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正在试图从历史根源上来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决定了中国的认同。探究“界限”这一概念是为了证明中国的边界不仅包括领土，还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内涵，而大多数人仅从政治层面来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通过分析中文有关“中国威胁”的文章得出以下观点，它们除了对国外的批评进行批驳外，还在探讨政治认同，同时也正在建构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线，并通过划界的方式来构建中国的认同。文章的结论是，由于现实主义已经在“中国崛起”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有必要用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全面探讨中国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认同政治；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威廉·A .卡拉汉(William A . Callahan)，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

一 绪论

在对当代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还是在诸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样有名刊物上的学术文章中以及在大众出版物中（如《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民族主义的讨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其改革进程中的自然产物，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外，还有一种改革和变化，那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由社会主义者的国际民族主义转变为爱国者的民族主义，一些人将其称为威权的民族主义或统一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可以典型地用善与恶来进行判别。

本文将探讨以上有关中国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中国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一种“常识”：即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民族主义被精英们利用等等。这里使用“界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并具讽刺意味。首先，我想探究一下许多学术观点中所谓的“常识”的本质；其次，通过对局限、边界的刻画，来强调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探讨民族主义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不重要。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继续为台湾回归所做的斗争都表明，领土边界的界定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建构民族认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许多人已经对中国的民族界限提出了疑问，他们从人员、资本和文化的流动等现象来追寻这些界线是如何被跨越的。[1]本文将换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不是去探究边界是如何交错与如何被淡化，而是通过对边界的考察来界定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简单——好像只是去核对一些关于中国移民、海关、外国投资和国际版权的法律，但实际上这是民族主义和主权之间复杂理论关系的一部分。主权问题像民族主义一样是一个已经有“共识”的问题，但主权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有关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标准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争议的。　

当然，民族国家都有主张领土完整和统一的特征。主权就是保护国内政治并抵抗外来侵略。中国也不例外，它通过对台湾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来主张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主张本体论上的国家统一，而且主张主权层面上的统一。莎士比亚曾说：“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她永远都是香的”。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也认为，“玫瑰是一朵玫瑰，永远是一朵玫瑰。”国家就是国家，永远就是国家。

巴特尔森（Bartelson）认为，主权的内涵要视政治和历史而定，而非一个基本的原则。[2]主权因此而界定了一个分析的框架，一条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界线。沃克（R.B.J.Walker）也探究了民族主义统一的先验的表达，他还验证了构架内涵与外延这两个常识性区域的边界，而不仅仅是通过探求国内政治内涵或者国际关系的外延来寻求答案。通过对“政治取决于对历史的巧妙刻画”的阐述，沃克不仅探究了领土是如何保持连贯的问题，而且也探究了我们用来理解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如何趋向统一的问题。[3]

政治空间因此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二分法得到了界定：内因与外因、文明与野蛮、利己与利他、国内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二分法并不相互排斥。民族主义也一样，内外因可以互相转化，善恶也可以相互转化。

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结论，无政府社会里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确切地讲，我们需要从衡量客观的界限比如民族主义，需要从内外关系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要想理解内因，我们必须得理解外因，反之亦然。沃克（Walker）建议我们不要把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考察民族主义、主权等问题的历史建构特点,并考察这些概念是基于怎样的历史关头和矛盾产生的。[4]

中国对主权和民族的认同有她自己的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本土学者和从国外来的东方学者提醒我们，“主权”和“民族主义”都是欧洲历史的产物，用它们来理解中国时，使用上要有所界限。他们认为，中国有她自己独特的历史，不仅产生了她自成体系的政治概念，而且还拥有她自己的“精神”内涵。因此白鲁恂（Lucien Pye）宣称：中国仅仅是“自称是国家的一种文明”。奇怪的是，那些质疑“中国中心”说的激进的西方学者却似乎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独特的文明，因为她与西方不同。

