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作了实证性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本质上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关系。只不过由于黑格尔哲学视理性为最高的存在，虽然他的哲学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了劳动、资本等经济学营养，但他的经济学也只是他逻辑学的补充和同谋，本质上仍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既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本质上是“批判的实证主义”。
关 键 词：古典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通常，我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而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一、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结束于19世纪初，它的发展历程，从威廉·配第开始，经亚当·斯密推进，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①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②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转向生产关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进步和贡献。但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发展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超历史存在，因而不能“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③。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缺陷，马克思深刻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④但对这一界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身既无自觉意识，更无法自我突破，而最终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并超越。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是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理论演进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⑤，并肯定地声明“等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通用尺度”。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和雏形。然而，由于配第过分局限于流通领域，而且当时工人阶级的条件尚未得到发展，因此他始终对使用这一通用尺度的可行方式心存怀疑。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他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明确批判重商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里，斯密的目光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他认识到“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⑥。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密通过不懈地寻求生产领域中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努力查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实际关系，探求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但斯密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表现为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表现为价值等这些根本问题。所以，在价值的决定上，斯密仍然“是踌躇莫定的”⑦。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高原理。李嘉图强调，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⑧因此，李嘉图最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他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以及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释，还原为一条可以包罗万象的经济规律——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他已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产耗费的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可惜，李嘉图终究没能迈出走向真理的这一小步。“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的性质，没有去研究。”⑨因此，李嘉图没能明确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概念，更不可能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和无法解释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的转变，更无法区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和“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马克思“修正版”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⑩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没能走向“剩余价值论”，反而走向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表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以及每一种情况中，都能在社会现实中找到和发现相应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事实。因此，他们求助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归纳、实验等取得所谓的“纯事实”，将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经验科学法则实际上取代了抽象价值法则。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所谓理想的“实证方法”来对抗思辨的“辩证方法”，这种实证方法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11)。当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由此，导致“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2)。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3)，资本主义摇身变成了普遍的、永恒的、超历史性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4)。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而古典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表达”。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当中没能澄清政治经济学诸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但其真正错误却在于它没能在其理论中形成现代劳动概念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基础，也即其交换价值理论并没有同时承负起一种真实的劳动理论，它并没有真正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与历史形式。由此导致了一种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纯粹数量上的理解，即基于完成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来加以理解的“实证论”。所以说，古典经济学“分析劳动的方法是本体论式与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15)。这也就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而政治经济学决不仅仅是实证科学，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缺少分析劳动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辩证法。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缺失的一环是由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补上的。
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在卢卡奇看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16)虽然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有些言过其词，甚至把黑格尔“马克思化”了，但黑格尔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是不争的事实。黑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它的发展“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17)对黑格尔来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日常经济生活的纷杂事务中，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规律——发现这种必然性的东西。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德国哲学的任务，他正是用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并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黑格尔这里，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实际证明和质料补充，政治经济学与其哲学同流合谋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古典哲学家那里，唯有黑格尔“在哲学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新生的政治经济学”(18)，所以说，“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19)。在此，我们以劳动和资本为例来具体阐述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一)黑格尔的“劳动”与“资本”
在卡尔·洛维特看来，黑格尔的思想演进中有三次以“劳动”为主题。(20)在耶拿讲演中，黑格尔主要强调劳动不是“本能”，而是一种“理性活动”和“精神的方式”，还处于对劳动的“哲学化”理解。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劳动来阐释主人和奴隶之间关系的辩证转换，开始从“哲学”转向“经济学”来理解劳动。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已经完全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使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这种造形加工使手段具有价值和实用”，这样，“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21)在此意义上，卢卡奇强调“黑格尔观点发展中的转折点正是与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关，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手段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黑格尔在研究亚当·斯密著作过程中最早产生的”(22)。在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中，他实际上已经部分猜测到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关系问题：劳动中客观的和普遍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需要、手段和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社会分工；个人劳动则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生产量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手段和技能的这种抽象化也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黑格尔还触及到了“劳动的辩证法”：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23)。但由于黑格尔根本上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劳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劳动。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他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只看到它的积极方面。对此，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在黑格尔这里“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24)因此，黑格尔最终只是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范畴，只是实现了对劳动的概念表达。
