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在对中印两国基本国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印两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两国经济发展思路、模式的优劣得失，以期从这种国别经济的比较中获得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关键词」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工业体系/改革开放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改革开放的比较

印度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混合经济，即公有与私有的混合。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经济所有制是单一的，直到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才由单一的公有经济走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两个国家混合经济的差别，主要集中在公私经济的比例以及公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上。由于混合经济的一部分是公有经济，而公有经济在两国都是计划管理，这种计划在不断开放的市场条件下日益束缚公有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种调整中，必然包含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于是，对内改革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印经济发展的必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了一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两国在对内改革的同时都认识到了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性，于是两国都开启了对外经济交流的新篇章。印度抛开了贸易保护政策，中国抛开了意识形态，对外开放在两国发展很快。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经济建设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中印这二十几年经济建设的最重大的内容。所以，对中印两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比较，笔者选择了改革开放。同时，在这一阶段，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知识经济，笔者将从两国的软件产业发展的视角出发，对此做出比较分析。

（一）改革开放之比较

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变化，印度的半管制混合经济弊端日益明显，公有经济缺乏活力，私有经济受到诸多限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经济日渐不景气。

1980年，英·甘地政府认为工业化是经济进步的必需条件，开启了以工业为中心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一边提高公有经济的活动，一边缩小对私有经济的限制。为达到这一目标，英·甘地政府决定发起一场恢复公营企业效率的活动，对因主观原因造成的病态企业予以严厉处理，将有希望恢复活力的病态企业与优质企业进行合并。就私营企业政策而言，政府则放宽了小企业的投资限额，对企业的生产扩张放宽限制，简化审批，部分行业的生产放宽投资限制并简化手续，认可超许可能力的产量并简化审批手续。由于这些措施步子不大，公营企业的改革未见成效。

1985年，拉·甘地执政后，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总的改革方向是减少或削弱政府对经济及企业经营的控制。拉·甘地政府允许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自动增长，对投资落后地区的受限公司的投资项目取消许可证限制。拉·甘地政府修改了《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使112家公司不再受该法管辖，同时，撤销了对22个工业部门属于该法范围内的公司的控制。对小企业，拉·甘地政府扩大了其投资上限，另外，允许大企业也经营原来小企业经营的领域。所以，在私营经济这个层面，拉·甘地政府的中心是发展大型企业，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现代工业。在公有经济方面，拉·甘地政府开始对公营企业实行整顿和改革，精简公营企业的决策机构人员，政府官员（除财政部官员）不再担任企业董事，扩大公营企业自主权，与部分公营企业签订承包合同。但是，公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未因这些措施的颁布而好转。

1991年，拉奥政府宣布了新的工业政策，明确了经济“自由化”的目标，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真正的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使整个工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许可证方面，拉奥政府使程序透明化，除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部门，对其他所有工业许可证一概废除。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拉奥政府允许外国投资在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和先进技术的产业占有高至51%的股本，对主要从事出口活动的商贸公司中的外资股本也可以高至51%.在引进外国技术方面，对列入最优先发展的工业的引进技术合同自动得到政府批准，雇请外国技术人员无需报批，对进口技术所需支付的专利费用在一定限额之内的合同也不必报批。对公营部门，拉奥政府采取了新的方针，明确了公营部门优先发展国防战略性、高技术性或基础性产业的新方向，通过谅解备忘录给予公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对非上述产业的公营企业，政府逐步出售其股份。对保留给公营部门经营的产业，也适当引入私营部门。对病态企业，则采取“裁并政策”，政府设置了“国家重新安置基金”，用于对这类企业的职工进行培训、转行或安置。在反垄断方面，拉奥政府取消了对垄断财团扩大、新建、合并、兼并的约束，转而对垄断性、限制性和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整。1991年的改革使印度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被束缚已久的经济能量开始得到释放。

1995年，为了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印度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首先，印度政府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瓦杰帕伊政府决定逐步消除管理价格机制，减少对小型企业的保护。其次，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2001年，印度政府要求各公营银行在两年内把自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提高到9%，同时，把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降到5%以下，逐步使卢比自由兑换。第三，印度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印度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商品进口的限制，进一步取消公营企业拥有的商品进口专营权，进一步调低关税税率，1999～2000年度最高税率名义上已降为35%.第四，继续进行公营经济改革。瓦杰帕伊政府进一步加速公营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加强战略企业、出让非战略性企业的政策，对非战略性企业，国有资产大量撤出，同时，瓦杰帕伊政府提出了激进的私有化计划，使国资在公司中的股份降到51%以下。第五，推进农业改革。1998～1999年度，印度政府将农业改革放到了预算战略的首位，2000年7月，印政府又公布了国家农业政策，规定了未来20年的农业发展方向，该政策允许粮食的全国自由流动，允许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农业的原有格局。

总而言之，印度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虽然涉及众多方面，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只有两条：国有经济私有化，私有经济扩大化。再概括一下，也就是全面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也在于此，所不同的是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暂且抛开社会制度，仅就改革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经济，实行对外开放这两方面将中印进行比较。当然，两国除此之外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举措，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服务于这个内容的，本文不再一一论述。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发的大门。具体而言，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重点是在农村。同时，权利开始下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这一时期国企的改革集中于扩权让利，从分配领域入手增强企业活力。国有企业在原框架下自主权有所扩大，我国政府在此基础上于1981～1982年全面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经营者责、权、利紧密结合。1983年后，我国政府推行利改税，进一步在物质利益上刺激企业经营，个体经济在这一阶段获得了合法地位。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1979年中央政府批准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2月，国务院进一步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岛。

