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剩女是渴望婚姻以及对婚姻迟疑被符号化的个人社会情境，其社会经验与生命时间是不自洽的，从而哲学意义个人本体安全与总体性社会秩序处于一种不确定之中。这种不自洽可能致使她们的相亲将是不归之路，其情感社交往往可能是碎片化的、一个人的时间游戏。剩女之所以如此行动，一方面是基于应对社会总体性压力对个体生命时间的征用，另一方面如此生命设置也正在消解自身及社会情感连结带来的秩序与团结。个人生命哲学中的情感意义正在去社会化，总体性社会中秩序的、日常生活的情感关联正在减少，最终是人与社会意义的双重流放。
关键词：剩女；生命；爱；相亲；总体性社会
现代生活正在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1]。在此，要说的是身处“不确定自由”之中的剩女。
符号化剩女得以可能的起点是渴望婚姻以及对婚姻的迟疑，二者的张力是在一系列相亲事件及其间隙中体现的。剩女一旦在符号中得到确立，意味着对其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象业已形成。率先是对置身世界——对当下社会宣明一种基本判断，这种判断未必有多大个性化创造，社会影响剩女行动的同时也追赋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理解迫使她们认同。
社会对剩女这一概念及其观念占有，以消极方式表达出一种普遍性与平等精神，在对这一标签共享中，呈现出一种外在的无差别社会观念：你我没有什么不同，都对应到社会总体性困难；在物质和情感的矛盾中，在两性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扰中，彼此分享着同一种时代精神。分享的方式又惊人地一致：在心理上渴望、疑惑；在行动上处于独处与相亲之间。动机、目标、原因、存在形式的一致性，促成剩女这一概念不再只是一个语言游戏，其对应的社会图景以及应对社会图景的个人未来，显得复杂而吊诡。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品格，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功能化以及社会的系统化正在发生。短期时间，任何个人的创造抑或反抗都无法抗拒现代性牢笼，让功能化的社交变得温软、自然，符合人身体、精神和心灵的安逸。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系统的惯性运转，个人只能部分的和暂时性脱节于社会系统，以个体化姿态获得暂时脆弱的自我关爱和庇护，这正是剩女的处境，也是其生存策略。因此剩女既是对功能化社会关系的抵抗和个体化自我实现的努力，也是社会系统需要维护自身对她们暂时性放弃。剩女是社会的遗留，是现代性悬而未置的那部分，是鲍曼（Zygmunt Bauman）意义上“废弃的生命”。正好，剩女只为剩女，在时间上她还有等的心态和可能以及有准入婚姻的资格。社会悠着，剩女单着；剩女与社会，让人沮丧的不合拍又相安无事。对剩女的关注，社会可感受到的是沿着两个方向行进。私人世界里父母的叹息及亲朋好友四处帮助猎婚，这种善意已被拢上无奈的焦灼甚至有些厌倦。曾经一位大龄未婚女的母亲哀怨着对我说，哪怕她（女儿）今天结婚，明天离婚，也算成就了我一桩心愿。成家依然中国式“活着”的深度意义重要准则之一，此类生命哲学观依然在我们社会存续。再就是开放社会弥漫着围绕剩女的商业狂欢以及情感游戏的娱乐欢潮，“情感的制造和操纵已经彻底商业化”[2]。以网上征婚为例，它并没动用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这正好顺应了景观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不干预主义。由此，我们每天可以遇到她们的面孔却无法辨认，她们真实的想法人们也无从知晓。持久地沉默，没有游行，没有抗议，也看不到绝望。
时间：一个人的生命游戏
如果说促成生命事件意义是在经验与感觉的游戏中展开的，那么这种游戏形式得以可能，是无差别的时间对我们的凝视，诚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数着我们的日子，并使它们有价值”[3]。不同人生活的多样性，那种可能需要借助命运这一概念辅助完成个体生命的独占性理解，关键在于被时间凝视的我们，未必在感恩中充分实现了自我生命关怀。时间在此，你欲何为？可能被欲望意义的生命占有，抑或被珍爱意义的生命拥有。剩女在本质上，正是被不可逆又绝对忠诚的时间反复塑造。时间的不可逆，让剩女这一概念的被持有者一直都在没有着落的生命归宿感中不安；时间的绝对忠诚性，又让剩女摆脱无望成为可能。剩女对时间占有的信念，是“上帝的天国即将到来”。时间这可怕又可贵的品质，毫不留情地完成了对剩女生命意义冷漠又不乏关怀的诠释：充分发挥好时间给予生命计算的可能，不要在对时间的踌躇中蹉跎情感；充分发挥好时间对你的凝视吧，不要让你独占生命而带走永远的爱人！在等待中期待时间赐予爱之归宿，同时不能忽略时间一直对生命处于监控之下。“我还年轻”，总是在生命余光已经不多中获得积极乐观地阐释。意识到生存的时间都存在着一个无法讨价还价的极限时，这种认识甚至可能就像那种数着日子，并使它们有价值的动机一样是必不可少的[4]。在剩女对时间的理解中，只要等待还在继续，就一直指向黑洞般未知的命运。生命的完整和完美之间的纠缠，究竟是什么样结果，谁能知道？
