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是谁？假设你在王府井大街发问卷调查，不会有几人回答得出。普通老百姓不用说了，就连笔者，也是在听了冯其庸的推荐，才知其大名，跟着去看韩石山的《张颔传》，才知其业绩。
张颔是大师吗？这要看和谁比，以及比什么。和饶宗颐比，仅就古文字学而言，张颔要胜一筹，他1976年出版的《侯马盟书》，深获中、日考古界、学术界的推崇；就诗词、书法、绘画、篆刻而言，张颔也是高手，即使不能说胜过饶宗颐，也是各有面目，自成千秋。兹举一例，本书写饶宗颐的第一节，就是“遐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正是这家西泠印社，2004年秋特邀张颔加盟，这是该社成立百年来吸收的山西省第一位社员；说到学问的广度、跨度，张颔不及饶宗颐；至于知名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张颔的知名度为什么这么低？大致可作如下分析：一、专业面窄。古文字学、古地理学、古史学，属于冷门，出了那个小圈子，极少有人关注；二、地域偏，职务低。张颔若不是生活在山西，就难以享受它特有的资源，也就没有后来的《侯马盟书》，这是得天独厚。但山西毕竟只是一省，在学术上处于边缘地位，他在省内的位置，也只做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姚奠中曾官至省政协副主席），搁在当地，大小算个人物，搁在全国，就淹没无闻了；三、出身孤儿，自卑兼自敛，淡泊成性，大隐于市，刻意和媒体拉开距离。除了在央视《大家》栏目做过一回客，张颔平常很少出镜。且看他的《汾午宿舍铭》：“斗室三间，混沌一片，锅碗瓢盆，油盐米面，断简残篇，纸墨笔砚。闭门扫轨，乐居无倦，主人谁何，淳于曼倩。金紫文章，蒙不筱辩。”且看他的夫子自道：“平生多幼稚，老大更胡涂。常爱泼冷水，惯提不开壶。”“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四、大器晚成，而又生不逢辰。张颔出版代表作《侯马盟书》，已经五十六岁，比起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问世时的三十五岁，迟了21年，可谓老有所成。但彼时尚处于“文革”尾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劳动，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连署名权也被剥夺，遑论宣传报道了；五、张颔是半路出家的苦学派，缺少饶宗颐、周汝昌那样的童子功和天才，《侯马盟书》之后，未能有持续的突破，或引人注目的举动。还有一层，亦可作推敲：综观本书前面提到的人物，饶宗颐、吴冠中、金庸、王鼎钧、余光中、周汝昌，都有西方学问背景，即学贯中西，南怀瑾不谙洋文，但他长期生活在海外，并曾去美国考察，有足够的异邦阅历，唯有朱季海、张颔，一固守苏州，一扎根太原，土生而土长，侍弄本土的学问，单从专业本身看，似乎没有多大妨碍，综合考虑，还是大受局限，无论是学术视野、学术格局，还是人格魅力、行为爆发力，都与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拉开了距离；六、缺乏贵人相助。试看饶宗颐，前有方继仁等潮州籍商人支持，后有钱锺书、季羡林等大师捧场，国家政要青睐。张颔身边有谁？山西虽然多的是才大气粗的煤老板，奈何品味欠醇，见识有限，难以成为高雅而深奥的学术知音。放眼全国，在学术界，近年来始终惦记他、宣扬他，“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据我所知，也就只有一个冯其庸。七、张颔虽然长寿，但晚年体衰多病，足不出户（似周汝昌），也很少发表作品（又不似周汝昌），哪像人家饶宗颐、姚奠中，九十而后，犹能山南海北到处作书画展，作逍遥游。
2010年秋听从冯其庸的意见，锁定张颔，然后，就是筹划去太原采访。
此事一拖再拖，转眼一年过去，始终未能成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据太原方面传来的消息：张颔年迈体衰，不是住院，就是卧床不起，加之记忆衰退，语言含糊，不宜会客云云。
这状态，使我想起了周汝昌。
此生多半与之无缘。
说话到了2011年10月中旬，我去晋南参加一项考古活动，15日清晨，在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偶遇山西考古所的一位研究员。我说：“您是考古所的，那么您认识张颔吗？”他说：“是我爸爸。”啊哈，天下事就有这么巧，原来他就是张颔的公子张崇宁。我不禁喜出望外。如此一来，总算和张颔家人取得了直接联系。
崇宁先生告诉我：“家父身体尚可，能够处理一般事情。”并问我对写作有什么具体要求。
我说：“首先需要的是资料。”
于是，回京后不久，我就收到张颔的弟子薛国喜带来的《侯马盟书》，以及《张颔学术文集》等相关著作。
这期间，张颔先生还寄给我一件书法作品，正文为古篆，总共六个字：“摩兜鞬，慎莫言”。下款以小楷注之：“荆州有古穀伯城，其门有石人，腹部刻铭为‘摩兜鞬，慎莫言’。”翻查辞书，此六字，可作谨言慎行解，不知张颔先生书以赠我，于高谊之外，是否还有别层深意。
“谁说山西无人，我难道不是人吗？”
张颔（1920年11月16日——）是山西人，山西是考古大省，山西考古界若要公推出一个人选，肯定非他莫属。王国维谈大学问家的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乃公理，张颔皆一一实践了。本文换一个角度，谈他独具个性的人生三部曲。
