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将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全面推到了世人面前，受到袭击的美国随即将恐怖主义列为其头号敌人，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际反恐大联盟”。一方面是“9.11”以其前所未有的攻击方式带给人们的震撼，另一方面则是迫于恼羞成怒的美国要求各国反恐的压力，一时间，反对恐怖主义成为了国际政治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并且似乎也成为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很多国家都将反对恐怖主义放到了官方文件的显著位置，中国也不例外。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后，就新加入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一内容。从外交部发言的内容来看，也基本上是“反霸”与“反恐”并提。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反恐是否真地要与反霸并驾齐驱吗？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真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美国霸权的威胁程度了吗？
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恐怖主义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要远远小于美国霸权。因此，中国可以在外交策略上配合美国在国际上反恐，但在真正的国家安全战略上，仍然要以反对美国霸权为首要内容。
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矛头是指向美国而非中国
探讨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危害程度，有必要先弄清楚四个最基本的概念，即“恐怖”、“国际恐怖”、“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对于这四个概念，潘维先生在其近作《什么是国际恐怖主义》一文中有相当精辟的阐释。他说，“恐怖是用暴力手段对付非武装人员，以造成受害社会的普遍恐惧。恐怖也包括对政府部门和武装人员的攻击。” 他又进一步指出，“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恐怖是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恐怖”本身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但又不是一个与战争完全无关的独立的存在，它可以成为战争的一个特征，即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恐怖。对于“国际恐怖”的内涵，潘维先生认为，“对其他国家制造恐怖就是国际恐怖。所有的国际战争也都是以他国为目标的。只要以本国人民为对象就不属于‘国际’恐怖，而是‘家务事’。” 在解释“恐怖主义”的时候，潘维先生首先明确了一下“主义”的定义。他说，“‘主义’指的是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政治目标的暴力行动是恐怖，但没有‘主义’。”因此，“‘恐怖主义’一词看上去像是为制造恐怖而制造恐怖的‘主义’。然而，恐怖主义是为某种‘主义’而制造恐怖……” 由此，他最后给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即“‘国际恐怖主义’是非国家组织为取得某种国际政治目的，以他国平民、政府、和武装人员为对象，以造成敌国的普遍社会恐惧为手段而采取的暴力行动。” 此外，潘维还通过对比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战争概念的异同进一步明确了前者的内涵。他指出，“国际战争是国家组织为取得某种国际政治目的，以他国武装人员、政府、和平民为对象，以造成敌国社会的普遍恐惧为手段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战争与恐怖区别不大，战争就是造就恐怖，使对方的人民和政府因恐惧而不再抵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超政治行为，并未超越国际政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其后果也并未超越国际战争的危害。因此，它只是国际政治的一种手段，单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国际战争是一样的。
在金鑫、许晓萍编著的《中国问题报告——影响新世纪中国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一书中，将恐怖组织分成了五类。 第一类是民族分离主义恐怖组织，这类组织以实现民族独立或自治为主要目标，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等；第二类是极端宗教主义恐怖组织，主要以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其宗旨是以暴力改造现存穆斯林世界，并以“圣战”打击西方社会，如制造“9.11”事件的阿富汗基地组织，巴勒斯坦圣战组织等；第三类是极左翼恐怖组织，这类组织以打击资本主义世界为目的，主要活跃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如日本的赤军、秘鲁的光辉道路等；第四类是极右翼恐怖组织，这类恐怖组织主要活动在欧美地区，是奉行新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恐怖组织；第五类是黑社会恐怖组织，其目的无非与商业暴利、贩毒等有关。依据上面的概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类恐怖组织中，只有前四类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而在这四类恐怖主义组织中，就目前来讲，又只有前两类可以被归为“国际恐怖主义”，其中以第二类也就是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组织为甚。至于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是否明确地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潘维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他说，“分离主义分子对本国采取的恐怖行动则属于灰色地带。分离主义者恒定有国际支持背景。不靠外国政府的力量，恐怖分子很难赢得对本国政府的战争。何况，分离主义分子并不认同‘自己的’国家。因此，就分离恐怖而言，几乎不可能区分国际和国内恐怖。”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全面观察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可以发现，当前尘嚣于世的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与反恐联盟主要的针对对象其实是国际极端宗教主义恐怖组织，或者再加上与此合流的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更具体地说就是指各色各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而从所发生的事实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来看，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的斗争矛头，指向的也主要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非所有国家。自80年开始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以来，美国的驻外使馆和军事基地屡屡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去年的“9.11”事件只不过是把这种袭击推向了高潮。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国际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主要袭击目标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
