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适极为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胡适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容忍 思想自由
胡适的自由思想体系架构中，容忍处于基本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是自由思想的根本，社会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才能使人人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为此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的容忍品性既受母亲的禀赋影响，也汇融了道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因素，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主精神和美德。胡适待人处事也以容忍为准则，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竭力反对一切不容忍。到了晚年，胡适特别突出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认为无论是在宗教自由上，还是在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上，容忍都十分重要。社会的不容忍不但导致了许多悲剧，而且产生思想上的唯我主义，导致政治体制上的极权专制。
一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胡适强调的容忍，乃是要求社会尊重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自由尝试的权利，对信仰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真理有怀疑的探讨权利，具有发表负责任的言论的自由。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民主的权利，也是社会进步与民主的标志，是自由思想的最基本保证。思想高度个性化，活的思想只依附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人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是自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进行思想，进行考虑。即使是在极端的专制高压下，每个人也都有在头脑中思想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极为有限度。因为存在于大脑中的思想只能说是思想的火花，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因此，思想要真正获得自由，还必须充分的表达出来，而且物化传播。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不但自由地大胆思想，而且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传播到社会上。而要达到这样的思想自由高度，社会就必须容忍。所以，胡适强调“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还在二十年代，胡适在致李书华等人的信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自由的基本要素是容忍反对派，“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胡适这样强调说：“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中，能不能宽容异己者有言论的自由，尊重异己者的信仰自由，这是区分中国从封建制度进步到现代制度的根本界限。一个不能“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的国家，肯定是封建专制的独裁政治，不配称为“民国”。民主自由的现代共和国必定容忍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保证思想自由。而容忍是保障思想自由的客观条件，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
一个社会缺乏容忍的雅量，自由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就指出：“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并特别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 。阿克顿突出真正的自由不但要不受影响，还要充分保证少数人的安全，强调容忍反对派是自由的根本要义。胡适曾把当代各国的政党分成两类，认为英美式的政党爱自由，提倡独立思想，是能容忍异党的政党。一党专政的政党则是独裁式的政党，绝对不会容忍异党。胡适说：“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番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里坐或者罚他抄篇写纽约前锋论坛报几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篇，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篇，这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 。胡适把“自由的世界”和“容忍的世界”等同了起来，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是专制的世界。胡适并强调说：“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胡适认定“自由的世界”必定是自由、独立、容忍的世界，凸现出容忍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一次广播演讲中，胡适更为突出地强调：
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拚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
胡适清楚“民主政治”并不完美无缺陷, 但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这个文明的社会人人争自由，但同时尊重别人的自由，“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不但 “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强调文明的现代社会必定容忍异己，尊重每一个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
胡适还把容忍看作自由的一个必备条件，是自由的最根本的保证。民主自由的社会的根本保障是人与人的相互容忍精神，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容忍。一个社会没有容忍，肯定也就没有自由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为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各派别都想只独尊一派，要用暴力打倒异己者、反对派、那么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
