现在越是好的美国大学，无论是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训练，越是有自己的特色。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也是学习型的社会。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如果说高等院校培训学生的大纲，不是以创新为基础，怎么能够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经济体和社会里面，使你们的学生成为各个领域前沿的实践者？我这次回国，前几天又听到这个老问题，说现在学校里教的很多东西，学生还没毕业出来就过时了。在中国这几年很奇怪，一方面在很多大学里有严重的厌学情绪，有些是因为谈恋爱谈得太多，唱歌唱得太晚了，上网太上瘾，有这部分的原因。但是如果说相当多的学生都厌学，那就不能全归于这些原因了，而要找一下是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大纲的原因，课程设置得不好。因为你的教学课程如果不是前瞻性的、导引性的，不是为明天而教学和取向的东西，如果是用昨天前天的东西来教学，二十几岁的人怎么能不厌学？你到外面走一走，到处都在办讲习班，速成班之类，干什么呢？就是要来充电！实际上这些表明了中国高等教育里面的很多教学方式，它们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我造了一个词：counter-education。没有教育头脑子是空的，反教育则是朝脑子里塞无意义没有用的东西，你要再想学好的东西，首先要把原来的东西洗掉，然后你才再学更好的东西。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讲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老先生说过，如果在国内没有学过经济学，那么你的优势是零。如果你在国内学过经济学，那么你的优势是负的。因为在国内学的那些东西，我不是说它们不对，而是它们不是经济科学的东西。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在国外的很多同学都是经济学家，我跟他们待时间长了，我当然也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了。所以你们学的很多不是经济学，是别的学科的东西。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在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里面的经济系的教授，还是一个学院的头，我不讲他的名字。他们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到美国留学，后来回母校看到了所用的经济学教材。他带回来后给我们讲：我的天啊，我们学校现在还在用这样的教材教学生！说什么叫经济规律啊？就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一定会高速增长，买房子一定会赚钱，不管在哪里买都会赚钱。别人说，有的人买了房子就亏了本啊？那位教授说，根据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哪儿买房子都会赚钱，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我现在讲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在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很讲究在大学本科这个阶段上尽可能地推迟选专业。我们在美国念书时就知道，像哈佛、斯坦福，大学本科一年级不分专业，到二年级的时候，开始选专业。现在哈佛、斯坦福已经改了，到三年级的时候才选专业。就是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社会变得太快，在大学本科水平上分科分得越早，学生的知识面越狭窄，受的训练越是片面，自己出去以后调整、学习、开发、创新的能力越是得不到培养，到找工作时就越是不利。所以现在到三年级选专业，本科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就是一个核心课程制度，不管你以后学什么专业，必须要学习核心科目，那是为了训练一个有知识、有本领、有教养的社会公民的基本科目。你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学这些核心课程。我听说你们大学有一个实验班，我知道你们有一点很棒的就是数学，但不知道你们实验班里面有没有把中国和西方的经典引过来？还没有啊？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这方面做得好，要读经典。这都是核心课程中间的理念，要读经典，这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经典性的东西，那些大的discourses 和debates，你要找源头的话，都可以追溯到这些经典中去。我不是说完全可以归结到那里，但源头是在那里。在以后多少代的发展进程中，经典的东西都会与你同行。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这些基本的教育和素养的话，那么你很难在你的研究领域中有深刻的洞见。凯恩斯不是讲过这样一句名言吗？要做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只要你能收集一大堆的经济数据资料，数学还可以、英文还可以、能写论文就可以了；要想成为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的学习者、非常好的历史的学习者、非常好的数学的学习者、非常好的英文的学习者，政治学也非常好，这样才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所以我们要读经典。在研究生的培养阶段上，这些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里，培养研究生有一个美国的培养方法，有一个英国的培养方法。美国的培养方法是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的。在英国的制度下，培养研究生，只要你考进来了，你就跟着导师做，没有上课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训练要求对于什么样的学生来讲问题不大呢？

