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对它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第二，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第三，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忽略个体的能动性。总之，“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的、体现着一种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但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不只是一个能把握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的静态的、具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实体性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充分理解行动者“形塑结构的作用”、并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尝试对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个人能动作用的“文化资本”概念作一个较为详尽的社会学考察。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场域、惯习。

通常情况下，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以“社会结构”或“结构”为基础的科学。但斯韦尔（William H Sewell）指出，“结构”概念隐含着三大问题：第一，具有忽视主体性的倾向。也就是说，结构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并“巧妙地将行动者解读成被程序化了的木偶”。第二，无法把握结构自身的“变动”。由于结构概念通常以“安定性”，即“不变”为前提，所以它比较适合于解释社会生活中那些一层不变的形式，而无法说明结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它经常不得不把此类变化归咎于诸如“历史原因”、“崩溃”或“外在影响”等外部因素。第三，无法确定“结构”究竟应该作为一个“物质性”概念还是作为一个“精神”或“文化”概念来加以理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结构由什么所组成”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人类学家们通常习惯于将“结构”理解成“柔软的”和“精神性（mental）”的构成物，而社会学家们则经常将“结构”视为一种“坚硬的（hard）”和“物质性（material）”的组成。也就是说，与前者喜欢将结构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并从“符号论和视觉”的角度来加以把握所不同的是，后者具有把“结构”和“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

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的变动可能性”，社会学家们作了不懈努力。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强调“规则（rule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关系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不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主要以“图式（schema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为特征。在此，“图式”意指“精神性结构（mental structure）”，而“资源”则被解读为“物质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布迪厄在他的“卡比尔族”研究中，曾提及文化层面的二元对立，如高－低、男－女、火－水、明－暗，并认为“家庭内部的所有行为都要受到这些对立的支配”。显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以“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基本特征的。

“构成物质（objects）世界的精神结构，在以相同的“精神”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物质世界中通过实践而形成。产生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并不是作为与客体进行决战的主体性而诞生的。也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由通过把精神纳入那些“产物”的结构这一方式而被结构化的对象化操作的产物所形成的。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隐喻，与物质世界本身形成一个无休止地相互反映的循环。”

在此，布迪厄超越了主体－客体对立图式并确立了以“物质（资源）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概念。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克服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内的社会决定论倾向，布迪厄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在许多经验研究中具体探讨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而且还力图通过“惯习”、“场域”等概念装置来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变动的可能性”。

但尽管如此，布迪厄仍然不时被看作一个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之所以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显然与其核心概念“文化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资本”由于被视为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具有强烈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概念而受到广泛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内田隆三甚至认为“文化资本”概念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败笔。但笔者认为，尽管“文化资本”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一面，但也决非如其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静止和僵硬的、仅仅体现社会决定作用的实体性概念。相反，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同时理解行动者具有“形塑结构的作用”并能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从（1）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2）“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及（3）作为行动者扩大再生产手段的“隐蔽”功能三个不同方面，着重探讨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形塑结构作用”，即主体性作用的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1.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文化资本”是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概念。第二，“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一词的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第三，“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反映着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第一种指责主要来自部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批评布迪厄过于关心社会支配问题，即使在文化资本的场合“他也完全被支配及等级的再生产问题吸引住了”，“对资本自身运作的分析毫无兴趣”。而布迪厄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和他“把社会支配的机制问题视为头等重要问题”的立场有关。一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怀疑布迪厄患上了“阶级神经质”。但笔者认为，对布迪厄的这一责难很难站得住脚。正如詹姆逊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一书中曾尖锐指出的那样，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阶级问题已再度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既不是一种已经过时和僵硬的阶级批判理论，更不是由“阶级神经质”所幻想出来的想象物。相反，它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或曰知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论。

第二种指责较具普遍性。不少学者认为布迪厄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在用法上过于暧昧和模糊。迪马格（Dimaggio,P.）很早就曾经对此问题提出过批评。他指责布迪厄因为滥用隐喻从而致使其价值遭到了严重损害。但他的非难显然有失偏颇。我们知道，布迪厄很少对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社会学概念下定义而将它们视为一种开放性概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二元论倾向。而且对于他而言，严峻的社会现实才是社会学家需要迫切关心的问题。他真正关注的是如何揭示隐藏在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背后的、非经济领域内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价值的等级秩序等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资本”不可能也无须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元概念。因为作为一种实际的功能性隐喻，“文化资本”的暧昧性和模糊性有时候反而可以提高它自身的灵活性并使它更能理解和适应各种变化。

