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不但高度重视文学形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充分强调文学的内容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记载，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基础。胡适同时还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思想主张，认为白话文学是文言文学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从而替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催生了新文学。
关健词 胡适 文学进化论 文学革命 白话文学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胡适留美不久就认识到：“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p.222)。“历史的眼光”实为一种观察历史的立足点，站在历史的某中段往前看某一制度、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往后看它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古来有之的传统。而“进化的观念”最初是江南制造局翻译的科学教材无意中传播进中国的，从此“进化的态度”成为民初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单独而言，胡适所言“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无独特之处。胡适的新颖独创之处是用“进化的观念”来擦亮“历史的眼光”，使这种眼光既是“历史”的又是“进化”的，并构建文学的进化论。胡适自称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论”。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理论逻辑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突出文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紧随时代的步伐，不同的时代必定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并且强调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2]。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 “今世”白话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工具，是文言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革命就是人力促进中国文学的加速进化，使文言文学进化为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白话文学。并且强调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学是文学的必然进化，“白话文学”必定进化“为中国文学之正则”。奠定了白话文学正宗的合法地位。
一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源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构建了进化论，引发了一场科学上的革命。达尔文认为，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进化的。物种不断地变异，新种产生，旧种消灭。生物进化是逐渐和连续的，其中不存在不连续的变异或突变。生物之间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是变异 (variation)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人工选择 (artificial selection)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而在自然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自然界。达尔文进化论表明，生物都具有繁殖过剩 (overproduction)的倾向，即每个物种产生比能生存的多得多的后代。同时，它们的个体数都保持相对的恒定。但生物的生存空间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它们必须为生存而斗争。达尔文所讲的生存斗争或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包括种内斗争、种间斗争和生物跟无机环境的斗争三个方面。在同一群体的不同个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变异，有些变异对生存比较有利，有些则不利。在生存斗争中就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现象。达尔文进化论阐明了生物由于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并发生进化，不适者被淘汰而消灭，彻底摧毁了“神创论”和生物不变化论[3]。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被寻求救国救民途径的“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4]（P.70）。晚清弥漫着失败、自卑又交织愤懑、焦虑、不甘情绪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被进化论 “兵不血刃”地降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成为促使革命志士行动起来，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极大动力。孙中山说：“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说，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依于进化矣”[5](P.155)。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就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当时并没有运用到文学研究上。留美以后，胡适才有意识地把进化论运用到文学领域，借以摧毁传统的文言文学，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白话文学。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通用“进化”与“演化”[6]。在1915年6月6日的留美日记中，胡适提出：“词乃诗之进化”[7](P.165)。这是第一次运用进化论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1916年4月5日，胡适运用进化论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变迁，初步形成了文学进化论的思想。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7](P.352-353)。胡适此处所说的“革命”，并非后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胡适的所谓“革命”其实就是进化。胡适进一步这样解释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7](P.356)。胡适指出中国文学体裁的“六大革命”实质就是中国文学的体裁有过六次进化，把文学革命解释为文学的进化。这是胡适首次运用文学进化论描述中国文学的兴衰存亡的发展变迁。胡适因此提出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学的文学革命，——白话文学主张，把文学革命完全建立在文学的进化论上。
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体系中，“进化”着眼于演变过程，“革命”侧重过程前后的变异不同。中国文学的发展既可说是进化史，又可说是革命史。“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8](P.151-152)。胡适虽从“历史进化”入手，但绕着圈子又回到文学革命的论题上，认为文学革命就是在文学“自然进化的趋势”上“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加上了一鞭”。胡适刻意把文学革命归结在文学的“进化”下，旗帜鲜明地突出文学的进化论。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从根本上重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更新了中国文学的图景，不但构建出一幅全新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而且形成白话文学主张。胡适对运用文学进化论提出文学革命也颇为得意，认为用文学进化论“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主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9](P.334)，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最大的战斗的有效力量。可以这样评价：胡适对新文学的最重大贡献就是提出文学进化论，并据文学进化论提倡白话文学及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史。
二
胡适运用文学进化论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胡适认为：“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0]。这是胡适用文学进化论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如果一味抄袭“决不成为真文学”，坚信“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白话文学必定替代文言文学，并因此形成白话文学主张。
胡适认为，只有运用文学进化论，才能准确认清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创造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学，因而特别反感“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11]。胡适以文学的进化论为基本理论，用“今人”的目光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并特别强调：“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2]。胡适因而深信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而“今人”的日常生活交流运用白话，所以“今人当造”的“今人之文学”必须是一种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有个人的思想情感、时代精神风貌的白话文学。因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文言作为古代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已不能有效地承载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今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只一味模仿古人，无病呻吟，削剪内容适应古文的形式，不能让“今人”“达意表情”，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今人”的文学，更不适合文学进化的规律。根据进化论优胜劣汰的原则，胡适认为文言是已死的文字，“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胡适因此武断地宣称：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12]。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重构白话文学的合法的正宗地位。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P.1)。这是典型的文学进化论。胡适提出文学进化论时，是否清楚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直接材料。但运用进化论审视中国文学，胡适之前肯定还有梁启超、刘师培[14]。梁启超对文学进化论的肯定，增添了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权威。文学进化论有力地破除了正统固定的文学观念，使白话文学在一种新的文学秩序之中获得了正宗的合法地位。