那就是：第一，这个学生本人的素质非常好；第二，不但素质好，而且非常刻苦学习；第三，他的导师非常好；第四，导师不但自己学问好，而且对学生抓得紧。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样，这个学生才能把论文做好。而在美国的大学，要求你本科毕业以后考上任何一个系科的研究生，首先要满足上必修课的要求。不上一两门课可以，但你在别的大学上过的课要符合这个大学该门课程的难度和水平，你这门课才可以免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你还得上必修课。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就是考虑到在美国的灵活教育制度之下，有些人本科所学的东西和研究生学的内容不是一个方向。考上研究生以后必须要接受这个学科里面最重要的必修课的训练，这些必修课的训练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面，主要集中于两大块：第一是理论，第二是方法。当然理论可能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经济学领域分宏观和微观，这两块里面的课是必修课，不能找理由不上。越是好的大学在这两块里面的训练越是严格。谢丹阳，芝加哥大学毕业，他是我和邹恒甫的好朋友，他就讲国内经济学的那些系别，我拿这边考博士研究生资格的考题给那些人做，他们能考到50分，那就不错了！为什么？在美国考博士研究生的考试题，就是资格考试，就是qualify，如果不通过这个资格考试，你就不能去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写作。什么叫做博士论文？论文是要有创新内容的！

研究生是做研究，不能把别人做过的东西拷贝下来。如果你不通过这个qualification，你怎么去做研究？整个这些环节，我们到美国学习真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脱胎换骨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把你塑造成新人的过程。什么是新人？博士候选人，国内有这个概念么？好像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严格的训练体系，你没有通过这个qualify的考试，你就不能叫博士候选人。

我非常希望你们中央财大的这个实验班，不仅能把读经典这一点做好，而且希望你们把这个必修课能够接近于美国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的相关系科里面的水平。像他们一样，通过考试来测试一个人有没有资格做博士论文，没有这些环节很难。因为做研究的能力是严格训练出来的，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注意到有一个英文词，就是discipline，“学科”。这个词的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是“纪律”。为什么经济学是个discipline,数学是个discipline，物理学化学都是discipline？因为每一个学科里面都有一些最重要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要通过系统训练传到你们身上去，使你们能够把握，这就是对你们的纪律，如果不这样你就没有真正进入该学科。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社会学、心理学也好，每一个学科都是一套纪律，没有对它们各自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和把握，你就进入不了它里面做事。我非常希望你们的试点班能办好，变成一个“discipline”的试点班，你们就能够成为合格的从业者，你们出去就会比别人的本事高一点。

有没有受过基本的discipline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你看问题的角度，这里我再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去年夏初在福州大学的座谈会上讲，国内有一种说法叫“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提法只是一部分正确，还有一部分不正确，正确的部分被不正确的部分掩盖了。在公元0年，中国西汉时人均GDP按2002年美元的计算是430多美元，可以去查表；到了公元1000年，一千年以后，中国GDP人均下降到420多美元。到了1976年中国人均GDP降到了300多美元。你再看得更细一点，你看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那本书，里面的表五。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产出GDP都比美国高，都是世界上的老大老二，中国的衰落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啊，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是什么东西导致中国经济的落后？是体制，是制度，是观念，是这些东西先落后，然后中国的经济才再步步下落。落后挨打，制度、体制落后是造成其他落后的根源。观念落后和体制落后是连在一起的，只有观念、体制不落后了，经济其他方面的起步才有可能。当然今天中国社会从基本生活水平来讲要远远超过1976年以前，我们凭良心讲，这些都是得益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抛弃了很多的落后观念和体制。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里面，研究生培养过程还有两个环节，国内也要加强：一个是助教（TA），一个是助研(RA)。在国内的大学里助教就是全职工作，在美国助教不是全职工作，而是指你的qualify已经通过了，你一定要教课。如果不当助教，你的系统训练的环节就没有满足，你的导师希望你做他的助教。重点学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要到别的高等院校教书，如果读博士阶段没有受过严密训练，就不能够做一个很称职的教师和研究者。在美国好的大学里面要经过竞争才能当上助教，如果教得很好，那你能当两年或者三年。如果竞争不上去怎么办？要去餐馆洗盘子挣钱，虽然不是低贱的工作，但是和专业离得很远。

和助教相关的是助研，助研通常也是拿到硕士学位以后，给你的导师、或者本系其他教师、甚至其他系的教师作助研，你要通过这个学会怎么样做研究。在国内这些环节的训练很弱。你们申请海外大学时要写一个陈述，简要讲一讲你的受过的训练，更重要的是讲一下你想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很多人，成绩好能考满分，但是他写的这个陈述却让人看了半天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他对如何去研究问题这个环节认识很薄弱。你要写清楚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以后怎么样研究这个问题，这些方面是最最薄弱的环节。写这个陈述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你不能写得很厚啊，写得太厚了人家没时间看，越是好的大学，接到的来自外国的申请就越多，那些研究生审批委员会，在每一份申请上都花很少的时间。如果申请写得好的话再仔细看一下，不好在前三五分钟就淘汰掉。你的陈述如果写得不抢眼的话，那他就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个环节了。下面我问一个同学，如果你写这样一个statement，你从哪几个方面写呢？