胡适强调“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社会如果缺乏容忍，“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自由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标志，因此争取自由必须文明，其过程一定要容忍，遵循一定的秩序和平渐进，切不可过激，只有采用文明、和平的手段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暴力带来的必定是专制。胡适深感中国社会缺少容忍，所以突出强调：“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以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 。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这是胡适自由思想的根本。
胡适认为容忍并不是只一味宽恕和退让，还包含有抗争：反抗一切不容忍的言行。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争取自由是个人、社会的进步。但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常常发生摧残、杀戮、清除异己这种扼杀自由的野蛮行为呢？胡适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喜同恶异，不喜欢与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的习惯造成。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是不容忍而造成的冷酷、摧残、专横，为了铲除冷酷、专制，每个人都有责任并为之斗争，创造互相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胡适就说：
这种生活是要靠奋斗的。要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就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
胡适揭示自由的新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生活是要靠奋斗的”。为了争取自由，过上新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奋斗，粉碎落后的旧势力，“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胡适还强调这种奋斗必须是“正当的”，不能采用激烈的手段，而是和平渐进在特定的秩序里争取。此后三年，胡适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并突出强调“奋斗”不能采用“武力统一”，而是“用光明磊落的态度，诚恳的言论”，“继续不断的宣传”，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胡适同时反复强调对这种“作战”要有容忍的态度，“能尊重对方的人格”。胡适说：
若要希望人类的人生观逐渐做到大同小异的一致，我们应该准备替这个新人生观做长期的奋斗。我们所谓“奋斗”，并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统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态度，诚恳的言论，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作战”，因为新信仰总免不了和旧信仰冲突的事；但我们总希望作战的人都能尊重对方的人格，都能承认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与坏人，都能在作战之中保持一种“容忍”（Toleration）的态度；我们总希望那些反对我们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态度来对我们，用研究的态度来考察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凡是肯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成见的人，都是我们的同盟。
胡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希望不同信仰的人、政治集团在宣传自己的信仰的“奋斗”的“作战之中保持一种‘容忍’的态度”，并指出容忍至少要具备二个要素：第一，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敌人”“不一定都是笨人与坏人”，因而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所以，不论是持新信仰，还是守旧信仰的人都不要有仇恨，任何人都不能心存报复，谋划秋后算帐。这是容忍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凡是肯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成见的人，都是我们的同盟！”这是容忍的第二个要素。胡适强调，即使原来已经用思想考察过“我们的‘新信仰’”的人，也不见得肯定就会得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结论，但他们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利，我们必须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们，必须敬重这种对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忠诚。“我们”虽不同意这些朋友的观点，反对这些朋友的信仰，但也只能“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这是走向自由的极重要的因素。
二
胡适的容忍品性深受母亲的影响。胡适认为他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并强调每个人一生都会有经受数不清的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因而容忍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胡适说：“我母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母亲对胡适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容忍的禀赋。这是形成胡适容忍美德的生活基础。
胡适的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父亲死后，胡家全盘破败，经济捉襟见肘，财务结算入不敷出，更添大哥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年青的寡妇面对这种困扰总是容忍，帮着比她大的大儿子应付，“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种应付经济开销的紧张和债主的逼索，还不是胡适母亲最痛苦、难堪的事，最不堪的是婆媳矛盾。少年胡适最怕大嫂们的脸色。“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的母亲面对这种内外困苦，从不迁怒于人，总是默默承受，“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 。母亲这种宽恕别人的至性至诚的品性，深深地铭刻在胡适的心际，极深极重地影响了胡适。“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结和关系是今后一切关系的基础。一个男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也就是他既有和将有的一切关系都牵连着他和母亲的这种联结” 。母亲的温厚忍让性情，形成胡适容忍的品性基础。胡适曾感慨地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之所以能“宽恕人，体谅人”，全是母亲的苦心身传言教。母亲待人处事的容忍成了胡适楷模。
