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决策，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必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运作，实行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关 键 词：政治学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现归纳起来，罗列于下。为了好记，且称之为“民主十说”，也即我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十个观点。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灌输论”，认为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对这一理论的机械、片面的解读产生长期以来脱离实践去谈理论指导作用，脱离民众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在“左”的政策占主导的地方，当政者常常在反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旗号下，把“左”的政策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造成历史上一系列错误；而人民群众总是以各种形式的“自发”的斗争来抵制这种错误。这是一个牵涉社会主义全部历史的全局性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当政者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相关关系。其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其作用往往通过“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代表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也常常是“自发”产生的。“党的领导、党的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首先就在于善于发现、集中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总结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支持、扶助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表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如果忽视、轻视、无视这些新生事物，甚至把它视为‘异类’，这就会隔断党同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党要代表‘自觉性’，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从根本上失去动力、方向和基础。”①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才能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在此理论基础上，2012年，我提出，“民众现在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反对分配太不公，反对官员贪污腐化，反对的正是违背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90年来真正违背社会主义的常常是脱离民众的执政者，而起来纠正的是民众”。②总的来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力之所以迅速得到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重要原因就在于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群众的实践经验，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总结、提高，变成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难道不应该从1976年“四五”事件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毅然决然、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联系中，从安徽小岗村十八户贫农令人刻骨铭心的行动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的领导人倡导、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大幕的联系中，认真体会历史唯物主义真谛吗?
二、切实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
苏共丧失政治优势，丧失了政治权力的体制和机制的关键是实行广泛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在党内和社会使民主选举制度流于形式、有名无实。③苏联的历史告诉人们，迷信和照搬西方民主，或拘泥于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或搞大民主，会酿成政局失控和动乱。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曾对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进行过系统、详细地考察，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深刻反思。他指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力威逼之下，被迫转去推行体制外的改革，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结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社会制度发生剧变”。④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漠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形式，便容易为削弱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创造条件，使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不受抑制。必须十分重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才能有效防止民主变成口号和空谈，这同样是必须牢记的历史经验教训。
三、民主是民生改善的政治保证，“民主决策”应是“科学决策”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的决策、许多地方的决策都表现出较高水平，否则中国目前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的了解和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观点：一是民生的改善必须有民主作为政治保证，否则，民生工程巨额拨款、大批的扶贫、脱贫资金，就会或暗或明地流入贪婪的为官不正和与其相勾结的为富不仁的官商腰包里；二是对于不少决策来说，科学决策本身应包含着民主决策的内容，就是说，“民主”在这里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当然不是说，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应该交由普通老百姓票决，但也不能说，解决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不存在走群众路线问题。
四、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
在20世纪90年代，我提出中国社会产生腐败的病因是权力腐败，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腐败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环节，已经泛及社会各个领域；2.近年来中国社会腐败的病因和中心问题是权力腐败；3.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遏制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4.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和关键环节；5.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形式，但绝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6.建立健全制约体制要从我们现有政治体制的基础出发，循序渐进，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具体制度、体制的不健全，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体制与机制。这首先涉及对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权力体制的看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权。一般来说，这样表述是可以的，不过似乎还没有抓到要害，要害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⑤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当时政法界很权威的学者公开鲜明地讲，讲权力制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此说其实也不符合邓小平的说法，小平说的是不要过分讲权力互相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过对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政治体制已发生巨大变化，表现为以下几点：(1)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多年来，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颁布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暂行规定，关于领导干部任前公示，任职试用以及干部辞职的暂行规定，使干部管理工作制度化、民主化有所发展。(2)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得到加强。2003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并对上述《条例》进行修改，细化相关规定，健全监督方式方法，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实效，推动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目标。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开始施行，这部法律从开始酝酿到通过历时20年。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紧接着细化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之后，中央先后密集出台了22个反腐倡廉的文件。(3)尊重和保护人权有重大进展。2004年3月，在新修改的宪法中，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人权保障的法律。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共制定了近160个法律法规。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执政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4)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行下，中国公共权力的社会化、人民自由民主权利有了很大进步，新闻、出版、人民言论自由度有了改革前甚至不敢期望的提高。
