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重点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随着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兵力配置上，从解放台湾的积极进攻转为维护沿海地区安全的单纯防御，以后又随着朝鲜战争进程的变化转换为积极防御。本文将就这一战略转换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作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 国家安全战略 解放台湾 东南沿海防卫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一个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进攻的重点和主要是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但朝鲜战争的不期而来，以及美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不得不中止解放台湾的既定计划和军事部署，并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对国家安全防卫战略和军事力量的配置进行了重大调整，从针对台湾的主动进攻战略逐步转变为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积极防御战略。

一、朝鲜战争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仅仅2天后的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即下令出动海军、空军援助韩国军队，同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6月30日，又决定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①]。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也迅即于6月28日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对中国台湾的军事干涉。双方在政治外交上的对

立对抗进一步加剧，并导致了军事上的直接冲突。

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美军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不能不予以认真对付。但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只能选择而一个战略方向与美国对抗：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国力积贫积弱，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进行反击的物质力量，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安全，也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只能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转向东北方向，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美国的军事介入导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不仅使美、蒋的海空军力量大大超过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也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政治外交支持大为增加，“台湾地位未定论”、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等论调一时纷纷出笼，从而加大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承认:我们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并于6月30日决定暂时停止解放台湾的军事战备工作[②]。尽管7月2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已经把三个军12万人集中到了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扮成朝鲜人进入朝鲜境内；还问到，苏联红军到时候可不可以提供空军加以掩护？说明出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已经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之中。但是否需要就朝鲜战争做出反应，应采取何种政策、何种方式，尚在严密观察和缜密思考之中，所以直到7月上旬仍未就是否介入朝鲜战争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③]。

1950年7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的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从这份会议出席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军兵种的负责人。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林彪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会议作出决定：到7月底将13兵团加强为4个军（38军、39军、40军、42军）并配属3个炮兵师调往东北地区集结。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有关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与会者的基本还是上述各部门的领导人。林彪再次发言，谈及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主要内容有：第四野战军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及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开展包括兵员补充、后勤准备和政治思想动员的战备工作。由于这些部队大多来自林彪原来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所以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两次国防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所以提名粟裕为入朝部队主帅，指挥由原第四野战军部队组成的东北边防军。考虑到当时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担任东南沿海地区之解放军部队的指挥员，承担解放台湾的任务，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先期组成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这一系列决定在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并给林彪看过，于13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即批示：立即执行[④]。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中旬，毛泽东向金日成的代表表示，朝鲜如需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四个军共32万人”。[⑤]

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青岛养病，不能赴朝指挥作战，而萧劲光、萧华二人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其说是已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的防卫，为防备朝鲜战争的扩大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未雨绸缪，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没有把军事工作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朝鲜战争上来。是否全面停止解放台湾的战备工作，是否需要把军事力量配置的重心完全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向，还将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再作出进一步决定，因此也还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中心完全从东南转向东北。因此，被视为解放台湾之前哨战的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屿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之中。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广东、浙江沿海的伶仃岛、三门列岛、万山群岛、嵊泗列岛。8月，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佳蓬列岛和南鹏岛[⑥]。同时，华东军区所属的二十四军、二十五军和三个炮兵师也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积极进行着解放金门的战役准备工作[⑦]。

由此可见，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按照既定的军事计划准备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军事任务。这说明，尽管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了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但中共中央在做出必要的政治外交反应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军事部署的同时，只是推迟了武装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并未完全放弃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未立刻停止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备行动。也就是说尚未完全将军事的重点、军力的配置转向东北方向，还没有完全改变既定的国家安全防卫方针，还没有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与转换。

当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进程使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警惕性。当时他每天一起床，首先要看的就是有关朝鲜战事的文件和东北边防军情况的文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7月末以后，美国加紧准备对朝鲜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的军事干涉。对此，毛泽东开始感到：朝鲜战争的前景“不容乐观”[⑧]，为了能在朝鲜战争发生对我不利态势时及时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中共中央一方面密切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不仅无限期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而且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解放台湾为目标的主动进攻战略调整为以沿海防御为主的军事防卫战略，对国家安全战略逐步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性调整。7月20日，华东军区发出关于加强沿海岛屿防卫和海防警备工作的指示；8月，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两省公安厅设立海防处，在苏北区、苏南区设立海防局[⑨]。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四十三军主力配置于雷州半岛，其中只留一个师驻守海南岛[⑩]。8月25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南军区，以国民党军队可能在潮阳、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登陆为假想事态，加强上述沿海地区的军力配置和防御措施[1]。到9月，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基本上完全转换到战略防御态势、最终建立起初步的沿海防御体系。

