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晓原 ■ 刘兵
□ 一年一度的“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刚刚在深圳落下帷幕，作为评委，我又为《尼耳斯·玻尔集》纠结了一回。这部煌煌巨著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法进入初选名单的，但评委可以推荐增补使之进入下一轮。我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为《尼耳斯·玻尔集》行使推荐增补的权利。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一种以引领公众阅读好书为主要诉求的评选活动，《尼耳斯·玻尔集》一者卷帙浩繁，非一般读者所能终卷，二者内容过于专门和艰深，也非一般读者所能消受，将其放入候选名单毕竟不甚合适。不过毫无疑问，我会在另外适合的评选活动中强烈推荐此书。
这就引导到一个问题：这部《尼耳斯·玻尔集》究竟是给何种读者准备的呢？媒体记者不止一次向我问过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找不出一个令我自己完全满意的答复。
■ 我觉得你是对的。如果不加任何限定地选择“年度十大好书”，在国内出版的书中《尼耳斯·玻尔集》肯定有资格进入候选者行列，但若把“好书”限于面向公众阅读的范围，那不入其中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读者将是些什么人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那些应该阅读此书的读者；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中有可能阅读此书的读者。这两类读者并不完全一致。
说到应该阅读此书的读者，我们又应该先从玻尔的身份和贡献谈起。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性支柱之一，即量子力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贡献。而且，其与物理学相关的哲学思考，也是几乎独一无二的。由此此来看，“应该”阅读其著作的读者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 其实，现在科学界那些“拼搏”在所谓“国际最前沿”的人，估计是不会去看《尼耳斯·玻尔集》这种书的，因为他们会感到这种书太不切实用。只有那些愿意思考最基本的问题的人，才有可能去读。读了有没有用呢？没有人能向他们许诺一定有用——特别是，如果将“有用”定义为“发表SCI论文”之类的内容，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用的。
读《尼耳斯·玻尔集》而真正有用的人中，应该有一小群科学史研究者。这部煌煌巨著，是奉献给科学史研究者的一项大功德。同时它本身也就是一项科学史的大成果，至少是科学史史料整理的一项大成果。伟大的学者，通常都会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思考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玻尔就是如此，所以他的著作，肯定会对未来那些愿意思考基本问题和终极问题的人有大帮助。所以如果我们将《尼耳斯·玻尔集》说成是一部“为未来读者准备的书”，虽然听上去有点迂腐，有点文艺腔，其实是可以成立的。
■ 如果回顾一下科学史，可以发现，真正的最顶级的科学家们，并非只是那么功利地一心只想发SCI论文，而是会做更多相关的哲学思考，会阅读哲学与历史的文献。比如爱因斯坦阅读马赫就是这样的例子。你说的科学史研究者阅读此书是“真正有用”，或者还可以加上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但即使这样，潜在的读者人数似乎也还是太少了些。毕竟，要真研究玻尔，或量子物理史之类的题目，还是要看原文的——尽管中译本能带来一些方便。
我突然想到，以前我曾写文章指出“民科”是科学文化书籍重要的受众群体之一，那么这套书的读者中，是否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民科”呢？
或者，干脆不做那么功利地分析了，反正出版这样的书，想要赚钱现在似乎不大可能，就算是作为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吧，一千多套印出来，放在图书馆或其他什么地方，十多亿人中，总会有些我们想得到或想不到的读者有可能去读一读。读过后或许“有用”或许“无用”，哪怕只是体会一下阅读这种非通俗类图书的“懂或不懂”的过程，这不也很好吗？
□ 你这番积极向上的话语中，总是透着那么一丝悲凉。让我再设法把我们的思绪搞得乐观一点。我觉得这套《尼耳斯·玻尔集》在未来岁月中的际遇，或许可以从爱因斯坦在搞出相对论一举成名之前的阅读状况，推测出一点端倪来。
爱因斯坦成名前的阅读中，包括了哲学和科学著作，比如斯宾诺莎、休谟的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也有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爱因斯坦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是“重理轻文”的——他们还一起读过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
一个伟大学者的生命历程中，肯定有那种不计功利的阅读生活。而且，这一点还能和你上面所期望的“民科”对《尼耳斯·玻尔集》的兴趣联系起来——在所谓的“奥林匹亚学院”（小职员爱因斯坦和几个青年伙伴的读书小组）时期，爱因斯坦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科”。
■ 如今恐怕很少有人会把爱因斯坦与“民科”联系起来。当然，正像我以前曾说过的，“民科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科学家，谈爱因斯坦，谈读者。其实这部巨著的译者也是颇有可说的。戈革先生，生前也是你我共同的朋友，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样一部辉煌巨著的翻译，其艰难、其毅力、其对科学史特别是对玻尔的热爱，在当下的学术界，恐怕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人了。当你把这次对谈的标题定为“一片留给未来的痴情”，我猜想你主要也是指戈革先生的那片“痴情”吧？这样，在你那种“积极”的设想和展望中，这部巨著未来的读者，及其阅读的意义，也算得上是对这片痴情的最好回报了。
载2012年12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