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刊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所谓归国体验，是指留学生结束留学回国后与中国的现实相遇而形成的感受、认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归国留学生发起的运动，而留学生的归国体验，决定了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方式、姿态。留学生带着在国外的知识积累、带着留学期间形成的价值观念，带着异域的生活体验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新感受、认识和评价。“归国体验”决定着他们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问题意识。归国留学生的“留学体验”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已很受重视，而仅仅重视留学体验是够的。实际上，是留学体验与归国体验的碰撞，决定着归国留学生的新文化观念。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与归国留学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众多的归国留学生掀起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没有清末开始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认为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在当时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也就是运动的领导者，而这三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虽然早在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实际了已经开始了新文化活动，但把《新青年》的出现视作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又并非全无道理。毕竟，此前各人的活动，是零星的，一般说来是并不十分自觉的。《新青年》把众多有志于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团体的力量，而且每个人都自觉到是在进行一场创造新文化的伟业。而当他们聚集到《新青年》周围时，往往都带着归国的体验。从国外回到离别多年的中国，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自然与留学前有了不同。本来没有看明白的问题现在看明白了，本来习焉不察的事现在觉得无法忍受了。对于每一个留学生来说，结束留学回国，都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认识。他们带着留学期间的生活体验，带着留学期间的知识积累、理论武装，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审视的结果，当然对他们的新文化观念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留美与留日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有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两类。这两类人留学之地不同，归国体验自然也会有差别。
欧美远离华土，留学欧美者，鲜有中途回国省亲的经历，通常结束留学而归国时，面对的是阔别多年的祖国，例如胡适就七年间不曾回来过，当他1917年归来时，面对的是七年未见的中国。
而日本去中国不远，留学日本者，中途回国不是难事，也不是稀罕事。鲁迅就于1906年夏秋间奉母命回国完婚，也就是这一次返日时，带上了周作人。日本与中国只隔一衣带水，中途又有回国的经历，而欧美与中国远隔重洋，中途又不曾回来过，留学日本的学生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体验自然会有或细微或较大的差异。
但也不宜过分估计这种因素对两类留学生归国体验的影响。仍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虽然中途回国过一次，但时间很短暂，可谓来去匆匆，而周作人旅日五六年间，就一次也没有回来过。
对“人力车”的批判
那时期的留学生，回国后普遍有不适感。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很多。对不同的东西，看不惯的程度会有不同。有人对此类事特别愤然，有人则对彼类事特别切齿。而他们，尤其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不少人都对同一事极其痛恶，这就是人力车。
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的胡适作品不仅只有《归国杂感》，还有新诗《人力车夫》。于《归国杂感》同时同刊发表的《人力车夫》，无疑也属“归国杂感”范围。该诗作于1917年11月9日夜。《人力车夫》诗前有一小序：“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发表于《新青年》的《人力车夫》全诗是这样的：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从最后一句看，这写的是胡适到北京后的体验。比起其他人对人拉人现象的愤然，胡适此诗显得相当冷静、克制。诗中的客人并没有表达对人拉人现象本身的不满，只是为拉车者“年纪太小”、未到“法定年龄”而“心酸悲”、“心惨凄”。客人最后的“点头上车”，是被小车夫说服了，认可了小车夫的逻辑。人拉人的事情是残酷的，年幼的孩子就当车夫，更是极其凄惨之事。然而，胡适也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禁止人拉人，甚至仅仅是严格执行限制年龄的法令，都非但不能真正帮助穷人，相反，倒是害了穷人。禁绝人力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但这种人道主义却“饱不了”穷人的“饿肚皮”。要杜绝人拉人的悲惨现象，必须有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改革。也许是刊物出版后，“客人”的点头引来些非议，也许是胡适自己也对这“点头”感到了不安，《人力车夫》编入《尝试集》时，胡适把最后一句删掉了。
此后，人力车夫问题是胡适屡屡谈及的问题，胡适甚至把人力车视作是东西文明的一种界碑。在《我们走那条路》中，胡适谈到“盲动的所谓‘革命’”时，举了人力车夫问题为例，认为要改善人力车夫的生计，必须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而不应该煽动人力车夫去砸毁汽车电车。而在《漫游的感想》《东西文化之比较》等文章中，胡适则把人力车夫问题上升到东西文化差异的层面来认识。
《漫游的感想》第一则是《东西文化的界线》，专门谈人力车问题。胡适劈头就说：“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胡适是看到了哈尔滨“道里”与“道外”两个区域的某种不同而恍悟东西文明的“交界”的。“道里”原是俄国的殖民地，现在租界收回，改成特别区。而租界之外，则称“道外”。“道里”虽收归中国管理了，但俄国人的势力仍很大，许多租界时代的习惯、规则仍然延续着，而不准人力车运营便是其中之一。在“道外”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力车，而在“道里”，则只有电车与汽车，不见一部人力车。如果有人从“道外”乘人力车到“道里”，人力车也可将乘客送到“道里”，但只准空车归去，不得在“道里”拉客。胡适慨叹道：“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胡适进而说道：“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1930年9月，胡适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中，又一次以哈尔滨“道里”“道外”对待人力车的不同方式为例，说明东西文化的差别，只不过把话说得更尖锐。在指出哈尔滨“道里”“道外”对待人力车的不同态度后，胡适说：“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