8月下旬，朝鲜战局发生变化。强弩之末的人民军南进攻势受挫，美韩军队的釜山防御圈渐趋稳定，朝鲜战场上呈现僵持局面，美军以日本为基地调兵遣将，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日益明显，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日趋警惕，参战意向开始增强，并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措施。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经不可能。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1] 5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高岗随即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8月18日，毛泽东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1] 19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两次会见苏联的尤金院士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只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又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1]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立即致信高岗，说：“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总参谋部对朝鲜战局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后判断美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性很大”。8月23日，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向周恩来汇报了上述判断，随后雷英夫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雷英夫的汇报之后作出3项指示：1、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战备工作情况，必须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保证随时能够出兵作战；2、把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朝鲜和苏联，建议朝鲜作好应付最坏局势的准备，采取主动后撤主力部队，加强仁川地区的布防等措施，供朝、苏方面参考；3、总参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意朝鲜战局的变化[1]。刘少奇也于9月21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至此，为防备朝鲜战局的逆转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共中央最终调整了东北、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军事部署，明确提出了派兵入朝参战的构想。8月26日，周恩来召集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的第三次国防会议，通报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和总参谋部对美军动向的研判，他着重指出，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并提出“如果出国作战，主要对像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1] 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前景“不容乐观”的估计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判断美军的军事行动可能于9月底前后进展到中朝边境地区，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中国军队一旦赴朝作战，将主要以美军为作战对象。

鉴于敌我力量对比较为悬殊的现状，毛泽东考虑再向东北调动8个军，使东北边防军达到12个军的规模[1]。根据代参谋总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1、将中南地区的五十军开赴东北，加入东北边防军的战斗序列。2、将华东军区主力、准备用于攻打台湾的第九兵团的三个军（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西北军区的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这两个利于大兵团机动部署的大动脉的沿线，令他们作好战斗准备，作为第二梯队，随时准备赴朝参战。3、加快建设特殊技术兵种，增编三个坦克旅、四个飞行团、十八个高射炮团、十个军的直属炮兵团。4、制定防空计划，把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沿海大城市，担当对空防卫任务，防备美蒋的空中袭击。5、把靠近朝鲜的东北南部地区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迁往相对安全的东北北部地区[1]。此时，中共中央虽然还未明确作出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正式决策，但军事力量的配置和战备工作的重心已经明显向东北这一战略方向倾斜。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成功，随即向北大举进攻。不久即攻占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使得出兵朝鲜问题终于成为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的最重要议题。中央军委正式下令：推迟进攻金门、台湾。毛泽东致信高岗：“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1]。9月29日，毛泽东指示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这很明显是因为，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引发中国所处之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虽然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出兵朝鲜，但很难对朝鲜战争所需要的时间作出较为精确的预测，也无法预计何时可以重新回复到解放台湾的主动进攻性军事战略，因此才有“不说任何时间”的指示。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告之中国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2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解除准备攻打金门的解放军部队的攻击任务[22]。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中央军委解除了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渡海进攻作战的攻击令，标志着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终于作出了从东南转向东北、从主动进攻转向沿海防御的重要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军事战略完全转入防御态势。

二、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军事战略的转型

在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大框架和国际安全格局演变的大背景之下，新中国东南沿海防卫战略的确立和防卫体制的形成与朝鲜战局的变化、美蒋军队的动向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美蒋军队是否会趁中国的军事中心和军力配置转向东北之机、联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如果会的话，大概会在何时、在何地、发动何种形式、何种规模的进攻？这是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权巩固构成最大威胁的问题，因此必然成为在设计国家安全战略和确立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与防卫体制时，不能不加以详尽考虑、认

真筹划的重大安全问题。

有鉴于此，1950年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如何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和军事设施，以防备和反击美蒋军队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11月17日，毛泽东要求华东局、中南局在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同时，以美蒋军队的登陆进攻作为假想事态进行军力配置和作战准备[23]。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美蒋军队可能登陆的地点包括浙江沿海和广东、福建的潮阳、汕头、海陆丰等地；可能攻击的要点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24]。而当时驻守在上述地区的解放军军力明显不足。比如，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广东省除四十三军外仅有地方部队的六个师，如要防卫广东、广西两省的沿海地区、并防备和反击美蒋军队的大规模登陆，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毛泽东在11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在5个月之后，广东驻军应从三个军增强到七个军[25]。同时，考虑到美蒋军队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形式很可能首先是由空军进行的空中打击，所以大城市的防卫重点在于防空，要加强防空兵力和武器，建构严密的防空体系，防备美蒋空军的轰炸，保卫大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安全，当然也不能排除蒋军登陆的可能性。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11月4日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蒋军很可能有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夺取上海的意图[26]。19日，华南情报局也提交报告指出，最近盛传美国向台湾派遣了2000名空军作战人员，将可能以蒋军名义，对大陆沿海城市进行空中打击。中央军委认为这种可能性很高，要求东南沿海各军区加强防空兵力和武器，完善防空体系，决不能对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掉以轻心[27]。

