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民主衰退现象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以往民主衰退成因分析侧重于过程与结构取向不同，当前国外学者主要从治理危机、威权主义复兴、恐怖主义蔓延以及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民主衰退的发生逻辑。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成因的新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域外的认知视角。
关 键 词：民主衰退/治理危机/威权主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西方民主话语输出新动态研究”(项目号：16CKS02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民主的衰退”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趋势。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无独有偶，其他几个重要的民主评估机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2016年“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间，全球国家中民主质量显著下降的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而显著提升的国家数量则不足十分之一。①“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披露的最新数据也表明，2015年，全球多达72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国家仅有43个。更重要的是，全球“自由程度”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降之中，因此“自由之家”将过去的十年称为民主“衰退的十年”。②长期致力于民主衰退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波澜壮阔的“第三波”在2006年前后进入拐点，全球民主在此之后陷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和“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数量在2006年之后分别有所下降。戴蒙德指出，民主衰退还突出地表现为，近年来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自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政变颠覆民主政权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开始加速。③民主崩溃的比例在21世纪最初的15年间为17.6％，而上一个15年则只有12.7％。总体来看，1974～2014年间，全球所有民主国家中有29％的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在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崩溃的比例更是高达35％。在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之外的重要国家中(人口超过8000万或者国民收入超过1300亿美元的国家)，民主不是处于停滞状态就是发生了倒退。即使那些未发生民主崩溃的新兴民主国家，目前也遭遇了各种危机和困境，如选举质量差强人意，同时还存在“非自由民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④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老牌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和活力及对民主的自信均在衰减。如美国的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僵局之中。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认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历史低谷。竞选费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响的飙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国民主制度处于“亚健康”的明显病症。“美国如今遭受政治衰败源自法治和‘民主’无法为国家能力所平衡。”⑤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学术谱系
与戴蒙德共同创建《民主杂志》的著名学者马克•普拉塔纳(Marc F.Plattner)认为，尽管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变动幅度不大，但是国际社会为何普遍认为民主处于衰退之中呢?普拉塔纳强调，应该探寻“民主衰退论”得以兴起的真正根源。⑥早期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的成因的探索主要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是讨论政治行为者尤其是精英在民主衰退过程中的作用；二是聚焦于经济、政治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民主衰退的影响。从过程视角分析民主衰退的代表性学者为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对德国、西班牙和智利民主崩溃的案例研究发现，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其中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军队等政治主体的选择，对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产生了尤为直接的影响。⑦林茨和斯泰潘认为：“主要的政治团体不寻求推翻民主政体，或者脱离国家而独立，这样，在行为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达到这样一种共识之后，在民主转型过程之中新生的民选政府，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如何防止民主崩溃。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时，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也都相信，任何进一步的政治调整都必须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进行，这样，在态度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当国家之中的所有行动者都习惯于这么一种事实，即政治冲突必须依据既定规则加以解决，如果违反这些规则，很可能既没有效率又代价高昂，此时在制度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⑧斯科特•门瓦林(Scott P.Mainwaring)等学者对拉丁美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发现，主要的政治主体对民主的态度是民主制度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⑨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论学者，如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等也秉持相近的立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民主化“再分配主义理论”试图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对民主制度如何巩固做出全新的解读。