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大学四十二所，专科学校三十所。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东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北平、上海两地最为集中，约占总数三分之一。西部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教育资源极端贫乏，贵州、陕西等省份，连一所像样的高等院校都没有。
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江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遭到极大破坏。仅战争初期，一百零八所高等院校中，就有九十一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十所受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停办，教职员减少百分之十七，学生减员一半左右。
为了中华民族的久远发展，为中华民族保留读书的种子，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过战争最初阶段的初步打击后，比较迅速采用行动，有计划地大规模内迁。仅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东部沿海地区内迁的高等院校就有五十六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稍弱。这数十所高等院校西迁、南下的路线主要有：一是平津地区的高校南下，第一步至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二是上海、南京等华东地区的高等院校或沿长江，或经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等地的高等院校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
高等院校的第一波内迁由于不太彻底，像平津地区的高校撤退至长沙组建临时联合大学，由于日本军队的战略进攻步步紧逼，长沙很快暴露在日军威胁的视野之内，于是长沙临大只能二次搬迁，这一次索性撤退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主体为北平的北大、清华及天津的南开。
在西南联大这样一再搬迁的高校在抗战时期还有不少，因此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只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东部沿江沿海的高校迁往内地，迁往西部，使战前不太平衡的中国教育布局趋于均衡，东部地区差不多一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得以向西部向内地大幅度地转移，既平衡了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均势，又给西部地区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高等院校大规模地内迁，主要还是人的内迁，教授的内迁，因为像北大，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将物质迁出北平，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北大内迁时委托了几个不便内迁的老教授在北平承担保护学校的责任，其他能够跟随学校迁往内地的教授，都尽量地随学校一起行动。所以，高等院校的内迁，就是教授们的内迁，就是这些教授从东部中心城市迁往内地比较荒凉比较落后的地方。这对那些已经习惯于养尊处优的教授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住惯了大城市，住惯了高楼，享受过现代化的设施，突然间来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内地，走在那坑坑洼洼的红土小径，住在那铁皮屋顶、泥土地面，有窗户而没有玻璃的平房。而这些教授就是当年中国最重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精英，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像西南联大，当时就集中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原来的主要教授，他们是：朱自清、冯友兰、周培源、钱穆、钱钟书、潘光旦、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训、陈岱孙、陈省身、陈寅恪、张奚若、金岳霖等，个个都是各自领域中泰斗级的人物。
迁往内地的这些教授们特别是那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他们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并且还要经常变卖衣服度日。然而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怨言，他们怀抱抱效祖国的一颗热心，在大后方默默无闻的工作着。像著名科学家黄明龙抗战期间从德国留学归来，立志为国服务，不计较待遇多寡薪资厚薄，很快就奔赴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南联大教授，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获得非常重要的发现，为中国有机化学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黄子卿、李方训、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陈建功等科学家，都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升平和平时期从事科学研究都要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精力、体力和心力，而在抗战这样特殊的时期，大后方一度又是那样的困难，敌机的狂轰滥炸，物价腾飞，也使这些教授们像常人一样，面临诸多非常一般的困难，但并不是那样好克服。
根据蒋梦麟1939年3月的记录，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一百元以上，前年每石七元。人人叫苦。香烟美丽牌每小包一元，每支一角。三炮台每筒五十支，十七元。麻酥糖每包三角。炭每石近十六元。猪肉每斤一元七。白菜每颗大者五角，小者三角。盐每斤六毛。鸡蛋每枚一角。同人八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十四元，幸官米每石五十元，犹能吃菜饭充饥，然营养大成问题。[1]
物价上涨的同时主要是教授们收入大幅度减少，以西南联大为例，三校原来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由于是国立大学，其经费完全依靠国民政府的支持；南开为私立大学，抗战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于是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的经费在抗战开始时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支付，一般说来经费来源最为可靠。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来源也告中断。从这时起，西南联大的全部经费都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然而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事业经费，将原核定的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七成拨付。长沙临大时期，北大以所领七成经费的一半上交给临大，作为教职员薪金和维持教学的费用。余下的一半作为本校校产保管和师生特殊救济之用。自1938年4月以后即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改按七成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三成经费，又被教育部以所谓“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由规定全部上缴。