既然无法对命运解密，寻求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怀，显得尤为必要。这种努力的结果，多少让人沮丧，剩女的时间和生命并不自洽，在等待中重塑生命，又在等待中消费生命，对未来生命重塑的希望以及未来情感安放的时间处于双重纠结中。
剩女拒绝用无聊致死又没有满足感的与他者的联合去挽回免于单身的困扰，唯有等。等婚可支配的唯一资源就是时间，当时间对应到具体个体生命中时，往往是由很多碎片化事件以及精力应对来实现的，这一过程是对生命时间的知性塑造和体验。等待既是对未来期许，也是对未来的消费和生命挤压，是对他人参与自身生命事件塑造的监控和警惕。如果等婚太久，意味着其生命中获得社会认同的有意义的情感事件相对稀缺，生命的情感历程往往更多只会是一个人的游戏。这正符合德波（Guy Debord）关于现代社会景观化的描述：一种不可逆时间的要素在每一个个体生活的相继阶段被认可，尽管世界的意义在别处，但生活已被视为一次单程旅行[5]。她既不能对社会关系表达适度且必要地关怀，社会总体对其生活的介入也显得艰难。剩女制造出一种在我们身边、却又无法洞悉的秘密状态，既无法获得制度关切，也实现不了已婚者那种可能慵懒而闲适的夫唱妇随景观，更不能拥有夜深人静里亲密关系中自给的制度性福利。剩女的生活世界，社会只能依靠想象，只能是极有限的私人圈子里的口头传闻和微信里反复追问：你结婚了吗；你和他怎么样了？从而，至今，对剩女的了解，那些泛滥的“情感工业”类电视相亲节目，成为世人剩女认知的主要切口。可是，那些被商品化和景观化的剩女，只是用来观看的，并不能将其问题消解，只是在消费“剩女问题”。
相亲：一条无归路
与大家占有同一种前社会结构一样，她们也共享了同一种感觉——经验结构，对应着心理——社会互动关系。剩女大都是纯粹爱情曾经获得者。所谓纯粹感情是指那种无功利也无归宿的发乎内心的情感参与。这种爱情往往更多集中在大学校园里，遗憾的是，象牙塔里一墙之隔的唯美爱情之花，难以在围墙外世俗社会中人化自然地结果。与她们聊天，倾听一桩桩相亲往事，她们最终抬起头仰望远方，脸上洋溢起怪异的幸福之云：我初恋男友对我真好……对美好初恋和前男友追赋的优秀，格外加剧了她们的落寞与孤独。对往昔的留恋需要往昔生活再来过一次，至少不能比昔日情感体验差的超越心理，伴随剩女的相亲之旅。从而她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不管曾经的爱情是如何结束的，都会赋予不俗的追缅并作出温暖地肯定。既然曾经拥有那么好，未来不能比过去差，带着人格化历史的忧伤和怀念情绪去找对象，剩女状态的持续赋予了生命忧郁气质。
如今有社会学家宣布，人乃“情感瘾君子”( emotional junkies) ，一切以情感的最大满足为依归，尽管经常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寻求这种情感满足[6]。当一场相亲活动正在行进中时，剩女面对的不只是又一个陌生人，脑廓中还呈现出一系列曾经经历的经验化知识和碎片化图像。随着新一轮的相亲社交，在互动中这些被储存的知识总是会反复被对方激活发生意义关联，记忆和现实之间开始产生交互作用。剩女的行动意义不仅存在于进行时的相亲中，还存在于意向行动未来的经验。对方的肢体语言和话语信息，都可能刺激相亲者充分调动过去占有的经验性知识，对自身想实现的未来进行监控，并完成对当下这一历相亲活动的评估，最终做出下一步的行动安排。每遭遇一起不成功的相亲，都会增加剩女头脑中经验性知识以及对异性进一步了解。这样的知识了解越多，参与下一例相亲或情感社交中自我防范和保护的知识储存越发增强——这对图财劫色欺情者的防范并非坏事，但是自身在情感社交中本该由感觉结构应处的位置可能就被理智主义置换，女性那些对男性而言具有魅力的感觉状态反而被理性和经验挤压，这既不利于女性魅力自然流露，她心仪的男性也很难发现到喜欢她的理由。女性魅力，她无从展示，无意展示。世故与老道，淡定与从容，想象一下那种私人情感社交场景，怎么理解都不是滋味，更偏离了社会对恋爱理解的一般见识。
一种尴尬地理解，剩女越是在相亲中获得了相亲经验，在相亲中越发显得干练、老到，相亲本来具有游戏性的情感社交面目可能发生转换，更像一场商务谈判。因此，一些多次相亲的女性不止一次告诉我三个字：没意思。殊不知，她们也是“没意思”这一结论的建构者，当然包括剩男。