第二个时期是1984年10月至1992年1月，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我国全面展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改革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增强公有制企业活力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核心。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全面论述了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对公有制企业，国家进一步采取承包、租赁等形式实现企业财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把经营权交还给企业。通过兼并或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破产制的试点。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管理方式、制度上的改革在国企全面展开。在对外开放方面，这一时期中央又设立了3个沿海开放区，全国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三个时期是从1992年至今，以中共十四大为标志，确立了最终的改革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企改革也从放权让利向制度创新转变。这一时期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整体实施“抓大放小”。十四届三中全会给予了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合法地位。十五大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方面，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比中印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研究之处。从对外开放切入，印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全国性的，一个政策对全国各地都适用，所以，就印度而言，颁布了许多对外开放的政策而少有开放的区域，因为全国都开放。中国不同，先试点，再扩大，最后到全国，这就回到了先前抛开的问题：“社会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要突破制度的约束：姓社还是姓资，最后政府选择“经济特区”来容纳“资本主义”事物，让其逐步改变人民的思维，最终被普遍接受。过程是渐进的，成效是显著的，这种渐进模式成为一种经验。印度不同，其政府没有社与资的对立，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一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惑，一国必须不断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但结果是两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差距不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从数据上优于印度，笔者认为，这个中原因只能是印度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印度沉重的历史社会包袱对改革开放的牵制。

中印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企改革，两国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前文可以看出，中国仍是略胜一筹。印度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乏力的，一方面，印度政府无法控制庞大的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印政府也不愿丧失手中的经济力量，长期以来，印政府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加之政局动荡，印政府无法连续地从公司结构、经营机制等各个方面全面改革国有经济。而中国在这一领域每个阶段的政策前提下敢于尝试，积极引进并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基本走出了一条国企改革发展之路。

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良好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丰富的各种资源，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对招商引资的高度重视，从总体上优于印度。但是，这也有例外，印度的软件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又是中国所不及的，笔者在此对两国的软件行业也略做比较分析。

（二）软件产业之比较

印度的软件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崛起。2001年印度软件出口额达76.8亿美元，同期中国的软件出口仅7.2亿美元。在全球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占全球份额的16.7%.印度软件产业对中国软件产业所形成的优势地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首先，产业的发展时间早，定位准，机会把握恰当。早在1981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计算机产业政策，之后又制定了软件产业发展战略，而我国则迟了近十年。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抓住了“千年虫”及欧元转换等商机，迅速发展。其次，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软件开发中具有语言优势。第三，印度重视软件人才的培养。数量多于我国，结构优于我国，层次多样。第四，印度软件走了一条出口导向的道路，其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而中国主要是国内市场，这也使得世界对中印软件产业发展的认知有偏差。第五，印度已经形成了一批有聚集效应的软件园区，并建成了一套支撑软件产业发展的完整体系，而中国在这两方面起步不久。第六，从软件企业来看，印度数量多，规模大，过万人的软件企业印度有6家，中国没有。在企业项目管理上，印度也优于中国。

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也有赶超印度的前景。首先，中国拥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较高的国民素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软件产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弥补了在国际市场中失去的先机。第二，我国教育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可以预计，我国软件人才的短缺将逐步得到缓解，结构也将趋于合理。第三，我国软件产业与国际软件开发商的技术合作不断增多，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四，信息产业被中央政府规划为本世纪的支柱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政策鼓励是我国软件产业强劲发展的有力保证。第五，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信息业硬件产品的生产基地，这必然成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有利的技术平台。

二、总结

对中印经济的比较，笔者认为，仅仅从两国现有经济总体规模、行业规模等数据上去分析中印经济的优势与前景，是远远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否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挖掘，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的经济数据能够说明的。同时，仅仅以一个体系是否完善，经济风险的高低，来判断中印经济的未来也是不恰当的，历次世界经济危机足以说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真正在中印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国家改革的决心。在对待改革开放上，中国的坚定与印度的保守使得两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的差距不断扩大。尽管中国的改革不断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但由于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变，改革步伐坚定，因此在市场化方面中国走在了印度前面。

其次，中印两国社会状况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能否在未来赶超中国，或者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现在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国内环境的稳定性及优化程度。

最后，印度社会并存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多种生产关系，这成为印度发展的障碍。如果印度政府仍然缺乏变革的勇气，那么，这个世纪仍然属于中国。

当然，印度也有值得我国学习的好的经验和教训，前文的分析已做了一些小结，这里简述如下作为本文的结语。

第一，在制度政策选择上，印度选择了实用主义。凡是对印度有利的，印度政府都尽可能地推行，而我国却要先破除意识形态上姓社与姓资的框框，这必然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印度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政策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我们就应该去推行，要彻底打破思想的禁忌，允许试错，只有如此，才能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第二，印度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一定要彻底，对旧有的不适合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要适时地予以完全革除，否则，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最终破坏改革发展的大局。

最后，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也为我国教育体系的建设、技术人才培养及行业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也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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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勇（1950-），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民经济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国民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民经济系，湖北武汉430060

王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民经济系，湖北武汉430060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