其一：
半路出家，苦学成材
张颔仅有小学学历。在五十年代的革命队伍，小学学历也是秀才的标志；加上他喜欢学习，能写擅画，因此，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被重用为山西考古所所长。当所长要起草文件，一次，他拟好一篇稿子，让属下一位大学生看看。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虽然”和“但是”是一对转折词语，前面用了“虽然”，后面就必须用“但是”，而您不懂这规则，“虽然”后面没有接“但是”。言下之意，您连语法常识也没有，遑论文章。张颔愕然，心想反驳，嘴上却说不清楚。于是，从那天起，一连几个星期，他晚上不做别的，就一味猛翻古书，查看“虽然”和“但是”的来龙去脉。他把这当做一门学问，不仅事涉所长的面子，也关系到修辞造句的基本功。后来，他从《左传》、《战国策》，甚至《元代白话碑集录》这样的僻书上找出若干例句，证明“虽然”和“但是”可以连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要当好考古所的领导，光懂语法、修辞还不行，得在古典文献上下功夫。这功夫怎么下？张颔的办法是死记硬背。死记，就是反复看，反复念；硬背，就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为了强化训练，他把一些经典章节、核心段落，用毛笔写在水牌上，挂在屋里，抬头就看，得空就默念，等到熟烂于心了，擦去，再换上新的。
张颔尝到笨功夫的好处：一、闭门写文章，感觉思如泉涌，无须翻书，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二、出门参加学术会议，登台发言，不用草稿，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遇到外地外省的学者，听不懂他的介休方言，就拿粉笔将引用的古文写在黑板上，有好事者拿古书来对，发现一字不差。三、也是最主要的，他终于跨进了考古的门槛。譬如，1961年，万荣县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其戈来历及铭文鸟书，省内无人能识。张颔首先就文字进行考证，指出乃“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即吴王僚，名州于，“于”乃“州于”之单称；并进而考证，鸟虫书为春秋后期吴越等国的一种艺术字体，鉴于此戈与以前发现的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它确为南方之器；最后，又详细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途径。张颔据此写出考释文章，发表后，受到老一辈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先生的赞赏。
其二：
天假因缘，奈何猝遇“文革”
1965年冬天，张颔在原平县搞“四清”，听说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出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出于考古工作者的敏感，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漶，需要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看清是看清了，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现场无人能解。这就要看真功夫了！张颔花了三天时间，考释出大半的文字，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暂时还说不真切，似乎与祭祀有关。于是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人带去北京。文章给郭沫若看到，郭老果然别具法眼，他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郭老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杂志。
郭老指路，张颔顿觉豁然开朗，他雄心勃勃，正打算沿着盟誓的思路继续考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考古中断，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惩罚是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张颔在牛棚里待了七年，受尽非人的折磨。曾经想到自杀，“有动机而无决心”，那时他没有想到“盟书”，那事太遥远，不切实际，他想到的是家庭，老少五口，自己不能一死了之。
张颔在牛棚中唯一的读物，是一本《毛选》。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去拒不认罪，态度恶劣，造反派就指定他反复读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与《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张颔却利用《毛选》的封皮，制作了一个测天仪，晚上用于观察星象。
