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 不著此乐天之色彩。”（注：《〈红楼梦〉评论》，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喜剧性作品及喜剧因素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喜剧文学的发展史上，《聊斋志异》中的喜剧性小说具有重要地位，是显示我国古代喜剧 向具有人文、理性、幽默色彩的近代喜剧过渡的一组作品。
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喜”被看成是人们面对美好事物时产生的一种欢乐心理。《说文解 字》解释：“喜，乐也。”因此，我国古代的喜剧，大多是歌颂性喜剧。《聊斋志异》中亦 有许多歌颂性喜剧，蒲松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前歌颂性喜剧的内容、主题和艺 术 手法的限制，将我国的歌颂性喜剧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歌颂性喜剧是讴歌美好人生的艺术。蒲松龄对于理想的人生的看法，具有近代人文色彩， 与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社会责任而忽视人对幸福的追求的封建价值观大相径庭。他的歌颂性 喜剧，也突破了前代歌颂性喜剧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传统，而以讴歌人们追求幸福、享受幸福 生活为核心内容。
封建价值观忽视人对幸福的追求，尤其忽视人向外追求，超越自然、社会的制约获得幸福 ， 而强调人对自然、社会的顺应。因此，较之西方文学，我国古代文学缺乏肯定人与命运抗争 、摆脱现实的压迫追求幸福的精神。这种情形到封建社会末期才有所改观。在蒲松龄的歌颂 性喜剧中，讴歌人们向外追求，通过创造、进取、斗争获得幸福的作品，已占据了主流地位 ，且内容新颖。
我国传统文化否定人在温饱之外的物质追求，“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 乱，在儒家看来，……物质财富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注：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见《三松堂文集》。）蒲松龄却肯定富裕 是 人生幸福的必备条件，将歌颂美好的物质生活带给人的幸福作为小说主题推出，如《蕙芳》 。而且，蒲松龄一反“知足常乐”、“书中自有千钟粟”等等传统观念，以新颖的选材、极 大的力度来表现人为获得财富进行的种种努力。如小说《黄英》写黄英姐弟不理会马子才对 他们不能安贫而经商求富的鄙视、指责，将菊花的残枝劣种培植成珍奇佳种出售，并不断发 展自己的事业，家中由此由日富，建华屋修亭园，“享用过于世家”。这个颇具象征和思辩 色彩的故事否定了安贫、鄙视经商求富的观念，肯定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是美好的、高洁的 。《王成》写王成改掉了懒惰、安于现状的毛病，外出经商，斗鹌鹑、卖鹌鹑致富的故事， 小说是一曲进取、竞争致富的颂歌。我国古代文学鲜有歌颂人们为财富而大力创造、竞争的 作品，《黄英》、《王成》这样的小说，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歌颂人对美好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从中得到享受的喜剧性小说。 如《彭海秋》写彭生乘天河渡船，转瞬便从冷清的山东乡间来到繁华的杭州，欣赏到了“月 印烟波，游船成市”、弦管声声的西湖风月。这是一篇表现人利用高速交通工具摆脱自然的 制约获得精神享受的小说。《雷曹》写乐生为解“云间不知何状？雷又是何物”之疑上天遨 游，满意而归。在我国文学史上，这篇表现人探索自然的奥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 小说也很引人注目。蒲松龄笔下这组表现精神享受带给人的幸福的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显得 很新颖。