同时，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在大陆内地依然活动猖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特别是在福建、广西等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匪，一旦美蒋军队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登陆进攻，土匪武装必将会在解放军防线后面制造反革命暴乱，进行破坏和袭击，配合美蒋军队反攻大陆的正面进攻。因此，解放军也有必要在加强东南沿海地区防卫体系的同时安定后方，尽快彻底肃清残余土匪，所以剿匪工作也是加强东南沿海防卫体制的重要一环。

东南沿海地区防卫战略的转换、防卫体系的建立和防御兵力配备的调整，又与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51年，经过第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将美韩军队打退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一度夺回了汉城，美国甚至准备在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从朝鲜半岛撤军。为挽救败局，远东地区美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主张动用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大陆，使中国在东南和东北同时遭到进攻，陷入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1951年1月8日中央军委得到的情报说，国民党军队20----25万人准备对厦门和汕头发动登陆作战，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麦克阿瑟充分研究了这一计划，将于1月底解除限制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禁令。对此，毛泽东于13日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和邓子恢，认为蒋介石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的“可能性非常高”，并指示中南军区，向汕头、海丰、陆丰等地调动2个军，华东军区在福建省配置4个军[28]。

由于解放军大量兵力赴朝参战，无法向东南沿海地区投放更多的部队兵员和兵器装备，特别是缺乏用于海空作战的特种兵力和技术兵器，中央军委要求华东军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完成战区防卫任务。毛泽东致电陈毅表示“由于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能在华东军区配备空军”，“华东全军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不能期待外来援助”[29]。华东战区解放军因此决定沿海地区防卫作战的重点为，在沿海地带大规模建设各种防御工事，以求歼来犯之敌于海面或滩头。但这种战术思想和防御方针显然并不符合毛泽东历来提倡的“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所以毛泽东于1月24日致电中南、华南军区批评“歼敌于海上或滩头”的战术战法是“畏敌如虎”[30]。在另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建设防御工事的做法和歼敌于海上或滩头的作战方针，强调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解放军传统作战方法和战术方针的有效性，要求在美蒋军队登陆之际，引诱敌军至内陆地区后再包围全歼之，并强调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方法”[31]。毛泽东与东南前线解放军指挥官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对于在有大量海空军参战、大量使用现代化兵器的登陆和反登陆作战中，解放军传统作战方式和战术方针是否仍然有效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当然，东南前线解放军指挥官之所以决定在沿海地带大规模建设各种防御工事，采用歼来犯之敌于海面或滩头的战术战法，也有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当时，解放军大批部队调往朝鲜战场（已从中南军区调出十三兵团和五十军，从华东军区调出九兵团；由华东军区陆军改编的航空兵第十、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共5个师，也于1951年底赴朝参战），尤其是未配备在反登陆作战中至关重要的空军，使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军在遂行反登陆防卫作战的时候，面临着海防线漫长、配置相对分散、整体兵力不足和无法掌握制空权等诸多困难。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说明：1、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面临美国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性威胁，但确实没有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以进攻方式来对抗美国的力量，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和最大量资源展开进攻，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实施防卫战略，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东南沿海地区的以解放台湾为最终目标的进攻性战略，转变为防备美蒋军队登陆作战的防御性战略的根本原因。

2、在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中，东北（朝鲜战争）与东南（解放台湾）两个战略方向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必须把军事力量和兵器装备优先配置于主要的战略方向；这不仅使新中国当时无法集中必要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也使得东南沿海的解放军即使遂行防卫战略，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之后，仍然面临着许多因技术力量和物质手段不足而产生的困难。

到1951年上半年，美蒋军队仍未发动对大陆的大规模登陆进攻，而朝鲜战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斗虽然仍在激烈进行之中，但交战双方均出现了停战谈判的意向。4月，积极主张以美国海空军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了职务。6月，中方也对停战谈判表示出积极的意向[32]。朝鲜战局的这一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军指挥官均认识到，即使美蒋军队联合对大陆发动登陆进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至少进攻的规模要比当初设想的为小，因而有必要依据安全形势和敌情变化调整解放军的防卫体制和防卫态势[33]。随着福建、广西等地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剿匪部队逐次投入东南沿海防御体系，从各地调来的部队也都相继就位，最终形成了东南沿海地区以反击敌军登陆、消灭登陆之敌为目标的3重防线的防御作战体系。即：第一线，由边防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担任海岸沿线的守卫和警备；第二线，在海岸线的后方配置解放军的机动部队，一旦第一线发生紧急事态，即可迅速出动支援前方；第三线，在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区部署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彻底包围并歼灭任何敢于深入内陆的入侵之敌[34]。这种三重防线的兵力配置和防卫体系，体现了毛泽东“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思想和作战方针。