该理论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取决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博弈。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中间选民的税收偏好很少带有没收性质，精英因而不会惧怕再分配而选择接纳民主制度。反之，较高的财富不平等将导致有利于多数选民的再分配政策，从而加剧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最终将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⑩客观地说，民主衰退的过程分析在解释单个民主崩溃案例时十分有效，但是在观察群体案例时存在解释效力不足的缺陷。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指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民主生成与巩固富有深刻见解的案例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何种条件将引导一个社会成为和维持民主制度，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益的理论总结。(11)同时一些过程取向的研究所援引的案例年代较为久远，甚至是“第三波”之前的案例，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商榷。如以往过程取向的研究认为，民主政体的崩溃主要是军事政变或行政政变造成的。但是自2000年以来，全球发生的25起民主崩溃案例，都不是由军事政变或行政政变引发，而主要是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的渐进衰退，最终将民主体制推向竞争性威权导致的。(12)
民主衰退的结构性分析主要侧重于讨论结构性因素如经济变量、政治制度等对民主衰退的影响。自李普塞特提出良好的经济表现将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延续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学者普遍相信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13)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学者发现，民主政权对经济表现十分敏感，并且经济危机时间越长，民主崩溃的概率就越高。当人均收入连续增长三年或以上时，民主崩溃的概率为1/135；而当人均收入连续两年下降时，民主崩溃的概率为1/13。普泽沃斯基总结道，多数民主“死亡”时总有经济危机相伴：39个民主“死亡”案例中，有28个在前一年或前两年内人均收入处于下降之中。(14)戴蒙德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衰退。他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首先，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重灾区，多数是富裕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和欧洲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中经历了数十年的成功运作之后已经得到了巩固；其次，在新兴和脆弱的民主国家中，经济危机往往造成了民选政府的倒台而非民主制度的崩溃；第三，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有民主崩溃的案例发生，同时令人意外的是，许多国家在发生民主崩溃时依然保持着稳健的经济增长。早期结构取向的民主衰退研究还忽视了深入探究向“民主”转型的步伐放缓甚至是停滞了的原因。严格说来，民主衰退既包括民主国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和危机，同时也包括向“民主”转型渐趋于停滞的问题。如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指出，经济因素与民主之间的关联随着时间而不断削弱。从20世纪早期开始，经济现代化的各个变量，如收入水平、经济平等、城市化、教育等变量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逐渐减弱。他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15)约尔根•默勒()和斯文—埃里克•斯康宁(Svend-Erik Skaaning)两位学者也发现，自1992年起，结构性因素对民主的影响在变弱。(16)
在以往结构取向的研究中，国外学者还普遍认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等结构性差异对民主的稳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有关政治制度对民主衰退的影响并没有达成共识。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胡安•林茨等学者主张，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民主的稳定。但是鲍什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总统制或议会制本身与民主政权的脆弱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17)门瓦林对31个能够长期维持民主政权的国家的分析发现，其中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的数量分别是24个和4个，他据此得出总统制不利于民主巩固的结论。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门瓦林认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影响民主制度崩溃或幸存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当政治领导人对民主拥有强烈的价值偏爱和避免激进的政策立场时，民主制度就有可能会幸存下来；而当区域环境有利于民主价值的传播以及国内政治环境较为温和时，民主制度就会变得更为强健。(18)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对介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的“部分民主”或“半民主”政权的持续性进行了探讨。其中，卡尔•亨利克•克鲁特森(Carl Henrik Knutsen)等学者发现，民主的程度差异而非军政府或主导政权的党派，是解释为何有的政权发生了崩溃而其他政权却能够延续下来的关键原因。(19)此外，斯蒂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对以往单纯强调制度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对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而言，问题并不是出在正式的体制安排上，而是这些体制安排不能对在任者或反对派形成真正的约束。也就是说，制度设计本身具有重要性，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同样具有重要性。在制度化水平低的民主国家中，在任者不愿或不能向反对派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通过无视、改变和削弱宪法体制来追求政治目的或个人利益。这种行为预期同样适用于反对派。他们总结道，正是制度化水平低而非制度本身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削弱和被推翻。(20)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进展