胡适善于从书中吸取心得，受益教育，容忍精神还受儒家思想影响。胡适曾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 。留美后，胡适不但接受了自由主义，而且受基督教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全面认识容忍，突出容忍是一种爱，一种对他人的体贴和尊重。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就说：“容忍是对他所爱的人或爱他的人的一种体贴或尊重。要是我们在突然之间摧毁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亡，而对他们来说却极为重要的神圣事物，这对他们是个大痛苦。在观念上，我们年轻并富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过了人生之中成形的时期，所以他们已无法接受我们的新偶像来取代他的们旧偶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他们的信仰和观念。[但这样的容忍]以不至于造成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有害为限度。这不是懦弱，也不是伪善，而是利他的，是爱” 。胡适强调要本着自由思想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容忍反对派，宽待一切人，一生始终坚守容忍的自由思想，善待生活中的人或事。
胡适做人如同演员演戏：在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在台下清清白白做人。胡适一生坚持自由思想，坚守学术研究，认真治学，清白做人，宽容待人。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作为个人的信仰。在胡适看来，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杜绝相互猜疑，所以对人总是襟怀坦白，真诚相见，从不胡乱猜测别人，总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动机去看待人世间的事物。在学问、处事和待人接物上极为宽容，顾及一言一行的社会后果。夏志清就认为：“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 ，为人处事极为宽恕。
在新文学运动中，林琴南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1919年间，他不仅致信蔡元培，责骂新思潮，还接二连三地借小说、杂感、评论等形式丑化胡适等人，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恨之入骨，甚至想借助北洋军阀的暴力残害胡适等人，遏止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1928年，有人做了一篇影射小说《燃犀》攻击林琴南。主人公凌近兰影射林琴南，何识时影射胡适之。《京报》的编辑主任将小说转给胡适。胡适看了说：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这封信突出胡适的容忍精神：“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承认每个人的尊严，充分重要别人。这是胡适终身不渝的为人处事准则。胡适临终之年，更加客观评说林琴南。1962年2月7日，毛子水来看胡适，称赞胡适1910年作的《康南耳传》文字已很清楚明白。胡适对此谦逊地说：“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来那个调子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 。胡适勇于承认自己受益敌人，容忍精神跃然闪耀，令人敬佩。
胡适的容忍还表现为宽容别人对自己的不敬。梁启超对胡适暴得大名很有点不以为然，因而对胡适不时流露出争胜的心态。1921年，梁启超曾邀请胡适为《墨经校释》作序，但又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因此书出版时把胡适的序放在卷后，反将自己的答书置于卷首。中国的传统文人绝无法忍受这种事，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但胡适并不计较，“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胡适以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微笑对待。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大殓之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受，全无诚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中国人强调盖棺定论。胡适虽然知道梁启超对他“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对自己常有大不恭，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也存在许多分歧，但却从不和梁启超争胜和计较，反而欣赏梁启超这种“全无掩饰”的率直品性，并认为这“不是他的短处，正是正爱之处”，始终真诚地尊敬梁启超，并在盖棺定论上给予二个“可爱”的高度评价。
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和鲁迅都是经常遭人骂的人。但如何对待骂自己的人，胡适和鲁迅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鲁迅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都不宽恕”，表现得极为极端甚至有点刻毒，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报复自己的敌人。鲁迅在遗嘱中写道：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样一种愤怒的态度，决绝的话语，只有鲁迅才会有，勾划出一个活生生的鲁迅。“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是鲁迅激愤、孤苦个性的真实勾写。鲁迅一生多疑到有些刻薄，不能善待亲人，更别说敌人了。他从不宽恕任何敌人，而且反击之激烈，话语之辛辣，简直就是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对手就是求饶也绝不放过，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非要把敌人骂得无地自容，活活气死。鲁迅曾这样反击陈源：
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
这是鲁迅强烈的报复心理自供。鲁迅对敌人不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经常是“以两牙还一牙”，强调只要有报复的机会就绝不放过敌人。什么时候没有报复敌人，那绝不是宽恕了敌人，而是“无力”报复，甚至强调不惜“失了人格”，“每以秽物掷人”，竭尽所能全力报复敌人。相比之下，胡适的态度完全相反，完全以一种容忍的宽厚态度待人。胡适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们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胡适的表白虽有些过誉，但确实是容忍美德的极好写照。胡适一生不怨恨任何人，虽然做不到“情愿自己割下”身上的肉给敌人吃，但确确实实是“很情愿挨骂”，并“替他们不安”。