关于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体现着一种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指责是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内山哲士长期从事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他曾对这一理论缺陷提出过批评：“布迪厄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只重视对被形塑结构的把握，而对资本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个体的‘形塑结构的作用’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资本概念事实上将商品化问题仅仅放在社会化状态这一单一的范畴内来加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指责不无道理。由于深受实证社会科学奠基人涂尔干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布迪厄的部分理论和概念尤其是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及现象的考察，确实偏重于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即“被形塑结构”的作用。在《继承人》、《区隔》以及《国家精英》等著作中，“文化资本”在很多场合仅仅被用作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被形塑结构”这一个方面的考察。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把“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片面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静态和僵硬的概念。实际上，布迪厄本人对此问题早有察觉。为了克服社会决定论的影响，他主张必须动态地把握“文化资本”概念。他指出，由于资本的意义只体现在具体的场域中，所以资本只存在于特定的场域内。而且文化资本也只有通过行动者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为了避免文化资本的实体化倾向，有必要把“文化资本”放在它与“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动态地加以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文化资本”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同时把握“被形塑的结构”和“形塑的结构”、并能理解和阐释变化的一个动态的概念。

2.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行动者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隐蔽”指行动者在进行文化资本的投资、积累和持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désintéressement）。换言之，文化资本具有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凭借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掩盖自身是一种源自于‘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以及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的能力，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

通常情况下，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都是放在“象征支配”的框架内来加以认识与理解的。从这一视点出发，布迪厄“资本”概念便具有将通常不被视为“资本”的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象征资本看作是一种隐藏着资本性质的“资本”；将隐蔽着资本性质的象征资本和赤裸裸地体现着资本性质的经济资本之间的对立视为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两大基本特征。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迄今为止，象征资本所具有的、从“象征支配”视角出发的“隐蔽性”特征通常被视为一种“误认”，并且往往都是被放在与“象征暴力”与“象征权力”等概念的关联中来加以把握的。也就是说，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更多的时候被解读成上层阶级进行支配与剥削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对布迪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并非总是从阶级支配的角度来理解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的。布迪厄在《实践理论纲要》中指出，“实践信仰是所有场域暗中规定的入场券。借助这一规定，不但可以惩罚和开除游戏破坏者，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新来者的选择和培养使他们认可场域的基本预设。由于这种同意既是无可争辩和前反思的，也是朴素和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信仰称为原始信仰。表示同意的无数认可行为和行动者是否亲自参与游戏有着很大的关联。此类认可行为不仅不断生成着集团性误认，而且也是场域运作的条件和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被视为是对生产象征资本这项集体事业的一种投资。但要想实现这一集体事业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场域发挥功能的条件必须是被误解（误认）的。” 显然，布迪厄把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放入与“集团”及“场域”的关系中思考，并将其理解为集团全体成员的一种合谋。

在另一部重要作品《区隔》中，布迪厄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正如文化是一切社会斗争目标的“赌注”那样，人们参与游戏（赌博）并以热衷于此为前提。同时也将这一前提转变成不得不进行争夺的目标之一。而且如果人们对文化缺乏兴趣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对抗和竞争等行为。反之，文化兴趣本身也产生于对抗和竞争行为之中。在以游戏参与行为为前提的最初的投资中，也就是在创造游戏的同时通过围绕着斗争目标的竞争而进行再生产时，被认为偶像中的偶像的文化价值产生于关于游戏价值的集体信仰中。” 信仰指宗教信仰或团体成员共同信奉的某些价值观念。而“场域”所指涉的范畴十分宽泛，既可以指具体的、正规的集团组织，也可以指有着某些共同价值观念（信仰）的松散的社会网络体系。布迪厄认为正是存在于这些形式各异的场域内的价值观念的误认＝承认，构成了社会集团共有的象征资本的生产行为。例如，在大学这一学术场域内，尽管“职务晋升”是一种共同的价值信仰，却很少有人对其客观的社会意义进行过深入思考。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认同此观念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职务晋升”这一价值信仰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固有作用，并帮助受此观念影响的全体成员进行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过，象征资本的生产和投资遵循一种相对的价值标准。所谓相对价值即指象征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包括场域外部整体社会在内的社会空间内位置的阶梯式排列。我们可以运用博弈论中零和博弈的概念来加以说明。零和博弈即指一种有人得到必然意味着有人失去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怎样分配，也无论得失如何，其资源总量是恒定不变的。社会位置的阶梯式排列正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有人上升就意味着有人下降。但不论怎样排列其资源的总量都不会发生改变。对于布迪厄而言，“资本”的意义和社会全体成员相对的位置排列休戚相关。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资本”本身，它同时还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客观生存状况。还是以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为例，尽管博士学位这一“学历资本”是评定教授职称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不过对于被评定者而言，仅仅拥有博士学位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往往还取决于参加此次职称评定的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人数的多少。人数越少博士学位的价值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所有者所处的社会位置才是决定其社会存在并创造社会意义的源泉。