三、朝鲜战争与构建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

尽管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反击美蒋军登陆作战为重点的三重防线的陆上防卫体系，但实际上，当时美蒋军对大陆更现实的军事威胁与其说是来自海上的登陆作战，不如说是来自空中的袭击轰炸，因此加紧建立和完善防空体系就成为确立和形成东南沿海地区防卫战略和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已经认识到加强防空力量、建设防空体系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变，以及美蒋空军对

大陆沿海地区城市频频进行的骚扰轰炸，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上述认识[35]。

1、建设防空体系的迫切性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守东南沿海岛屿和华南、西南地区，同时倚仗其空军海军优势，利用台湾和东南沿海等地的军事基地，对上海等大陆沿海主要城市进行轰炸与封锁，试图给新政权制造困局和乱局，寻找反攻大陆的可乘之机。1949年10月—1950年3月，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杭州、福州、广州、南京、宁波、青岛、徐州、南昌、镇海等城市均遭受过国民党空军战机的轰炸，其中仅1949年6月至12月，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区空袭就达4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伤害和损失。特别是1950年初，国民党在台湾草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的发电厂、码头、铁路等主要目标反复进行大面积轰炸。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定海、岱山等地机场出动四批十七架飞机，沿黄浦江飞入上海市区，以美商杨树浦上海电力公司、华商南市发电厂和闸北发电厂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轰炸，共计投弹八十四枚。轰炸造成上海电力设备损坏高达五分之四，全市电力负荷瞬间从十五万千瓦下降到四千千瓦，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失去电力供应，十里洋场漆黑一片，高层建筑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银行倒闭，市场萧条；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交通指挥系统部分失灵，交通秩序混乱；潜伏的特务趁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郊区也发现少数武装特务恣意暗杀抢劫；这一远东大都会一时陷入困境，即为震惊中外的上海“二六”大轰炸。轰炸导致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448人（其中伤860人，亡583人，失踪5人），毁坏房屋共1180多间，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然而，当时上海市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紧急抢修、限制用电、打击特务、交通管制、宣传动员甚至迁移工厂等被动措施，无力也无法防备和对抗国民党飞机的空袭。此后，国民党空军出动战机连续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如十五天之后的2月21日，又有国民党飞机九架窜入上海市区，轰炸闸北水电公司，炸死炸伤民众十余人，发电厂设备再次受到破坏。[36]面对这一突发灾难造成的严峻考验，迅速建立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组建防空部队进行反轰炸，成为当时保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任务。

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当时上海的防空力量极其薄弱。虽然淞沪警备司令部1949年7月已经成立防空处负责上海的城市防空，但所有装备仅仅包括两部因技术人员水平低而无法工作的旧雷达，在浦东及市区建立的七八个目力观察哨，以及配置在市区中心高楼上、负责保卫党政机关驻地的三个高射机枪连，其余重要地点仅由射程一千多米的轻、重机枪守护，对高空的飞机基本上无法构成威胁。陈毅市长不得不承认：“1949年5月27日，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1949年11月底，中央军委派新组建的第十一、十四两个高射炮团拱卫上海。“二六”大轰炸后，中央军委于2月8日紧急调派华北军区高射炮第十七、十八团进驻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等要害地点。但由于在雷达探测技术、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兵器使用熟练程度、防空作战经验等方面均有所不足，高射炮部队依然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对空防御体系。

当时毛泽东远在莫斯科，1950年2月6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汇报了上海“二六”大轰炸的情况。2月7日刘少奇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苏方立刻答应了中国的请求。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胸有成竹的毛泽东于17日致电刘少奇：“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指示“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强调“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上海全市总动员突击修建和扩建江湾、大场、龙华、虹桥等机场，尽力改善机场条件，以适应苏军喷气式飞机的起降。陈毅号召：“以移山填海的气魄，排除困难，争取时间，像打淮海战役那样，打赢上海防空这场新的战争。”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出四个团共一万多人担任各机场以及分散在各处的探照灯、雷达部队驻地的警戒任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一旦志愿军赴朝与美军展开作战，美国政府也一定会动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动用海军攻击大陆沿海地区，因此必须在防空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37]。

2、防空体系的建设与苏联的援助

防空体系的建立和防空力量的整备包括空中和地面两大方面，主要还是空军。但当时解放军空军初创伊始，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指挥协调、作战能力、以及装备和人员上，都存在相当的困难和不足。为了在朝鲜战场上消除和减轻美国空军的空中威胁，保护地面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基于“朝鲜战场第一”的考虑，首先把刚刚组建的、有限的解放军的空军力量派往朝鲜战场，因此在东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配备空军力量。毛泽东曾致电陈毅表示：“由于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能在华东军区配备空军”，“华东全军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不能期待外来援助”[38]。因此，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组建和构成主要是依靠地面的高射炮兵部队（包括探照灯、雷达、对空监视等部队），以地面炮火的区域化、密集性、协同作战、重点防卫，来对抗美蒋空军的空中威胁。