在爱情题材这块我国古代文学史最早体现出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题材领域，蒲松龄也有开 拓性的贡献。一方面，蒲松龄将爱情主题从以往文学歌颂“情”带给人的幸福。如在《白秋 练 》中，他写一对恋人慕生和白秋练先后用吟诵唐代爱情诗的方法让病倒在床的对方即刻痊愈 ，小说用充满喜剧色彩和诗意的故事渲染了爱情带给人的幸福。另一方面，蒲松龄还将爱情 主题从以往文学歌颂“情”的合理性、生死不渝性，发展为歌颂捍卫幸福的“情”的斗争。 如《青娥》写霍生在爱情受阻后，不消极等待，不依靠外力的帮助，也不避开阻力暗中追求 ，而是和阻碍爱情的岳父正面斗争，从当面指责岳父干涉爱情到用神铲去凿岳父家的石壁， “且攻且骂，瞬息洞入三四尺许”，终于和爱妻团圆。其捍卫“情”的勇气之大、抗争之激 烈，在前代小说中罕见。《恒娘》写朱氏在丈夫爱上别的女人后，受邻居恒娘的指点，用心 理学知识、用优美动人的服饰笑容和对丈夫爱情需求的“吝啬”向丈夫“进攻”，终于“打 败”了情敌，赢得了丈夫的独爱。朱氏和恒娘这样的反传统的“妇道”、“妇德”、巧妙维 持爱情幸福的正面女主人公的形象，在前代小说中亦见不到。
蒲松龄笔下歌颂人向外追求幸福的喜剧性小说中，还有一类很有价值的作品：它们不像《 黄英》、《恒娘》那样强调主人公活动的终极目的，而是“淡化”这种目的性，凸现能使主 人公摆脱外力压迫获得幸福的美好人生。如《婴宁》写婴宁在不受封建社会行为规范束缚的 状态中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时时发出快乐的大笑。这快乐的笑声传达出的是一种不 受任何压迫的人类生命的快乐，不同时代的读者会跟着她一起笑，体验这种快乐，感悟生命 的美好、快乐人性的可贵和摆脱外力压迫的人生的幸福。再如《刁姓》之赞美人的生存智慧 ，《狐谐》之赞美人的语言才能，《泥鬼》之赞美人战胜强大的异己力量的胆量。这类小说 内容丰富，讴歌具有普遍性和永恒价值的美好人性，成功揭示这些人性能使人摆脱外界压迫 快乐、幸福地生活，是《聊斋志异》中一类很精彩的小说。
蒲松龄沤歌人向外追求幸福的喜剧性小说，不但有丰富新颖的内容，而且有丰富新颖的艺 术手法。
蒲松龄擅长发掘生活中包含的喜悦性，“浓缩”后用现实主义的喜剧手法表现它们。如《 黄英》中有两个表现迂书生马子才在妻子面前“节节败退”的有趣情节：其一：马子才耻于 靠经商的妻子黄英过富裕生活，但婚后家中到处都是黄英家的物品，“马立遣人一一赍还之 ，戒勿复取。未浃旬，又杂之。凡数更，马不胜烦。黄英笑曰：‘陈仲子毋乃劳乎？’马惭 ，一切听诸黄英。”其二：马子才抱怨“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说“人皆祝富，我 但祝穷”，和黄英分居，住到茅屋中，“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 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 遂复合居如初。”这样的情节，因其生活气息浓、合情合理而有很强的可信性，让读者在笑 声中认识新生活战胜旧生活的必然性。
作为浪漫主义大师，蒲松龄也擅长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理想生活具有的喜悦性。
蒲松龄擅长用浪漫主义手法处理环境，设计出一个个充满大胆幻想乃至科幻色彩的奇异美 丽的世界，再用华丽的、浓墨重彩的语言将它们描绘出来。《寒月芙渠》中，人支配了自然 ，使隆冬荒寒的湖面上荷叶满塘，“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 朔风吹来，荷香沁脑。”《雷曹》中，乐生上了天，“细视星嵌天上，如老莲实之在蓬也， 大者如瓮，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者动摇，似可摘而下者，遂摘 其一”而归。这些小说中，美丽的内容、美丽的文字相得益彰，让读者浮想联翩，强烈感受 到美好的物质、精神生活带给人的享受，沉浸在愉悦中。