显然，这是“隐蔽”功能的一种有别于“象征支配”视角的、从“惯习”概念出发的解读方式。“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他为摆脱社会决定论并建立一种可以同时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而提出的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惯习”概念同时为我们全面理解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提供了新的途径。布迪厄指出，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随时准备进行自身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但由于这一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所以最终也只能在通常所说的非经济层面上将其转换成一种合理的实践行为。

“不论自觉与否，个人及其家庭，……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来保持或扩大自己的财产（资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量地维持和提高自己在阶级的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那么，人们是如何在保持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呢？布迪厄通过“场域”这一理论装置解决了此问题。所谓场域，即指人们围绕着某一参与对象——如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教育等等——而形成的社会圈。显然，场域不是由一群毫不相干的行动者聚集起来的单纯的社会集合体。它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生产物、价值观、思想、制度、组织、规则的人员组合而成的多元复合体。例如，艺术场域通常就是一个由艺术家、批评家、画商和艺术经纪人等以“美术”这一参与对象为媒介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体系。而且，它既可以是一个与艺术有着密切关联的具体集团（所谓“艺坛”），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包括创作出各种作品、艺术理论、流派、意识形态等艺术产品；各类艺术杂志、培养和发掘年轻艺术家、艺术大奖赛等制度；美术馆、画廊、美术协会等组织的，与“艺术”有关的任何要素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行动者们在不断制造着差异的同时，也建构起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并生产出艺术场域特有的结构。

象征资本（文化资本）“隐蔽”功能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在特定的场域内制造一种真实感并维护和保持这种真实感。它具有生产与某一特定场域有着特殊关系的象征资本并捍卫这一资本的功能。具体而言，“隐蔽”功能就是指象征资本具有一种保守无法使经济资本得以正当化的非经济场域——如文化或学术等场域——同样具有资本性质这一秘密的作用。那么，布迪厄是如何运用个人主义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隐蔽”功能的集体性特征的呢？如上所述，通常情况下“资本”总是和特定的场域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形态的资本都可以和其他资本进行转换，而且它们都属于一种货真价实的“资本”。但是，人们之所以还要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每一种形态的资本只有在创造出这一资本的特定场域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固有效用。

布迪厄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空间，如家庭和学校在作为一种生产‘能力’的场所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作为承认这种‘能力’所具价格的场所之一发挥着作用。而且可以断定，任何场域都会给自己的产品最高的价格。也就是说，学校市场将会给予经由学校制度认可的文化能力及符合学校教育的生活方式更高的价格。而另一方面，被学校之外的价值观念所支配的市场——既可以是“社交性”沙龙或晚宴也可以是考验整体人格的任何职业生活中的机遇（就业面试、施政方针演说、讨论会等等），以及学校生活中的各种机遇（ENA［等培养官僚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口试等等）——反而会给予从家庭中得来的东西（即继承到的文化资本）更高的价格。凡是可能让人联想到学校获取条件的任何倾向和能力都会降低其价值。” 显然，在学校体系内可以获得“最高价格”的不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是能够得到他人尊敬的优秀的学习成绩。反之，在企事业机关等场域内，学习成绩不再是最具价值的资本，人们更为注重的，是行动者实际的工作能力、社会关系和口才等社交技能。换句话说，在某一特定的“场域”内，人们真正关心的并非行动者拥有资本总量的多少，而是他究竟有多少资本可投资于这一场域。

从布迪厄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行动者进行的个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和他们捍卫集体利益的行为并不矛盾。事实上，很多时候它们还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团体（场域）内某一成员如果想要保卫自己的财产（资本）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和这一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携起手来共同捍卫与这些资本有着直接联系的“场域”。因为“任何场域都会给自己生产的产品最高的价格”。也就是说，最能体现资本价值（与其他资本的交换率）的正是生产这一资本的场域。所以，捍卫这一场域就等同于保卫自己的财产（资本）。例如国内大学历来有将本校学生留校当教师的传统，有些非一流学校毕业生由于在其他大学很难当上教师，所以他们留校后，往往会更努力的工作也更热爱自己的学校。因为学校的存亡直接关乎其自身的存亡。不仅如此，教师们还会想方设法地提升学校——生产出他本人拥有资本的场域——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因为在此情况下，提升学校的地位等同于提高自身资本的价值。