进化论与传统的循环论不同，它蕴含着一种单向的、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是按照某种既定的观念，向着必然的目标高歌猛进，而且社会进化的后期总要比前期复杂和优越。胡适依据这种进化论提出文学的进化论，对中国文学的痼疾进行否定性的批判，不但高度重视文学的体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强调文学的内容和社会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迁。胡适说：
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三百篇》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也做不出《三百篇》。[11]
胡适强调“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学观所持的永恒的文学观念，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根基。胡适的文学进化论突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反映，深刻地影响着新文学的作家和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把握“时代精神”因而成为新文学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冲动。胡适的这种文学进化思想还打破传统的文学循环观念，将文学史描述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演进流程中，各种文学现象反映不同的时代精神，具有某种不可重复性。“《三百篇》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做不出《三百篇》，坚定的宣称“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2]。
胡适的“历史的眼光”使他在构建文学的进化论时，还极为重视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发掘进化论的思想资源。胡适认为，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也不乏“文以代变”的朴素思想，在《诗大序》中便有“变风”、“变雅”的概念，而且“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胡适说：“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弟兄，……。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大概都颇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响。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爱读《随园集》中讨论诗的变迁的文章”。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与文学的进化思想相契合的可再生资源，用来作为支持文学的进化思想的证据，并明确地宣称“要用这个历史的文学观来做打倒古文学的武器，所以屡次指出古今文学变迁的趋势，无论在散文或韵文方面，都是走向白话文学的大路”[15](P.126)。为文学革命确定了方向和主题。
三
胡适运用文学进化论来提出文学革命。1915年胡适萌发“文学革命”意念时，主要意图是限于与朋友们就中国语言作一些学术性的探讨，试图找到使文言易于讲授的改良方法，并没想到用白话代替文言。真正促使胡适义无顾地擎起“文学革命之大旗”的勇气来自文学的进化论使他获得一个“新觉悟”：“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代替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9](P.311)。这是胡适从进化论作为朴素情感向进化论作为思维方式和理性工具的过渡。胡适强调，文学的进化论是观照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是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胡适说:
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16]
胡适强调在“文学工作上”“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因而“对于文学革命”“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所以极为正确，无可辩驳。胡适这样运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构建文学的进化论，既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具有既定的目的性，又伴随着强烈的诠释冲动，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工具理性色彩。所以，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始终以文学进化论为其内在的精神指向，“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17] (P.253)。胡适还特别强调在形成文学革命思想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18] (P.74)。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就是文学的进化论。
在晚清，白话小说虽然已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却仍然受到保守的文学观念的排斥。传统的文学观依然保持诗文的文学正统的地位。提倡白话文学仅仅是为满足社会政治的启蒙，仅仅从政治宣传、大众启蒙的功利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不能从文学的理论上真正否定文言文学和传统诗文的正统地位。胡适的文学进化论重构了文学的理论基础，为白话文学从文学的边缘转变为文学的正宗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援，使文学革命与晚清文学变革具有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文学进化论基础上的文学革命对于传统文学进行了历史性的否定，把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学的文学革命揭示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规律，一种文学进步的历史的必然现象，使“新文学”真正获得了正宗的合法的地位。
胡适对文学革命是人工促进文学的进化的最典型的论述是奠定白话新诗理论的《谈新诗》。《谈新诗》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这样描绘中国诗歌的变迁：“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的诗，……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Ballad）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词虽然格调很严格，已比五七言诗自然的多了。……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根本上看来，只是逐渐删除词体里所剩下的许多束缚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词体所缺少的一些东西如衬字套数之类。但是词曲无论如何解放，终究有一个根本的大拘束；词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不可歌的词，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终不能脱离‘调子’而独立，始终不能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制。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19]。胡适认为中国的诗歌一直顺着“自然趋势”发展，诗歌的革命的实质就是诗的进化，而且“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并且是“从极低微的起原”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就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说的一样。诗体“解放”一次，诗体就更成熟一次，与社会时代及人的情感表达更贴近一些，所以，文学形式的解放，实质是文学的进化，也就是文学的革命。
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核心是文学的进化论。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以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腐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先导，将中国文学史劈成两半：一半是古文文学(死文学)，一半是白话文学(活文学)，形成双线并行的文学史格局，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颠覆。胡适认为言文分离，中国的方言又很多，“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所以，在汉朝时古文就“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20] (P.19-20)，徒有华丽的形式而没有实际的思想，更不能代表时代的精神。胡适强调，文体与语体的脱节使文言文学虽然语言华美典雅但却“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17]( P.238)，自身的存在处于一种根基薄弱的状态。时代在变迁，而“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8] (P.150)，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所以这样的文学只能日渐萎顿，危机四伏。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字，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2]。胡适这段话虽不无偏激，但却切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弊端。白话文学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富有时代精神，才是“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胡适运用这种文学进化论梳理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胡适为此兴奋的宣布：“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8](P.151)。因此，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作《白话文学史》就没有象传统文学史一样以时间和文体为线索构造成体系，而是以白话文学的发展为主线，运用文学进化的思想模式对错综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整体把握，将非正统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加以增色处理，推到中国文学史的正宗地位。胡适说：