蒲松龄用浪漫主义手法处理环境还有一个目的：“淡化”具有特定时空性的社会生活内容 ，让小说主人公能够“释放”被现实社会、被时代压抑的自然人性。如《婴宁》和《小翠》 的主人公，都是在大自然中成长的狐女，出嫁后也生活在一个没有封建理法压迫的似真似幻 的特殊环境中，因此能够享受女子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具有的自由欢乐的生活；《青凤》中的 耿 去病，能够“打败”并报复干涉他和青凤爱情的青凤叔父，因为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狐仙 的世界而非封建现实中。这些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具有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无法显现或无 法充分显现的自然美好的人性，他们的故事发生在虚幻性的环境中，让人信服，让人欢笑。 蒲松龄巧妙解决了怎样让具有“超前”的个性解放色彩的人生不被读者视为“荒唐”，只让 读者觉得美好的问题。
蒲松龄也擅长用浪漫主义手法处理人，赋予小说主人公神奇的机遇、能力，让他们能够超 越现实，战胜阻力，获得幸福。《青凤》中的霍生，得到了一把能像凿豆腐般凿砖石墙壁的 神铲，用它去凿阻隔他和青凤的墙壁，赢得了爱情；《阿宝》中的孙子楚，具有“心想事成 ”的奇异本领，能让灵魂去会恋人。这样的故事，能让读者在想象中体会冲破现实桎梏、实 现人生追求的欢乐，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讴歌人们向内追求、通过改正人性缺陷获得幸福的喜剧性小说。 它们数量不多，却是传统文学中没有的新型喜剧。这些喜剧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 不 甚尖锐且有趣的冲突及其结果来揭示主题。如《胡氏》写给人做家庭教师的胡姓狐仙硬要娶 主人的女儿作儿媳，遭拒绝后率狐兵用高粱叶做的大刀、蒿草梗做的箭之类“武器”来攻打 主人，搞得主人十分头疼。后来主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说服了胡氏，双方消除了前仇 ，皆大欢喜。这个有趣的故事告诉读者，做事要通情达理，服人要摆事实讲道理。《青蛙神 》的故事也曲折有趣且含蕴丰富，可以作为年轻人处理夫妻关系和父母处理与子女家庭关系 的“教科书”。《翩翩》则启示读者：在爱情受到“第三者”威胁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维护 爱情。这类小说可以称之为伦理喜剧，它们富于教育意义但没有说教化、公式化等缺陷，生 活气息浓，情节生动有趣，是寓教于乐的喜剧。
除了丰富新颖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外，《聊斋志异》中的歌颂性喜剧还有一个很大的成 就：它们突破了我国喜剧文学基调温和的传统，具有空前强烈的喜剧性。
受“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儒家审美标准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喜剧性文学并 不追求强烈的喜剧效果。然而，读了《翩翩》中罗子浮正在对着妻子的女友花城迷迷糊糊、 灵魂出窍的当儿，突然发觉身上的衣服被妻子变成了枯叶，吓得连忙一本正经坐好的情节， 读了《青娥》中霍生急于和爱妻团圆、对岳父又叫又骂、用神铲拼命去凿岳父的墙壁，“瞬 息洞人三四尺许”的情节，怎能不发出快乐的大笑！蒲松龄显然已突破了传统审美标准的限 制，在追求更强的喜剧效果。而且，《聊斋志异》中还出现了少数色彩特别明朗乐观、通篇 充满强烈的喜剧性的“纯喜剧”，如《婴宁》、《黄英》、《狐谐》、《胡氏》。《婴 宁》中，婴宁出场后，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几乎都饱含喜剧性，她那欢乐无比、不可遏制的 大笑，更是造成了一种强度极大的喜剧性，引读者跟着她一起大笑。《狐谐》中狐女嘲讽轻 薄文人的连珠妙语，也令人捧腹绝倒。这些小说喜剧效果之强，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蒲松龄推动了我国喜剧文学的解放。