1950年春季，建设防空体系的相关工作迅速展开。2月8日，中央军委紧急调动正在防空学校受训的高炮第十七、十八团到上海担负防空作战任务。[39] 2月11日，上海市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40] 2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各军区设立防空司令部，在主要大城市和重要工业区设置防空监视所。[41] 3月中旬，上海市防空司令部成立。到5月11日，驻上海市防空部队总共进行防空作战4次，击落敌机5架。[42] 7月4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指示各军区：鉴于美军在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场的动向，有必要不分昼夜地进行对空监视警戒，强化防空体系，防备敌军空袭[43]。早在1945年11月，解放军就编成了第一支高射炮部队，但高射炮部队的发展壮大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形成和防空力量的加强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由于防空军、高射炮是技术兵种，所以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对于从陆军部队转型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1949年，为攻打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以及军队防空作战，都需要特殊兵种和技术装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加强对华军事援助。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苏联军事专家。1949年10月初，苏联军事总顾问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北京，截至1949年12月末，共计有超过1000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44] 苏联专家们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短暂的期限内，着手创建了多所六年制技术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飞行员、坦克手、炮兵、高射炮兵，帮助人民解放军官兵迅速掌握作战技能、熟练使用技术装备，尽快形成实际作战能力。

当国民党空军用空袭来威胁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组建防空部队，苏联政府也给与了巨大的援助，苏联专家们积极参加了击退来犯敌机、保卫和平城市的战斗。1949年8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杨尚昆、杨立三等人的建议，决定尽快编成十个高射炮团和十个高射机枪团，担负东南沿海地区各城市的防空任务。1950年2月9日，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河南军区第二警备旅直属机关合并，成立高炮第一师，驻守武汉[45]。4月12日，在东北军区第4、第5高射炮团的基础上，编成高射炮第2师，驻守沈阳。5月13日，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陆军第一百师合并成立高炮第三师，驻守上海。[46]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正式形成。1950年8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扩大防空军的命令。9月7日，时任中央军委炮兵部副司令的苏进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到10月份编成十五个高射炮团，年底前分别部署到十个大城市。10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国防空计划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国各地防空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同时请求苏联援助十五个高射炮团的全部武器装备，苏联政府应允提供了十五个高射炮团的全部武器装备。

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领空，苏联部长会议于1950年2月通过决议，组建苏联防空部队（группа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группировка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参加上海防空保卫战，苏联防空军积极参加了击退来犯国民党空军、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率领苏联防空部队的是著名的苏联将领、时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П.Ф.巴季茨基中将（1968年晋升苏联元帅），副司令员С.В.斯柳萨列夫（Слюсарев）中将，负责指挥第一零六歼击航空兵师；С.Л.斯皮里多诺夫（Спиридонов）上校，负责指挥第五十二高射炮师。这支承担首都莫斯科防空任务的苏联空军精锐部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考验，全军共三千五百人，由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司令员巴季茨基中将领导的指挥部、第一零六歼击航空兵师、第五十二高射炮兵师、探照灯团、无线电技术营。主力第一零六歼击航空兵师有三个团，其中包括时年三十岁的阔日杜布等多位“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2月19日，苏军指挥班子抵达上海，会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后，即在虹桥路设立指挥所。根据中苏双协议，苏军担任从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以上海虹桥机场为中心、一百五十公里半径以内地区的防空任务（但向东不能超过海岸线）。3月7日起，第一零六歼击航空兵师陆续集结于徐州机场。3月20日起，两个航空兵团开始直接防卫上海。其余战机暂留徐州机场，攻击参与封锁沿海的国民党海军舰只。苏联空军相对于国民党空军具有明显优势，因而迅速扭转了战场态势。从3月13日至5月11日，在不到两个月的作战中，以空军为主的苏联防空部队为截击敌机、掩护上海机场和其它目标，先后共计升空二百三十八架次，取得了六战六捷、8∶0的辉煌战果，牢牢掌握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空权。在一系列以国民党飞行员失败而告终的空战之后，对上海地区的空袭逐渐减少并终止了。[47]