丁教授：这位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

学生：中财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

丁教授：那么你以后打算学什么方面呢？

学生：嗯，那就是经济方面了。

丁教授：那好，如果你要申请海外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的经济系研究生，你要如何写你这个statement?大概用三页，当然你可以用中文讲。你准备怎么写呢？

学生：首先说一下自己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陈述一下自己所想的这个专业的前景，以及自己以后应该怎么研究，然后把自己的意见都写出来。

丁教授：第一，你应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你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第二，你稍微要讲一下，如果你去了，要研究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切入。对于做我们这个国际比较研究的方面的，你还要讲一下，你怎么样搜集硬资料，要说的细一点。有的同学做社会科学是创意非常好，而且对问题考虑得很细，从研究方法上也是可行的，但是他不能找到可验证打的资料，研究就做不下去了。

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民真正的生活水平改善，是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有一个人想做中国人均收入不平等这方面的研究，这是社会学的研究，这个学者是斯坦福的。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好多数据的准确性不相信，结果他去找了一组数据，找中国卫生部门的资料，不同年代出生人的平均体重，再找不同年龄组的人入小学时平均体重，入初中、高中、大学时的体重，这些资料相当完备，而且有纵向时差的分布。他从这个资料上研究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模型，来推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在收入、生活水平改进上，地域差、性别差、年龄差、城乡差、阶层差别。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研究方法。所以我希望国内的大学，你们这个实验班，一定要把国外好的东西引进进来，因为国内的相关训练，一旦接触到需要独立的思考与做研究的阶段，很多学生就束手无策了。如果中国最好的一些大学在这个环节上有了显著的进步，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在建设研究型的大学、在培养研究生方面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那就非常值得人欣慰。那么，中国最好的大学就不再是外国研究生院、外国大学的预备站了。

我最后讲一讲大学里面院系的划分。我一开始就讲，国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划分认识的模糊，会在组织机构上体现出来。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本不想用纸，但现在得用纸了，对不起。（注：此时丁学良在投影仪下的白纸上作图。）我以我最熟悉的哈佛大学为例，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模式，而是因为我太熟悉它了，所以我只能用它做例子。这张纸是一个大学，它有有一个本科生院，去年度本科生院四个年级将近7000人，这个院和GSAS（文理研究生院）属于一个整体，文理研究生院和哈佛本科生院在一起统称叫FAS（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都是复数，Arts是人文学科，Sciences 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这FAS是哈佛大学进行基础研究的重心，得诺贝尔奖之类的人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基本学科，象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FAS里面的教授既教本科学院又教研究生院的学生。然后在这个FAS旁边还有十个专业学院，有一个医学院，一个公共卫生学院，一个牙医学院，有法学院，政府学院，教育学院，神学院，设计学院，还有商学院，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拿我比较熟悉的两个专业学院跟你们举例子，一个是政府学院，一个是商学院。这两个学院里面的教授有很多是兼职的，如果纯粹从工资收入来看，在商学院里面教授的工资要超过FAS里面的教授。但是我跟你们讲，有很多我了解的教师，他在FAS是副教授，但是可以在商学院里面当正教授，甚至是讲座教授。虽然商学院里的工资要高一些，肯尼迪政府学院里面的教授到政府里当高官的机会多一些，但这两个学院的学术声望却很难比得上在FAS里。为什么？这就是我所讲的基本学科在研究型大学里的位置，在一个学科领域里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大部分是在基础学科作的研究。像商学院、政府学院是一个多学科知识应用的平台，我不是说他们不做研究，他们也做很多的研究，但是那些研究同这FAS里的研究不一样，这摊子（基础学科方面）的研究才是源头的研究。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做的是国际比较研究，我怎么混都混不到FAS的经济系去当教授，哪怕是助理教授都不行，任何一所国外好的研究型大学都不行。但是我能够进商学院里面当教授，就在于我的国际比较研究的东西，对于工商管理学院是有实际应用意义的。所以工商管理学院是好多相关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人类学的一些分枝，都可以在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里面找到合适的配置，在它们的领域作非常好的program的一部分。