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同时，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仍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所谓“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最重要的是从体制保证“不能腐”。“不能”了就不存在“敢不敢”，更不会去“想”了。
五、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特权阶层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再被提起、并引起激烈斗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至今还谈不上系统的成功经验。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思想便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托洛茨基就曾提出“老近卫军”发生“官僚主义化”“机会主义的蜕化”问题。1936年，他又提出在苏联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⑥1957年，曾是南共主要领导人的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在美国出版《新阶级》一书，认为共产党掌权后，通过对行政大权的垄断，在政治上对党和国家实行极权统治，对意识形态实行专制、控制，在经济上使用、享用和支配国家所有财产。由此，以党为核心的基础、由那些因垄断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⑧20世纪7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发表《共产主义体系》一书，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认为这个阶层的产生是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垄断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官僚特权阶层具有宗派性、虚伪性、保守型、垄断性、贪婪性和颠覆性等特点。⑩苏共丧权亡党的历史性悲剧，正是由于苏联过分高度集权体制必然产生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造成的。
历史证明，广大民众同背弃共产党宗旨和社会主义原则，追求特权，搞官僚主义，甚至蜕化变质的权势分子和权势集团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对非常突出尖锐的矛盾，双方的斗争本质上就是维护还是歪曲、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不能是速决战，只能是持久战。要像列宁当年所说的，这个斗争必须是坚持不懈，反复地干，“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11)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以高压态势进行一场震惊中外的反腐斗争，这实际上是一场维护中共执政地位，捍卫社会主义的生死搏斗。这场斗争得到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是情理之中的事。把它视为派别斗争是经不起理论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能否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制，遏制并不断消除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这是能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问题。
我曾把上面的论点表述为：我们要准备长期“带癌存活”。这话很难听，也很敏感，但仔细想想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历届中共领导一再强调的；能导致亡党亡国的还不是“毒瘤”吗?需要“刮骨疗毒”的，就是因为它是“恶性肿瘤”。按医学界的说法，许多人身上都有癌细胞，这并不可怕。得了癌症，1/3可以治愈，1/3经过手术治疗，能存活多年，1/3为绝症。因此，不必“谈癌色变”，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或讳疾忌医。只要及时发现诊治，是可以健康生活的。这当然是一个还不十分确切的比喻。
六、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实行一百多年的根本的组织制度。从理论和原则上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还是正确的。实行中容易偏向于强调集中，是应该通过具体制度来防止。共产党强调“四个服从”，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其实这是从强调集中、统一的角度说的，并非民主集中制的全部含义。但人们的确一提到民主集中制就容易把它看成就是“四个服从”，这样去解释民主集中制，无疑是十分片面，这样去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必然削弱民主集中制“题中应有之义”。现在，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已经很少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正确的，是坚持了我们的政治优势。有人把海外讲的权威主义又搬了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起码说明这是不懂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提法没有被我党所接受是中共成熟的表现。习近平同志在最近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上就又一次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近来，党中央还通知全党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即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结论的一部分。其中第一条就是强调书记要当好班长，处理好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要“不耻下问”“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戒骄戒躁”“制止歌功颂德现象”等等。中共老规矩——“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就是在这里申明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总结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具体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七、协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则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第一位的民主形式，二者应该结合起来运作
这两种民主形式各自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大问题。
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说明，票决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能搞选票迷信。比如，在一些单位的职称评审中，有的教师、学者明显符合晋升条件，但是学术委员会中的多数就是不投赞成票，如果这个学术委员会一任就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这位教师就休想有晋升的机会了。这对他是不公正的，但从程序上说，他就只有吃哑巴亏，或无可奈何地请求调动工作了。在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和决定大事中，由于该单位部门人们利益、认识的差异，动不动就是票决，也会发生类似上述的情况。
就一国范围而言，民主也必须有多种形式。相对于苏联体制而言，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的优点之一就在于有各级政协，这使我国在某种政治局面之下，比如在政治形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政治协商就可以起到缓和社会气氛，更广泛地集中各阶层民意，整合各阶层利益，化解危机的作用。
十八大以后，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丰富和充实协商民主形式和内容。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人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贡献。
但是，民主选举制还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也是第一位的民主形式；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最基本最实在的民主权利。普选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相对于世袭制、委任制而言，普选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当然，对于行政职务而言，委任制是必要的)。这是协商民主不可替代的。有人说，选举政治就是金钱政治，这种看法的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难道我们可以把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外实行的民主选举说成是“金钱政治”吗?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近现代以来的“民主选举”，把它都看成是“金钱政治”恐怕也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的。
协商民主毕竟有较大弹性，协商双方的权力和地位也不可能是“平等的”，防止协商民主只是形式的、走过场的，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刚性”的制度、办法加以保证。
因此，两种民主必须结合起来运作，对于需要票决的重要问题应该在相关者中进行广泛的、充分的协商，力求在票决时使正确意见获得多数，避免出现票决中的“夹生饭”。
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说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两张票子”作为运作工具，即政治上的选票和经济生活中的“钞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想取消货币，结果说明不行。他们实行广泛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党内和社会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犯了脱离群众的致命错误。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苏共的历史与教训，一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发展民主政治。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话说得斩钉截铁，因为历史给人的教训太深刻了。有没有这“两张票子”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八、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中国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多年来的政治共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固然应该认真汲取和借鉴各国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是，各国的民主是内部生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有限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