美国的中东政策包括两部分，或者说两个大方面。第一，在此地区扩张美国的霸权和强权，不允许海湾地区出现一个可能享有地区霸权的国家；第二，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和斗争中，明确纵容和支持以色列。坦率地讲，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统一整个中东地区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极，才有可能为阿拉伯世界争得尽可能多的国际行动自由和发展空间，否则，即便中东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也不能摆脱被大国剥削和压迫的命运。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因此，对于当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并不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理解并支持伊拉克诉求地区霸权的行为。但是，美国需要的是中东地区的分裂与各方均衡。因此，它既在必要的时候支持伊拉克与伊朗对抗，也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对伊拉克大打出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美国而不是任何一个中东国家完全控制中东地区的能源分配。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分而治之的干预政策，虽然引起了不少阿拉伯人民的反感，但如果仅仅是到此为止，也不会引起多少仇恨。导致阿拉伯世界众多伊斯兰人民仇恨美国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不但干预其内部问题，而且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对抗中明显支持和偏袒前者，致使巴勒斯坦任免乃至其他阿拉伯兄弟人民的正义要求与呼声不能得以伸张。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极其不满的阿拉伯极端主义者感到，除了恐怖主义袭击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发泄他们对惟一超级大国的愤怒，表达他们的意志。他们无力改变甚至影响美国的政策，但他们可以给美国人制造麻烦，制造伤亡。也就是说，美国不公正的强权政策是使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攻击目标的主要和根本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恐怖主义来作为反抗美国霸权和强权的武器。因此，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将其归为反体系斗争和反霸权斗争的范畴之中。既然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反体系斗争和反霸权斗争，那么，其斗争的主要对象就十分明显了，那就是拥有全球霸权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受到的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威胁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不遗余力地组织国际反恐联盟与反恐战争也是十分必要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威胁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对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威胁的上升，国际恐怖主义反对美国的霸权与强权更不意味着同时也反对所有其他大国的国际政治权力。所以，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将自己与美国紧密地绑在一起而主动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辅助目标。
对于中国来讲，虽然我们的国家安全也面临着疆独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但这种威胁在“9.11”之前即长期存在并得到了严格的控制，而且这种威胁对国家的危害程度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既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危害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也未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而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美国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强国，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具备结构性威胁和根本性威胁，它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与“9.11”之前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至少从笔者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没有发现恐怖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与以前相比有显著性提升的证据和论据。也就是说，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全面进攻并未提升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程度——因为中国不在国际恐怖主义打击的核心目标范围之内。
美霸权对中国的威胁较之恐怖主义要突显的多
应该说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急剧上升，相对降低了中美矛盾的烈度。同时，美国的“反恐战争”需要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其他大国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因此，美国积极主动地寻求中国的支持或者声援。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缓和了中美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因为反恐而出现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并未消除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且正在日益上升的结构性矛盾；同时，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也未能超越中美两国的结构性冲突；而美国霸权对中国的威胁较之恐怖主义不但依然要突显的多且有进一步突显的趋势。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在客观上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这在主观上刺激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欲望。美国执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与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通过与大国的合作，利用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集体行动，已经登上世界权力的顶峰，并正在逐步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为了维护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霸权，美国要防止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任何重要地区（主要是欧洲和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在实力上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在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上可以对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大国。因此，利用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来遏制对美国的首要地位产生潜在性威胁的地区性大国的崛起，是美国构建其新型霸权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而作为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实力结构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的新一轮角逐中同样积极进取，力图分享到与自己的实力相匹配的权力份额，为自己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争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大外交》一书的最后一章所写到的那样，“将意识形态的骚动搁置之后，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以纯熟的坚毅，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利益诉求在各个层面上都与美国的霸权诉求存在着显著性摩擦和对立。首先，在地缘政治的领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据了东亚中心地带的中国显而易见地成为了对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扩张可能产生挑战的政治力量。