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疯狂的文革中，一个“小反革命”横遭批斗，在即将被捆绑吊打的危机时刻，一位美丽的女知青勇敢地站出来仗义执言、制止武斗，并义无反顾地与这个“小反革命”结为终身伴侣，在残酷斗争的批斗会上绽放出一朵璀璨的爱情之花！批斗会上怎么可能有爱情？很多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影视剧中虚构的情节，然而让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竟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一个知青队里。
一
渑池是河南西部的一个小城，位于洛阳和三门峡之间，北临黄河，南依涧水，东邻新安，西接崤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小城。20世纪60年代，那时渑池只有一所高中——渑池高中，我就是渑高1965届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渑池一中读书，目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等政治运动带来的巨大灾难，目睹人民生活的极度困苦，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信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对“五八年大跃进”、“五七年反右斗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整顿干部作风”、“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克服困难的建议。1965年1月，在高考的前夕，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渑池高中全校停课对我进行大批判，校园里贴满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小彭德怀”和“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那年我才18岁，18岁的我就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
1965年冬，渑池县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我家是城市户口，所以我也被列入下乡的行列。1966年4月26日，我和县城的知青们一起下乡到渑池县新建的一个知青队——“果园新建队”，所谓“新建队”就是由下乡知青组成的一个新建的生产队，而“果园”则是新建队所在的村名。新建队位于当时的西村公社果园大队的一个叫作“三教堂”的高坡上，也许这里曾经修建过供奉佛、道、儒三教创始人的庙宇，但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里完全是一片荒凉的草坡，昔日的庙宇早已不见踪影。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过《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上尚能留下鸿爪，但昔日的“三教堂”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们这批知青将要在这里书写新的历史。
新建队共有知青42名，大部分来自渑池县城，另一部分来自渑池的一个煤矿。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6岁。为了领导这批知青，县上还专门派了三名干部带队，分别是县农业局副局长邵民庆、城关镇女干部任宝珍和财政局干部刘英然。下乡之初，全体知青和县建筑社的师傅们一起挖地基、盖房、打井，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在“三教堂”这个荒凉的草坡上建成了渑池县第一个知青队。队里建有办公室、知青宿舍、食堂、仓库和图书室，食堂的后面有水井和牛圈。新建队初具规模，这里成了我们42名知青的新家。新家建成后，果园大队又划拨了几十亩地让我们耕种，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辛勤播种、耕耘和收获，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我们的下乡岁月。
1969年新建队部分知青合影
二
青年时代的陈定学
我1959年考入县一中，在初中就开始爱上了哲学，并立志考上北大哲学系，成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然而，1965年的政治灾难堵死了我的北大之路。那时我曾反复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既然进入大学已无可能，我决定走自学之路，决定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下乡到新建队后，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家园的建设之中，我利用自己在学校学习的几何、数学知识，绘制了新建队的建设图纸，供建筑师傅们参考。在挖地基打夯的时候，我的左脚被木桩砸伤，肿胀溃烂不能行走，我就日夜住在建筑工地上，一边看护材料，一边继续劳动。队部建成后，开始了农业生产，我总是拣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干，下决心在实践中磨练自己。深翻土地的时候，我总是扛着一把最重的大镢头在前面刨土；厕所的粪池满了，我和另一位知青把粪便一担担挑到地里，并把粪池清理干净；队里的耕牛没有人喂了，我就去牛棚喂牛。文革开始后，新建队也出现了造反和动荡，带队干部被揪斗，不少知青都跑出去串联，有一年的夏收时节，地里的麦子熟了却无人收割，我带领少数留下的知青割麦、打场，把宝贵的劳动果实收获归仓。
下乡伊始，我就制定了自学计划，决定自学医学和哲学两门大学课程。我带去了许多医学和哲学书籍，稍有空闲，就开始读书、自学。劳动间隙，人们大都在打扑克、说闲话，我就跑到僻静的田埂下读书。文革期间，我被打到牛棚去喂牛，我又把牛棚变成了学习的“课堂”，我一边给牛拌草，一边在小油灯下读书。1967年冬，队里派我到县机械厂去打工，干的是又脏又累的翻砂工。为了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我找了一块废木板，用旧砖头支成一个小书桌，每天晚上就在这个简陋的“书桌”上读书，记得《资本论》第一卷就是在这里读的。就在那山村寒夜如豆油灯之下，就在那风雨如晦的牛棚之中，就在那轮番的批斗会后，我发愤读书、自学，从不懈怠。下乡八年，我自学了医学、哲学两科大学教材，为日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和研究哲学奠定了基础。
陈定学在牛棚中刻苦自学
（《河南青年》1982年第2期文章《青春的答卷》插图）