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路应该是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有限的集权，也可称之为“适度的集权”，是指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中央高层的领导集团、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可以有不同的、相互之间有区别的“模式”，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托马斯•海贝勒总结的“一国千制”，即这些不同的模式可以共同依存，并为领导层所接受，(12)但不能不搞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最高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改革方向应该是限制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的过度集权。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越是权力大的地方，越是缺乏监督，因此，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从制度层面解决最高领导人实际上难以受监督的状况。有序的民主，意即这种民主应该是有组织、有领导，可控制的民主，逐步推行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不是街头政治。失去领导，失去控制的民主，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为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进行以下努力：(1)逐步实现政府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转变；(2)进一步改革干部制度，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3)适当增加普通民众代表在各级权力机构、决策机构中的比重，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和机制；(4)进一步实行党务、政务公开，增强公开性和透明性。
九、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
对北欧、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怎么看，在中国历来有明显的分歧。有人连民主社会主义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都不予承认，更谈不上借鉴了。按其逻辑，社会主义只有以苏共为代表的一家，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其余的连姓“社”都没有资格。这基本是共产国际七大以前共产党人的看法，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当然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也几乎视若仇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改变了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两种类型的党、两种不同的“主义”区别和分歧自然还是存在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正确地认定国外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都应该学习、借鉴，凭什么对在西方常常作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代言人和政治代表的相关积极的主张、政策我们却应该拒之门外呢?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老干部、老教授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起而口诛笔伐，大有拉出来批臭斗倒之势。《中国教育报》约我写文评析，我以“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为题给予简评。说“可以借鉴”，进而言之，也可以说是“应该借鉴”；说“不可照搬”，实际也不可能被中国照搬。我们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表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二表明它是“中国特色”的，而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北欧模式、西欧模式的。(13)
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社会在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已是多元的社会，正因如此，才更要强调一个立党为公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领导核心，如何去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诉求?任何政治上的明白人，都会懂得这个大道理。持反对立场的，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呢?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脱离广大民众，丧失人民性，也就丧失党性。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在其一系列讲话中，都体现了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的观点，其最有代表性的即他在十八大刚刚结束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什么是“统一”的，怎么“统一”?就在这里“统一”!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不能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这一点去谈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就会是隔靴搔痒。为什么党心和民心相通?道理其实十分简单、朴素。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姓党”应该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离开习近平这段名言，还能说得通吗?
在“文革”中，林彪他们大讲抓住“两杆子”，以为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有了一切。他们看来不懂，如果失去党心民心这“两心”作为软件的基础，两杆子再“硬”也是白搭的。中外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写下来的吗?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经验，它经得起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三统一”的基础是人民民主，在哪里实行这个“三统一”?不正是在人大吗?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如何使党的群众路线常态化和制度化呢?就是要通过健全和完善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保障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的实行。这是我在前两年开展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发表的主要理论观点。(14)
以上便是我在这30几年来先后发表的“民主十论”，只是为了凑个整数，其实也还有一些见解发表。比如在2009年5月开的一次党建工作的小型座谈会上，我提出党建工作应从“两个百分之九十几”来展开思路。2009年3月，一篇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谈到，根据一位人大代表的调查，中国97％受调查的官员反对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又据人民网的调查，90.1％的网民赞成实行这个制度。两个百分之九十几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完全不同。这使我受到很大触动。我于是在会上提出要从这两个百分之九十几展开党建的思路。这里包含的潜台词是：官民关系、官民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对不容忽视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往往在于官员特权、官场腐败；当前干部贪污腐化已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国外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反腐败斗争绕不开这个途径；两个百分之九十几十分尖锐地表明官与民在此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作为表明一个概念理应是可信的)；中国在反腐中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谨慎而严密的政策实施这个办法。(15)
注释：
①黄宗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思考》，载《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②朱又可：《“民众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专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南方周末》2011年11月4日。
③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334页。
④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自序”，第4页。
⑤黄宗良：《反腐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中国改革报》1998年6月10日。
⑥《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共制定近160多个法律法规》，参见人民网2011年9月3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795920.html，2014-03-08。
⑦[苏]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转引自[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335页。
⑧[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⑨[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9、79、100页。
⑩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11)《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5卷，第490-491页。
(12)[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页。
(13)黄宗良：《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以照搬》，《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21日。
(14)《中国教育报》2013年7月19日。
(15)《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