蒋梦麟于1908年赴美留学，早胡适两年，1917年6月间回国，与胡适几乎同时。后来，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记述了回到上海见到黄包车（即人力车）时的感受：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骂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蒋梦麟显然遇上了与胡适同样的难题，或者说，与胡适遇上了同样的人道主义悖论：黄包车的存在是极其不人道的事情，人拉人是应该尽快消灭的现象，然而，不坐黄包车、禁止人拉人，却非但不是在帮助黄包车夫，相反，倒是令他们陷入更凄惨的境地。所以，兜了半天圈，还是“拉到内务部西”。
蒋梦麟继续写道，发展工业，让这些黄包车夫在工厂里就业，理论上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在当时的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发展工业，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在军阀混战的社会里，工业又怎能有像样的发展呢！农村劳动力过剩，不能为工厂提供工人，相反，倒是令军阀的兵源有了保证。只要军阀肯出钱，或者放纵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愿意应募当兵。而混战着的军阀兵源有了保证，就会混战不休，政治就永难稳定。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
吴国桢在回忆录《夜来临》中，也说到了人力车问题。吴国桢1903年出生，1914年进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是同窗好友。1917年秋进入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1926年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过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多种要职。国民党退据台湾后，曾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与蒋介石决裂并迁居美国，在美国用英文写了回忆录《夜来临》。在《夜来临》中，吴国桢说到从美国回国后的感受时，首先说到了黄包车：
我回来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对祖国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震惊和羞愧从登上上海码头的一刻起就开始了。
当然，我以前曾坐过无数次黄包车，而且也知道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它是最便宜而且到处都有的交通工具，但由于去过一趟不存在这种残忍行业的国家，对于突然间重新见到黄包车，我没有思想准备。当我带着少许行李下船时，马上至少有十几个黄包车夫围上来，问我的去处。我瞧瞧四周，想找平常的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只好勉强将旅馆的名字告诉那些苦力。一时间真像是炸开了锅，那些可怜的人们每个都报出自己的车价，以一两分钱之差想抢得拉我的机会。这真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如果有人想看到男人们为了生存而拼命竞争的话，那他可能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了。我一阵惊愕，遂将行李扔上其中一辆车，自己则跳上了另一辆，不管他们报价高低。那两辆车带着胜利的叫声出发了，其余的人则耸耸双肩，明显地感到失望。上车以后，我可以从容思考了：为什么同样是人——特别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却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牛马一样来使唤呢？这不仅是一种难以原谅的不公正的行为，也证明在社会体制中有某种极其邪恶的东西使其成为可能。我坐在黄包车上，凝视着车夫的后背，他那两条健壮的腿交替着向前迈进，我则被羞辱所刺痛。当抵达旅馆时，我给每个车夫一块银元，这是他们要价的四或五倍。他们以为我没有零钱，便开始数角子和分头，显然是想给我找零。我挥一挥手说不必找了。我看到他们吃惊地皱起眉头，愈皱愈深，表示不相信。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乃至欣喜而笑。他们对我一再道谢，但却不知道，此时我的心正在为他们流血。
吴国桢的回忆，对于理解那些年间归国留学生的惊愕、痛苦很有帮助。回国后令他们惊愕、痛苦的种种现象，往往并非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并非是在他们留学期间新生的。这些现象，他们出国前也见过，但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在国外多年，没见过这类现象，所以回国乍见便惊愕、痛苦，这只是不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外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新的看待事物的眼光、评判事物的标准。
蒋梦麟、吴国桢也并非只对黄包车感到惊愕、痛苦。阔别多年的故国，令他们痛苦、惊愕的现象很多。例如，蒋梦麟还写到了从上海经宁波返乡的情形。在宁波上船后，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涌上船拼命抢夺乘客的行李，名义上是在抢生意，但往往稍一大意，你的行李就被抢走了。所以，蒋梦麟和接他的哥哥艰难地从人丛中挤下甲板，紧紧地跟定行李夫，才避免了行李被卷走。而黄包车也远不是唯一令吴国桢惊愕、痛苦的东西，“接踵而来的其他痛苦经历也毫不逊色”。在上海，有过在白天的码头被黄包车夫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又有过在夜晚的街道上，被妓女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而在北上的火车上，吴国桢也一路受到刺激。火车不守时、车上肮脏不堪，“与我三周前在美国乘坐的火车形成强烈对比”。乘客们大抵面有病容，显示着营养的不良； 车上没有秩序，常常发生争吵； 搬运工总是讨价还价，旅客、尤其是老弱的旅客，总不免受到他们的欺侮、敲诈；座位没有编号，也不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先来者倘是那种体弱之人，即使坐下了，也会被人强行拉开……吴国桢说：“面对这种场面，我感到吃惊”；“就这样，回国仅仅几天，我对祖国和人民的印象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情况不太好，但现实比预计更糟。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发现贫穷、愚昧、低效和灾难。我现在必然会将国内看到的情况与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太平洋彼岸之国进行比较，但还未发现前者有哪一处胜过后者，对此我深感痛心。是的，我知道我们总是可以夸耀自己古老的文化和过去的光荣，但对一个刚刚触及现实的人来说，那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留学生归国后所受到的刺激，留学生面对离别多年的故土而产生的惊愕、痛苦，必然深刻地影响他们日后的政治理念、文化姿态。吴国桢这样的人，选择了从政，而归国体验当然也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和政治观念，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与这份归国体验，也多少有些关系。而像蔡元培、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表现，都与归国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