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这双重变革的同时代人，黑格尔既承认拿破仑在马背上实现了他的“世界精神”，也在哲学上认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立场”：“正如亚当·斯密一样，黑格尔接受了资本的有利方面，并极其敏锐地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融合到他自身的专横的哲学概念中。”(25)在黑格尔这里，他把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结合起来了。黑格尔试图让历史的动力在资本的永恒化展示的关节点上武断地终结，即黑格尔首先把历史作为一种无情的客观运动来把握，这种运动自身具有不会被幻想的主观设计和相应的唯意志干预所驯服的强制逻辑。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而持久的“资本”(财富)(26)。在此，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完全呈现于按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的有利方面所设想的哲学之中。在黑格尔这里，资本与理性“联姻”和“结盟”了，“理性的狡计”变成了“资本的狡计”，资本甚至取代理性成了统治现实的普遍永恒的“符咒”。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泛理性主义”，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事实，“这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27)。所以说，正是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证了资本作为人类历史及其可能制度的绝对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和顶点。黑格尔为资本穿上了“形而上学的外衣”，他的绝对哲学有幸拒绝了“具体商品拜物教”，却不幸保留了“抽象资本拜物教”。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动，而不像黑格尔那样视其为历史过程中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即使这种运动有其显著的和难以抗拒的全球性扩张逻辑，也应该是暂时的。“马克思恰恰是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28)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
虽然黑格尔没有达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水平，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作为最高和最终的“统治原则”成为抽象和支配力量，却是他要肯定的东西。“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黑格尔是以他当时形成的关于私有制的永恒性的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观念为出发点的。”(29)所以，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是这些抽象范畴却可以在现实中通过商品和价值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在马尔库塞看来，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30)黑格尔以最抽象的哲学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经济状况。但是，由于黑格尔始终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由此导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31)。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二律背反”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集中显现。可见，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至于它最终没能逃出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引力和矛盾。
在黑格尔这里，虽然他比其他古典哲学家更关注经济现实，但由于其真正关注的“中心”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逻辑学，所以他只视“绝对精神”高于一切，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以致认为一切存在物，经过思维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世界上的事物只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马克思语)，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逻辑范畴之中。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他只是为世界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黑格尔不能以现实的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只能发展“实体变主体”的哲学空想。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32)。由此可见，黑格尔还“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格斯语)，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表达”。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黑格尔哲学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三、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这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他关注的一对孪生主题。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伯尔基甚至称马克思思想起源的两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奠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之上。
(一)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曾公开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33)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的一个必然结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34)不过，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充实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35)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语)。而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是充分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36)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现的。
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开辟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视域。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37)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既不是具体的物，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物与物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衡量这一交换价值尺度的劳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38)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区分开。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分，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语)，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批评：当经济学家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了最终的东西，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却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39)。所以，正是马克思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从而把利润与剩余价值联系起来，才“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40)。对此，阿尔都塞也认为马克思“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在李嘉图使用收入分配这个词的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41)。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改造成了“剩余价值论”。实际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和学术术语的差异，而在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始终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所以，与其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旨是为了揭示支配经济行为和经济真相的本质规律，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缺失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发展中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辩证法原则”，而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其与取自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辩证法结合了起来。由此，马克思才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恩格斯语)，才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批判和超越，最终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语)。