胡适与鲁迅缘《新青年》而相识，并曾一度极为亲密。鲁迅的日记有40多处记到与胡适交往的字样。胡适的日记也多次记载了与鲁迅交往的片断 ，并请鲁迅帮忙删改白话新诗。但到二十年代末，鲁迅已经与胡适决裂，并屡屡公开批评胡适，极尽讽刺攻击。胡适对鲁迅的种种言语未回一言，始终宽容鲁迅。陈源与苏雪林很替胡适抱不平。陈源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的盐谷温。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分别致信蔡元培、胡适，大肆攻击鲁迅，说他“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奸恶小人”。胡适看到苏雪林的信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一则批评苏雪林“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二则竭力澄清鲁迅抄袭盐谷温书的谣传，“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提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胡适容忍的坦荡胸怀在信中显露无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胡适并不讳言“鲁迅狺狺攻击我们”，但强调鲁迅虽“攻击我们”，但是“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极为宽忍，认为评价鲁迅应“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不能纠缠于个人恩怨。强调要从学理上认真讨论鲁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胡适的公允评说于今日都可以做为鲁迅研究的标尺。胡适对于鲁迅极为容忍，既不乱骂也不瞎捧，显示出胡适自由思想的光芒。在信中，胡适还特别强调：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学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胡适并不因鲁迅反对他，讽嘲他就不容忍鲁迅，而是强调评价鲁迅“总须持平”，并突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充分肯定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不仅如此，胡适还针对“鲁迅小说是抄袭盐谷温的”流言为鲁迅辩诬，强调“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出版无望，许广平曾二次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提供帮助。胡适“慨予俯允”，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促使《鲁迅全集》的出版 。胡适这种容忍的坦荡胸怀令人心生警悟，也令人感觉钦佩。中国学术界如有多一点这种容忍，也就没有此后几乎毁灭学术的互相出卖和无情的揭发斗争。
胡适一生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奉行讲真话，讲实话，讲人品，讲文品，讲绅士风度，讲容忍，身体力行自由主义，抛弃党同伐异的极端偏狭的封建自由思想，用宽容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显示出鲜明的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精神，是胡适个人主义的真正体现。哈耶克就这样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胡适发扬自由主义“把人当作人尊重”的精神，不但宽忍待人处事，而且竭力确立它为自由的根本精神，尊重人、宽忍人，这是与极权国家欲把全体民众都当“螺丝钉”的权势欲严重对立的。胡适自由思想的历史洞穿力令人敬佩。
三
胡适认为，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在文化思想领域，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应互相包容，尤其是具有不同的思想见解，处于不同的思想流派的人，更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如果发生思想论战，双方都应该在论战中保持一种容忍的态度，保证每人都能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尊重别人表达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现为容忍不同政见者及反对党的主张，让持不同政见的人，尤其是反对党充分地表达政治观点及治国方略。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专业，决非单一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所能完成，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推进国家的文明发展和繁荣富强。为此，胡适希望社会是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能养成容忍的雅量和涵养，并且极为看重知识分子的容忍精神。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的潮流具有引导的典范影响。知识分子的不容忍必定会影响青年，造成全社会的冷酷。因此，胡适极为痛惜知识分子的不容忍。
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 。胡适从感情上、思想上都亲近陈源，但他没有介入论争，更没有帮陈源公开指责鲁迅，而是对他们的论战深感遗憾，痛感他们缺少容忍。胡适在论战的高潮时，掏出肺腑之言，给鲁迅、周作人、陈源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对这三个人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场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胡适在这种动情的诉说后，激动地强调：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最惧怕是不容忍造成“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胡适在信的最后恳求这三位“敬爱的朋友，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胡适的劝说立足于容忍的精神，希望三位“敬爱的朋友”能容忍别人。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周作人和陈西滢虽就此罢手，但鲁迅置之不理，独战不息，在不容忍的激烈的路上越走越远，并渐渐走向“猜疑、冷酷”。胡适的担忧不幸被历史证实，中国此后确确实实走向不容忍，进入“猜疑、冷酷”的狂热。胡适思想的深邃令人惊叹，也更值得从噩梦中走出的人深思。
胡适给三位“敬爱的朋友”的信，强调容忍是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具有思想观点分歧的双方更应当具有容纳良言和谩骂的肚量，就像大海能纳百川，也纳石子秽水。应该说，胡适倡导的这种容忍相似儒家的恕道，认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希望享有自由，那么就必须养成容忍的态度。容忍要求每个人首先不能唯我独尊，而能对自己持批评的态度，谦虚地听取各种意见。另一方面还要养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有开阔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雅量，不但宽容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意见，而且宽容反对自己的思想、意见。每个人都养成容忍，人人便都能和平相处，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了。胡适一生具有精英意识，“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 ，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应当成为社会的楷模，应该为社会树立容忍的榜样。所以，胡适强调“敬爱的朋友”要“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为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做容忍精神的表率。