《聊斋志异》中的歌颂性喜剧是出色的。它们极大地开拓了歌颂性喜剧的审美视野，也在 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喜剧人物形象“通常是代表着智、勇、善、忠……的抽象品质之堆砌 物”（注：刘强：《中西喜剧意识和形象思维辨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局限，塑造出了既有生活气息又体现作者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理想的喜剧人物形象 ，以空前的力度讴歌了性格没有被社会扭曲、具有积极健康的人生追求的人们充满喜悦性的 美好生活。这些喜剧小说更接近文学关怀人性、人生的本质，更能启发读者认识人应有的生 存方式，丰富读者的人生智慧，使读者更清醒、更幸福、更快乐地生活，也能让读者享受更 强烈的喜剧审美愉悦。
二
“中国古人的喜剧审美趣向多以轻松快意的直接娱乐为主，而不大愿意接受对现实带有揭 露性、夹杂着某种痛感的批判喜剧。”（注：刘强：《中西喜剧意识和形象思维辨识》，安徽文艺出版社。）因此，清代以前，我国少有讽刺喜剧且作品大都失 于内容面狭、艺术上浅露粗糙。是蒲松龄推动我国的讽刺喜性喜剧获得充分发展，跃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
《聊斋志异》中，半数左右的喜剧性小说是讽刺喜剧，还有少数兼有讽刺和歌颂双重性质 的喜剧。当历史进步、人们看穿旧生活的荒谬可笑时，讽刺喜剧的审美效果便会被作家们重 视，讽刺喜剧便会获得发展。于是，继文学史上“第一次把讽刺作为全书基调”（注：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小说《金瓶梅》出现之后，蒲松龄的讽刺喜剧显示出我国的讽刺喜剧已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而 且，《聊斋志异》中的讽刺性喜剧，突破了传统喜剧“就事论事”、仅将矛头对准人的恶德 败行和荒谬的人生哲学的局限，具有新颖的审美视角和更广更深的审美视野，开始体现出近 代理性精神。
蒲松龄还不像吴敬梓那样对封建社会、文化有相当清醒、全面的认识，但他已开始察觉封 建末世之“天”的残破难补。出于对社会总体矛盾的一定程度的认识，他写出了从宏观角度 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新型喜剧。在《罗刹海市》中，他写整个社会、官场都处 于一种黑白颠倒、以丑为美、越丑者地位越高的可怕可笑的状态；在《王子安》中，他写科 举制摧残、扭曲士子的心灵，让士子们的人生在可笑可怜的“七似”状态中轮回；在《夏雪 》、《盗户》等小说中，他讽刺那个时代形形色色反常荒唐的社会风气。同时，出于对人性 问题的认识和关注，蒲松龄也写出了从微观角度反映人生、揭示人性被扭曲的可笑可怜可恨 的新型讽刺喜剧。他讽刺社会“精英”——官僚、文人们的种种丑恶可笑的人性如昏聩（《 郭安》）、贪婪（《司训》）、庸俗（《颠道人》），嘲笑种种人性弱点如吝啬（《种梨》）、小 偷 （《骂鸭》）、迂（《书痴》）、轻薄（《瞳仁语》）、不学无术（《嘉平公子》）、不肯下苦功 学习（《峻山道士》）。这类小说，不光是对人进行传统的道德评价，而且是对人进行带近代 色彩的人性解剖，内容颇为新颖。如果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成就首先来源于吴敬梓先生超 人的胆识，他跳出了科举的圈子，看透了长期以来被人们维护的现实社会、被人们追求的科 举文化的不合理，从宏观的角度评判它们，又从微观的角度解剖被它们铸就的人性，达到 了批判封建文化的目的，那么，蒲松龄就是吴敬梓的前驱。他的思想不如吴敬梓深邃，对社 会、文化、人性的批判不及吴敬梓那么集中、深刻、犀利，但他也开始居高临下，以“局外 人”的眼光，同时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审视生活，对那个时代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人的灵魂 的丑进行了一次大巡礼。他的讽刺喜剧，已开始负载起更广泛深沉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生的内 容，有了更深刻的文化意蕴。
