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想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我特别欣赏这次会议的主题叫双城记。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方文化，互为他者。
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民国初年的文化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面说，上海和北京，一个是社会中心点，一个是政治中心点。这两个城市作为一个互为他者的比较，早在民国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到1930年还有一场非常热闹的京派海派大论战。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的。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那么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的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北京当时也有地方精英，在1920年代，北京有一位被称为商家泰斗的孙学士，他连任了三届北京商会主席，是京城当年地方精英的领袖，但是他在全国并没有知名度。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是处于一个叫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国家权力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向地方渗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借助地方自治试图获得相对于国家的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性。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是有一个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支撑着它。这股力量它的欲望和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利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但地方却与“敌国”议和，好像置身于另外一个国。辛亥革命发生，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号，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避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但是结束于上海，有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也是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以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是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学生运动有个特点，来得快却无法持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用三年，三个月都不成。但是只要这个运动蔓延到上海，它就扩展为个全社会的运动，那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但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城市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文化精英。他们共同联手，构成了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的权力网络”。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指的是对某一个区域的权力控制，其必须借助于当地的已有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上海作为一个市民社会，它到近代所形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由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所组成的。他们不仅主宰了上海地方事务，而且在中央权力比较混乱的北洋时代，成为全国的社会中心，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挑战。1920年代初，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在蔡元培提议下，联合召开民间的全国八团体国事会议，邀请张君劢起草宪法，民间制宪，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都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刚才陈平原教授讲，现在的北大学生有个传统，他们不关心北京，只关心国家与天下，这个传统其实由来已久。美国的董玥教授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她发现，即使是这些京城知识分子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城，通常也是从国家视角出发的，他们所欣赏的那些景观不是北京南城的老北京的地方民俗，更多的是和帝都有关的皇家园林、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等，这才是他们的最爱。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与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绅几乎没什么直接的交往。他们联系多的是一张报纸，那就是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当时与上海的申报一样，是两张中国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大公报在言论方面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大公报有两个很著名的副刊，一个星期论文，主要由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掌握。另外一个是著名的文艺副刊，主要是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这两个副刊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有过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是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到了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在北京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是仍然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京派文化人与北京这座城市的联系，不是历史的、社会的，而是情感的、审美的、纯精神性的。北京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的心灵之家，或者文化中国。那是一种家国情怀，缺少的是上海市民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城市的认同。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上海的文化人对上海认同的核心，是城，而不是家国。
民国时期的上海的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人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另外一个是波希米亚人。但是这两拨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晚清以后在上海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非常发达，无论是报业还是出版界。这些文化人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但却和上海的商人阶层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其中有些头面人物，亦绅亦商，既是绅士又是商人，比如说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又是一个商人，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主要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来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着仇恨和批判，但是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是泾渭分明，其实并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很多流浪文化人暴得大名以后，可能就步入职业文化人的阶层。而职业文化人一旦被解聘，穷困潦倒，也只能沦落为流浪文人。在民国时期上海是左翼文化大本营，这些左翼文化人，虽然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向往布尔乔亚。当年的周扬，读洋文，穿西装，吃西餐，所以鲁迅不喜欢他们，讽刺说一部洋车下来“四条汉子”，穿着西装，器宇轩昂。生活是布尔乔亚，精神上波希米亚人。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左派传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一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都是官僚精英、技术精英或文化精英。但大都不是北京人，对这所城市缺乏历史的、文化的认同，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边，然而大多数人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是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都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的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是这种判断的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里面，也是井井有条，非常世俗，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而跑到工人家庭里去一看，赫赫，客厅里面竟然也放着一大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即使他不看，也要有一套摆在那里，显示自己是有文化、有腔调的。上海在文化上一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一种浓郁的中国风。在北京，到处可以感受到本土文化的气派和风格，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总是在那里。北京这几年变得洋气，鸟巢、鸟蛋、水立方、大裤衩，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是所谓的中西合璧。1990年代搞的国家图书馆、北京西站为代表的那批中西合璧建筑，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上面安一个琉璃瓦大屋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人穿了一身破西装，上面戴了一顶瓜皮帽!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上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来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鲜明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同的城市历史传统，应该有不同的城市规划和定位。然而，如今因为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都要搞国际化大都市，而官员对何为现代了解肤浅，到国外考察一个星期，以为高楼林立、通衢大道、玻璃幕墙、水泥广场就是时尚，回来之后将城里的老建筑、老街都拆了，于是如今在中国变成千城一面。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都有这个问题，北京尤盛，将一个八百年古都糟蹋成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三不四。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她妈到上海来探亲，我同事陪她看上海，老母亲是一个老北京，在外滩看着浦东浦西灯火对眠，感慨地说：瞧瞧上海，这才叫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北京搞什么洋味，北京就应该搞土的，这么多的中国风格，中国建筑，才有自己的特色哪!
比较起一些官员，还是老人家明白。
上海不欢迎屌丝?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上海变得很单一，而北京越来越多元。昨天我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屌丝、流浪艺术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南北通吃，东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了，变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是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京城这么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说上海没有外地人，而是屌丝进不了上海，来了也呆不长。因为上海只欢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屌丝。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但上海只欢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对尚未出名的年轻人颇为不屑。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前不久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这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海派文化讲究与时俱进。上海永远是一个时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广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紧盯巴黎、纽约、伦敦，以世界一流为自己的赶超标尺。与时俱进让上海变得与国际接轨，比北京要“国际”得多，她总是在学习世界的高大上，却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无法超越。上海总是在变，变成为上海成功的法宝，也成为它无法登顶的障碍。为什么?如果一个城市总是在变，而没有自己的不变的话，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过来，北京虽然也变，但是变中有其不变，能守住一点自己独家的文化传统，再加以现代化发扬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但缺乏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上海，小市民，这是海派文化的顽症。
北京和上海，一南一北，帝都和魔都都有自己的辉煌、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毛病。中国文化之所以强大，乃是其内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既冲突，又互补。中国有此“双城”，何其幸运，只是我们对此研究太少，认识不足，我希望这次“双城记”研讨会是一次开始，以后成为京沪两地学者和文化人交流和对话的固化空间，以北京的视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观北京，互为他者，彼此竞争，又相互提携，比翼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