与其把“主权”和“民族主义”不恰当地当做外来的分析类别抛弃掉，不如来分析“主权”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怎样通过其自身内因和外因、文明与野蛮、国家和国际之间多层面的谈判形成的。怀廷（Whiting）就是这样做的，在《中国看日本》一书中，他对外国理解如何建立以及其与国内关系如何协调进行了分析。后来在他写的相关著作中，他又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描写——肯定的、自信的、进取的——做了进一步论述。狄默尔和金（Dittmer and Kim）的《中国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历程》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而郑永年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民族主义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中进行了研究。赵穗生的《建构》则检验了公共政策如何来形成中国的认同。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则考虑了社会心理学的作用。韩少功提出中国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到世界理想主义。王义桅寻求使用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他没有真正找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林治波称中国不需要超越民族主义，而且还告诫说要反对将民族主义进行妖魔化。刘江永主张用爱国主义教育来抵制那些说民族主义导致对日抗议情绪的观点。吕嘉强调中国人需要了解民族主义概念在中西方之间的差异。[5]

虽然这些西方的和中国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和结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反对理论上的界限：即把认同仅仅限定在民族和国家上。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但是这样的研究有些冒险性，可能会进一步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淡化民族、安全和认同之间的联系。

本文没有将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是连贯的逻辑，而是采用了批判的方法来检验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我们从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等待我们认识、衡量、判断的尝试性的问题转向用国际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民族的大移居、民主及传统等等一套关系来界定的问题。中华民族产生于内因和外因不断发展的关系之中。中国对内与对外有别的认识成为中国民族的共识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在中华帝国时代，内与外的交锋使“中国文明”的界定时而同“蛮夷”民族合而为一,时而彼此割裂。

因此，除了通过研究中国来寻求民族主义的答案外，我们还需要探究一下中国人如何理解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沃克（Walker）曾提出要把包容和排斥的关系看得轻一点，如果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放松对那种主权高于民族主义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在不同的空间并更加全面地来探究认同。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来判定是否中国有“善的爱国主义”或“恶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本文将通过大家熟悉的“中国威胁论”，分析民族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空间建构的界限，来研究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许多西方作者认为“中国威胁论”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们的意见就是同意或不同意。由于中国人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应比美国人最初对中国的批评要强烈许多，所以本文将就这些中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而是为了在中国建构一种认同——展开论证。本文还将论证，中国将把针对它的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批评集中到一起，用“中国威胁论”为这些观点统一贴上“外国”的标签。因此，很奇特地，在中文文章中持续出现的中国的负面形象，反而在逻辑上将国内与国外截然分开,帮助中国构建起民族认同感。

虽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在中国调动整个国内民族情感上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这些争论实际上会把中国再现成一个对外国有“威胁”的国家。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结果就会再次产生一系列新的“外来威胁”，这将会使中国将世界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国家也由此变得名正言顺。

二 “中国威胁”

过去十多年间，欧洲、北美和日本一直都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威胁还是一种机遇？是一个可以接触的保守的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进行遏制的崛起的国家？虽然在报纸头条中不断地出现有关中国在世界中作用的文章，但问题是：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军事威胁？这些对中国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构成威胁。正如坎贝尔（Campbell）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6]除此之外，对威胁的阐释还取决于历史背景。因此，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一场对中国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战略的激烈争论展开了。这场争论在1997 年达到顶峰，标志是《外交》杂志上为此还开辟了一个“中国威胁”专栏，刊登了伯恩斯坦（Bernstein）和芒罗（Munro）的文章——《与美国的冲突》。这篇文章在他们1998 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从中美两国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方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自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军事预算增长总是伴随在一起，因此一些评论家们担心中国正在将它的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中国实力与受关注程度日益上升，这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历史兴衰的一部分。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像中国这样新生力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国际体系中相关力量平衡。从这种观点出发，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或意图如何，中国都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对现有的权力平衡是一种挑战。正是在日本力量衰退，而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安全》杂志1993 年刊文推断东亚会发生“激烈的较量”。[7]

虽然如此，各位专家与学者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例如，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东亚有它自己的秩序模式，这种模式是有利于和平的。[8]几乎以同样的语调，《外交》杂志也刊登了类似的文章，对“中国威胁”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大国，应该同它接触，而不是一种威胁，要对它进行遏制；[9]但争论中，这种乐观派没有引起中国和西方太大的兴趣。

这种争论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和专家中，而且也存在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中。国会中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和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们（自称为蓝队）认为，比尔·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采取的“战略接触”政策背叛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中国威胁”的增长。“蓝队”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他们通过立法，授权起草了两个官方性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但是出于与中国在“反恐战争”中合作的需要，自2001 年以来，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了。美国的学者们也相互达成了默契，到2001 年底，对中国威胁的争论逐渐停止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在2004 年总统竞选中，“中国威胁”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