讲到这里，我有一句话，国内的同学们，我不是劝你们当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神仙，咱们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些，也是因为我有牢固的饭碗，如果没有，我也不可能来跟你们讲。邹恒甫是我的老同学加小兄弟，我在浙江大学曾经讲过一句话，那时候他本人不在场，你们可以到浙江大学原经济学院的姚院长那里去查证。那次我在浙江大学说，这一次你们请我来讲，下一次我要把我的好朋友邹恒甫请来给你们讲。我这个同学呢，他对国内经济学的高等教育是以疯狂的方式推进改革，你们要么喜欢他，要么讨厌他，不可能取中间状态，因为他对经济学高等教育是疯狂的。为什么我们这批人，从国外受到训练回来后，都有这种着急得不得了的现象？因为我们都是出生于中国的农村，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念小学的，第一个念过两年初中的，第一个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我就想，我今天能这样，靠得是什么东西？就是靠受到了好的教育。如果中国贫困阶层的孩子，越来越多地能够得到教育资源的公平享受，中国的人力资源不知道会变成多么好！中国十三亿人中间，我就知道农村里有好多聪明的孩子，就苦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有的家里有两个孩子，到了高中阶段就一定要牺牲一个孩子，往往牺牲女孩子，中国那些在农村里家庭的悲剧最后就会出在女孩子身上。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回国来，到处都在讲高等教育？当然我不是说中国高等教育一支独大，初等和中等教育不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投资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的综合经济效益，可能比高等教育还要大。因为中国还处在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阶段，中国有的地方还才刚刚进入工业化。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想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再是一个在全世界分工链条上处于下段和中下段，中国人绝大部分不再是给世界市场充当打工者的这样一个状况，就必须要把自己国家的大学办好。你只有把大学办好，把中国少数的几所大学办成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什么叫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是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什么叫研究生？研究生指的是年轻的、已经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同你那个领域里面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教授们在一起携手做新研究的伙伴。如果中国没有少数大学进入研究型大学的高度，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很难有显著的改善。

谢谢大家！

我给你们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就完了。刚才我讲哈佛大学的政府学院，说肯尼迪政府学院牛得不得了，我们知道去年中国一批政府机关干部送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去学习，有大批的人反对，说用我们纳税人的钱供这些人去哈佛镀金，不得了！政治学授硕士学位，肯尼迪政府学院自己就可以授。但是要授博士学位，它就不能授，必须回到FAS的政府系，他们那边叫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必须由政府系来授。为什么？因为政府学院的PhD.作为研究政治的最高学位，只能由基本学科的系来授，其他的机构都不能授。你想什么叫做学术的殿堂啊？这才是殿堂，这才是大师所在的地方。好了，我讲完了，大家可以提问题了，敞开提吧。

主持人：

谢谢丁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是提问题的时间。

提问一：

丁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本科学的是基础数学。按照你的说法，本科应该学比较基础的为好，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面，学基础的人根本没有出路。我们当时有很多本科生的数学很好，但是最后只能转，转成其他方向。然后如果只是学数学，那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出路。如何去平衡，解决自己在学基础和为自己某一个生存出路这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学数学之后，我后来转到了工科，但是我对经济学还是有相当的兴趣。（我是学电子学的。）于是我想问一下，我如何在业余时间里面学一些经济学相关的思想和方法，请问丁老师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思路呢？

丁学良：

我的体会是，不管一个年青人未来要选什么专业，不管你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未来到哪儿挣一碗饭吃，如果你不想只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是做一个脑力劳动者，做一个专业人员，你注意最好学会三个基本东西，它们对任何人都有用：

第一， 作为中国人你要学好中文，听起来你觉得荒唐，但实际上一点都不荒唐。现在中国人的文字表达力有多差？我主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自学过来的，虽然我常念错别字，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好得很。我要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汉语学得多差：“我们一定要抓好质量这一关！”这话不错，然后下一句话出问题了：“你这个产品阿，质量很好。”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话是错误的。产品的质可以很好，产品的量怎么可以很好呢？量只有大小之分，质才有好坏之分阿！这种水平的汉语，根本就是把我们中国古代汉语古典的东西都搞得一塌糊涂了。质（quality）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分，上下之分；量（quantity）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汉语水平太差了！

