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讨论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
在鲁迅所留下的1000多万字的译著中，译与著的字数大体相等。鲁迅翻译过14个国家上百名作家的作品，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是其中之一。
《思想·山水·人物》在鲁迅的译作中，本来并不特别突出，并不怎么受人关注。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却频频为人道及。其原因，就在于鲁迅是否为自由主义者，忽然成了一个问题。在讨论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时，在争论“自由主义者”这顶帽子能否戴上鲁迅的脑袋时，不同观点的论者都会谈到鹤见祐辅所作、鲁迅所译的这部书。因为这部译作中，有一篇宣扬自由主义的《说自由主义》，而鲁迅在译本的《题记》中，又特意对这一篇做了这样的说明：“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引按：即德国诗人歌德）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本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这几句话，既表达了鲁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又表达了他对自由与平等之关系的看法。鲁迅直接论及自由主义的文字极少，这几句关于自由主义的说明，就成为宝贵的“资料”了。
其实，要研究鲁迅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不仅仅是鲁迅对这篇《说自由主义》的翻译和《题记》中的说明值得注意，鲁迅对这整部书的取舍，都值得探讨。鹤见祐辅的这部被鲁迅称作“杂文集”的书，其实整体上就是一部宣扬自由主义的书。那些并未直接论及自由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赞美的是那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称颂的是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壁下译丛·小引》中，鲁迅说：“但我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选择原作时，不管作者已有的声望，不理会原作已获得怎样的评价，只要自己觉得对此书的移译和介绍，可让中国人“得一点参考”、“得一点领会”，就不妨将其移译过来。“参考”和“领会”，其实都是中性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和接受。从鲁迅的全部译作中，人们可以看出鲁迅两方面的翻译动机。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翻译者的鲁迅，喜爱认可原作，移译的动机就是想让中国读者认同和接受它。另一方面，作为翻译者的鲁迅虽然并不喜爱认可原作，但觉得不妨移译过来，让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更丰富些、精神视野更开阔些。当然，这只是大概的分别。更多的时候，应该是所译的书或文章，既有为鲁迅所喜爱认可的部分，也有令鲁迅不以为然不感兴趣的部分。将自己喜爱和认可的东西移译过来，这不是问题。值得探讨的，是鲁迅在多大程度上能将那些自己不以为然不感兴趣的东西译成汉语。鲁迅固然并不只译那种自己所喜爱认可的东西，但如果认为在翻译那种自己并不以为然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时是无条件的，那肯定也是误解。我们应该明白，鲁迅有时会把那种自己并不喜爱认可的东西移译过来，但不能认为无论怎样令鲁迅憎恶讨厌的东西，鲁迅都可能将其译成汉语。而研究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取舍，可让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懂得鲁迅移译自己不喜爱不认可的东西时，有着怎样的条件和限度。
鲁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
那么，被鲁迅选译的部分，就每一篇都很令鲁迅喜爱，每一句都很合鲁迅口味么？恐怕也不是。应该说，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这本书的总体基调，就与鲁迅惯常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颇相扞格、龃龉。
在《思想·山水·人物》的《序言》中，鹤见祐辅写道：“贯穿这些文章的共通的思想，是政治。政治，是我从幼小以来的最有兴味的东西。所以这本书名，也曾想题作《政治趣味》或《专门以外的工作》。但临末，却决定用《思想·山水·人物》了。”在译本《题记》里，鲁迅也说：“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这本书虽然看起来很散漫，古今“日”外，无所不谈，但有一个共同的旨趣：政治。书中写了许多政治人物，谈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便原本写的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事，也往往要绕到政治上来；在说明日常人生中的某种道理时，也总喜欢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为例。鹤见佑辅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信奉的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他总是以一种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政治，总是以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评判政治，所以，这又可以说是一本宣扬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书。鹤见佑辅的自由主义理念来自英美，是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信徒，英美是他的“政治偶像”，是他心目中的榜样、楷模。书中时时处处流露出对英美的艳羡、爱慕、崇敬。所以，这又不妨说是一本讴歌英美的书。熟悉鲁迅的人都不难觉察到：谈政治、倡政治自由主义、颂英美，实在与鲁迅基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相去甚远。