民主衰退过程取向和结构取向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已经逐渐被国外学者所察觉。在近年来的民主衰退的归因分析中，国外学者在吸取和总结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更侧重于分析民主制度的绩效而非制度结构本身。与此同时，从民主国家外部的国际因素来思考民主衰退也是显著的特征之一。需要指出的，没有任何单一变量即可有效预测民主衰退是否会发生，民主衰退是许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21)如戴蒙德发现，那些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多数是贫困的或收入中等偏下的国家；以世界银行的善治衡量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的排名都很靠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水平较高，并被阶级、种族等界线深深割裂；行政权力被严重滥用。(22)斯蒂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也认为，贫穷、不平等、资源寻租和族群异质性都可能对民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在众多可能对民主衰退产生影响的因素中，以下几个原因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被反复加以强调。
首先，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广泛认同，原因在于它是达致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无疑会影响公民对民主的满意度，同时也削弱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23)如戴蒙德明确指出，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糟糕的治理。(24)普拉塔纳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发酵至今的后果，致使当前发达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上深陷困境。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政策不值得效仿的观点越来越有吸引力，而困扰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紊乱及其应对失灵又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吸引力。(2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民主援助和比较民主化研究的权威托马斯•卡罗瑟斯指出，民主的全球停滞是过去十年间国际政治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阿拉伯之春”曾被认为是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标志，然而最初进发的乐观希望旋即被悲观主义情绪所取代。卡瑟罗斯指出，当前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阵痛”，损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形象。在美国，政治极化导致的功能失调、政治中金钱作用的飙升以及不公正划分选区导致的代表性扭曲等成为美国特有的问题；在欧洲，欧元危机、极端主义政党的兴起以及对少数族群社会整合的挑战等，都对民主的兴盛产生了质疑。许多转型国家人们开始相信，自由民主制度可能并不是影响治理和保持经济活力的决定性因素。(26)福山指出，很难判断全球是否正在经历一股民主回潮，但是不难判断的是，近年来全球民主国家的表现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全球最发达和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欧盟国家正在经受巨大的经济危机，并且已然陷入了增长缓慢和收入停滞的困境之中。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从巴西到土耳其再到印度，在诸多方面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并且爆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抗争运动。福山认为，在过去数十年里，多数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与制度化的失败有关，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滞后于民主问责的普遍要求。未能建设成为现代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近年来民主转型的致命缺陷。福山指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国家”在既定疆域内合法垄断强制权力的行使。国家集中和行使权力来维持和平；保卫群体防御外部敌人；执行法律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法治”是一系列对公民和精英具有约束力并反映群体价值观的规章制度。“民主问责”试图确保政府为群体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行事，它主要通过自由公正的多党选举等程序来实现，尽管“程序性问责”与“实质性问责”并不经常保持一致。福山强调，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平衡这些制度之间的潜在冲突。国家产生和行使权力，法治和民主问责旨在约束权力和保证权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他认为，现代国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不能满足公民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这种状况进而也导致了民主制度合法性的不断丧失。(27)一些学者也秉持相同的立场。如丹•史莱特(Dan Slater)等学者对139个国家横截面的分析显示，当代的民主崩溃均可以追溯到“弱国家”的政治根源上。(28)约尔根•默勒和斯文—埃里克•斯康宁进一步指出，民主稳定性依赖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与威权政权完全依赖强制力量维持政权不同，“行政有效性”即执行政策的能力，对民主政权能否保持稳定最为关键。(29)