不难看出，布迪厄之所以把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视为一种“集团性误认”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尽管通常情况下，行动者的象征资本被视为一种个人（或其惯习的）所有物，但是在（包括众多场域）整体社会中，共有同一形态资本的社会成员很乐意承担起捍卫与此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场域”的责任。因为此刻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在布迪厄看来“隐蔽（误认）”是对象征资本的生产所进行的各项投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由“误认”所创造的象征资本并非只有在特定场域内才能发挥固有作用，即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它同时也可以通过提升“场域”地位的方法获得一种绝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隐蔽（误认）”不仅是支配阶层进行剥削的工具，它同时也成为社会行动者用来维护并进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

3.“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

当我们站在动态的角度上看待布迪厄社会学体系时便不难发现，其实“文化资本”并非如某些批评家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静止和一层不变的僵硬实体。相反，它是一个深受惯习和场域等因素影响、不断发生着变化并能够将其“转换”成其他各种形态资本的运动体。首先，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即惯习息息相关。例如，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上层阶级子弟尽管大都从其父母那里继承到大量“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如书籍、绘画、唱片等等），但这些资本却并非都能直接转换成学历资本。通常情况下，它会在各种变量——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的态度与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转换成不同形态的资本。它既可能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形态的“学历资本”，也可能被转换成兴趣爱好、教养以及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品味与审美倾向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一些学生尽管对美术、音乐及文学作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对学习本身却缺乏兴趣。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往往并不理想。由此看来，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即学历资本的获得虽然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良好的家庭出身并不能保证高学历的获得。因为良好的家庭背景不是获得学历资本的唯一条件。许多时候，诸如勤奋和明确的学习目标等行动者的行为倾向（惯习）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考察主体性问题时，我们还有必要从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内所处的地位入手。我们知道，文化资本和特定的场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只有当行动者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所处场域内的正统文化相匹配时，才能发挥资本的固有作用。否则，它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很有可能转变成“呆坏帐”。当行动者的文化背景和特定场域内正统文化发生冲突时，他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行动者必须将原有的社会及文化资源“转换”成一种适合于所处场域的有利的文化资本。不过布迪厄指出，行动者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正统文化之间的差距不能过大，否则磨合过程会变得异常艰难。在此情况下，行动者随时可能陷入认同危机甚至遭到全社会的遗弃。此种现象频繁出现于动荡的年代。此外，生活环境的剧变也很容易使人陷入同样的困境。例如，生活在“现代化”进程最先端的中国大都市中的部分中下阶层居民和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改变观念并创造出一种有利的文化资本的话，便很可能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而陷入被遗忘和被抛弃的悲惨境地。

由此可见，资本的生产及“转换”不是在一层不变的条件下完成的。它是一种资源的总动员，是在环境和行动者行为倾向等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创造出来的。法国社会学家沙帕尼奥曾在一篇题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产》的论文中，以法国中部布尔格尼奥地区布雷斯的一些较为偏僻的村庄为对象，对资源动员行为和文化资本形成的关系进行过详尽考察。此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们利用哪些手段来维持农业经营；使用怎样的分类和筛选标准来决定农业项目的取舍以及文化资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问题上。沙帕尼奥发现，在此过程中有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本并非学历资本。因为当地农民们不存在任何学历上的差距。在此情形下，是否掌握适合于市场经济机制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成为重要的分类指标，而学历资本则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沙帕尼奥同时提醒我们，这些被视为“文化资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明显不同于诸如“企业家精神”的积极进取的现代意识。它更接近于一种被布迪厄称为“惯习”的态度倾向。