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我也曾提过许多新的观念。特别是我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一观点。在那上一级的一条线里的作家，则主要是御用诗人、散文家；太学里的祭酒、教授，和翰林学士、编修等人。他们的作品则是一些仿古的文学，那半僵半死的古文文学。但是在同一时期——那从头到尾的整个两千年之中——还有另一条线，另一基层和它平行发展的，那个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活的民间诗歌、故事、历史故事诗、一般故事诗、巷尾街头那些职业讲古说书人所讲的评话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堆数不尽的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那无数的男女，在千百年无穷无尽的岁月里，却发展出一种以催眠曲、民谣、民歌、民间故事、讽喻诗、讽喻故事、情诗、情歌、英雄文学、儿女文学等等方式出现的活文学。这许多[早期的民间文学]，再加上后来的短篇小说、历史评话，和[更晚]出现的更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等等。这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9](P.424)
胡适提出“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历代御用文人、太学里的祭酒、教授制作的仿古作品、僵死文学构成那“上一级的一条线”，另一条线代表“活的民间诗歌、故事、历史故事诗、一般故事诗、巷尾街头那些职业讲古说书人所讲的评话等等不一而足”。胡适因此坦言道：“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胡适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确实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有认识，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文学革命思想，胡适“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21]。可见，运用文学的进化论明确区分中国文言文学、白话文学及对白话文学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具体启发胡适如何进行文学革命，使得胡适终于形成了白话文学主张。因此，胡适这样强调：
我们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是不够打倒死文学的权威的，必须还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欧洲近代国语文学的起来，都有这种自觉的主张，所以收效最快。中国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只因为无人敢公然主张用白话文学来替代古文学，所以白话文学始终只是民间的“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取死文学而代之。我们再三指出这个文学史的自然趋势，是要利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学的正统地位。简单说来，这是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15](P.127)
胡适用文学的进化论“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同时也运用文学的进化论的思想指出，从中国文学变迁的轨迹上认识白话文学虽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中国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只因无人敢公然主张用白话文学来代替古文学，所以白话文学始终”未能取代“死文学”。而欧洲国家就不同。欧洲国家因有人积极主张以白话文学取代死文学，所以白话文学的进化“收效最快”，很快建设了国语的文学。而中国的文学史上虽有白话文学的传统，但因为缺乏了“人工的促进”，所以，文言文学未能进化为白话文学，更不可能在文学史居于正宗。胡适从中西方文学发展的不同结果上，看到白话文学虽然取代死文学是“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但需要人力的促进加速其进化，因而深感历史责任重大，决心“要利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学的正统地位”，并决定利用这个“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所以说，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建立在文学进化论的基础上，并突出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必然的自然进化中的人力促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自然进化进展中必需的一种人工促进。白话文学因而也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必然进化。
Hu Shi’s Evolution Theory of Literature
(Zhuangsen, Research Centre of Modern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51014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arwin’s evolutionism, Hu Shi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 evolution theory of literature, put forwards that each dynasty has its own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depends on the change of history. Hu Shi’s evolution theory of literature puts high regards not only on the change of literary form and language, but also emphasizes that literature is the record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life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so as to make a sound foundation of the new-vernacular realism litera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terature evolution, Hu Shi advances the idea of Literature Revolution, claims that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ill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t last become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Hu Shi, Evolution theory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olution, Vernacular literature
[1] 胡适1914年1月25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 1917年1月15日，（5）。
[3] 18世纪以前，《圣经》及其宣扬的神创论（Creation）（或创世说、特创论）在西方的学术界、知识界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神创论认为，地球及万物是上帝在大约6000年以前，即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00创造出来的。自从被上帝创造出来以后，地球上的生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相信世界是上帝有目的地设计和创造的，由上帝制定的法则所主宰，是有序谐调、安排合理、美妙完善且永恒不变的。
[4] 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文集,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A]。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说：“进化论（Evolution一个字，我向来译为‘进化’，近来我想改为‘演化’。本篇多用‘演化’，但遇可以通用时，亦偶用‘进化’）”。（《胡适文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7] 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A]。胡适文集，第八卷[C]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对进化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谈新诗》中还有这样的论述：“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9]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A]。胡适文集，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J]。新青年，1917年5月1日，(3)。
[11]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4)。
[1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1)。
[1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14] 梁启超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5月第7号。)。刘师培说：“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合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5]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A]。胡适文集，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胡适：我的信仰[J]。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1)。
[1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文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 胡适：《尝试集》自序[A]。胡适文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J]。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号”。
[20] 胡适：国语文学史[A]。胡适文集，第八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 胡适：逼上梁山[J]。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