蒲松龄讽刺喜剧的理性精神，还体现在他对讽刺的“度”的把握上。一方面，对于丑恶腐 朽的现象，蒲松龄用撕去它们的一切假面具的方法，毫不留情地进行辛辣的讽刺，如《司文 郎》之讽刺科举考试的进凡庸黜人才，《郭安》之讽刺官僚的昏聩，《鸮鸟》之 讽刺官僚的贪婪无耻，文笔极其尖锐冷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我国传 统文学一般不强调喜剧中矛盾冲突的强度，甚至人为减弱这种强度，《聊斋志异》中却有一 些矛盾冲突极尖锐的讽刺喜剧小说。如《佟客》写董生好击剑，每每慷慨自负，还当仁不让 地表示自己是忠孝一流的人物，但在老父被强盗拷打呻吟（实是别人为“考验”他设置的幻 象）时，“壮念顿消”，只顾逃避自卫。尖锐的矛盾，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虚假”和“自私 ”这两种人性。《郭安》中的故事包含的矛盾亦极尖锐：父亲向官府控告凶手杀子，妻于向 官府控告凶手杀夫，两位进士出身的县官竟判凶手代替被杀者作原告的儿子、丈夫。令人啼 笑皆非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昏官和选出如此“人才”的科举考试。矛盾冲突被强化到如此程 度的讽刺喜剧，在前代文学中几乎找不到。蒲松龄大大增强了讽刺喜剧的锋芒，使他的讽刺 喜剧有了与传统讽刺喜剧的温和基调完全不同的灼辣。但是，蒲松龄对人不苛责，更不刻薄 ，他的讽刺喜剧体现出对人性弱点的善意批评和宽容，如《骂鸭》之讽刺人小偷小摸的毛病 ， 《崂山道士》之讽刺不能下苦功学习的人性弱点，《书痴》之讽刺受封建文化之害的迂书生 ，文笔温和。另一方面，蒲松龄的讽刺喜剧虽然有剥去事物一切伪装的尖锐甚至是灼辣， 但是不浅浮，既没有《金瓶梅》中那种由直露的文笔造成的闹剧色彩，也没有晚清谴责小说 中那种由过度的夸张造成的功利色彩。它们有应有的含蓄和深刻，耐人咀嚼、回味。这是讽 刺喜剧走向成熟的表现。
蒲松龄的讽刺喜剧，不但表现出一定的近代理性精神，还表现出一定的近代幽默色彩。这 种幽默色彩，来源于蒲松龄巧妙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制造的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的笑料。 蒲松龄将传统的因果报应故事的框架和新奇有趣的浪漫主义想象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调侃人 性弱点艺术效果颇好的笑料模式。写偷人家鸭子的乡人长了一身鸭毛的故事的《骂鸭》、写 不学无术的贵公子错字连篇，吓走了和他相爱、别人千方百计驱之不走的鬼姬的故事的《嘉 平公子》，以及《瞳仁语》、《崂山道士》、《种梨》等等小说用的都是这种笑料模式。这 类小说中，“因”是具有现实性、普遍性的人性弱点，“果”则是新颖有趣、讽刺有“度” 且往往含义深长的浪漫主义笑料，如《骂鸭》中偷鸭人长了一身鸭毛的笑料，暗含小偷行为 降低人格价值之意。这样的故事令人失笑，也令人思索，认识这些人性弱点，并且留下深刻 的印象。
魏晋以来，机智的语言一直为我国文人所称道。蒲松龄将它用为一种制造笑料的讽刺艺术 并常常让它与浪漫主义因素结合而相映生辉。《仙人岛》中，绿云、芳云两姐妹妙语连珠， 尽情揶揄因常在科考中名列第一而自负的王生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歪诗歪文，她们机智风趣的 语言令人绝倒，令人倍感科举文化的荒唐可笑。《鸮鸟》用传统的酒令艺术，辛 辣地嘲讽了贪婪无耻的官僚。《鸟语》和《淮水狐》则让鸟、狐说出出人意外的妙语，一针 见血地讽刺了官僚、文人的丑恶人性。浪漫主义的故事因素成为具有惊人的尖锐性和能显现 事物本质的形象性的语言艺术的一种“背景”，让语言更能引人发出快意的笑，也更耐人回 味。