那么，农民们是如何创造并获得这种态度倾向的？在获取过程中，他们又动员了哪些可以利用资源？学习理论认为，态度和其他通过学习习得的东西一样，是一种习惯。所以，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学习形成。但与此同时，行动者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态度。换言之，态度通常是通过与能够为我们带来某种利益的他人交往或者仅仅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获得的。法国中部地区农民们的社会学习主要是通过“亲戚关系”和“职业关系”完成的。沙帕尼奥发现，农民们“现代化”态度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亲友中那些从事其他工作的成员之间形成的纽带关系。这些关系不仅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除此之外，他们偶尔还能从亲戚那里得到些许经济资助。另一方面，农民们对农村协作组织、指导普及团体和金融机构等职业关系的利用也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能使他们得到各种直接的帮助，而且还能让他们学到许多“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知识并借此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这些新的知识和观念最终创造出一种“现代化”态度倾向。在这种态度倾向的指引下，农民们不仅想方设法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而且还为提高生产效率共同出资购买各种先进的农用设备。

显然，当学历资本的差异化效应不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并且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农业知识和技能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时，农民们便不得不设法去创造一种顺应环境（场域）变化的文化资本。尽管在此过程中亲属关系和职业关系等外在因素发挥了巨大影响，但行动者的主观态度这一内在因素——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关系、如何将这些资源“转换”成一种有利的文化资本——也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惯习行为和态度倾向即便不属于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意识性行为，但也绝不是基于惰性的被动选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合理判断之上的理性行为。

此外，我们在考察文化资本与场域及惯习的关系时，也不能忽略场域对行动者惯习（行为倾向）的影响。我们知道，行动者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场域）内所能发挥的能动作用，即主体性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社会学家迪马格曾以美国高中生为对象，对“文化资本”和“学习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两者的关联度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他发现学生们在文学、艺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兴趣爱好（迪马格称其为“文化资本”）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但出乎意料的是，父母的教育程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并没有呈现出很高的相关性。这一结果无疑和布迪厄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出入。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家庭和父母直接影响之下所经历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对以后学校教育的成功（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起着决定性作用。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实际上取决于早期引导。归根到底，这是家庭环境作用的结果。……来自家庭出身的文化习惯和才能，在最初指导（产生于早期决定论）的作用下，影响成倍增加”。然而，迪马格的研究却使布迪厄的这一结论相对化了。因为它至少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场域）内，家庭文化背景尤其是父母学历的高低对行动者的学校成功——学习成绩的好坏——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迪马格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法国而言美国社会中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和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度是较低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迪厄的“再生产”模式更适合有着较强等级观念的法国社会，而不太适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迪马格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韦伯曾经预言市场的兴起将会严重侵蚀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尽管我们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明确的定义和严格的划分，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地位文化却变动更为松散了。由于群体成员对其所属地位组成的认同已大不如前，因此一种用于识别自身以及其他成员社会地位的新的地位文化变得尤为重要。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可供有选择提取的地位文化库。而且，地位文化参与随时可能会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迪马格同时指出，“地位是一个物化过程而非私人属性。属于某个名门望族的个体会显示出某些共同的品味、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这些文化要素不仅可以使成员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顺畅，而且也能反映个体的社会地位。”

迪马格同时指出，“在地位文化这个流动世界里，个人的文化资本存量只是部分地由他们的儿时经历和家庭背景所决定”。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社会出身较低的学生来讲，通往更高社会阶层的最为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缩小和上层阶级正统文化之间的距离。迪马格把这种既承认家庭文化背景重要性，同时又重视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文化资本的思考方式称为“文化迁移”模式。显然，“文化迁移”模式较为适合美国社会。在美国，尽管文化资本同样主要来自于家庭和父母的馈赠，但行动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十分重要，起着一种补充和整合的作用。而在行动者后天获取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除了同龄朋友、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行动者自身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倾向。此外，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还和特定场域内文化的规范化程度有关。由于美国社会的文化规范化程度较低，所以相对而言其评判和选择标准也没有欧洲国家那么严格，而显得较为灵活和宽容。在那里，即使可供行动者继承的文化资本很少，即使行动者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他们仍然有机会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这一缺陷。因为美国社会在提倡一种自我奋斗精神的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和宽松的学习环境。

由此可见，社会不同“获取”文化资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里，布迪厄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即“继承”方式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相比之下，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自身的努力等“获取”手段就显得比较次要。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文化的规范化程度较低而且阶级等级意识也较为薄弱，所以第二种获取方式，即通过学校教育“获取”资本的方式就比较重要。与被动的“继承”不同的是，行动者在后天“获得”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积极态度（行为倾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尽管这里所说的“行为倾向”部分类似于布迪厄的“惯习”，但相比之下，前者更趋于一种理性的选择。换言之，行动者的行为并非总是产生于无意识的状态，而且其作用也并非总是在无意间发挥出来的。在更多情况下，行为倾向体现着行动者的意识与意志，是一个能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理性产物。