(二)超越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革命，不仅仅是批判和超越了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上，列宁曾深刻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42)应该说，列宁的这个论断决非夸大其词，但并不全面。虽然早在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的草稿时，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3)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后，马克思又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44)由此可见，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材料加工的方法”和“表达方式”方面。但这一点并不否认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范畴，并且以“感性化的方式”把它们一直坚持运用到《资本论》中；也不否认作为一种基本“结构模式”，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用于历史演变理论和社会矛盾理论，并且它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逻辑语言”(45)。在此基础上，我们依然认可若没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就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为马克思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不仅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包括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逻辑学》中，而是体现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认：《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后来又强调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问题，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专门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关于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精神，黑格尔的传记作者罗森克朗茨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以贵族的激情用大量有趣的事例反对了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力图在竞争制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机制中拯救人的灵魂。”(46)虽然黑格尔最终没能拯救人类，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的这一“通过劳动拯救人”的理念深深激励和启发了马克思：正是黑格尔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经马克思改造为现实的“人类劳动”，为马克思提供了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并为其学说提供了强大的超越动力和革命自信心。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继承黑格尔的方法而不要他的精神，而是把两者都一起改造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仍有一种对于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解放的展望，即马克思所说的过去时代的结束和真正历史的开始：它一举结束了个人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劳动中的自我对象化与劳动产品和人的类本质之间异化的二元对立。对黑格尔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实现理性与现实在观念中的和解，所以他对市民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解决始终停留在思维范围内；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他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他紧紧抓住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理解为资本在形成自身发展形态的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来说，“概念”最终是在现实社会各对立关系的统一中才成为现实的。马克思恰恰是从概念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视域出发来解读这些概念，使它们真正具有了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使其“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范畴都是哲学概念。”(47)为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48)。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只是对其“逻辑学”的补充，而这一补充只不过是对“绝对精神”本身发展的某种“附加的东西”。针对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时所表现的保守性，马克思后来无情地揭露并摧毁了他称之为黑格尔理论之“中世纪精神”的东西。因此，单凭“逻辑学”，黑格尔依然无法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真正同时超越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给独立的“经济学”和“哲学”留下任何余地。对马克思来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9)而这一“抽象力”，就是实证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之路。这是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采取的“经验化”道路。如古典经济学家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所谓“生动的整体”开始，但最后他们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分工、货币、价值等“抽象的一般关系”，进而上升和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只不过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历史性的范畴和体系普遍化、永恒化了。第二条是“从抽象到具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之路。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先验化”道路。这条道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0)而黑格尔却把它当成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黑格尔陷入了幻觉之中。第三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返回到具体”之路。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化”道路。在马克思这里，具体通过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它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最后又回到表象中的具体，但这回表象中的具体“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具体的总体了。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51)由此可见，前两条道路是分别把“具体”和“抽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之路，而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把“具体”和“抽象”统一起来的辩证法之路。这一辩证法之路的实质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2)这才是真正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和解。对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公开承认：“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53)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就在于：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马克思并未彻底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充分肯定这决没有妨碍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要做的，就是在最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探寻这些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并适当地叙述出这些联系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语)。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实证性”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打通了黑格尔没能打通的古典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通道，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缺失辩证法这一环，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转换成了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批判，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所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个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拉萨尔语)。但马克思最终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马克思就是“马克思”(大写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32)。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7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页。
⑤转引自[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页。
⑥[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27页。
⑦[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10页。
⑧[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7页。
⑨[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⑩[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
(11)[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
(15)[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16)[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4页。
(1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4页。
(18)[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65页。
(19)转引自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20)[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358页。
(2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9页。
(22)[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第210页。
(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0页。
(2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384页。
(25)[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0页。译文参照了[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32页。
(27)[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53页。
(28)同上，第24页。
(29)[苏]伊·奥伊泽尔曼主编：《十四—十八世纪辩证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30)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3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3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4页。
(36)[俄]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3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1)。
(3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83页。
(40)[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41)[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42)[俄]列宁：《哲学笔记》，第15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4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45)[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46)转引自[德]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载《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补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47)[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4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
(5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22页。
(53)同上，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