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胡锦涛访问了印度，主要谈的是经济上的合作，因为这两个国家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相信（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一个说法：印度的现代化有许多特长是中国需要学习的，印度也有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问题。中国以前一向认为自己是中心国家，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自从跟印度接触以后，特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这个观念就改变了。中国最早知道印度的是汉朝的张骞。中国和印度最早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基本上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是经过其他许多国家的。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四百年以后的公元二世纪，佛教已经很明显地传到中国来了。这些都说明中印文化关系慢慢地变得越来越重要，比经济交往还要重要。
中国直接到印度去回来写游记的有好几个人：最早的比如说有法显，更有名的就是玄奘。他们都通过写游记述说他们是怎么到印度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这些人到了印度以后，就把印度的文化，不光是佛教，作为真经取了回来。我们现在的小说象《西游记》就是以玄奘去西天取经为背景的。玄奘是中国最有造诣的梵文学家，也是佛教的经典学家。他在唐太宗时代，就是七世纪中叶一个人到印度去学梵文，前后住了19年之久。他对梵文非常精通，不但能把梵文的东西翻成汉文，还能把汉文的东西象《老子》翻成梵文。他的梵文好到在印度可以参加任何公开辩论的程度。
在佛教交往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科学观念、数学、天文、医学这些东西在两边的传授：中国的部分传到中国，印度的部分也传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讲中印关系除了要注重目前现实的贸易、石油种种问题以外，还要注重科学上面的、观念上面的沟通。观念上的沟通如象佛教进来后使中国文化就越来越扩大了。
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可以从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印度也有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印度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历史背景的：如佛教的公开大辩论，这是印度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这种辩论是必须要以逻辑、以理服人，不能用力量服人，必须要在理上占上风。这种公开辩论也就是康德讲的要理性、要公开，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基础。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这是印度人能够公开开放辩论，不压制任何言论自由，使印度能够走上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他认为这个因素也许对中国有启示作用。如果照这种说法，我相信我们应该还有在文化上要向印度学习的地方。决不是说两个国家元首谈判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怎么样分工合作、怎么样使中国人在印度开公司、怎样让印度人放心用中国人，不要歧视中国人….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文化上的沟通、文化上的了解。这样中印关系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这才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如果只重视商业利益而忽略文化背景、忽略印度有很多精神上可以给中国增加资源的东西，那我们对印度就不够了解。
不要说佛教，不要说远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就曾轰动一时。这对中国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刺激作用。这是很眼前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中印关系特别应该回到文化的轨道，我想这样双方才有长期永久合作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