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明代丽江版《大藏经》是丽江多元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见证了纳西族与藏族友谊的历史，是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地区文化交流的瑰宝。2016年10月25日，我参与纳人祖先文化考察队到西藏青海调研，非常幸运地在大昭寺看到了这套稀世之宝——藏区第一套丽江府知府木增主持刻印的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平时要看到这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非常不容易，有3个重要僧人保管着藏经室的钥匙，必须3人都在，才能打开藏经室。几年前，丽江市政府己出资并派专人复制回几套这稀世文化魂宝'丽江版《大藏经》'。先回顾一下2006年写的这篇文章，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

《大藏经》简称《藏经》,指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总集,以经、律、论为主,并包括若干印度、中国等国佛教撰述。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汉译《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藏文大藏经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两个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一般译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丹珠尔译为论疏部,是佛家弟子对释迦牟尼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的译文。藏文《大藏经》规模宏大,其中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包括天文、历法、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传入云南纳西族地区的。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土司最初加强同藏传佛教主要教派领袖人物的关系,是在清楚地了解了明朝治藏国策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旨在于借助这些藏族宗教领袖的影响,巩固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势力,取得藏区的民心。木氏土司在与各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和高僧的频繁接触中,逐渐地成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其家族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活佛和高僧。藏传佛教对历代木氏土司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丽江府知府木增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 版《甘珠尔》),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藏文化史上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刊印《大藏经》的工作始于明万历四年(1608年),完成于天启六年(1621年),从刻印到完成历时13年(一说15年)。这是在藏区正式第一次雕版的《甘珠尔》,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藏传佛教经典文献。由于藏人称呼丽江地区叫做“姜”或“章•三赕”,所以又按元代的记载写法译作“章•三赕”,完全是按照藏语的音译。所以这一版就称为丽江(章•三赕)版《甘珠尔》。

明代万历年间,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大师请求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兵帮助黄教排除异己。固始汗便率军于1639年至1642年之间经康区入藏,并于拉萨哲蚌寺建立黄教政府即甘丹颇章政权,统治了青海、康区和卫藏大部分地区。到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汉(固始汉的裔孙)兵临云南,在丽江见到了这一套《甘珠尔》经版,认为是可居的奇货,应掌握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于是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理塘版了,或常常称为“丽江——理塘版”。

理塘大寺也是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大力支持下建盖的。据藏文《三世达赖传》、《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等许多史籍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藏历新年,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康区讲经传法,兴建寺庙,在理塘建寺的一切“乌拉”和所有工匠等全由木氏土司供给。请达赖三世主持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

现在拉萨大昭寺里珍藏着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版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献,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我在2002年曾谒大昭寺,因时间短促和有关管理人员不在,未能如愿看到丽江版《甘珠尔》。纳西族学者戈阿干于1985年在拉萨市宗教局寺庙科土登和该寺经堂管理人员帕措喇嘛的陪同下,在拉萨大昭寺观看了木氏土司在明朝天启年间向大昭寺捐赠的《大藏经》。装放着这一套经典的全部箱柜有54个,大小规格统一,每个约长80厘米、宽30厘米、高40厘米。全套《大藏经》便是装在这些红漆柜箱里由云南丽江驮来的。现在,除了摆在玻璃柜桌里的3卷外,其它全套经书仍照当年的包装方式置放在这些箱柜里。

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藏族学者也认为丽江版《大藏经》的刊印,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

明代丽江版《大藏经》不仅仅珍藏于大昭寺,而且还流散到了国外。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著文说:“1976年在锡金王巴涅可丁的私人图书馆里看到有50页藏文草体古旧抄本短经,质量很好,题目为《丽江土司所造存于里塘大寺的佛经甘珠尔目录》,此目录是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于1614年编制的。这套甘珠尔有108函。以前,拉萨大昭寺楼上南面甘珠尔佛殿里存有理塘朱印本甘珠尔108函,每函都有绸缎的书包,每两包放在一个木箱里,据说这是丽江土司索南热丹献给大昭寺的开印样本。把丽江土司刻制的甘珠尔印版称为理塘朱印版的原因是:固始汗去世后,他的侄子坎卓洛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的总管时,发动了反对当时西藏地区政权的战乱,达赉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平息了叛乱后,将丽江的甘珠尔印版迎请到理塘寺,因此,通常称之为理塘朱印版。”

主持刊印大藏经《甘珠尔》的木增对藏传佛教的笃诚信仰,以及他置身在明朝衰落末世时期的悲观惆怅心情和寄情山水佛道的思想,可从他在自己主持刊刻的藏文《甘珠尔》后所写的“三藏圣教序”中看出: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叨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忧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诗,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荚,缮录翻刻。”

上述木氏土司主持刊印的《大藏经》除了收藏在大昭寺和流散国外,还分散在康区一些地方。据藏族学者杨嘉铭、阿绒两位学者的调研,他们在甘孜州康南巴塘、理塘、乡城等地调查期间,民间传说中的木氏土司,藏族称之为“舶萨当杰布”,这个萨当杰布是实有所指的,他的名字叫“四郎罗登”。四郎罗登便是木氏十九世知府木增。《理化县志稿》载:印经院在县治长青春科耳寺之左,呼作巴孔者是也,清康熙时所建,置《大藏经》版十余万块,相传为松弄热登(四郎罗登的异译)所赠。经卷首有汉文《三藏圣秩序》,三藏原颂大明天肇三年佛道成日,领顿首书及十方五觉诸灌顶授记佛长子不动金刚木增等字。

文章原载《云南日报》2006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