伴随不同的相亲参与，导致自身有关异性以及未来想象力逐渐萎缩，主体经验性的获得也不再是固化的、相对封闭的。相反，她们的经验一直处在流动中，在不同的相亲对象那里习得和追加全新的经验。基于本体性安全的相亲行动，最终反而让本体性丧失且不能自明，既迷失了自我，解答不了我是谁的问题，也回答不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未来，判断力和感觉一起在虚假的理性中消退。剩女这一概念既然对应着主体不能自明的危机，因此一些剩女表现出的淡定和乐观，有理由怀疑是有意制造社会误读。诚如她们的回答——我觉得这样（单身）挺好的啊！一如既往地相亲，不再是为未来创造一种可能，而是寻求一种陌生性，让搭档帮助自身盘点、清理和追加自身与情感有关的知识库存而已。当相亲成为商务谈判，寄托于一种非情感参与式互动的沟通来实现情感关联，本身就显得困难。异性的神秘感以及未来想象性图景反而愈发显得现实、具体，这是致命的危险，情感问题可能转化成物的问题。将未来的想象转换成对现实拥有的盘点，本身就偏离了情感发生的心理和知觉体验。一些剩女依然执着于一场场的相亲活动中疲于奔命，极可能让她们在情感安放问题上走向一条不归路。毫无疑问，剩女处于一种自主人生状态，然而自主人生总是一种“风险人生”，当然也是一种“有危险的人生”，一种始终面临（部分是明显的，部分是隐藏的）危险的状态[7]。寄托于下一场相亲期待，并不能多大程度上促成生活的绵延在质上有多大改观，而是不断由现在过渡到另一个现在的无休止过程。携手成家，和对面那个男人，似乎只有一步距离，却在为了牵手之路中且行且遥远；很近却遥不可及。
只愿在未来中兑现没有归宿的过去，在个人历史的感伤中寻求未来再现过去的生命影像，生活的多元和不确定性可能带来自身生命的激情和丰富的期待，伴随着一个难以言明的语词——命运。在这里，昔日的美好反转成等待中发现，同时转换了原初的意义：曾经的感情历史转化成了实现超越的欲望，当初的恋人成了未来丈夫的竞争对手。对过去有着伤痛的肯定，对未来有着不再伤痛的美好期待，当下何为？只能守住单身情感空档一枚来连接过去和未来，让生活继续成为可能。
爱：社会风险与个人命运
单身女性等待得太久，相亲得太多，越发理性。知晓的世界越大，心灵里可感受的世界越小；浪漫渐远，爱渐远。对异性越熟知，越害怕结婚，越发觉得男人及家庭无异于是危险代名词。婚姻本来就具有试验成分，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社会关系以降，加之离婚自由制度化许诺对之保持着必要的开放性，这不可避免地让婚姻这一生命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实验性的，最终只能以并非对抗婚姻的终老来终结婚姻的实验性——婚姻是一辈子的冒险。
现代人爱之困，社会学家作出自我承认与他人认同之间张力的解释[8]。社会互动论提供的知识是自我意向确实是由不同角色互动拼缀起来的一块百衲布，尽管人们未必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社会性成长，“主我/客我”相协调伴随始终。齐美尔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注意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人口密集、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个体往往会退而求诸自身，对意义与通合性展开无尽探寻。一旦聚焦于我们自身，而不是外部世界，就会表现出退回自身。如此一来，现代人情感关系社交介入——恋爱或相亲中，表面上是两个人有意识的参与对方世界，行动一旦开始，自我的闭合性就已将对方排斥在自身世界有可能介入与参与之外。尤其是剩女相亲，因为阅历和大龄空巢之间的紧张，面对相亲对象，总是有备而来。试探往往贯穿谈话过程本身，在对方那里探求多大程度上能够纳入到自我的世界。相亲之后的评估，往往容易给对方造成自我硬朗而难以妥协和协调的印象：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之所为，这就是我的立场。当主我总是对对方同样捍卫的主体有所入侵和扩张时，尤其是在情感事件这一当初显得极其脆弱的状态，更容易让彼此在一场相亲活动之后，很快就退守到各自原地，内心里那个我的召唤很快击退进一步交流的可能。加上社会平面化开放社交的可能，情感社交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其他者所吸引。