胡适终身信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导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反对各种不容忍。尤其激烈反对用过激的行动破坏社会的秩序，造成社会的残酷，使社会缺少容忍。1925年11月29日，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治下的政府当局，迁怒为当局说话的《晨报》，放火焚烧了《晨报》馆。陈独秀认为“该烧”，并责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对陈独秀的话深感痛心，更对陈独秀走向激烈斗争，背离《新青年》初期注重启蒙，和平争取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深感忧虑，写了一封情深理直的长信给陈独秀，直言痛斥陈独秀的不容忍：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胡适从驳斥陈独秀“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入手，直言陈独秀这种态度“使我很诧怪”，强调“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并对激进主义的不容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胡适特别强调他和陈独秀两人“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之所以能做朋友，根本点就是有“容忍异己的态度”。这是两人做朋友的“最低限度”。胡适明确地宣言誓死捍卫容忍的精神，如果陈独秀丧失“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那两人就会变成“仇敌”。胡适态度之鲜明坚决，显示出对自由思想的无限忠诚。随后，胡适回忆往事。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亲自起草《告北京市民宣言》。11日晚，陈独秀与胡适等到前门外香厂“新世界”娱乐场喝茶，胡适等人走后，陈独秀从衣袋中拿出自备的宣言散发。不料被侦警看见扣获。陈独秀入狱后被严加看管，并染时症发寒热。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甚为焦急，奔走营救。在署名营救陈独秀的名流中，就有反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胡适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非常动情地说：
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还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尔，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胡适借用陈独秀亲历的事实，指出“黑暗”中的“光明”就是容忍。“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陈独秀的异己者挺身而出，抛弃不同的信仰，出面保释陈独秀，使他脱离牢房。胡适强调，这就是争自由，“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因为这样“还有一点人味儿”。胡适在信的末尾，更进一层强调自由与“一阶级专政”之间的相水火之处就是容忍，并突出只有容忍和尊重异己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但当时的社会现状却是越来越没有容忍。胡适为此感到悲愤，感慨悲叹：
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胡适的这封信最直接地揭露这两个人的思想分歧：胡适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坚守自由思想的信仰，主张容忍，要建立“人的社会”，但陈独秀以及他的“同党少年”已经走向暴力，主张残酷斗争，不容忍任何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极力“丑诋”胡适的容忍精神，使他“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简而言之，胡适与陈独秀的分裂点是容忍与不容忍。胡适不但敢于挺身而出反对社会上的不容忍，而且容忍别人的诋骂，并反复强调“不会怕惧这种诋骂”，只“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历史的发展不幸被胡适言中。胡适后来虽没有与陈独秀做成“仇敌”，但最终还是与共产党做成“仇敌”，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不得不跑到海外去寻找“立足容身之地”，但共产党还是不容忍他。在胡适批评陈独秀及其“同党”不容忍30年后的1955年，共产党真的“更残忍更惨酷的”批判胡适。“‘批判大军’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虽没‘绝后’，但却绝对‘空前’，规模远远超越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支‘批判大军’中，大部分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许多名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兹根据当时的史料，分类看一看部分‘主力队员’的名单：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孙定国、任继愈、艾思奇、王若水、杨正典、冯友兰、杨荣国、金岳霖、陈仁炳、张凌光、何思敬、胡绳、贺麟、李达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李达、侯外庐、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荣孟源、彭柏山、潘梓年、郑鹤声、张沛、黎澍等；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嵇文甫、罗尔刚、范文澜、翦伯赞、周一良、陈炜谟、童书业、张志岳、高亨、夏鼎、沙英等；四、‘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林淡秋、何其芳、钟敬文、游国恩、陆侃如、李长之、罗根泽、陈中凡、王元化、黄药眠、刘大杰、王若望、王瑶、冯至、以群、华岗等；五、‘胡适的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陈友松、李泽深、郑林庄、毛礼锐、曹孚等；六、‘语文文字学批判’：潘允中、张清常、马国藩、黄汉生等。以上只是大致的分类。有许多文章是对胡适进行全面批判的，划归哪一类都可以。实际上，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那些谩骂性文章，这类文章占了很大篇幅，实在应该分出个‘谩骂类’来” 。一时间，整个学界杀气腾腾，场面“残忍”“惨酷”，“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对于这场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胡明为胡适立传时做过很好的总结 。残忍、惨酷的人斗人的运动过后，沉痛思痛，不能不惊叹胡适容忍思想的洞穿力。
四
