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1月19日，忽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柯华庆教授微信，询问我鸦片战争以来谁是中华真正的好学者。原来华庆兄正主持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好学者的评选事宜。我于是得以追思三十多年来之读书心得。晚清近世中国学人中，初喜梁启超文，深觉其文热情似火，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批判令人痛快无比，一时之间遂成为梁启超主义者。然年齿稍长，得读钱穆先生文，更觉其文温润如玉，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温情的理解深获我心，于是心理上也从一个梁启超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钱穆主义者，并深深感到，当下中国文化正处于新道建构之初期，因此我们更需要钱穆，而非梁启超。然而，由于历史与思想的惯性，当下许多青年才俊依然陷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不能自拔，更有许多著名大学里的著名教授推波助澜，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缺乏客观性。其实，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其话语谱系其来有自，按钱先生的理解，乃是晚清学人如龚自珍等人因不满意于当时社会文化现状又不便于直接批判现实政权，从而转而指斥传统文化，遂形成今天这样几乎成为定论的观点，中国人走不进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当负根本之责任。于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直到今天百多年来之时尚。此种话语，初视之颇合理，然稍加深入则显悖谬。人类的历史在其发展中不断转进，而人性之心智结构在历史的转进中得以成长，于是在不同的阶段上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景观，那种一味沉溺于过去而看不到未来的人怎么可能温情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呢？因此我益坚信钱穆先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温情理解要远胜于那种梁启超式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在一种温情的解读中，才能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并开创属于我们当下的新道。有鉴于此，我向华庆教授推荐钱穆先生为中华好学者。往来微信数札，且有上述想法，今日视之，不忍心删除，遂录之以为备忘。此记。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6－02－22

柯华庆：鸦片战争以来，谁是真正的中华好学者？敦友兄的观点呢？

魏敦友：华庆兄好！依我之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好的学者为钱穆先生，一来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比冯友兰等人用新理学观看中国文化更深刻，实际上他阐发了超越于新理学之上的中国文化的道论特征，其二，他不停于中国文化的理学时代，而倡文化开新，我之所谓中国文化正在进入中国文化的新道即所谓法学时代恰是承钱穆先生思想而来。可参拙文《三重世界观与法学世界的建构——读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柯华庆：谢谢老兄的回复和推荐！钱穆也是我非常推崇的学者，尽管我阅读的还不多。

柯华庆：敦友兄，钱穆入选中华好学者之历史学家，请您写一个两百字内的推荐理由。

魏敦友：好！谢谢华庆兄！新年快乐！

柯华庆：谢谢老兄的支持！公布时，老兄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

柯华庆：请您今天发给我，不要超过三百字。

魏敦友：好！

魏敦友：华庆兄好！今天遵嘱写了几句钱先生，不一定妥贴，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掉。我署了名，标明乃我自己的一孔之见！

魏敦友：钱穆宾四先生，江苏无锡人，自学成名家。传统经史子集之学，皆有甚深之涉猎。按近世学术分科体制，一般称其为史学家，然而钱先生颇不满意于此种所谓思想家之称呼，毋宁他于思之际更注重行，注重学思结合，注重人文新道的开辟。在近世中国大转圜之际，在中西古今共震之时，他多维度地考察了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比冯友兰等人用新理学观看中国文化更深刻，实际上他阐发了中国文化的道论特征，在百多年中西文化论争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朱熹学术及其时代思想范型的深刻阐发，实际上意味着理学时代的终结，正如中国文化不会停留于秦汉的经学时代，中国文化也不会停留于唐宋的理学时代，这就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建构开辟了道路。（魏敦友）

柯华庆：非常感谢！

魏敦友：谢谢你！让我这段时间再思钱穆！不过我的看法钱先生可能不同意，比如我说他的理学研究实为理学之终结，这是我刚才领悟到的新见，却也是我十多年来潜心研读钱穆之心得之新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