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联盟军队全部撤出科索沃，北约在6月20 日宣布正式停止对南联盟的轰炸。这场历时78天、造成6000平民伤亡、近100 万人颠沛流离、财产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的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停战后， 南北双方都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特别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更是趾高气扬。如何看待科索沃战争及其与冷战后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分水岭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打着“维护人权、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是北约第一次在其防区之外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是北约绕过联合国、自我授权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危险先例。因此，不少国内外的专家指出，科索沃战争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分水岭”。

首先，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是以“维护人权、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面貌出现的，其理论根据就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长期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早在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宣称：“我们价值观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有人受到奴役的时候有谁会是自由的呢？”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后，明确提出要搞人权外交，使美国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他强调说：“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决不可对其他地方的自由命运无动于衷，我们的道义感使我们必须明确地支持那些与我们一样永远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这是一个新世界，它要求美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对人权所负的义务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冷战结束以后，“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更是大行其道。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扩展战略和参与扩展战略，都把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英国首相布莱尔也亦步亦趋，提出了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根据的“新干涉主义”。他声称，国家主权没有维护人权和防止种族清洗重要，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时，军事干预是合理的。

“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北约国家对南联盟的空袭所造成的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表明，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人权虽有国际性的一面，但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事项，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国家主权即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权力，是构成近代以来国际法的基础，也是国际关系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其他任何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还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且不要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以本宪章提请解决。”至于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明确指出：“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或彼此之间制造猜疑和混乱的手段。”因此，“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理论，其实质在于，西方国家妄图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输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南联盟的空袭超出了其防区范围，它表明北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南联盟成为北约推行其“新战略概念”的试验场。北约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产物。当时规定该组织的宗旨是，各成员国“在集体防务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努力”，“促进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福利”。显然，北约一开始是作为一个集体防御的军事组织而出现的。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在1991年宣告解散。但是北约却没有解散，反而继续东扩。到1999年4月，北约已由冷战时期的16国扩大为19国， 同时美国领导人声称，北约东扩是一个进程，北约将扩大到原属前苏联势力范围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可是，在冷战之后，北约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对此问题在北约国家内部也不尽一致。但是，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决不允许北约遭到华约那样的命运。因此，美国战略家提出的选择是：北约要么走出防区，否则关门大吉。1997年在北约马德里会议上，美国提出了修改北约战略的建议，主张北约“全球化”，“北约应承但全球责任”，其目的在于把北约变成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工具。1999年4月25日北约国家纪念北约成立50 周年的首脑会议在华盛顿闭幕。会上通过了《联盟战略概念》的文件，北约“新战略概念”粉墨登场。北约“新战略概念”的核心是要以武力推行其价值观并使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这表明，北约已由一个集体防御的军事组织演变成欧洲甚至世界的警察。今年3月14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空袭南联盟，是北约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个没有进攻北约国家、也没有进攻其邻国的主权国家的直接攻击，是北约推行其“新战略概念”的开始，也是对世界其他主权国家的最明确不过的警告。

第三，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是一种绕开联合国，自我授权处理地区问题的尝试，也是对二战以来所形成的联合国安理会5大国一致、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现状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在美国等国的倡导下， 世界上50多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国。目前联合国的成员国已发展为185个国家。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各会员国把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联合国其他机构只是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唯独安理会才有权作出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必须执行的决定。安理会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则必须得到5个常任理事国即美、英、俄、法、中的一致同意（大国否决权），否则无效。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支持一项决定，但又无意否决该决定的通过，则可以弃权，弃权不视为否决。这种集体安全机制是二战以来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国际政治现实。

但是，冷战以后美国出于推行单极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把联合国安理会视为障碍，多次不经过联合国直接对一些国家发动军事攻击，甚至至今还拖欠着联合国的巨额会费。此次，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经过联合国就对南联盟进行空袭，表明了美国企图用北约取代联合国的狂妄计划。当然美国的这个计划在科索沃问题上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78天的轰炸没有解决问题，北约不得不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也不得不回到联合国安理会。6月10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8 国集团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修改，强调应铭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重申联合国安理会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首要责任。同时，由于决议对北约的侵略行为没有给予谴责，但中国提出的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条件得以满足，中国对决议投了弃权票。科索沃危机最终回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这确实是对北约国家侵略行为的重要教训，但是，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安理会的决议在带来和平的同时，并没有对侵略作出谴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侵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改变国际现状尤其是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图谋并未结束。例如，日本首相小渊就提议用8国集团取代联合国，这实际上是要搞新的“8国联军”，或者说要恢复西方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警惕。

二、科索沃战争对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影响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构筑全球单极霸权体制的战略行动，对此我们要认真加以对待。如果允许作一个类比的话，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可以称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科索沃战争成了冷战后世界的分水岭，此前的世界可称为春秋时期，此后的世界则可称为战国时期。

科索沃战争的爆发表明，我们过去对冷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判断是过于乐观了，有一些方面需要加以检讨。例如，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力量的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进一步发展，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再如，冷战后初期我们认为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或过渡的新时期（恰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看法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某些学者认为世界出现了多极化格局或准多极格局， 这个看法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已经受到严重考验。这些学者的主要依据是： 1）前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力量的衰落；2）出现了一些主张多极化的国家和集团；3）联合国的作用空前提高，联合国安理会正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角或主要活动场所；4）中国在90年代的迅速崛起。应该说，这些看法和论据在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在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后，确有修正的必要。当然，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提出的科索沃战争后，多极化已经破产，现在就是一个单极世界。 我认为，科索沃战争之后，多极化发生了中断或暂停，未来的世界格局是否是多极，将取决于多极和单极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争斗及其结果。回过头来看90年代初期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确实比较明显，从长远趋势看多极化仍是有可能的，但科索沃战争的爆发，表明多极化中断或者暂停了，具体表现为：美国的单极战略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北约东扩、美日联盟加强等），世界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原先主张多极化的一些国家实行搭便车的“连横”政策，倒向美国，如法国、欧洲、日本的政策；联合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成为旁观者和局外人；对中国的崛起也要作实事求是的估计等。另外，过去我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冷战后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但是科索沃战争爆发表明军事因素的作用没有下降，美国和北约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以武力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科索沃战争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外交战略也叫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认识和谋划。外交战略的制定，不仅要受到本国国内环境的影响，也要受到国家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对外部国际环境的认识和反应。对科索沃战争后国际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好象世界上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或者认为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事后可以一切照；日，以不变应万变。显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对于科索沃战争后国际上出现的新情祝和新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正确的应对。

科索沃战争后，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各国均把发展放在首位；多极化的趋势暂时逆转，但仍然有可能再起；国际力量对比仍然对美国有利，但中国崛起的进程不可阻挡等等。因此，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冷战后实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

但是，科索沃战争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将对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坚持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并因此适当地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例如不出头和不结盟的战略和策略，就有调整的必要。因为西方国家推行实力政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失衡，我国应当与其他大国一道逐步推动多极化趋势，恢复国际力量的均势，大国问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模式（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可能过于理想化。关于、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我们也要慎重对待，国家间关系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要坚持联合国在处理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但也应积极参与各种组织形式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应在坚持睦邻友好的前提下加强彼此的关系。对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的作用也要有正确的估价，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

总之，面临冷战后复杂多变、捉摸不定的国际环境，我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必须慎之又慎。法国著名外交家黎塞留曾经指出：“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惟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把我国的经济槁上去，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以便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世界在变，我们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也要随之调整，这样我们在不断变幻的国际风云中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