爱成为可能，总是必须在社交中呈现。思辩的或者乌托邦之爱，可能对现实有所启示与关怀，但是却无法参合到真实的、具体的、个人化的生活情境中。贝克（U . Beck）对此有所察觉，他认为现代性的指导方针有一个特征：破坏而非促进家庭团结。由福利国家支撑的大部分权益都是为了个体而非家庭设计的[9]。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现代性的诊断中，对两性关系做出了民主化的论断[10]，但民主化的两性关系——剩女的现代性叙事告诉我们，并不利于二者的情感互动。相反，正在以消极方式瓦解社会联合，在个体化之路上狂奔。两性关系的民主化是在各自独占主体中实现，这样的民主真如我们所愿吗？
爱之本具有理解与被理解的诉求，介入情感事件的现代人双方，获得承认与理解往往压倒性地对被理解疏忽。“你爱我吗？”、“你理解我吗？”基于现代人爱之困总是反复在许多人那里以如此痛苦而生活化的话语而追问。爱的互为主体性以及在实践中的过程维度正在偏倚，成为情感关联中持久的追问与质疑。爱之追问与质疑，并非伴随生活本身而已成为生活本身，个体化自我觉醒逐渐让生活之本体意义被掏空。人们在这些情景下追求的是，自己私人的经验与感受，也就是那些内在动机以及对自身意义安全的过份在意，需要的是有关由己出发的生活理想意向，有关我们自身、喜怒哀乐获得承认并且需要对应的关怀。静下心来，发出类似“你……我吗？”的询问背后，对方在哪里？对方在这样的回应话语中：“你又在乎我吗？”、“你真的理解我吗？”其结果，诚如鲍曼所言，在我们的生存中，爱就承载了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爱本来就是实现本体关怀的人类学经验以及现实情感归放的依托，简言之，爱本来的面目就是围绕人与生活本身许多复杂的问题可以笼统地化解与克服。如今，在爱的名义下，恰恰爱是制造问题与烦恼的理由。许多人摆脱了相亲困扰，顺利步入婚姻殿堂，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夫妇两个主体之间的张力依然未必能够彻底消弭。无休止地争吵、冷暴力、分居、离婚，同样与正在为相亲成功奋斗的人共享着同一种困惑：爱之关系变得困难；爱正在被社会流放而成为个人私藏与自恋。
民俗学意义理想结婚年龄，大致在20多岁，是在不知道如何经营家庭之前开始的，是在正常寿命四分之一年龄开始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人们不仅不知道如何经营家庭，而且对异性及与之世界关系知道得也非常有限。这种有限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年轻。婚姻的开始并非终点，而是赋予生命两性关系意义新的起点，是对生命母体——所生所长所养家庭第一次彻底告别，而且不打算再回来。成家，是对先前所属家庭的扬弃，是参与新社会生成的自我努力。剩女有关社会包括家庭的知识已经丰富，本来应该在拥有家庭之后参与外部世界连接中获得的知识，几乎都已在未走进婚姻前获取。剩女大都有恋爱经历/经验，有些不止一次。成立家庭之前优先打破两性关系的神秘，也在繁多冗长的婚恋电视剧中更加洞悉了家庭的秘密和困惑。换言之，遭遇婚姻之前，自我就形成了如此认识：家庭是麻烦制造场、弄不好就是人生的泥淖。这反而加剧自身对成家的恐惧感。将婚内习得转移到婚前习得是必要的，但是知晓得太多未必是好事，生命必要的冒险、弹性以及在亲密社交中的感性主义都因此大大降低。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倭铿（Rudolf Eucken）曾提出忠告：感性的生命维系作为人类存在最强有力的驱动力维护着自己，这一事实一再从所有的掩蔽中显露出来并证实自己的优势[11]。人，除了需要理性之炬，还应该滋养在感性的河流中，才让生命更加润泽。
剩女：在社会夹击中退场
剩女对社会既定的规范处于矛盾夹击之中。如果说找到和一个人结婚的可能，这种可能她更愿意根据局部情况，场景条件，依赖自身对所处的情景进行参与来完成。她更愿意将择偶当成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生命事件，而不喜欢更多的社会参与。甚至，恋爱、相亲，也只是一个人事务，那个对象只是完成个人事务的端口。这一过程对于社会而言，可能引起局部的社会混乱或者社会文化堕距，造成社会中情感关联这一文化维模系统局部失范。剩女也正是因为敢于此，才在她们的观念中有一种基于信仰的乐观：由自身制造的引发社会局部失范才能为自己的生活开路。这也是应对社会不确定性的一种策略安排，她们更愿意在权宜性、局部性中获得一种自我建构的社会判断能力。当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被人们充分认识到或者发现，局部性、索引性的的行动总是会发生，更愿意将自身在社会中抽离，游走于社会边缘，为未来尝试着走出一条风险最小的生命之路。因此在时间上的迟疑和不轻易下决定，总是被视为最好的办法。规避风险，就是需要对既定的规则和秩序保持怀疑和改造态度，因为她们似乎比谁都做出过精致地评估：完全忠诚于现有规则，正是许多情感不幸的根源。