三 中国的反应

针对西方关于要警惕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论调，中国官方与学术界的文章反应强烈。这些文章把“中国威胁论”称之为“谬论”，必须要加以“反驳”。[10]在西方（包括日本），安全研究的文章通过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统计数字的分析，认为中国会崛起为下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而中国的文章用它自己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中等规模的军事力量也仅仅是为了防御的目的。

标准的中国式文章首先用军事、经济和文化威胁等字眼来分析这些观点，然后再用反证去驳斥“中国威胁的谬论”，[11]并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大国，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文章认为，不能从欧洲大国的暴力崛起和衰败角度，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东亚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基础之上的，“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捏造出来的，与他们的后冷战世界的冷战思维有关。文章指出，美国人应当认识到“敌人缺乏综合症”的错误观念，这种观点使得他们制造了一个“中国威胁”来代替过去苏联的威胁。根据中国的这些反应，那些把中国看做是“潜在威胁”的人们在实证和理论上都犯了错误。

中国的文章因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问题，是“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制造了麻烦。这些说法使中国的形象受损，使中国的邻国和外国投资者感到面临风险。因此，纠正“中国威胁论”这一谬误成为正确理解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解决“中国威胁”问题的办法就是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中国。在1999 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就曾经告诉过美国人，他们应当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一次机遇。

四 “中国威胁论”

近期的观察显示：有关“中国威胁”的对话超出了美国知识阶层内鹰派和鸽派的争论，或者说超出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争论。当中国的文章把“中国威胁”从具体事件的描述转变成具有普遍含义的理论——“中国威胁论”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华盛顿和北京使用同一个术语来讨论不同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关文章进行分析，来看一下它们是如何从“驳斥外国谬论”转而形成民族认同的。

自1992 年以来，虽然西方每年都有一些文章来告诫中国的崛起，但这种危言耸听的文章在中国发表的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在中国国外发表的数量。从1994 年到2004 年早期，在中国学术和专业的杂志上几乎有200 篇此类文章发表（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章的发表时间：第一篇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发表在1992 年，这篇文章十分肯定地预测中美关系将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降到最低点。但令人奇怪的是，2001 年以后，当“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逐渐失去影响的时候，此时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数量却有所反弹，大量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学术文章出现在2002-2003 年间。

从表1 可见，190 篇中文学术论文去回应国外的十几篇文章和几本书，这种不成比例的回应意味着问题不仅在于美国和日本官方报道的悲观论调，还在广义上说明中国的认同政治。“中国”、“美国”和“日本”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名词，是这些评论文章借助这些民族建构起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威胁论”并不是一个需要进行反驳、剔除甚至从官方的记录和公众脑海中剥离的问题。“中国威胁论”作为一种认同逻辑，实际上在中国非常有用，否则，中国官方的出版物为什么一再出现和使用这个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的概念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简单解释就是，中国的一些精英们要重申中国的大国地位。实际上，如果被认为是大国，结果之一就是这个国家会成为世界舆论的目标。

那些不着边际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作品更令人费解，那些文章与其说让外国读者纠正西方的误解，不如说是引导中国读者建构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只不过方式有些奇特。西方悲观主义者的论点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概括，即经济增长导致军事扩张，而中国论文的有趣之处并不是其连贯性，而是其缺乏清晰的条理。

在一个概念的框架下，“中国威胁论”将相互矛盾的争论和相互对立的结论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大家可以对此进行讨论，那就是在中文文章中的“中国威胁论”的概念逻辑，实际上它是先于西方将中国作为一种“威胁”的判断。这些辩论资料以极其翔实的细节出现在1992年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中。[12]一旦“中国威胁论”的逻辑成型，它就会主导中国人如何理解外国对中国的批评，而通常不是去考虑具体文章中的具体批评。

例如，1999 年刊登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在批评西方那些危言耸听者们对中国的估计有些过头。文章的作者吉拉德·谢格尔（Gerald Segal）认为中国并不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他认为，作为一个市场、一个大国和一个思想来源，中国被高估了，中国只是处于第二集团的中等大国。大家可能认为中国的精英们会喜欢谢格尔的文章，因为文章使用了许多与中文文章相同的经济和军事评价来驳斥“中国威胁论”，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把谢格尔的文章看做是“反对中国”宣传的一部分，与主张“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相似。从这点上看，这与假定中国是外国阴谋的牺牲品一样，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没有致力于去解释世界政治，而在于使“中国人”形成认同的主要群体。