设置饱含讽刺内涵的喜剧性矛盾，让读者在笑声中认识生活，是蒲松龄常用的一种艺术技 巧。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主题本身之中不包含着矛盾，喜剧就是肤浅的，就是没有根据 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聊斋志异》中的许多讽刺性喜剧，因表现含蕴丰富的喜剧性矛盾而显得较深刻且 有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些喜剧就其矛盾的构成而言，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揭示现实生活状况和应有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喜剧。这类喜剧，通过“放大”违反 常理的生活现象来构成具有滑稽的逻辑形式的喜剧故事，达到嘲讽不合理的现实的目的。如 《书痴》、《罗刹海市》、《盗户》。《书痴》中，迂书生郎玉柱深信“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除读书之外百事不问，以至于穷极却不去谋生，成年了却不求婚配 ，一心期望“千钟粟”、“颜如玉”自己降临。家中来了宾客他不知接待，婚后他仍不懂男 女之事，闹得大家都笑话他。读书使人不但不识“理”，连人的自然本性都丧失了。这让人 失笑的故事揭出了传统文化和科举制的人生导向问题。这样的喜剧即别林斯基说的揭示“ 现象与理性法则之间的矛盾”（注：《别林斯基选集•智慧的痛苦》。）的喜剧。它们含蕴，有一定深度，引人思索造成可笑的“现象”的原因，帮人认识生活。
2.揭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的喜剧。这类喜剧中，“现象”是美的，“本质”是不美的 ，“现象”起了反衬“本质”的作用，让读者分外强烈地感受到“本质”的不美。如《嘉平 公子》、《佟客》。《嘉平公子》写嘉平公子风度翩翩，仪容秀美，可实际上却是个不学无 术的“绣花枕头”，不但不会作诗，就连写张留条也错字连篇，出尽洋相，结果“驱” 走了爱他的鬼姬。故事让人感到，人只有优美的仪表而没有应有的知识，实是人生的一大缺 憾。
3.揭示行为动机与实际结果间的矛盾的喜剧。这类喜剧中，人的行为动机是合理的、良好 的，而行为结果是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由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人的行为的反理性 、嘲讽人性的荒谬，艺术效果很好。如《堪舆》、《郭安》。《堪舆》写迷信风水的两兄弟 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请来百余名风水先生择地葬父，但最后两兄弟却因择地意见不一 致而率众抢夺父亲的灵柩，将葬礼变成闹剧。后将父亲的灵柩搁置路边不葬。信风水本是为 “孝”，结果却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大不孝”，小说由此尖锐嘲讽了风水迷信。
蒲松龄便是这样一位善于从人们看得见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人们不注意的喜剧性矛盾，造 成笑料，揭示出人们看不见的生活底蕴的小说家。这种通过揭示喜剧性矛盾达到讽刺目的的 艺术手法，在《儒林外史》中被运用得更加娴熟、充分。
蒲松龄在推动讽刺艺术走向成熟方面贡献不小。他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艺术 技巧制造出的笑料，不是噱头，而是引导读者对社会、人生进行审美领悟、判断的艺术。它 们为蒲松龄的讽刺性喜剧小说涂上了一层近代喜剧的幽默色彩。这种色彩并不强，却有“指 向性”的意义。随后出现的《儒林外史》将这种制造审美性笑料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将 讽刺喜剧艺术推向了高峰。
喜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说：“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 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蒲松龄使歌颂性喜剧与讽刺性喜剧从视角、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有了突破传统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近代色彩，这显示的正是我国喜剧必然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