苏联空军在保卫上海空中安全的同时，还为中国空军紧急培训飞行员，指导中国军人掌握苏联防空技术。为早日实现人民空军保卫领空和解放台湾的目标，1950年6月19日，中国空军第一支作战航空兵部队——混成第四旅宣告成立，下辖两个歼击机团（第十团、第十一团），一个轰炸机团（第十二团）和一个强击机团（第十三团）。第十团和第十一团先后于7月25日和29日进驻上海。经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苏军防空军将全部装备有偿转让给中国，并帮助培训进驻上海的两个团，改装米格—15和拉—11战机。第十团驻大场和虹桥机场，接收苏军第二十九团的米格—15战机和训练。第十一团驻江湾机场，接收苏军第三百五十一团的拉—11战机和训练。华东军区从华东军政大学本科学员和干部中抽调一千一百余人到上海组建探照灯团，接收苏军探照灯装备。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到10月中旬，各作战单位初步掌握了改装机型的驾驶技术，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双机和4机编队。1950年10月，苏军将其在上海的全套防空系统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17日，陈毅等上海和空军领导人代表中央军委主持了正式接收苏军防空军装备的仪式。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空军混成第四旅两个驱逐机团从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正式承担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至此，苏联空军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防空军胜利完成了在上海的空中设防和训练空军飞行员的任务，于10月下旬分批离沪回国归建。苏联防空部队及飞行编队撤出后，其中一部分编组成歼击航空兵第六十四军，负责掩护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北部的志愿军和战略目标。1946年----1950年，苏联军人、苏联专家在中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期间，共有九百三十六人牺牲或因伤病而死。其中包括：军官一百五十五人，军士二百一十六人，士兵五百二十一人，文职专家四十四人。[48] 为感谢苏军防空部队为保卫上海作出的贡献，表彰其辉煌战果，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苏联防空军全体指战员颁发了特制的“上海防空纪念章”。

到1950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了二十三个高射炮团，到1951年底组建了二十六个高射炮团、六个独立高射炮营，防空军总共拥有高射炮九百七十五门。优先配置高炮部队的两个重点地区：一是作为朝鲜战场大后方的东北地区，二是重点防范美蒋军登陆作战和空袭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与国家安全战略和军力配置的两个重点方向相符合。1951年1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城市高炮部队番号的命令》，当时已组建的二十三个高射炮团分别配置于五个大军区：华东军区六个，中南军区三个，东北军区八个，华北军区五个，西南军区一个，其中共有九个高射炮团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占总数的39.13%[44][49]。防空体系的重点所在于此也可略见一斑。随着美蒋对大陆空袭频度的变化，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任务有所加重，所以到1953年初，又在华东军区和中南军区分别部署二个、三个高射炮团。此后的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这十四个高射炮团一直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50]，特别是集中部署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或预计国民党军队可能登陆的福建省的汕头、厦门等地。随着海南和舟山的先后解放，国民党失去了空袭上海的前沿基地，对上海的空中威胁就此终结。

防空军高射炮部队的迅速部署无疑为保卫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和居民的安全，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轰炸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因为解放军的高射炮部队几乎都是由陆军在短期内、经速成训练改编而成的，在技术的熟练运用和武器的熟悉程度方面相对而言有所不足，一时难以形成强大、有效而完善的防空作战能力。如：仅上海一地，误报敌机来袭的事件就有四十余起；仅1952年1月，就有敌机四百五十二架次、共三百二十一回侵犯华南军区的防空区。因此，为了提高各高炮部队的防空作战能力，根据总参谋长的指示，组成了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梁军为首的检查组到上海等地进行检查，总参谋部要求树立以“击落敌机”为目标的作战思想。从1952年4月开始，防空军各高射炮部队轮流开赴朝鲜战场，在实战中提高作战技术、积累作战经验。到1952年底，驻守东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中，已有五个高射炮团轮流赴朝作战，另外还有六百六十二名高射炮部队的干部和军官，分五次赴朝参观实习[51]。

总之，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建立是以高射炮部队的建设和扩充为中心的，尽管因为是新组建部队，在现实作战能力上还有所不足，但在东南沿海地区没有配备空中力量的情况下，通过高炮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强化和作战经验的不断增长，不仅建成了较为完善和严密的防空体系，而且为保卫祖国领空、打击来犯之敌、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

四、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地区防卫战略的变化

1950年代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有一个从专守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化的过程。