中国要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其在东北亚（主要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利益不受侵犯，而美国则正是要通过将其力量投放在上述地区从而取得并巩固其在远东地区这一地缘范围内的主导性地位。由于两国在地缘政治上都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因此在这一领域美国的霸权诉求与中国的特殊诉求所发生的冲撞十分具有竞争性，美国霸权对中国诉求的压制和中国诉求对美国霸权的冲击使得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强烈对立。其次，中国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使其经济在结构上可以发展成稳固、全面的大经济，在金融上可以成为稳固的大金融。因此，在经济竞争中，中国的大经济结构使之拥有在金融、结构和贸易各个方面同美国的经济霸权相抗衡的潜力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寻求主导全球经济的霸权要求和中国通过实现大经济来提高自身在地缘经济层面的竞争力的特殊诉求之间便产生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六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然而当中国的GDP大于或等于美国的时候，加上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军事力量，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因为那时侯美国将首先失去其在亚洲各个领域的首要地位而由中国取而代之，而失去了在亚洲的主导后美国的霸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全球性霸权。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显导致了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矛盾的进一步深化，而由此产生的结果则是反过来进一步激化地缘经济上的内在冲突。最后，在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中国实行的以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反对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施，使得美国霸权体系的政治目标只与中国有矛盾，而与其他几强几乎没有矛盾。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与价值观念，美国有意愿而且正在积极建立国际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干涉，这对政治制度与美国不同的中国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霸权诉求与中国的特殊诉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结构性矛盾，美国称霸和中国反霸就成为了后冷战时代中国要处理和面对的首要国际政治矛盾。 对于美国来讲，很可能也是如此。虽然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全面袭击有可能促使美国在目前暂时冻结或者相对弱化这一结构性矛盾，但国际恐怖主义并未代替也无力代替中国的日益崛起而成为美国的根本威胁。虽然美国现在是将恐怖主义列为其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但恐怖主义组织和团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与国家实体等量齐观的存在，更不可能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代替国家而成为主要决定性力量，它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且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只不过是起到某种辅助性作用。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依然是主权国家，大国之间的霸权斗争和地缘政治斗争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而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大国间谋求控制地区和分割世界的斗争。 因此，由于反恐而出现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并未消除两国之间存在的且正在日益上升的结构性矛盾；同时，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也未能超越中美结构性冲突。对于当前这种形势，潘维先生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他说，“国际恐怖主义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因，国际政治也不可能就此变成‘反恐怖政治’，或者‘道德政治’。美国的基本对外战略还是应付潜在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真诚地支持反恐战争，中美关系却不会因‘9.11’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美国霸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依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威胁。不但如此，后冷战时代特别是近几年来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和证明着这种霸权威胁正在进一步潜在上升甚至逐步突显。
从1989年带领西方世界全面制裁中国，到冷战结束以来不断通过对台军售武装台湾以及近些年来不断加强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积极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大使馆，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的发生以及目前正积极准备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正在一步步升级，美国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正在一步步加强。在对华遏制的同时，美国则采用直接的军事进攻手段，通过“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全面推进并巩固了其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霸权。这在另一方面更加突显了其对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全面干预特别是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正在进一步临近：因为盛气凌人的美国在全面搞定了欧洲和中东这两大地缘政治战略地区之后，其霸权注意力也就全面指向剩下的两大地缘政治战略地区——东亚和中亚了。而当前的一个事实就是，反恐其实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一个口实或工具，美国正借反恐之机加快推进其全球霸权战略：一方面，美国以“9.11”为契机，以反恐作为废除停止核试验条约和废除美俄战略导弹条约以及建造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理由，进一步放开了自己行动的手脚；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塔利班的战争和正在积极准备的新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行动，正在逐步全面控制中东和介入中亚地区。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建立TMD、明确协防台湾以及势力进入中亚，已经使中国在战略上相当被动；伊拉克一旦落入美国手中，中国在战略上将更加被动。正象周航先生在其《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利益》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以前是从东面围堵为主，而今打着反恐的幌子，直接在中国后院埋下地雷。现在又要直接出兵直捣中东，控制世界油库，以后就可在能源上轻而易举地卡中国的脖子。” 由此观之，与恐怖主义相比，美国霸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谓更直接、更明显、更紧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恐怖主义并未代替美国霸权而成为中国的首要威胁。美国霸权的急剧扩张决定了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仍然要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线；而国际恐怖主义主要以美国为斗争对象的事实则决定了当前中国配合美国反恐只能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而不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