把这个“论”字添加到“中国威胁”后面，形成“中国威胁论”，这是根据差异而产生的一个逻辑：任何被判定为对中国有敌意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包括各种文章中所称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崩溃论”、“大中国论”、“黄祸论”及“遏制中国论”等等。同样地，“中国威胁论”可以用来涵盖来自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批评，这些地区包括日本、印度、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和美国。

假设认同是在一个群体内通过寻找共享的核心价值观来产生的，那么这样一个假设是很普通的。依照五千年文明爱好和平的传统，中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了连贯性。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这些争论意味着：中国认同的形成不是根据共同的规则，而是通过排除异论来形成的。换句话说，中国民族认同感的产生得益于所谓反华观点的泛滥，主要目的是找出象征性的界线来清楚地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这些中文文章把“中国威胁”作为一个理论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对比才成型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固有的事情。这与福柯（Foucault）的分析相似。福柯认为，理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与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斗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具有普遍的价值。[13]正如詹姆斯·德·德里安（ James Der Derian）所说，外交不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也不是互相疏远的行为。[14]当“中国威胁论”将所有对中国的不理解归纳为外国谬论时，剩下的就是我们理解中国民族认同感的正确办法了。

这些文章通过交替使用正反两面的形象来形成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正面的观点只有与中国“威胁”的负面观点比较时才有意义。在中国国防大学校长邢世忠写的《“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一文中，他就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表扬中国改革的成就。[15]同样地，《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谈到的仍然是中国人民应怎样正确地应对“中国威胁论”。[16]

通过把“中国威胁”变成一种理论，从只是回应转向了以否定的方式来进行批评，这实际上产生了积极的民族认同的效果。争论没有简单地终结“中国威胁论”，而是继续再现和传播着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只是这个形象成了国外批评的牺牲品。虽然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试图把“中国威胁”话题转变为中国机遇，但是许多“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实际上在扩散着外国的威胁。有中国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按照“中国威胁论”制造者的逻辑，到底是谁威胁谁呢？[17]毫无疑问，美国才是亚太地区和平和中国安全的真正威胁。[18]

然而，不仅仅是超级大国被看做是一种威胁。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也产生了“日本威胁论”和“印度威胁论”。许多文章认为，日本学术界、政界和官方鼓吹中国是潜在威胁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想重整其军备并复兴20 世纪早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石之瑜（Shih Chih-yu）对中日外交关系做了概括分析，他认为，将日本视做威胁的观点有助于把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并巩固中国已经有所动摇的民族认同。[19]

“中国威胁论”被认为是西方冷战思维的产物，因为中国人曾经遭受过列强的掠夺，并留下了综合症，所以才把西方的遏制策略视为“威胁”。这说明中国的战略家们也正在寻求办法来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鸿沟。驳斥“中国威胁论”并不在于把重新建构“威胁”的文章作为评论安全研究的一部分，而是要达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中国国家认同的目的。遗憾的是，以一种好战的方式来反驳“中国威胁”(如创造一系列新的威胁)，只会让对“中国威胁论”的否认变成对“中国威胁论”的承认。

最后一点，一些批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不再满足于只批评对方的无知和不良企图，而是得出结论说这些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文章肯定是疯狂的。这在中国学术圈里有一种默契，几乎没有站住脚的逻辑能够解释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行动，只能用“疯狂”一词来表达。据说印度人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威胁论综合症”的危害。[20]这使我们回想起福柯（Foucault）的“理性”逻辑，即排除“疯狂”的活动来建构理性。要想理性地理解中国的崛起就必须先把它同疯狂区分开，而带来疯狂的就是那些质疑它的人。

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警告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批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反而会使本来否认的威胁再生，这与其说是为讨论添加了一些素材，不如说是它们最终局限了中外学者的合理论述。

五 结论

本文的观点不是说中国是一种“威胁”，或者要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什么问题，而是为了检验这样一种建设性的结合，即把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概念与中国对东亚经济和军事稳定是一种威胁的文章紧密地结合起来。像中西方的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中国威胁论”只是美国错误思想的产品，加入到这种指责的合唱团中应该是很容易的，但这又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根据环境的不同，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解释为一种威胁。然而，美国人从来没有一致地认为有“中国威胁”，这种看法在美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中早已存在。与其把这种悲观的假设（在西方和中国）扩大成不可驳斥的事实，倒不如仔细考虑一下这些争论如何在中国形成认同，相比这似乎更有意义。