一起下乡到新建队的知青年龄大都比较小，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所以文化程度大多不高，知识也比较贫乏。在这些人中，我的年龄最长，学历也算最高，所以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不少人都喜欢向我请教，我也把他们看成小弟弟和小妹妹，耐心地为他们释疑解惑、传授知识。为了让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利用吃饭和晚上休息时间，给大家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冰河》等文学名著，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经过几年的相处，大家对我有了真正的了解，许多人不再相信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风浪再一次袭来。1968年，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新建队也不能幸免。1968年的深秋时节，“工宣队”进驻新建队，这个“工宣队”由县铁业社工人李虎成和另一位姓郭的工人组成。郭师傅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而李虎成却是一个疯狂的造反派，他原是县剧团一个跑龙套的，后来下放到铁业社当工人，在文革中积极造反，当上了造反派小头目。被派到新建队后，他终日披着一件军大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气焰嚣张，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能是我对他不那么恭顺，所以他一到新建队就把我定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鼓动大家检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并召开大会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与斗争。
下乡两年多来，我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一直刻苦自学、勤奋读书，我有什么“反动言行”？又干了什么“反革命活动”？我决定与这个狂妄无知、不可一世的造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我勤奋读书、学习哲学，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我是“反革命野心家”，我立即用毛笔在大字报旁边写了一首诗反驳，开头的两句是：“一心为人民，个人无野心。”文革中，不少人都在传抄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写屈原的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我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知青中的一个告密者看到诗中有“杀人刀”字样，就向李虎成告密说我写了“反动诗词”。李是一个不读书、不学习，无知而又狂妄的家伙，他接到告密后大喜，认为这一次可抓住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企图借此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当晚的批斗会上，李虎成迫不及待地宣布了我书写“反动诗词”的“反革命罪行”，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写反动诗词，说你手中握有杀人刀，你拿刀究竟准备杀谁？！”
他一提到这首诗，我立刻明白这个无知的家伙错把毛泽东的诗当成了我写的“反动诗词”，于是就不慌不忙地说：“手中握有杀人刀，究竟准备杀谁？这个问题不要问我，要问毛主席。”
李虎成一听勃然大怒，他高声叫喊道：“你写反动诗词，还敢把责任推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你简直反动极了！”
我立刻反驳道：“这首诗的作者是毛主席，不问他，又能问谁？”
李虎成一听这首诗是毛主席所作，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立刻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连忙宣布“散会”。新建队的知青们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在五十年后的聚会上，有人还回忆起了这个把毛泽东诗词错当“反动诗词”批判的笑话。
为了打击我的“反动气焰”，李虎成又拉着我去果园村游街。在游街的时候，我昂首挺胸，并默念着我写的游街诗：“挂牌长街行，昂首且挺胸。宁为真理死，决不苟且生！”
批斗会开了多日，我总是据理力争，坚持不低头、不认罪，有时还把李虎成搞得很狼狈，于是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在食堂门口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勒令我每次吃饭前必须先向毛主席请罪，否则就不准吃饭，打算借此侮辱我的人格与尊严。1965年挨整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自己在万言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对“五八年大跃进”和“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提出的“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建议也是符合民心、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我认为自己根本无罪，所以我坚持不请罪。为了不请罪，我总是最后一个去吃饭，做饭的知青同情我，偷偷把饭留在锅里等着我。一连几日，我没有请过一次罪，李虎成恼怒万分，有一天中午，他偷偷躲在食堂里，专门等我去吃饭的时候逼迫我请罪。
那天中午，开饭的时间已过许久，吃饭的知青们大都离开了食堂，我这才拿着碗筷去吃饭，然而刚刚走到食堂门口，李虎成立刻跳出来拦住我，高声叫喊着让我请罪，否则就不许吃饭。我站在食堂门口，宁可不吃饭也不请罪，李虎成见我态度坚决，就是不低头认罪，于是他把全队知青都召集到食堂门口，并让打手找来绳子，准备对我捆绑吊打。食堂门口成了临时批斗现场，我站在毛主席像前，李虎成站在我的旁边，全队知青围了一圈。
一切准备停当后，李虎成声嘶力竭地对我下了最后通牒：“你如果再不请罪，就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仍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坚持不请罪，这时李虎成和打手们檫拳磨掌，准备对我捆绑吊打。当时批斗现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然而，就在这十分危机的时刻，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个女知青气愤的声音：“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正义的声音如同晴天霹雳，让气焰嚣张的李虎成十分震惊，他呆呆地站立在那里。随后，不少知青也纷纷发言反对武斗，看到有这么多人反对，李虎成不敢一意孤行，他的武斗阴谋也未能得逞。