剩女并不缺少生活的经验和对生命深刻地体悟，但是她们情感状态近乎碎片化、断点式，等待式生活——这并非她们本意，但确实是其“追求”的结果。她们的生活状态是选择中被选择，被选择中寻求选择。剩女为何愿意将曾经获得的完整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进行分割，在自身这里得不到有序呈现，不能实现对社会总体性关怀？总体性的社会和文化安排，在个体这里断裂，而且这种断裂越来越具有群体普遍性特征。按照舍勒（Max Scheler）的说法，现代世界是一个竞争体系，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团结解体了，内在的价值消失了，基于内在价值的品格也销蚀了[12]。鲍曼觉察现代社会之后对现代人开出的情感药方，并不比中国母亲的建议高明多少：我们在公共领域遇到的困扰，会在私人领域导致更大的压力、张力与障碍，爱与被爱的人们必须去面对，争取去克服，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大小不一[13]。剩女问题还真应该在“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的关怀中提取出来，纳入到现代性在中国的叙事中来考量。生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实现而呈现的，社会应该在此意义上最大化满足才可以获得承认。剩女总是有意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社会中却没有自己的位置。剩女在对时间的踌躇和把控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缔造和思考方向，也意味着现有的生活和生命的关系发生了危险脱节。曾经获得的生活意义的正当性维护能力和积极性正在失去，这一点不仅是剩女的烦恼，更是当下我们所处社会的困扰。剩女只在努力寻求自身，企图在社会总体中脱域出去，这既是造就剩女的根源，也是剩女应对被剩下的策略：企图将个体主义发挥到极致，只是在有限的社会联系中获得个体的意义实现，并坚信这样做是可能的。脱离生活总体性的秩序和文化安排，尝试为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获得一种不同路径，实现自身想要的生活——生命意义的重建，这是一种勇敢的行动，但是也是对现有社会状况一种拒纳的姿态而必要的冒险。可能大多剩女将是这种冒险的牺牲者，而很难成为自己努力结果的实际获益者。获益的可能也许以这样终结：在持久有耐心地等待中，终于等来了没耐心的最终，降低生命意义标准而实现社会总体性期待的回归——成家；在宿命的话语体系阐释中救赎自身。如此，貌似达成理想的个体化追求，实际上并没有逃离出有意逃离的社会总体性规范，但是人们对社会性情感事件的理解由此被迫改写：本该将个人对应到社会的关联分析及应对，转化成仰仗个人及其命运的神秘主义救助。
剩女要是不妥协于自己坚守的生命意义，可能造就一个消极的独身主义者，一辈子不走进婚姻，一辈子真无婚姻。传统的生活有一种道德和责任的成分，是维护社会总体性所必要的，现代并非传统终结而是传统的延续。但剩女的努力正在抽空社会总体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有去现代社会传统成分以及缓解现代社会紧张必要的社会连接诉求。另一方面，基本的生存论与道德关系之间，在剩女那里没有那么紧张，剩女选择剩的姿态并不是有意要与社会过不去，并非要与社会伦理较量。而对剩女的关怀过度和窥伺性商业开发及娱乐化，恰恰反映出总体性社会伦理构成了对剩女生存状况的挤压，也可见社会本身因被剩女所“麻烦”欲盖弥彰地不安——历史上的中国可能有大龄未婚女，可从没有剩女这回事。西方社会大龄单身女也没有如此被商业与大众传媒“宠”过。剩女作为一个我们所处现代社会的事件，反映出的社会困境是：供我们生存的社会和道德之间正处在一种高度紧张中；个人情感诉求与社会连结之间鸿沟渐显；同时，当下中国社会个体化以及社会对个体化必要的意向、制度关怀并没有真正生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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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ennett，Richard.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New York: Norton,1998．
原文见《多元文化与教育》（巴蜀书社）第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