其次，在国外学者看来，民主衰退的发生还应该归咎于“威权主义的复兴”。如《民主杂志》自2015年第1期聚焦“民主衰退”话题以来，已经连续五期重点讨论了威权主义对民主的“负面”影响。戴蒙德认为，全球民主衰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威权主义的复兴。一方面，从国内来看，当前威权国家对民主衰退最突出的影响是，制定法律将民主国家对威权国家的政党、运动、媒体、选举监督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国际资金流动和技术援助活动定罪，以及对非政府组织能力、形式和运作等方面施加诸多的限制。根据戴蒙德的统计，在西方世界之外的98个国家中，有51个禁止或限制国外对国内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威权国家甚至包括民主国家在内，在压制网络自由方面变得资源更加丰富、手段更加娴熟和态度更加强硬；另一方面，从国际上来看，戴蒙德认为，威权主义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他们试图重塑国际的价值和规范以削弱民主的影响。威权国家成立了资金雄厚的国际传播媒体来改变国际传媒环境。不过威权主义对全球民主的挑战并不仅限于对信息环境的操纵上，同时也在明显地削弱一些重要的民主和人权机构，如美洲国家组织、欧洲议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此外，威权国家还成立了新的国际组织，试图在国界线之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价值规范。(30)普拉塔纳赞同戴蒙德的判断，他指出，民主声誉萎缩的另一面相是许多重要的威权国家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尽管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流行的“民主胜利论”遭到了指责，但是仅就全球权力与合法性而言，民主并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然而十年之后，那种认为民主会继续保持霸权的信念被动摇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出现了强大的反民主力量。(31)普拉塔纳认为，一些威权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实现重大的经济进步并不以引进民主制度为前提，因此人们质疑民主可能只是适用于富裕国家的政治制度。普拉塔纳还认为，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国家都在相互学习借鉴，甚至是合作共同反对民主进步。(32)克里斯多夫•沃克尔(Christopher Walker)进一步指出，尽管威权国家彼此各异，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但是在阻碍民主进步和削弱民主原则的世界影响力方面的立场则是一致的。在过去十年里，这些国家精于改进镇压和控制的技术手段。(33)此外，与西方政客(如希拉里)坚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摧毁威权政权的乐观基调相反，有学者发现，威权政权不仅没有被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削弱，相反他们正在积极塑造具有战略优势的网络空间，已经掌握了包括技术手段、法律、政策和法规以及更为隐蔽和具有进攻性的技术。(34)2016年1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名为《走向世界的威权主义：民主的挑战》的论文集，集中了有关威权主义导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基本论调是，过去十年间，威权国家开始变得有恃无恐，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几个重要的威权国家采取了新的策略和方式，来控制民主的扩散和挑战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发达民主国家正在逐步退缩，未能有效地回应威权国家造成的威胁。(35)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非民主”的区域性大国不能简单地认定是“威权支持者”。当这些国家认为西方国家对第三国的民主输出，损害了其地缘政治利益或危及政权生存时，他们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因而不能武断地把这些国家的行为定性为“独裁输出”(autocracy promotion)。(36)
第三，恐怖主义蔓延及其引发的政治后果也被视为民主衰退的重要诱因。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对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扩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国内，公民的政治权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权力的挤压和侵犯；在国际，“反恐”的安全议题压倒了民主输出。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指出，过去十年间，国际社会对民主的强烈反弹力度在增加，并有不可遏制的发展态势，其中最强有力的反弹是后9•11时代的反恐与安全转向。自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以来，国际社会不仅仅是美国普遍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需要进行调整以向前者倾斜。这种“国际紧急状态”赋权政府扩张行政权力；增加保密范围和国家特权；设置非法程序；扩大国内监控；绕过国家庇护程序以及安全部门进行各种合作以躲避监督。库利指出，21世纪初，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加强国家安全，“反宪政”的举措逐渐在全球扩散开来。(37)艾琳娜•波卡洛娃(Elena Pokalova)发现，9•11恐怖袭击之后，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一些国家修改了既有的刑法，其他国家则制定了专门的反恐法。许多国家以反对恐怖主义和加强国家安全为名，肆意扩张和滥用公共权力，如当前土耳其成为以传播恐怖主义宣传为名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38)事实上，不仅仅是土耳其，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也以反恐的名义滥施暴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在国际上，恐怖主义蔓延的全球氛围也不利于民主的扩散。卡罗瑟斯指出，尽管奥巴马的一些顾问坚持声称美国政府仍在竭力推动民主输出，但是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对很多地方是否应该促进民主化犹豫不决。当前美国和欧洲正专注于中东、前苏联和东亚地区令人堪忧的安全挑战，许多政策制定者都主张，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与民主变革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先性。(39)也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的全球民主扩散与反恐战争密切关联。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坚信，恐怖主义孕育于威权政权之下，因此输出更为开放的和经济繁荣的治理体系，将有助于根除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小布什政府是这种观点的积极鼓吹者和践行者，他将民主输出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核心原则。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小布什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由社会之下的宽容是解决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一剂良药”。