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网：金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场战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未被战火摧毁，反而弦歌不辍，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精英。抗战初期，各界对战时教育政策有过哪些争论?
金以林：抗战初期，中国大学教育发达的平、津两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先后沦入敌手。随着战火蔓延，众多学校被迫内迁。围绕战时大学教育政策要不要进行调整，引发了一场争论。
当时许多人提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认为教育应“以民众为对象，以本地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甚至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
但上述主张遭到很多教育界人士的反对。如胡适就认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为百年大计，只应对于战时需要，作若干临时适应的措施，不应全般改弦更张，使有关百年大计的正规教育中断。甚至军事将领陈诚也发表演讲，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
围绕战时教育政策问题，教育部门确定“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教育部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近代中国研究网：抗战时期，内迁大学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上主要面临着哪些困难?
金以林： 内迁院校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校舍问题。有的大学迁往内地后，只好暂时租借当地学校或其他机构的一些房舍;有的甚至在庙宇、祠堂及一些废弃的古建筑中开学上课。在解决内迁大学校舍问题上，原在内地的大、中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内迁各大学，不仅校舍简陋，教学设备也相当匮乏。如复旦大学在初迁重庆时，教室破烂，桌凳数量有限，不敷应用，因此，学生养成了早到的习惯。不然，迟到了就得在门外站着听讲。图书室是仅能容纳师生二十多人的两间当街的小房子，成天嘈杂不堪。参考书籍、报刊杂志很少，用功的学生也得赶早抢先。由于当时当地还没有电灯，晚上除了宿舍可领到两人共盏的煤油灯外，全校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漆黑，学生们只好在拥挤不堪的寝室内自学。
尽管内迁高校都出现过校舍紧张、图书仪器奇缺的窘况，但广大师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抗战大业，为了民族的生存，甘心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教学。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
近代中国研究网：抗战时期，沦陷区青年到大后方求学，国民政府除提供粮食救济外，还有哪些战时教育救济措施，效果如何?
金以林：战时教育救济针对学生实行贷金制和公费制。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十一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此后，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
1943年，教育部决定取消贷金制，改为公费制。公费生分两类：甲种公费生：免学膳食，并得分别补助其他费用;乙种公费生：免膳食费。公费制不仅在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实行，省立专科以上学校、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也有公费生名额。
据统计，抗战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贷金和公费制，不仅适用于专科以上学校，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也同样享有政府提供的贷金或公费，对学生免除学费外，还免费提供伙食、制服、书籍等，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可免试升入大学。
最初，教育部设立贷金制度，原是预期受贷学生将来就业后偿还。后因法币贬值，几乎等于不还，所以将贷金改为公费。后来，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能取得贷金或公费资格。这项支出超出教育文化经费半数。抗战时期，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者，共达12.8万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战前十年毕业的学生总数。
近代中国研究网：抗战期间，中国大学教育体系不仅没有被摧毁，还实现了毕业生数量上的增长。那么，战时大学教育质量该如何保证，教育部门为应对战时状态又进行了哪些改革?
金以林：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提高大学生质量，进一步改变以往文科类学生招收过多，理工类学生招收偏少，比例失调的现象。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统一招考制度。教育部继1937年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三校联合招生的基础上，于1938年推行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并设立统一招生委员会。统一招考制度的内容包括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以统一招考为主的高教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统一招考制度仅实施了三年，并且参加统一招生的院校局限于部分公立院校。
成立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学者来指导教育行政的工作。担任学术审议委员必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1.现任或曾任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者;2.现任或曾任公立研究院院长或研究所所长者;3.曾任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教授七年以上著有成绩者;4.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之著作或发明者。第一界学术审议委员大都任职至抗战胜利。
编写高水平的大学教材。战前的大学教材，大多直接选用外国成书，各学校自选的教材更是优劣不齐。为此，教育部于1939年专门设立大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先编辑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用书，再编各系必修科目用书，最后编辑专业选修科目用书。编辑方法一是采选成书，二是公开征稿，三是特约编著。各种书稿，须经初审、复审、校订手续，并经该会常委会会议通过，由教育部核定付印，作为大学用书。
统一教师资格。1940年5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颁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教师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及其任职资格。1940年至1947年10月，经教育部审查合格的专科以上教师，共28批。其中教授最多，计2563人，其次为助教2497人，顺次讲师1962人，副教授1205人。1941年6月，教育部决定设置部聘教授，规定凡“任教授职十五年以上，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者担任”。
实行毕业考试。1940年起，教育部要求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毕业总考制，规定毕业考试“除最后一学期学生所习之科目外，须通考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三种以上”，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近代中国研究网：您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
金以林：在整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教育面对日本侵略者残酷炮火的摧残，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同时，随着高校内迁，又进一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其关键因素是广大爱国师生，面对外侮，不甘屈服，奋发努力的结果。
1947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在为《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写的序言中，曾感慨道：“抗战八年间，我全国教育科学文化界人士冒危难、耐劳苦，淬励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凭战时仅有之贫乏物质，而自觉自力以适应教育上之需要，其艰苦卓绝之精神，非仅可歌可泣足为后人景仰，且亦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
同时，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颁布的一些合理政策，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些教育政策适应了战时的需要，又符合国民党政权长期统治的利益。至于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广大学生实行的思想统制，加强党化教育等措施，不可否认，对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