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上看到田公余庆纪念逯耀东先生的大作，引动一缕思念。

有些事好像已经过去，却又近在眼前，因为往事并不如烟。

对于北大历史系来说，2014—2015年的冬天，不啻经历了一次大地震——老一辈的田公和正值壮年的刘浦江兄，在十来天里先后归去（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6日）。那个冬天有着不一般的寒意，给人以时代转换的感觉。

两位离开时，我本应说几句话，也感觉有话要说。不过那时说话者众，都有比我更亲近的关系，所以觉得沉默虽不礼貌，或更合适。

2003年我初到北大，本有一些拜谒的计划，如家父读私塾时的同学黄公枬森，曾经一见如故的张公芝联，不认识的田公也在其中。因为田公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在历史学界，这样的人不算多，他们那一辈学者中尤少。同时王汎森兄也曾特嘱，要我代向田公致意。但到京后即身临“非典”的正式宣布，人人见面都无比温文尔雅地保持距离，真不是适于拜访的时候。到“警戒”正式解除，已是半年之后，既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遂不复有出门拜谒的情绪（正式的参拜总要有些类似沐浴更衣的准备，不是说走就走的）。就是教过我的业师林被甸，也是很久以后才登门拜望，非常失礼。正因此，也留下不少遗憾。

如黄公枬森，很多年前在黄府见过，记得他还特别给我看他在自贡市檀木林里拍摄的各种照片（那是我祖父曾居的园子，后来捐献了，我却还没进去过），结果直到他归道山，我也没去拜谒，真是不懂事到极点。

田公亦然。后来在一次吃饭的场合见到，基本没说什么话。田公似乎也知道我来北大了，好像对我不去看他有些感觉，不过据说还帮我想出了理由，说此人不拜大佬，说明人还耿直（非原话）。我们其实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后来有时在园中见到他散步，也趋前请安，但我感觉他并不知道这后生是谁。

按过去的老话，我和田公之间是缺一些缘分的。那是在他90岁的时候，弟子们组织了一个纪念聚会。我在系里的群发邮件里看到了，还特别问罗新兄是内部的还是也对外开放。罗新兄说是开放的，欢迎参加。于是做好了去贺寿的准备，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再也没有收到群发的邮件。我是属于比较“迷信”的一类，总觉得这是某种看不见的手在代为安排，也就是缘分不够。不久田公遽归道山，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其实田公走得有些突然，因为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刚看到他的照片，仍可见那特有的凝视，眼神中全无告别的意思。而刘浦江兄的离去，却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听说了西医对他病情的判断，而他好像又和中医无缘。但真听到消息，还是感觉震惊。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宋史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浦江兄的大名，是久闻的。外面都说他自视甚高，桀骜不驯。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不考研究生，因为他觉得中国可以指导他的，只有邓广铭先生，可是邓先生已去世了。这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我知道有些比我们高一辈或半辈的宋辽金史学者，是略有些不高兴的。他升教授时，我在评议会上的一项任务，就是万一有评委提问“出言不逊”，引得他口出直言，那我必须奋不顾身，立刻制止他说话，以免产生副作用。但那样的事并没发生，或许他那时已足够“成熟”了。

记得他曾给系领导提过意见，说好几次升等都是担任副系主任的老师先上，以后最好让已有教授职称的人作副系主任。或许就是以此为理由，他升教授后即被牛大勇兄敦请出山，真作了副系主任。在很多人眼里，浦江兄是一位不谙世情的人，结果发现他非常适合管理工作，不得不佩服大勇兄的眼力。

我快到北大时，别人告诉我浦江兄是四川老乡。后来发现北大历史系其实川人不少，不过并不抱团儿，私下也未曾听说有川籍学人的乡聚（至少我没被邀）。我和浦江兄的交往，就像很多人回忆的那样，基本限于工作关系，也就是他领导我。

我们最频繁的一次邮件来往，是某次牛大勇兄对我诉苦，说他引进不少大腕儿，却没有什么位子（指各级各类委员会）可以安置。我说这忙我可以帮，就是我辞去这类头衔，一下子给他空出三个可以位置“引进人才”的空缺。大勇兄话刚出口，不便直接挽留，就把这任务交给了副系主任。于是浦江兄以各种理由来劝我留任，其中一条，就是委员会里需要有人说可能得罪人的话。或许是我自作多情，感觉和他有些惺惺相惜之感，因为我也敢讲真话（不过我在北大自定位很清楚，那就是客卿。所以该说的话我会说，却从不争，尤其不会坚持非怎样不可）。但那次我没给他面子，现在回想真是十分抱歉！如果那时我至少留任其一，不也表示出了对领导的尊重么？

在一个系里，像田公这样的人物，其实不需要做什么，就像是定海神针，可以让人感觉到他的存在。做得好的人，可能会想到他的认可。而那些接近“倒行逆施”的作为，恐怕做的人也会有几分忌惮。一旦失去，或许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什么都可能发生。而对于浦江兄，我知道相当一些人是把北大历史系后来很多年的管理寄托在他身上的。他的忽然离去，打乱了北大历史系一些不言的设想，可能也改变了那个系很多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