先说政治。在《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文中，我曾称鲁迅为“政治怀疑主义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鲁迅都并不真正服膺，对任何一种治国的方略鲁迅都并不真正感兴趣。鲁迅毕生重视的是“启蒙”，是民智的开发。鲁迅认为，没有民众的广泛觉醒，没有民智的全面开发，再好的政治理念、再好的政治制度，都无济于事。曹聚仁曾这样评说鲁迅：“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聚仁的这番评说，是基本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然而，对政治失望的鲁迅，对政治怀疑的鲁迅，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鲁迅，却翻译了一本以政治为旨趣、大谈特谈政治的书。
再说自由主义。在译本《题记》里，鲁迅声明对鹤见祐辅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并“不了然”；又对之所以选译了《说自由主义》一文特意做了说明。按照鲁迅的取舍标准，这篇《说自由主义》，应在舍弃之列。而之所以终未舍弃，是因为实在无法舍弃。前面说过，鹤见祐辅的这本书，以政治为旨趣。这样说还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以自由主义政治为旨趣，是在极力宣扬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至于专谈自由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帝都的复兴》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自由》，另一篇就是《说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篇《自由》和这篇《说自由主义》，犹如这本书的双目。如果把翻译比作画像，那是无法把两只眼睛都省略的；即使你再不喜欢那两只眼睛，也至少要保留一只。《帝都的复兴》这组文章已被全部舍弃了，那这篇《说自由主义》就不得不保留下来。鲁迅说是“特地”译了这一篇，这“特地”正可理解为“不情愿却又不得不”。鲁迅一定觉得，如果译本把这两篇以“自由”为题的文章都舍弃而又要以《思想·山水·人物》为书名出版，那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
《说自由主义》虽然保存下来了，但那篇《自由》却终被舍弃了。作为今天的一个中国读者，鹤见祐辅这本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文章，其实正是这篇《自由》。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又引发海啸、火灾，城市几成废墟。在思考东京的重建时，鹤见祐辅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张要以一种自由的精神去重建东京，呼吁把东京建成一座让每个市民都充分享有自由的城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23年以前的东京，肯定是不那么自由的。当物质的旧东京毁灭的同时，鹤见祐辅希望精神的旧东京也随之毁灭。当人们纷纷谈论东京在物质上的新生时，鹤见祐辅首先想到的是东京在精神上的新生。下面试将文章的最后两段话译出：
新都市的建设，必须以给予市民以自由的环境为目标。我们不是要建设一个以战争为目标的封建都市，也不仅仅是要建设一个熙来攘往的商业中心。我们是要建成这样一个都市：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过去的东京，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利于工作、不利于思考、也不利于游玩的不安全的地方。以一等国自夸的日本人，却建设了一个像三等国首都一般的都城，并且不以为怪。日本国民天赋之才的发挥，不知因此而受到以怎样的阻碍。建设一个让每个人的天赋之才都自由施展的真正的都城，现在正是时候。
《自由》这篇短文，在我看来，是鹤见祐辅书中最值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八九十年前的中国读者需要它，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读者，它仍然具有充分的价值。但这篇《自由》却被八九十年前的鲁迅舍弃了。其原因，就在于鲁迅对鹤见祐辅所说的道理“不了然”，无兴趣，不相信；就在于鹤见祐辅的《自由》不能引起他起码的共鸣。——能够把这样一篇文章舍弃的人，我想，是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的，就像一个大啖红烧肉的人，不能称之为“素食主义者”一样。
鲁迅对“Fair Play”的态度
鲁迅译本《思想·山水·人物》的第一篇《断想》，是一组27篇文章的合称，其中第五篇是《费厄泼赖》，文章对英国式的费厄泼赖做了热情歌颂：“我们在英国史上，屡次接触到人间的伟大。这就因为英国是‘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国度的缘故。参透了竞技的真谛的英国人，便也将竞技的‘费厄泼赖’，应用到一切的社会生活上去。恬然说谎，从背后谋杀政敌似的卑怯万分的事，是不做的。而且，这样的卑怯的竞技法，社会也不容许。这样的人，便被社会葬送了。所以那争斗，就分明起来。从中现出人间的伟大来，大概并不是偶然的事。这就因为英国的空气的安排，是可以使伟大的人物出现的。”鲁迅亲手译出了这篇热烈赞颂英国的“费厄泼赖”进而赞颂英国“伟大”的文章，却也亲手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12月29日，其时鲁迅已经开始翻译《思想·山水·人物》，其中的那则《费厄泼赖》肯定已经读过。鲁迅既写文章极力强调“费厄泼赖”在中国“应该缓行”，又将这则《费厄泼赖》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明白地证明着：鲁迅所翻译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他所喜爱认可的东西。
鲁迅对“幽默”的态度
再例如，在鲁迅《思想·山水·人物》译本中，有一则《政治和幽默》，还有一篇《说幽默》，自然都是对“幽默”的赞美。《政治和幽默》中说：“懂得幽默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境地，都能打开那春光骀荡的光明世界来。所谓读书，不过是打开这境地的引子罢了。”至于那篇《说幽默》，在《思想·山水·人物》中，要算是一篇长文了，分八个部分论述了“幽默”的必要和可贵。然而，译出了这两篇赞美“幽默”的文章的鲁迅，上海时期却屡屡对林语堂们提倡“幽默”表示非议。1933年3月2日这一天，鲁迅写了《从讽刺到幽默》和《从幽默到正经》两篇文章，都对提倡“幽默”不以为然。写于1933年8月23日的《“论语一年”》中，鲁迅则说：“老实说罢，他（引按：即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在鲁迅看来，林语堂们在中国提倡“幽默”，是容易“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鲁迅既把几篇歌颂英国式“幽默”的文章译介给中国读者，又极力反对林语堂们提倡英国式的“幽默”。这当然也可作为一条证据，证明着鲁迅所移译的，并非就是他所认同的。
鲁迅翻译《思想·山水·人物》的原因