学生之四：那你要表达一个产品的质量非常好，你要怎么说呢？

丁学良：它的素质很好，品质很好，或者质地很好。

学生之四：但是你把质和量分开是用英语解释的。

丁学良：不一定是用英语解释的。你搞错了，在1950年代以前老一辈的人，他这两个字就分开讲。这主要是因为“文革”以来，中国的汉语被改变了。

学生之四：我感觉你是受了英语的影响。

丁学良：一点都不！你可以去问问老前辈，老一辈的讲中文的，其实就是他们把我纠正过来的。你看看台湾，台湾的汉语水平就比我们的好。为什么？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用繁体字，台湾学校里面的汉语称之为“国语”，就是因为那时候中国语是教育界专用的、传承下来的东西。他们受过教育的老辈人，对汉语的那种计较比我们讲究得多。我第一次被纠正，就是我1988年底访问台湾的时候，他们把我纠正过来的。有一次到宏基，做电脑的宏基。我说你们质量做得很好，他们就跟我说：你们大陆的汉语这么说是不对的。他们老总跟我关系很好的啊，他就跟我说：我们只能讲品质很好，素质很好，“质”比好坏，“量”比大小，这两个字联在一起说“质量很好”是不对的。我对这个事情的印象太深了！

学生之四：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同意不同意丁老师的观点？

丁学良：同意不同意都不影响我对这件事的观点，因为你们那么习惯说是错的。中文要学好，用中文写出来的东西，字越少越好。英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哲学家罗素是一个风流才子，有一天给他的女朋友写信说：我抱歉，最近太忙，没时间给你写一封短信，只好写一封五页的长信。为什么？因为同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概念，用五页纸解释与用一页纸解释，你想用一页纸解释耗神要耗到什么地步！用中国古文讲是推敲推敲，辗转反侧。所以中文要学好，不管做什么，用中文讲不清写不好，就不行。

第二，英文要学好，为什么？英文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库，你要到里面调东西，不用英文调不出来。别的不讲，我就觉得研究中国近代史，全世界你要找十个最大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五个以上是用英文写作。你不懂英文不行啊，英文要学好！当然你说我英文学不好我能不能学德文法文？也可以，但相对来讲利用效率就少一点了。如果你被迫选一种外语的话还是选英语。

第三，数学要学好。你们做历史也好，做文学也好，更不要说做经济学、做社会科学了，一定要学好数学。

这三点听起来有什么共同之处啊?这三点是元工具，作文和英语是自然语言，数学是科学语言，这三者都是元。这三个学好了，以后你不管学什么，你的底气都比别人壮。就像练功一样，你的内功比别人好。这就回答了刚才你问的问题了，有些只懂技术的人找不到工作。就像有的人讲在中国人人都会讲中文，我学中文怎么办？我要你学好它不表示你以后要靠这个吃饭。也就是说你选专业不一定要受这个限制。

回答第二个问题，你现在从数学转到电子学，你想学经济学，凭你这么好的基础，你要学经济学容易得很。你不要找国内那些翻译成中文的教材了，更不要找国内人编的教科书，你找英文的经济学大师写的教材和近期的论文,拿来看。凭你这么好的数学基础,看不懂的地方给邹恒甫他们打免费咨询电话。我和邹恒甫在哈佛的时候最好的朋友之一姓王，吉林人，北大数学系的。他去留学时的推荐信是这么写的:他是中国这一代里最优秀的三四个数学青年之一。他去了以后，邹恒甫天天劝他说：“你改行吧，你来学经济学，你数学这么好,学经济学还有什么问题？”他没改行，但是据说在康奈尔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也没有做出突出的成绩。因为他的野心很大，我们问他你是不是想做陈景润啊，那个人很腼腆，说：“陈景润做的都是给别人修修补补。”也就是说他不要给别人做修修补补,要独立开创局面。虽然以后没作出很大的贡献，但眼界很高。

就这样，你这么好的数学,只要你愿意学就一定能学好。千万不要找中文的瞎编的教科书，那是害人的。我这里还有一句话，要是读事实性的东西，就是facts-based readings，你看中文翻译的没问题；但对于conception,就是概念之类的东西，你一定要看英文。Conception很难翻译成中文。Conceptualization怎么翻？概念化！概念化是非常难的，绝大多数人化不出来！中国大陆出去的，台湾出去的，香港出去的，到西方学习广义的经济学的，学得很好的人大多靠的是很好的数学工具技能。如果他们在conceptualization这方面很强，就可以出大师一级的学者了。