显然，要想全面认识与理解文化资本的意义与作用，除了必须把握住文化资本的内容会随着行动者所处团体、场域和争夺目标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一重要特征之外，还必须对变化过程本身，即行动者为适应场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文化资本结构这一动态过程予以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以树立进大学深造的目标为例，我们发现许多学生对大学的最初认识其实并非直接来自父母。他们对大学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亲戚朋友、同学甚至是同学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亲朋好友和同学既是他们模仿的对象，同时也成了他们获取各种大学信息的渠道。因此尽管这些学生的父母本身可能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法传递丰富的文化资本。但是，大学对于他们而言却不再是一个陌生和无缘接近的神秘世界。亲戚朋友此刻已成为通向大学的一扇窗户、成为他们立志考入大学的主要依据。

类似情况也经常发生在学校这一重要场域内。在学校教育中，一些文化资本匮乏、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子弟们经常会利用勤奋这一手段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布迪厄和帕斯隆在《继承人》中曾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谈及“认真”和“勤奋”等无形资本（惯习）的作用，并承认这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生们文化资本的先天不足。他们叙述了中产阶级子弟的这一行为倾向：“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如崇拜严格而艰难地完成工作）”。中产阶级这种“严肃态度可以使他们在这一方面（上层阶级子弟的优势）得到补偿”。出于对文化的热爱，他们掌握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为了弥补文化资本的先天不足，他们从不无故缺席并认真记好课堂笔记、作好每堂课的预习和复习工作。但如果我们愿意用较为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类现象的话，那么便不难发现许多学生为了弥补自己文化资本的不足，会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去发展和强化另一种惯习，创造另一种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文化资本（诸如“认真的作风”和“勤奋的态度”等无形资本）。而且尽管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理性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时确实是一种反映行动者意识和意志的能动的合理行为。由此可见，要全面认识与理解文化资本的意义与作用，就必须在把握住文化资本的内容会随着行动者所处集团、场域和争夺目标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一重要特征的基础上，对变化过程本身，即行动者为适应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文化资本结构这一动态过程予以充分关注。

4.结语

以上从行动者个人“型塑结构的作用”这一角度出发，对“文化资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文化资本”是一个能够同时把握“被形塑结构”和“形塑结构”两方面的灵活和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从文化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秩序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批判性概念，而且也能成为把握行动者如何进行自身资本扩大再生产、如何想方设法占据有利社会位置的有效的分析框架。

正如我们曾在本文开头部分探讨过的那样，许多学者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视为一个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决定作用的僵硬的实体性概念。他们批评布迪厄尽管从韦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出发，对法国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认为“文化资本概念作为一种阐释形塑结构的理论也十分有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停留在客观主义层面上，未能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美国社会学家霍尔将文化资本概念的这一理论缺陷归咎于涂尔干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指出，法国结构主义认为其理论对应于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权威性的公共文化。而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方法也的确很适合描述博物馆里文化的仪式力量，交响乐，肥皂剧，运动竞赛和市民象征政治。但是，结构主义除了运用方法论整体主义给出一个简单的图式及客观的、有意义的社会网络以外，并没有能力应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市场社会模式。布迪厄运用韦伯的集团身份理论对结构主义的论述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一个以文化资本为媒介、强调差异结构框架内有关惯习实践的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似乎仍然未能彻底摆脱结构主义的困扰。“文化资本”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静态和缺乏变化的、带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概念。例如，布迪厄尽管充分意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所遵循的判断标准并不相同，但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却依然十分强调统治性、支配性和合法性文化的重要作用。

霍尔的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由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许多概念有机结合而成。也就是说，“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与“惯习”及“场域”有着密切联系，有能力反映和理解各种变化的分析框架。布迪厄本人曾谈及文化资本和场域的紧密关系：“一个人必须看到，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即是一种仅仅在它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中存在和生效的能量，所有与阶级相关联的资产价值和效度都是由每个领域中的特定法则给予的。” 换言之，文化资本只有在行动者生长和行动的社会里才具有价值。同样，通过对“文化资本”和“惯习”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个体与社会结构——阶级——之间并不总是一种被规定的单向关系，个体在他们富于竞争性的卓越化游戏中，总是积极地利用文化资本。

总之，文化和经济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试图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的文化资本理论，则为重新审视和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或曰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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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尔，“文化资本：等级地位、阶层、性别和种族的不全面研究”，《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朱伟珏，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