实际上，鲁迅集中地翻译《思想·山水·人物》，是在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但仍逗留广州时期和定居上海初期。从1925年4月发表第一篇译作《自以为是》，到1926年12月7日译出第五篇《说幽默》，用了20个月。1927年4月21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就集中地翻译起《思想·山水·人物》来。定居上海前所译12篇中，有七篇译于1927年六、七、八这几个月。而那篇《断想》，由27则文章组成，实际上相当于其他文章二十来篇。所以，从字数上来说，定居上海前，绝大部分是在这几个月间完成的。我们知道，从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到离粤赴沪的数月间，鲁迅的心情极坏，思绪也很乱，精神和思想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整，因此也是典型的“不想作文”和“不能作文”的状态。于是就只好翻译。应该认为，是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可译之作，这才又拿起《思想·山水·人物》，一气译出多篇。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上海。到上海后，当然也一时心绪难宁。今后到底做什么，也难以遽然决定。而鲁迅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何况，生计方面的压力，也不容鲁迅长时期无所事事。这时候，看看《思想·山水·人物》的译文字数已经不少，才萌生了索性再译数篇，“凑成一本付印”的想法。这样，刚到上海的鲁迅，又赶译了八篇，它们是：《读书的方法》、《论办事法》、《往返的心》、《指导底地位的自然化》、《说自由主义》、《旧游之地》、《说旅行》、《纽约的美术村》。八篇之外，又译出了《序言》。
从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到在上海定下心来，这段时间，某种意义上是鲁迅精神和思想的过渡期，是心理状态和生存方式的调整期。而《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基本上完成于这一时期。所以，译作《思想·山水·人物》，是这种过渡和调整时期的产物。如果没有这种过渡和调整时期，恐怕《思想·山水·人物》这本译作也不会有。在这种过渡和调整时期集中地翻译这部书，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工作。换句话说，译本中除少数几篇真正为鲁迅喜爱赞同，其他文章，对于鲁迅来说，都是可译可不译的。译出来，可作为中国读者的“参考”，或让中国读者得一点“领会”；不译，也没有什么可惜。
鲁迅在为译本所写的《题记》中，有这样一番话：“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引按：即‘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鲁迅在为自己的译作所作的序跋性文字中，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说明所译者未必是自己所赞同认可者，是绝无仅有的。
但鲁迅对自己所移译的这些文章的不赞同不认可，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还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仍然是值得思考的。
鲁迅在为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所做的《后记》中，有这样一番说明：“惟原书在《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之后还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学社的询问的，题曰《文学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再来译添了，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在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独把这一篇《文学者和政治家》舍弃了。而舍弃的原因，只因为这文章不合其时中国的“时宜”。所以鲁迅对这篇文章的“憎恶”，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憎恶”的“偏颇”。
我们知道，《思想·山水·人物》中，也有一篇《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被鲁迅舍弃了。而鲁迅舍弃鹤见祐辅《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的原因，与舍弃厨川白村《文学者和政治家》的原因应该是相同的。对于这篇被舍弃的《文学与政治的歧途》，鲁迅的不赞同不认可也并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至于那些被选取而又并不赞同并不认可的文章，如《费厄泼赖》、《政治和幽默》、《说幽默》等，就更应该看到鲁迅对它们不赞同不认可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鲁迅固然写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强调的也是“缓行”，而不是决不可行。至于“幽默”，鲁迅本来并不反对。只是在30年代那种“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特定时期，鲁迅认为对“幽默”的提倡有可能使“幽默”变质，成为有害的东西，才对提倡“幽默”表示反对，其实鲁迅的本意，恐怕也不过认为对“幽默”的提倡“应该缓行”。
这也使我们意识到：鲁迅一生反对过许多东西，但并非都是绝对地和无条件地反对。不懂得鲁迅反对过什么，固然就不能懂得鲁迅；但如果不懂得鲁迅对许多东西反对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也同样会严重误解鲁迅。前面说过，鲁迅与鹤见祐辅的这部宣扬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山水·人物》有一种总体性的扞格、龃龉，但这种扞格、龃龉也并非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其实鲁迅只是对自由主义不感兴趣，认为这种“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并无特别的恶感。
研究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取舍，也让我们懂得：鲁迅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也决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
本文节选自《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