胡适认为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不容忍必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思想的唯我独尊。思想的唯我主义容不得反对意见，容不得不同的思想。政治极权主义必然是由一党专政走向个人独裁，走向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发生压迫与奴役，甚至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因此，胡适“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已，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自由思想，胡适竭力反对“彻底改革”的根本解决，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必然导致专制政治，走向思想专制。胡适认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一是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二是可以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的改革。反之，暴力革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胡适出于这样的自由思想，曾反对国民党武力进攻共产党，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最为激烈的情形下，呼吁国民党放弃武力围剿，把东北和平地交给共产党，让共产党在东北的大地上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胡适敢于提出这样的政治设计，才识胆略让人敬佩。
胡适忠诚自由思想，因而既不满国民党政权，又用容忍的态度善待它，只求一点一滴的进步。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当国的政党用权力制裁全国的舆论，不容许异党异派的存在，……其间确有许多过当的行为，如秘密军法审判的滥用，如死刑之滥用，如拘捕之众多与监狱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种恐怖的心理”，但同时又强调：“一个政府的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 。也就是说，胡适虽然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但强调容忍，主张采取改良的方法，逐渐改造它变成“好人政府”，反对任何危及政府秩序的暴力革命行动，认为：
一个人如果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已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无结果或浪费。[在这种对立的情况下]，纵使一方面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这被奴役的对方，[如此也就难免自我奴役。]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浪费亦如在道德上破产一样的[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也就说明了所有基于强制执行或侵略行为的一切政策——如在一国之内[所因此形成]的特权和迫害，以及国与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和争霸——的彻底失败。但是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双方都会发现这种和平合作实在是最经济的办法。
胡适认为一个政党没有必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反抗另一个政党，因为“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无结果或浪费”，就是“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被奴役的对方，[如此也就难免自我奴役]。”历史又不幸被胡适言中。曾几何时，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政党进入两种奴役的冷酷。胡适主张各政党之间的矛盾用理性和和平的方式调解，“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但胡适这样的假定在中国不能成立。当时的中国社会各政党之间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点，相互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根本性的，是你死我活性质的。社会蕴藏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像无数座火山正在或将要爆发。胡适面临的是 “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没有出路”的社会现实。革命的后果，将是既有秩序的大解体，是社会暂时的大混乱，是不同阶层的人被奴役。这是胡适不敢想象的。胡适虽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存在不少问题，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批评，表示抗议，但始终坚持政治斗争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反对任何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行为。国民党政府即使再坏，也要维持它，不能从根基上动摇它。所以，胡适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反对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反对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在国民党政府危急的每一紧要关头，都毫不例外的站在袒护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新政权，而是要启发这个新政权。他所寻求的仅仅是改革。他对于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应该有倾听负责的批评的勇气和从批评中可以受益的信念” 。
胡适认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就必然容不得不同意见，尤其容不得反对意见。一个宗教团体如果只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就必然认为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是错的，是异端邪教。一个政党如果只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就必然认为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是错的，是反动的。胡适从这些困扰点入手，更系统全面的思考自由，以《容忍与自由》更深一层的揭示了容忍与自由的相互关系。这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以“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时，布尔先生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立题，并由此展开论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接着列举两个例子来支持这个论点：一是胡适“十七岁的时候”曾引用《玉制》中的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来反对迷信，宣传无鬼论；一个是新教领袖约翰高尔文烧死塞维图斯的事实。