建立东南沿海地区防卫体系的初始动因，是为防备美蒋军队从空中和海上对大陆发动的袭击。但实际上，以两栖登陆作战形式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的只是国民党军队，并无美军参加，而且作战规模远不如预想的那样大。1951年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岛屿的攻击，几乎都是三百五十——五百人的营级规模。对付这样的来犯之敌，根本用不着驻守在第二线的解放军机动部队，只须第一线边防部队和民兵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击退或消灭之[52]。本来在1950年6月以前，国民党军队已经从浙江沿海岛屿撤退，美军进入台湾海峡之后，国民党军队又夺回了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1951年9月，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浙江沿海国民党军指挥官，所部一万多人，随后逐渐加大了对大陆沿海岛屿进行骚扰袭击的规模。1952年3月28日，国民党军一千多人从大陈岛向白沙岛发动进攻。6月10日，又向温岭附近的黄焦岛发动一千二百人规模的进攻。驻守各岛的解放军守备部队在来自大陆的支援下击退了所有来犯之敌[53]。这些战例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解放军建立的东南沿海防卫体系有效地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袭击，成功地保卫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2、国民党军队尽管对大陆沿海岛屿发动了多次袭击，但规模都不大，而且均被解放军在未动用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击退，说明国民党军队并不具备对大陆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由上述2点又可以逻辑地进入以下考虑：既然现有的防卫体系足以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既然国民党军队不大可能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那末是否可以调整东南沿海的防卫战略，把等待敌人进攻的消极防卫战略转变为适时反击的积极防御战略呢？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这一问题进入东南沿海解放军指挥人员的思考和视野之中。

朝鲜战争进入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的阶段后，战局和战线趋于稳定，东南沿海解放军以“待敌来攻，歼敌于内陆”之战法为主的防卫战略也开始向积极防御、择时反击的作战方针转化。1952年7月，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研究拟订解放浙江、福建沿海各岛屿的作战计划[54]。即把等待国民党军队进攻，然后诱敌深入，在内陆地区包围歼灭之的作战方针，改为主动寻找战机，通过渡海登陆作战，对盘踞沿海各岛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从根本上解除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威胁和骚扰。7月27日和10月19日，福建前线第二十八军和广东驻军，先后对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浮鹰岛和南鹏岛发动攻击，几乎全歼驻岛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这两个岛屿[55]。这一积极攻势行动，先发制人地发起打击的战法，说明东南沿海解放军的防卫战略已经转为“积极防御”的方针。依据“积极防御”的防卫战略和作战方针，东南沿海解放军从1952年秋季开始对“待敌来攻，歼敌于内陆”的既有防卫体系进行了积极的调整。9月，华东军区陆军部队开始更换新装备[56]。经过朝鲜战争考验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相继归建华东军区，并接替调往朝鲜战场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承担了华东沿海地区的防卫任务[57]。从朝鲜战场调回国的空军部队也逐步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大大改善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体系，加强了解放军遂行进攻性战斗任务的作战能力[58]。因此1953年1月到3月，华东军区第三十一军对金门等岛屿进行了炮击，5月又主动进攻盘踞浙江沿海各岛屿的国民党军队[59]。在“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系列沿海夺岛作战行动，为以后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转入积极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入1954年，按照毛泽东制定的“三阶段”解放台湾的战略设想,解放军初步拥有渡海作战能力和掌握制空权力后,即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扫清外围”的战斗行动,按部就班地解放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东南沿海各岛屿。华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暂停攻打金门的指示,提出了“先浙后闽,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60]。8月11日,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27日,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地区解放军随即展开了积极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9月3日和22日,福建前线解放军炮兵炮击金门,击沉、击伤国民党海军舰艇七艘,摧毁其炮兵阵地九处。11月1日----20日,解放军空军连续轰炸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11日,总参谋长粟裕命令华东军区:为打击蒋介石的卖国行径,为迫使《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我国沿海岛屿,必须更加积极地打击敌人。14日, 解放军海军鱼雷艇队在浙东沿海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护航驱逐舰—-一千四百三十吨的“太平号”和“洞庭号”炮舰。12月21日,解放军空军再次轰炸大陈岛,击沉国民党海军大型军舰—-“中权号”登陆舰。在给予国民党军队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中央军委认为渡海作战、解放沿海岛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1955年1月进攻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1955年年初,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开始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行动。1月18日,三军协同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台湾当局大为震惊,2月8—12日,驻守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军一百三十二艘舰艇、五百多架飞机、四万五千万人的掩护下,撤离大陈岛。到2月25日,浙江沿海的各个岛屿全部获得解放,“为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胜利大军随即挥师入闽,兵锋直指金门、台湾[61]。