小布什用这一说辞为美国强行推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权变更进行辩护，同时也向威权国家的民主改革施加了更大的外部压力。(40)恐怖主义蔓延对民主的负面影响还可以通过“民主和平论”理论的“逆向因果解释”(reverse causality explanation)来解读。“民主和平论”的拥趸们认为，民主国家相互间很少会发生战争，并且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也不容易发生内战和卷入国际冲突之中。“民主和平论”的“逆向因果解释”理论认为，“民主”与“和平”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即民主对战争存在消极影响的同时，和平也对民主施加了积极作用。(41)一方面，由于缺少外部威胁，国内政治力量的扩散使得广泛的和平产生了更多的民主国家，从而使和平成为民主的前因；另一方面，战争冲突将推动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公民权利和自由往往受到限制。在战争状态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也会推迟选举或施行军事管制法令。(42)“民主和平论”的逆向因果逻辑表明，民主的兴盛取决于适宜的尤其是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当前全球蔓延和猖獗的恐怖主义以及各国应对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均对“民主”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四，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前的民主衰退是由民主国家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政治地理位移导致的。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从民主“波浪”和“回潮”的历史来看，全球的民主衰退都与地缘政治(geopolitics)密切相关。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会爆发“第三波”，是因为全球的权力和理念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国际氛围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民主国家而对威权国家不利。卡根认为，在推动民主“大爆炸”方面，美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对独裁政权秉持一种更为批判的立场。由人权支持者领导的美国国会大幅削减和限制美国援助威权国家盟友。自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美国在全球运用了各种手段，包括直接的军事干预、援助民主转型和阻止对脆弱民主国家的破坏活动。如1989年，在军事强人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宣布大选无效之后，乔治•布什总统入侵了巴拿马并帮助建立了“民主政府”。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阻止了洪都拉斯、玻利维亚、萨尔瓦多、秘鲁和韩国的军事政变。卡根指出，即使在美国没有发挥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全球和区域性的发展依然有可能会促成一波民主化浪潮。但问题是，这股民主化浪潮会不会规模如此庞大和持久?卡根认为，美国与民主国家盟友积极地在全球塑造出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他们更多地同情民主价值观而非威权价值观。这对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过程产生了影响，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平安地渡过政治危机与经济风暴，而各种民主运动则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卡根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国际层面的权力平衡自然向民主倾斜，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此后的民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如果美国不再如此强大，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就会骤减，已发生的民主转型也会昙花一现，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更易于发生民主回潮。(43)还有学者指出，美英的领导尤其是他们取得了两次大战和“冷战”的胜利，成为民主得以扩散的必要条件，同时超级大国间的权力移转带来的“霸权冲击”(hegemonic shocks)也催生出了更多的民主国家。(44)此外，还有国外学者讨论了区域一体化和“民主限定性条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对某一区域或某个国家民主前景的影响。过去60年间，全球区域一体化组织(region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RIOs)的数量急剧增加。各国组成RIOs，通过实现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和提高资本与人力的流动性来促进经济繁荣。推动区域一体化需要成员国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为了降低成员国的政治不确定性，RIOs施加了“民主”性质的条款。这些条款原则上要求，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加入特定的RIOs，同时一旦获得成员国的身份后，就必须继续维持民主制度。RIOs正式的民主限定性条件要求，成员国必须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而定期和有序地进行权力移转。当某个成员国违反民主原则时，RIOs会给予相应的制裁。(45)欧盟是利用民主限定性条件向其周边国家输出民主的典型代表。弗兰克•施美尔芬尼希(Frank Schimmelfennig)等学者发现，欧盟对周边国家的政治性附加条件——提供欧盟成员国的前景作为它们进行政治改革的回报，对民主有着强烈的影响。(46)还有学者指出，当前东欧各国的民主前景取决于他们是选择站在俄罗斯这边还是欧盟那边，这种情形表明，一国保持在民主轨道行使的能力受到其国际盟友和地理环境的限制。(47)无独有偶，门瓦林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发现国际性因素如美国的政策和该地区民主国家的总数，是发生民主崩溃或民主转型的重要预报器。(48)不过，简•图瑞尔(Jan Teorell)指出，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的成员国身份确实有助于促进民主化，但是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并非始终如此。(49)