“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在欧洲宗教革新史上，马丁路德和约翰高尔文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不满意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可是胜利以后，又回到罗马旧教的老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批评。约翰高尔文竟把敢独立思想、敢批评的学者塞维图斯以“异端邪说”的罪名活活烧死，并宣言“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基于这种悲惨的历史事实，胡适提出一个警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胡适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实质就是容忍不同的政见、思想、信仰，容忍各种不同的思想、政见、信仰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历史已经深受了风风雨雨，用血和泪证实胡适如此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具有非常的价值。如果每一个当权者及其政党都自以为本党的政治主张才是唯一的正确，不允许存在不同的政治思想。那自由就会被彻底扼杀，社会进入专制，思想变得疆化，人人都受奴役。自由的前提是容忍，“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胡适因此得出结论和教训：“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这是胡适晚年对自由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高度准确地揭示出胡适自由思想的最关键环节的关键点。由此可知，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是当权的政党必须具有容忍的雅量，容忍负责任的批评；一是争取自由的知识分子也须具有容忍，允许政府逐渐的改进，切不可采取激烈的手段对抗政府。
胡适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的这种自由思想反响极大 ，促使胡适结合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更深入地思索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感到世界上的事物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真理又隐藏在事物的里面，不能轻而易举能发现。胡适针对段海光的批评 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建立在“理未易察”上，一切独断、专横、恣意妄为、党同伐异等暴戾行为都是缺乏良知的幼稚。传播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事物、对真理的认识也同样有“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问题。因此，胡适特别强调自由主义者和权势者都需要容忍精神。胡适说：
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更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
胡适公开修正容忍的论点，认为容忍是自由主义者和有权有势者双方面的事。“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自由”，而且“容忍是双方面的事”。拿笔杆子的人在“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政府和社会上有势力的人面对争取自由、享受自由的权利的拿笔杆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只要这样，社会才能进步。胡适在这样论述容忍与自由之后，回应段海光的批评，提出“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子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 胡适强调：“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在这样肯定的论述基础上，胡适更深一层强调：“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两句话：第一，不要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弱者。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也包括我们这一班拿笔杆子的穷书生；我们也是强者。第二，因为我们也是强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当：这就是毛先生主张的，我们说话要说得巧” 。
胡适这样阐释容忍，就是站在维护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以自由思想为指导，为自由主义者和政府约法三章，各自遵守协定，互相容忍，共谋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也就是胡适所强调的“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 。胡适追求自由，但不求推翻政府，只期望“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在现有秩序的基础逐渐改革，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个人的自由，使每个人在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都能自由地发展，获得最大的自由，逐渐走向民主、自由的世界。追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也要有容忍，在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批评政府时，必须持一种容忍的态度。这样，社会就能越来越和谐，也能更加文明、进步。
Tolerance: The Foundation of Hu Shi’ Free Thoughts
[Abstract] tolerance ha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Hu Shi’s free thought. Hu Shi regards toleranc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spirit and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Only a society permits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thoughts and voices can everyone has the freedom in thinking.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u Shi strongly opposes intolerance and advocates one should tolerate opposite person and parties. He also emphasizes that a society without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will bring about solipsism, totalitarian and autocracy..
[Key words] liberalism tolerance freedom in thou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