从此以后，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个学校就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费。三校各自办事处的开支，则由教育部在上缴的三成经费内酌情发给，实际上难以维持所需。西南联大每年经费的预算数为法币一百二十万元左右，仅及抗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额。然而由于抗战时期的实际困难，这个数字的经费国民政府也很难保证及时付给，总是一托再托。至于联大校舍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临时费用，国民政府更是无法顾及。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拨给联大设备费三万八千美元，其中三万美元作为图书购置和仪器设备费，其余作为购置行政设备和装运保险等费。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西南联大的困难首先体现在教师的生活上。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像刘文典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他在联大时期虽然心情可能比较郁闷，但物质生活实在说来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因为他的古文做得好，很受当地富贵人家的欢迎。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冯友兰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2]
当基本的生活难以为继时，那真是斯文扫地，教授也就只能重回世俗，为温饱而奋斗。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他们派代表张奚若到重庆请愿，要求政府增加教师津贴。教授们在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议上还多次向政府提出增薪，只希望大学教授的薪资能够维持在抗战前购买力的三十元左右即可。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同的考虑，设想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向大后方这些宝贵的知识分子提供援助。当时情形似乎正如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费正清所描述的那样：“我个人的奋斗目标逐渐在心中明朗起来——帮助和保护那些留美归来的中国教授、学者，其中有些是在北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对当时形势所作出的反应。在当时的中国，抗击日本的事业实际上已被中美两国的军方所垄断。我采取的对策是，把注意力转向它处。当时，被动员起来的教授很少，甚至学生们也被看作是国家的稀有资源，必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以备将来之需，而不要在战场上消耗掉。一些被派驻在战时中国的美国文职官员对中国前程感到幻灭，于是以救济妇女、儿童或者搜集明代青花瓷器来解除心头的郁闷。从我个人来看，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是我认为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拯救残存的自由教育。”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费正清于1942年底和1943年初对西南大后方中国文化教育现状进行考察，他发现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如今离乡背井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都是当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除了费正清之外，美国的许多人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福利问题表示关切。美国联合援华会还在美国二十二所大学里成立教授委员会，以便向中国这些著名教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援华会负责人在宣布这项消息时竟然说这些援助款项将用于补助中国高等学校里教授们的生活。于是将这条消息在报上一经披露，立即在中国引起极其强烈反响，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国立大学教授们的生活。蒋介石听说后也勃然大怒，并立即将此项援助予以取消。结果，像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后方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其家庭经济状况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梅贻琦的夫人好不容易化名找到一个工作，但终究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只好放弃不干。蒋梦麟将家中的书籍、衣物能够当掉都当了，他的太太也很想找个工作，无奈鉴于梅贻琦太太的例子，也只好放弃。
蒋梦麟向联大教授通报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大学教授计划被否决时，引起了大学教职员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大学教授生活如此艰难，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既然政府可以接受租借法案，那么教授们迫于生计，接受美国援助何尝不可？蒋梦麟费了很大口舌劝阻教职员不要发表抗议文字。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保存骨干力量，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战争中丧失殆尽，将会使原来已经不振的高等教育更为混乱。蒋梦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当时情况看，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3]
中国政府不愿意使用美国人的捐款解决中国教授的生活，而自己又拿不出钱来改善甚至可以说保证教授们的基本物质需求，于是教授们依然故我地在饥饿线上挣扎。到了1943年下半年，西南联大教授每月薪俸已由战前三百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八元三角，仅能维持全家半月的最低生活。
中国教授生活苦不堪言，但西南联大所获得的成绩却是举世公认。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说的价值。在科学研究方面，蒋梦麟于1938年冬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特约各系教授撰文编印纪念论文集，其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如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所撰有关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论，就是一篇具有相当价值和独创性的论文。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也极为可观。培养出许多后来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声誉和成就，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学生。据他们当时的指导老师吴大猷教授说，他当年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以三菱柱放置木架上作分光仪，继续进行研究。但在他担任讲授“古典力学”课程时，仍于学期结束时拟出十余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研究，而杨振宁即选择了其中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的题目。到了1957年冬，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金时，他们不约而同致函吴大猷，说明他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于吴大猷西南联大时的启示和那个论文题目。
注释
[1] 蒋梦麟致胡适函（1939年3月1日），《胡适秘藏书信及函稿》（39），486页。
[2] 《三松堂自序》，107页。
[3] 《费正清自传》，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