2005年，张颔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主持人采访时，有如下的对话：
张颔：看上星星就等于读书了。星相反映古代的占星术，我不相信占星术，但是看了以后，有这方面的反应。
主持人：您会联想到您原来读过的书，联想到这些知识，这个书在这个肚子里头能够全都调出来，反映出来？
张颔：对，能反映一些东西。
主持人：当时对于您来讲，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呢？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张颔：带来知识。
主持人：在那样一种很屈辱，甚至很多人觉得很没有希望的环境里头，您觉得知识还是要追求？
张颔：有用。总认为这些罪，这些强加给我的罪，总有大白天下的时候。
其三：
峰回路转，一鸣惊人
转机来了！1973年8月下旬，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
工作着是美丽的。请看他8月25日的日记：
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这个条件，似用硬水（在无蒸馏水的情况下）烫涤，其效应：
1、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将标本在水中摇涮，其结果土花尽无，只留酸钙质朱书，由暗转亮，较前清晰；
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喷射，字迹宛然无损；
3、出水后二十分钟标本已干（无水花只有湿气），用放大镜观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现在能看到二十三字，还有半个字者八个，不计在内。
现在放到盆内，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就这样，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屋，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并将当日的详情予以记录。正是：“凋谢韶华岁月除，皇天生我欲何如？惨经十年浩劫后，待罪侯马绎盟书。”经过一年奋斗，朱书全部辨认完毕。文物出版社的动作也相当迅速，1976年，就把它隆重推出。“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学科都受到毁灭性的冲击，考古却得以持续发展，简直是奇迹。笔者七十年代初分配到长沙，目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是显例。本文所述侯马盟书的出土、整理、出版，亦是显例。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张颔在书上署的是单位的名字。
这样也就够了！
有此一本巨著问世（重达3．5公斤），他死可瞑目！
张颔的贡献，是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张颔走进中国考古史，乃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八十年代，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力作《侯马盟书》，荣列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虽然他的名字被单位掩盖，但这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东瀛的同行率先作出反应，他们给张颔单独发来贺信，并邀请他赴日讲学交流。
遗憾的是，张颔没能成为社科领域的陈景润，他的生活，始终维持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简陋阶段。看来，陈景润重要，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同样重要！迄至今天，张颔的名声，仍然只和“古”字有关，如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古钱币学界等等；扩展一点，也可包括书法界，字体首推古篆，格调趋于高古。他曾与人逗乐：“我要是回到几千年前，回到晋国，也照样有活干有饭吃，因为我懂得他们的话，认识他们的字，熟悉他们的风俗与历史。”
还有一则逸闻，更见出他作为“这一个”的尊严。1986年11月，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阳曲县发现一块古代匾额，上书古文四字，山西无人能识，特邀天下硕学宏儒前往辨认。当时，张颔正在上海出差，他回到太原，马不停蹄地赶去阳曲，当场把四字认出，断为“气生道成”。张颔解释，“气、道”二字，见于汗简，“生、成”二字，见于金文，其词义发自《鹖冠子•度万篇》，气由神生，道由神成；捎带将匾额的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张颔揭榜认字的故事，在三晋大地成了特大新闻，后来呢，有没有赏赐，或者说奖励，不知道，渐渐也就没了下文。倒是张颔有一句感慨，时不时地仍被提起，传说他事后向朋友抱怨：“谁说山西无人，我难道不是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