提问二：

您刚才讲数学在经济学里面的作用，我不是很赞成，我觉得经济学就是生活，很简单，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数学模型强加到经济学研究中。用太多的数学其他人看不懂，有那种曲高和寡的感觉，让人产生误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果经济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没什么作用。邹恒甫教授有一个观点，一流的经济学家不研究实际问题，如果经济学不研究实际问题那要经济学家干什么？

丁学良：

我不同意你讲的第一点，说做经济学不需要数学很好。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数学仅仅好就能把经济学做好，数学非常好是能够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做突出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做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你除了数学好、英文好之外，你还要对哲学、历史、政治、社会都有很好的认识。但一个人的数学不好要想把经济学学好，没门！

（邹恒甫教授长篇插话，用世界银行的例子，解释经济学与研究实际问题包括经济政策的关系。）

丁学良：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一个天下观。中国问题一定是中国人研究得最好吗？不一定！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刚才讲的剑桥大学的这套历史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译本，从秦汉开始，一卷一卷往下翻译，一直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这个时期为止。我看了一下，这套书中间的篇章，大部分都是集体工作，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中间全部的华人作者加起来，也就几个人。主编是谁？主编之一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另一个是麦克法库尔（Roderick MacFarquhar），这一位就是我论文答辩的四个委员中的一个。再过五天，你们在学校门口的报摊上，《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上面有我对他的故事的一篇口述，你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的见地。还有一本书，我曾经讲过，叫做《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吴先生译的，他是花了十年的时间翻译过来的。原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一个犹太籍的美国教授，白人。他的研究目的，就是考察在中国的唐代，从域外传到中国最重要的那些药品、服装、食品、酒、艺术、舞蹈、珍奇古玩、奇奇怪怪的珍禽异兽等等，然后从这些东西来推论唐代文明作为一个开放文明，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上的地位。他那个考证的本事之深广啊，我老实讲，在现代中国大概只有一个人才有，陈寅恪老先生！其他的恐怕都没那个本事！

我还要讲一句。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邹恒甫吃饭的时候跟我开玩笑说，你怎么跑到社会学系去啊？社会学系是二三流才进去的！我开始的时候还不相信他这个话是严肃的，后来我观察时间长了以后，确实发现是这样。我看到很多好的大学，有两个特点碍——这是我昨天晚上跟你们邱东书记在一起的时候讲得最开心的一个观点——我就发现，在美国从名牌大学作为教授而对整个世界事务的发展起过重大影响的人，一是经济学大牌教授对社会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就是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大国政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还有现在的赖斯，都是学国际关系出身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还有一个杭廷顿，三个人同班同学，这三个人都是在名牌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然后成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或是参与政治咨询，然后对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很深的影响。讲到这个问题时我就很感慨，为什么在美国，这种做国际关系研究的人能够对全国乃至国际事务有那么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是因为美国的体制。首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国，第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来吸取的，只要有创新的大主意的人，创新的big idea的人，你才能够有一个创新的政府，才能有创新的政策。你搞一大堆人，天天在一起学的东西、看的东西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都是人家学过的前天的大前天的东西，然后你还指望这些人能有创新的big ideas，你能指望有创新的政府和政策么？！你能指望这样的大国能在国际上引领世界潮流么？当然难了！所以我说，等到有一天中国最好的学生不但进经济系，同时进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专业，那时候中国才不但是个经济大国，而且是——更重要的是——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我回来的时候，有些学生告诉我，现在国内学科划分还在搞荒唐的事情，把国际关系研究竟然叫做二级学科！哪有这种划分法啊？无聊嘛！什么叫二级学科？国内现在竟然把学科之间那么流动的、与时俱进的、超前的智力互激的关系，定位为一种官僚等级的关系，这是在误人子弟、在害人哪！

再提问一个问题我们就得走了，请女同学提问，一定要女同学，男女平权。

提问三：

今天听了您的讲座真是受益不浅。我想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是一名大学的学生，我是经济数学系的，经济数学系是经济和数学的交叉学科。现在数学老师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学的数学和北大清华数学系的要求明显降一档。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不是完全数学的方向。你认为我们需要有他们那么高的素养，还是我们现在学的数学就已经足够了呢？

