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认识清楚了大学的学风已败坏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我也就无愧于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了。

——杨祖陶：《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

今天中午十二时许，手机上突然显示我的师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晓平教授来电，我一看就感到大事不好，匆忙中接听电话，果然不幸的消息传来，晓平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杨老师今天早上去世了。就在几天前，复旦大学的邓安庆师兄在微信上告诉我说杨老师病重住院已十多天了，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杨老师毕竟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恐怕很难躲过这一劫，因此我对杨老师的远行还是有所心理准备的。但是即使这样，现在闻听到晓平传来的消息，一下子还是难于接受，一时间，入杨门二十三年来的点点滴滴，如海浪般从心底里翻卷出来，突然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慈祥和谒的杨老师，再也看不到他含蓄温润的微笑，再也无法聆听他娓娓讲说西南联大的陈年学术旧事，终于控制不住的热泪哗哗地流出来了。

我对杨老师的了解是从1994年入杨门开始的，而杨老师从此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指路明灯。杨老师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真正的学人，他深知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时代学人应该如何自处。百多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学人一直在如何处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以及学术与政治问题上张皇失措，不得善终，我觉得，杨老师却深得其中三昧。他将几乎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是因为如果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成果进行深度分析与消化，中国学术只能永远在浮浅的层次上徘徊，永远不可能象朱熹那一代学人成功完成对佛教的消化与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中国学术高峰一样而完成对西方学术的消化和吸收形成又一个中国学术高峰。因此杨老师决不是那种追逐时髦的浅薄的学人，他是那种沉潜到学术深海的伟大的智者。也正因此，在学术与政治的问题上，杨老师决不会浅薄发声，他对政治对学术的控制深恶痛绝，而他沉潜到学术的深海，呕心沥血，正志在为现代中国学统开新局。我常常感到，杨老师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情结，那是一种敬畏学术、学术至上的情怀，虽然在杨老师的漫长一生中，西南联大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他却珍爱有加，可以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他整个一生都沐浴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光辉之中。我甚至觉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少有的思想解放时期，在东湖之畔，在珞珈山上，在武汉大学，杨老师和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一起开堂讲道，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乃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学术佳话，现在我想到，也许在杨老师心里，这一段时光，可能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再现呢。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

因为极偶然的原因，十多年前，我离开了中国学术的主流，自我流放到中国学术版图的最边缘地带，虽然如此，十多年来，我经常认真研读杨老师的著作，从中吸取知识、智慧与力量。但极惭愧的是，我没有象赵林、邓安庆、曾晓平几位师兄那样，沿着杨老师所开创的学术大道走下去，也正是有感于此，我一直想对杨老师的为学为人有所写作，题目多年前就想好了，定为《为学要在正道上行》，我试图写出我心目中所理解的杨老师所践行的学术正道，然而我最终还是未能写出来，看来这个论题只能留存于心了。

中午晓平电话中同时告诉我说，师母萧静宁教授决定杨老师丧事从简，严禁弟子们返汉，本来我这几天时刻准备着回武汉为杨老师送行的，但现在知道不能了，于是想起曾经写过的两篇有关杨老师的旧稿，一篇是2006年写的《杨门十三载记略》，一篇是2009年写的《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这两篇旧稿在学术与人生之间，可从一个方面映出我对杨老师的一个侧面的认知，现在重刊这两篇旧稿，为杨老师送行吧！

杨老师一路好走！如果有来生，我们再续师生缘！

魏敦友，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