尽管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衰退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也有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命题提出了质疑，如民主理论权威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认为，当前有关民主处于危机和衰退之中的证据，都是源于不可靠的定量数据和从定性研究中得出的选择性推论。多数主张民主衰退研究援引的数据主要出自“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自由之家”屡次强调全球“民主在溃退”和“自由程度”在下降。施密特认为这个判断极具误导性。因为“自由之家”使用的变量受到区间的限制(1～7)，民主政权的得分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而许多不民主政权也不存在继续下降的可能。(50)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也认为，总体上看，全球民主在过去十年间保持稳定，并且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亦有显著的进步，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主衰退”现象。(51)施密特和列维茨基似乎证据充分、言辞凿凿，不过民主衰退成为当前国外民主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主题，如将“民主”与“崩溃”(breakdown)、“垮台”(meltdown)、“失败”(failure)、“回潮”(reversal)、“衰退”(decline)、“危机”(crisis)、“挑战”(challenge)、“退化”(regression)、“侵蚀”(erosion)、“停滞”(stagnation)、“撤退”(retreat)、“不满”(dissatisfied)、“赤字”(deficit)、“幻灭”(disillusionment)等负面词语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数量更是不胜枚举。
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的归因分析开始关注民主国家内部的治理危机，这一研究取向具有合理性。因为不论是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如果不能推进经济发展，降低社会不平等、有效打击腐败和罪犯、切实保障自由和法治，民众不可避免地终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52)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更多国外学者同时还试图从民主国家外部来探寻民主衰退的根源，但是这些外部因素事实上并不是构成民主衰退的直接诱因。国外学者将矛头指向威权主义的复兴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上，是带有强烈的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如他们在分析中一致性地将中国崛起视为“民主”的重大威胁。戴蒙德指出，中国利用建立孔子学院、举办盛大会议和开展交流项目等“软实力”建设，来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53)甚至有国外学者发明了“独裁输出”这个充满强烈贬抑色彩的术语来“污名化”中国，将中国置于“民主”的对立面和导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而大申挞伐。在多数国外学者看来，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但是他们将自由民主视为唯一价值可欲的制度模式，而拒绝和承认其他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形态。近年来，斯泰潘•林德博格(Staffan Lindberg)和简•图瑞尔等几位国外学者发起了“民主多样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研究项目，认为自1900年以来，实践中的民主模式并非仅有自由民主一种，同时还包括多头政体、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和平等民主。(54)遗憾的是，“民主多样性”并没有得到国外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他们在政体划分上更多地还是沿袭“自由之家”“民主一不民主”此类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此同时，多数悲鸣民主衰退的国外学者还希冀美国能够继续维持和强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这种心态在民主衰退的地缘政治解释中有赤裸裸的展现。如普拉塔纳明确指出，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绝对主导下的“单极化契机”(unipolar moment)是民主抗争备受瞩目并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缺失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民主就很难昌盛起来。如果地缘政治平衡向威权国家倾斜，对其他国家而言，威权模式就颇具吸引力，而民主制度则会渐失光彩。(55)这种论调看似是在讨论民主衰退的地缘政治学，但同时也是在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制造舆论，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为强硬的路线进行背书。总之，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成因的新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域外的认知视角，但是其背后暗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则值得重视和警惕。
注释：
①数据参见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②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Roylance,"Anxious Dictators,Wavering Democrat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2,2016,pp.86～100.
③拉里•戴蒙德：《今日之民主第三波》，《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④祁玲玲：《从乐观到审慎：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困境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⑤曹起瞳：《美国政治衰败：经验事实与理论溯源》，《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⑥(25)(32)(55)Marc F.Plattner,"Is Democracy in Declin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5～11.
⑦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⑧[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后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⑨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P.Mainwaring eds,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Advances and Setbac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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