四
下乡时的张怀宁
在批斗会上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女知青叫张怀宁，那年她刚刚18岁，亭亭玉立，皮肤白皙，皓齿蛾眉，两个明媚的大眼闪烁着光芒，她是新建队，也是整个渑池县城最美丽的姑娘之一。文革中有一部电影《春苗》，演“春苗”的女主角李秀明长得很漂亮，但不少渑池人都说，张怀宁要比“春苗”更漂亮！她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她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能唱许多好听的歌，还能唱京剧，如果不是遇到那个动乱的年代，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她和我一起下乡到新建队，经过两年多的相处，她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我的遭遇也十分同情，所以当她看到我即将被捆绑吊打的时候就勇敢地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制止武斗！有学者统计，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国有3000万人被揪斗，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果没有她的仗义执言，我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共和国的前27年，极左思潮肆虐，政治运动不断，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如果一个人被无端扣上可怕的“帽子”，如果一个人不幸成为运动的对象，那么许多人都会因为怕受到牵连而与他划清界限，就像避开瘟疫一样远离他；有的人还会积极检举、揭发他的“反动言行”，并在批斗大会上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斗争；即使是昔日的好友，也有可能落井下石、反戈一击，而敢于主持正义、仗义执言的人少如凤毛麟角！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张怀宁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她却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为一个“反革命”仗义执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她的正义感、她的大无畏精神不能不让人赞叹！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曾写下感人的诗篇，盛赞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彼得堡著名美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等是伟大的俄罗斯女人！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中，也有不少像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那样伟大的中国女人！
我终于躲过了一场劫难，我非常感谢为我仗义执言的张怀宁，非常感谢这位美丽的姑娘。由于心灵相通，两颗心很快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1970年1月，张怀宁拒绝了多家提亲，义无反顾地与我这个“小反革命”结为夫妻，血雨腥风的批斗会上终于绽放出了一朵璀璨瑰丽的爱情之花！
参加工作后的张怀宁
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劫难过后，另有新天。1969年1月，新建队解散，我和张怀宁一起插队到渑池城关镇北街大队。经历了许多曲折，1973年的岁末，下乡8年的我被义马矿务局招收为工人；1975年冬，下乡10年的张怀宁被义马市医药公司招收为营业员。1976年，我被调到千秋煤矿医院担任医生。1979年，我的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在全省医务人员职称晋升考试中，我考取了100分的好成绩，名列全区第一名，被越级晋升为中医师。1982年4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青春的答卷——记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青年陈定学》，对我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事迹作了报道。《河南青年》、河南电视台以及《健康报》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转载，河南省委宣传部主编的《为中州添光彩的人们》一书也收录了我的事迹。1985年10月31日，《中国人才报》在一版发表了“推荐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的文章，介绍了我的坎坷经历和自学取得的成绩。1986年，我被提拔为义马市中医院院长，之后又担任义马市卫生局副局长、科协副主席等职。在工作之余，我继续研究医学和哲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与文章80余篇，获得两项科技成果奖，并出版了《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精神的革命》两书。
1982年4月5日，《河南日报》长篇通讯《青春的答卷——记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青年陈定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俯仰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知青，而今都变成了两鬓如雪的老人。几十年来，我和张怀宁相濡以沫、琴瑟之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唯一的女儿也成了美国的一名博士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即将迈入金婚，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血雨腥风的批斗会，永远不会忘记那疯狂的文革，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噩梦永不重演！
2015年，陈定学、张怀宁结婚45周年合影
2016年4月，下乡五十周年合影
第一排右起第一人是张怀宁 最后一排右起第四人是陈定学
2016年7月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