本文剖析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文章中是怎样超出华盛顿的预料而被热情地再现和传播，也分析了中国的精英们是怎样致力于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中国威胁”，从而形成其民族认同。在查阅了大量的中文出版物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中国威胁”是怎样作为一种理论在其国内产生的，并剖析了中国与世界不确定的关系。本文与其说清楚地告诉了大家一系列的数字或政策，不如说文章向大家表明了“中国威胁论”是怎样把诸多意见不一的文章经过演绎后结合在一起，而没有考虑它们是否假设中国是一个“崛起的”中国，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国，或者是一个“崩溃的”中国的观点。对这些文章的驳斥不仅仅是对美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悲观主义者的一种反击，也是中国认同的一种积极表现。

建构民族认同的方式很多：称赞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和平文明是一种方式，通过“中国威胁论”来驳斥国外的批评是另一种方式。大量高质量的“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表明，驳斥国外的批评是一种让大家把中国看做是和平崛起力量的重要方式。“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读者来自于中国国内，其目的是为了形成中国政治认同，从而映射出中国的荣耀，把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实体从全球化的世界中区分出去。

总之，来自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有关“中国威胁”的警告以及中国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时的勇气，在中西方之间或者至少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太平洋两岸的现实主义者们都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不足为怪。上面所引用的许多文章都来自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研究，它们依赖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国际秩序，但是这些框架严重局限了我们对中国认同政治的理解。与其假定“中国、“美国”和“日本”是预先存在的民族认同，不如讨论“中国威胁论”在对建构中国民族认同感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换句话说，使用理论术语而不是使用这种地缘政治的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国应对“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后果是负面的,因为这在中国内外建立了明确的界限。对于外部政治来说，中国作为一种“威胁”再次被确认。对于内部政治来说，这使认同界限在民族空间，而没有跨跃民族或者非民族的认同。

许多学者一直忙于解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国将来真的成为一个大国，那么我们也需要重新解析它的外交政策。这样我们可以剖析安全和认同之间的关系，看看它们如何渗透到国家权力之中，从而能对中国和其民族主义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注释：

[1] William A. Callahan,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2]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1.

[3] R.B.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ix, 1.

[4] R.B.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1-92.

[5] 参见韩少功：《超越民族》，载《环球时报》，2004 年1 月2 日；刘江永：《爱国教育导致反日吗？》，载《环球时报》，2004 年8 月27 日；林治波：《不要妖魔化民族主义》，载《环球时报》，2005 年1 月19 日；王义桅：《用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载《环球时报》，2005 年1 月31 日；吕嘉：《民族主义，中西有别——一己之见》，载《环球时报》，2005 年3 月2 日。

[6]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1-2.

[7] 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 1993/1994, pp.5-33.

[8] Theoretically informed Responses to Friedberg’s thesis, including Kang’s article, are gathered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2, 1997, pp. 33-44.

[10] 吴普：《“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载《人民日报》，1992 年10 月10 日。

[11] 参见葛旸：《浅析“中国威胁”论》，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 年第3 期；薛龙根：《评析“中国威胁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7 年第5 期，第25-29 页；张明明：《解析“中国威胁论”》，载《理论前沿》，2003 年第21 期，第18-22 页。

[12] 吴普：《“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载《人民日报》，1992 年10 月10 日。

[13]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1973.

[14] James Der Derian, On Diplomacy: 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7, p.42.

[15] 邢世忠：《“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载《求是》，1996 年第3 期，第16-20 页。

[16] 肖秀荣、王秀云：《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兼谈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6 期，第10-14 页。

[17] 方志：《到底谁威胁谁？——谈“中国威胁论”》，载《瞭望》，1996 年第21 期，第49 页。

[18] 新言：《究竟是谁在威胁世界安全？》，载《国际安全通讯》，2002 年第11 期，第7 页。

[19] Chih-yu Shih,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90.

[20] 袁狄：《印度核选择与对华“战略”思维》，载《南亚研究季刊》，1998 年第3 期，第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