五、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与海洋安全战略的思考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与转换，即包括战略方向的转换，也包括军力配置重心的转移以及军事方针和作战方式的调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重点是解放金门、台湾等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东南沿海各岛，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采取了积极备战、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积极进攻战略。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在东北方向上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变得更为现实和迫切，而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给解放台湾带来了最大的外来障碍，中共中央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将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重点从东南方向转向东北方向，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军事防卫战略也随之由进攻性的渡海作战方针转为防御性的反击登陆之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到，美蒋军队对中国大陆发动的武装进攻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即：从海上对沿海地区的登陆作战和从空中对沿海大城市的袭击轰炸，所以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和防卫体系也针锋相对地包括两大重点：以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登陆作战为任务的地面三重防线配置，以高射炮兵为主体的地面防空体系。但1951年4月以后，随着积极主张动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大陆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职务，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可能性也随之大为降低，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和作战方针也随之转变为以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小规模、骚扰性的登陆作战为主要目的。有鉴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地区及其岛屿的几次进攻均被边防军和民兵击退，部署在内地的解放军主力几乎未曾动用，加上朝鲜战局趋于稳定，交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以及解放军空军力量的配置从集中于东北地区转为向南逐次配备于东南沿海地区，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力量大大增强，所以从1952年夏季开始，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又从单纯防御战略转变为积极防御战略，在积极练兵备战的同时，演练陆海空三军协同下的两栖作战方式，准备以渡海作战的形式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屿。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政府迅即作出重大外交政策转换，改变了对朝政策，积极谋求在谈判桌上解决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中朝方面也不得不跟着转变政策方针，依照苏联制定的步骤，“改打为停”，积极推进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朝鲜战争走向结束。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再次把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重点转向东南方向，东南沿海地区解放军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打击盘踞在沿海各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从1954年秋季开始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到1955年初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等岛屿。为解放台湾准备了有利条件，也标志着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重新转入积极主动的进攻性战略。

本文简单探讨了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中国的边防与海防----两者之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即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转换的因果关系，以及朝鲜战局的变化对中国政府的边防战略和海防战略有什么影响的问题，但这仅仅是极为粗浅的管窥之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的这一段历史说明：外部威胁或外来因素历来是中国制定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同时存在和发展演变，促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现代国家安全战略兼具内陆与海洋的双重特征和内涵，并根据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将更多地来自于海洋方向的现实，调整国防政策重心从陆防为重转向海陆并重。中国虽然是一个大陆国家，但拥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海域，无疑拥有巨大而广泛的海洋利益，海洋的安全和开发，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具有毋庸讳言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后冷战时代，中国与邻国存在的海洋主权争议有所激化，中国的海洋资源被掠夺、海岛礁石被蚕食、海洋水域被瓜分、海洋安全空间被压缩的情况日趋严峻，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海防战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外来安全威胁，中国如何认识、研判和应对外部威胁，则主要取决于对自己力量的考量，自己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了中国外交应对外来威胁的政策重点和策略方式。体现在海洋战略上，就是“攻势防御”的战略思想。“攻势防御”就是说，海洋安全的防卫，从防御开始，但绝不能止步于防御，要随着海洋利益的拓展延伸和海洋力量的强大，逐步从海岸走向近海，从近海走向远洋和深海。

注释：

[①] 神谷不二：《朝鲜战争--中美对抗的原形》，中央公论社1966年，第36-39页。

[②] 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

[③] 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77-80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416页。

[⑤] 转引自，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⑥] 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7页。

[⑦]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⑧] 齐德学：《朝鲜战争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⑨]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112,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444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480页。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4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428页。

[14] 转引自，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15]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25页。

[16]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25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454页。

[18]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9]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536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545页。

[22]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13--614页。

[23]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149--150页。

[24]《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667页。

[26]《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677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24—25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34页。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7--69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85页。

[3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下卷第741--742页。

[33] 浅野亮：《未完成的台湾战役—战略转换的过程与背景》，《中国研究月报》1992年第527号11页。

[34]《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324—325页。

[35] 安田淳：《中国建国初期的安全保障与朝鲜参战》，庆应大学《法学研究》1994年第67卷第8号第51页。

[36]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86—87页。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539页。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34页。

[3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324—325页。

[40]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41]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4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上)第355页。

[4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548页。

[44] （译自俄罗斯“士兵”网站http://soldat.ru/doc/casualties/book/chapter6.html#6_）《20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苏联阵亡军人》，Военные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之《中国国内战争（1946-1950）》

[45]《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46] 李俊亭、杨金河主编：《中国武装力量通览（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47]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 П。Ф。Батицкий（1910。6。27 - 1984。2。17）苏共党员（1938）、苏联英雄（1965）、苏联元帅（1968）。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苏共中央委员（1962）、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师长、军长。1965-1966年任第一副总参谋长，1966-1978年任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阵亡的苏联国际主义战士的坟墓得到了细心的关爱，保存完好。

[48] 译自俄罗斯“士兵”网站http://soldat.ru/doc/casualties/book/chapter6.html#6_《20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苏联阵亡军人》，Военные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之《中国国内战争（1946-1950）》

[4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页。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572页。

[5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上)325--326页。

[53]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54]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页。

[55]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页。

[56]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5页。

[57] 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史编辑室：《第三野战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

[58] 空军大事典编审委员会：《空军大事典》，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80--783页。

[59]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4页。

[60] 浅野亮：《未完成的台湾战役—战略转换的过程与背景》，《中国研究月报》1992年第527号11页。

[61]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8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