丁学良：

如果你学的是经济数学——我只能这么说——它至多只能算是数学的运用。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方面的潜力较大，你就不妨考虑选修纯数学系的课。而如果你发现你的potential不在数学这个方面的话，那么你在未来选取研究生专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数学方面不强对你可能造成的局限。你选的专业要使你学的数学能够充分作为工具来实现，而不至于影响到你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我还要向大家说一句话。不是说只要是数学好你的经济学就好，应该说数学非常好而且又有非常好的idea才行。这个idea太难了！而且你还要有把这个idea变成concept的能力，这是非常难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好的论文来教给我这个conceptualization的本领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与语言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我发现母语是英语、德语这些结构性语言的学者，在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方面，确实比我们汉语为母语的学者要普遍的好。我不是做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因此非常希望以后有人能推荐这方面的文章。因为这个conceptualization太重要了，有的人一辈子只有一篇重要论文，只有几页，但是他提出了非常好的conceptualization，别人普遍应用，这就是大师。不用讲更遥远的，就说我们都上过他课的科尔奈，他就只有一个concept, soft budget constraint，“软预算约束”。你听起来简单的不得了，但这不是你创出来的，他创出来，大家都用，这就是贡献。原创出来被广泛运用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女同学再提一个问题，要男女平等，刚才有三个男同学提问题了，至少要有两个女同学再提问题。我是非常讲男女平等的，我是一个最最真诚的女权主义者。

提问四：

非常感谢丁教授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刚才您谈到学术与政治的问题，让我想到这是中国一贯的传统，如果没有记错应该从汉代开始。刚才也领略到两位老师的学子风采，我想问，两位老师对于两种文明的冲突，包括学术与政治等等之类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尤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两位是追求全球化，还是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如果一味追求，认为正确的全球化可能会抹煞深刻的民族多样化，请问两位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学良：

如果你观察得多了，会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越是对自己中国古典的东西非常敬重和欣赏的人，如果他有机会到西方受熏陶，他回来一定鼓吹西方文明先进的东西。他鼓吹的目的，不是让西方先进优胜的东西来取代和毁灭中国古典的东西，而是希望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能使中国古典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能够有再创造的过程。我为什么对这点感触这么呢？我老家是皖南，胡适家离我们家只有二十公里。我到胡适家去，感觉他的国学根底真深刻，但他一生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不是体现在他教你要学好中国的古典，虽然这方面他也讲过很多。他更重要的贡献，是集中在把西方近代的实验主义和科学精神，引进到中国古典的研究领域里来。我跟好几个传媒界的朋友讲过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近代两百年在好多领域里起到地震般的影响的人，他们讲的话都不是从中国本源上出发的，而是从外部文明引出来的。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他对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就是一句话：纸上的、书上的东西要靠地下的东西来验证！这个观点从哪里来的？完全是西方近代的考古学啊！用考古的办法，用地下实物的东西来验证纸上的东西，这一句话就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子，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史学伟大的进步，就这么一句话激发起来的。大家熟悉的毛泽东的那句话也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沿着自己的传统走下去，老路实在是不好走了，必须让外来的东西给撞开死结，撞的目的不是要全面取代中国的传统的、古典文明中最伟大的东西，而是要有让它们再生的机能，这种再生永远是在多样化互相刺激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全球化不会造成一体化，我不相信这一点。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全球化一定会引发我们中华文明中那些古典价值中最伟大的东西的再生，我非常相信这一点。这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一个很诚恳的回答。

主持人：

谢谢丁学良先生精彩的演讲。丁学良先生今天给我们讲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谈论的也是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既有高屋建瓴的阐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分析，当然邹恒甫老师也进行了很多非常有益的补充，这些都能启发我们的思维。丁先生对我们的实验班也提出了很多期待，相信在座同学从中有很深的体会并且感受到很多的新东西。

丁学良：

我再补充一下。我从今年九月一号开始，从香港科技大学请了一年长假，在北京做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个学术交流项目，集中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的竞争能力的比较。我现在正是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我找的住的地方离你们学校不远，今后你们有很多机会向我提问题的。因为今天有很多同学想提问题，时间实在不够了。从今年九月一号开始，大约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在一起讨论的机会。今天你们讲了很多客气话，说我们是大师，我会把今天演讲记录稿里你们称我们为“大师”的地方都删掉。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不过是跟外面更好的、开放的教育系统接触方面比你们早走一些，比你们先走几步。我们与你们分享的是我们的一种心得，而不是来教训你们。

主持人：

谢谢丁教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丁学良教授精彩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