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晓原 ■ 刘 兵
□ 虽然我曾经发表的那些对《黑客帝国》的评论后来并不能让我自己满意，但是我仍然乐意向你指出这一点：在中国，我或许是影片《黑客帝国》系列最早的评论者之一。这部影片让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我收集了若干种有关《黑客帝国》的书籍——其中有一本还收录了我的评论。据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电影像《黑客帝国》那样，引起哲学家们如此巨大的关注兴趣和讨论热情。
有哲学意蕴的科幻影片当然也可以举出不少，但达到《黑客帝国》那样深度的则确实从未有过。通常被认为“非常深刻”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和《黑客帝国》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浅薄而伟大”的《星球大战》（Star War，1977～2005）从哲学角度来说更是不足挂齿；在我看过的数百部科幻电影中，也许只有《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1）差可比肩。但《银翼杀手》在表现手法上又太缺乏大众娱乐色彩，使得它始终只能是一部小众电影。而《黑客帝国》则票房大卖同时又好评如潮。
■ 这三部《黑客帝国》广受欢迎，颇有些像《红楼梦》，不同的受众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产生不同的兴奋点。
这本《黑客帝国与哲学》实际上是一本国外学者从若干不同角度和领域来对《黑客帝国》进行哲学研究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涉及到哲学的诸多领域，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结合电影的内容与关于“实在”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因为这触及了非常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我甚至想，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给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开一门选修课，就叫“《黑客帝国》与哲学”，结合这部众人皆看的超极大片，来讲那些本来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岂不是拉近哲学与娱乐的一种好方法？
□ 我当然很乐意看到你将设想的选修课开设出来。我以前只就《黑客帝国》给大学生作过两次讲座。要谈论《黑客帝国》的哲学意义，最带有根本性的应该是这个论题：一旦我们承认了Matrix（所谓“母体”，即影片中电脑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存在的可能性，我们还能不能确定外部世界是真实的呢？我看到的答案通常都是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比如本书中“母体存在的可能性”一文）。我自己当初思考的结果也是否定的。你不难想象，这个否定的答案，对于我们习惯于确认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来说，具有致命的摧毁作用。因为你一旦承认“母体”存在的可能性，那也就得跟着承认你此刻正在“母体”之中的可能性；而这样一来，你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再也无法确定了。
上面这个问题，其实并非《黑客帝国》横空出世第一次提出，在此之前，哲学家们讨论的所谓“瓶中脑”问题就是它的先声。在《黑客帝国》之前的某些科幻电影已经或多或少地接触了这个问题。但是它们都未能像《黑客帝国》那样将这个问题表现得如此生动和易于理解。也许这正是哲学家热衷于讨论《黑客帝国》的原因。
■ 《黑客帝国》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哲学讨论，又在于它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商业电影，尽管广大受众并不一定都会被引导到去思考那些艰深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毕竟使这种思考成为潜在的可能。此外，它又把当下流行于世的高新科技，如电脑、数字技术等引入，使其成为一个虚幻世界的技术支撑，使其看上去更具有某种可信性，这又潜在地引入了一种高新科技恰恰可以带给我们更精致的骗局的潜台词。更为高明的是，即使对于那些并不想看过电影之后就去思考哲学问题，甚至对于那些本根本就不想思考哲学问题的观众，这部电影依然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视觉震撼和娱乐性。
我们经常抱怨国产电影不好看，中国电影人也经常把这种情形归罪于某些外部原因。让我们设想，即使那些国产片的编剧、导演、制片和主角们拥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就能拍出《黑客帝国》这样的片子吗？这背后的潜台词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哲学修养吗？
□ 你的质问虽然确实也有合理性，但听上去有点过于苛求中国电影人了。有人说“哲学在中国早已臭大街了”，这当然不是持平之论，但如果我们读一读这本《黑客帝国与哲学》就会发现，我们缺乏哲学思考。哲学思考的空间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即使存在某些刚性约束，仍然有无限广阔的思考空间，怕就怕人们失去进行哲学思考的习惯。中国的电影人没有拍出《黑客帝国》那样的影片，这不构成指责他们的理由——毕竟全世界的电影人中也只有少数几个拍出过类似的影片。但是当《黑客帝国》在中国大举公映之后，中国的哲学家们并没有作出过类似西方同行的思考，这才是值得反思的。
■ 呵呵，你又把我们谈话的矛头从中国电影人转向中国哲学家们了。当然，至少从现象上看，我们这里的哲学家们通常确实显得比较“清高”，似乎不屑与电影大片这种通俗的东西扯上关系，至少是没有像国外的一些哲学家们那样，能专门写出讨论《黑客帝国》的哲学论文集来。而这样的“清高”，在有保持哲学的高雅地位这一好处的同时，也更让哲学远离了本有可能对之产生兴趣的公众。而我们当下在大力推动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的时候，似乎也鲜有人来呼吁提高公民的哲学素养。
说到这里，又回到了公众的素养这一话题。当然，在最广义的理解中，哲学工作者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素养的定义中，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也许我们反而可以借此机会再呼吁一下提高公众哲学素养的重要性吧。实际上，在真正公众需要理解的意义上，需要提升的素养的很大一部分，不正是哲学素养，而非那些过于具体的专门化的科学知识吗？
载2012年6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