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聊斋志异》并不彻底批判科举制度，只批判科举中的弊端，尤其是乡试一层，这与蒲松龄屡败于乡试的经历有关；书中又多记悍妇驯化及兄弟情义故事，这也正与作者内室不淑及兄弟失和的经历相应合。
一
蒲松龄为什么热衷于描写狐鬼故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极其有意义的问题。在薄松龄南游归来乡试失败后，孙蕙曾写信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①其后另一友人更明确提出：“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②可见朋友们都知道蒲松龄在写作《聊斋志异》上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影响了他科举的成功。但从另一方面看，蒲松龄对科举功名同样极其热衷，几十年如一日，屡败屡战，可见功名富贵对他也极具诱惑力。因此，在时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因家贫，早岁起即年年游学，无暇治举子业），他仍然要抽出时间来撰写狐鬼故事，这就说明他创作小说的欲望常常比获取功名富贵的欲望更强烈。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蒲松龄曾在诗作中表示：“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身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③在《聊斋志异自序》中又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些都隐约说明他自己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劝阻他写狐鬼故事的朋友自不待言，即连肯定、支持他的王渔洋、唐梦赉、高珩等人也并不真正理解他创作的苦衷。同时，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一开头即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最后又总结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见他之所以倾心撰写狐鬼故事，实际上是和屈原等人一样，满腔孤愤无从倾诉，只有通过创作来一吐其不平之鸣。这样的创作动因不仅影响了作品的内容如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感倾向等方面，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又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从作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人物的爱憎态度等方面，我们亦可觇知作家灵魂深处的某些隐秘成分，特别是那些对其创作最具影响的心灵创伤，这在《聊斋志异》中亦可得到印证。
二
对科举的讽刺和批判是《聊斋志异》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前人对此多有论及。但蒲松龄对科举的批判有着极其鲜明的个人特点，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同样是对科举的批判，其批判的着眼点、深刻性却有不同。比如有的是批评科举考试有弊端，如通关节、行贿赂、考官水平低屈了真才等；有的是批评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如反对明清科举用四书五经八股文；有的是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希望改革教育、考试、选拔官员等一系列制度。从这样的大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聊斋志异》的有关描写。
《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篇章不少，其中描写得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阅读完这些篇章，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那些才华盖世的名士往往中不了举，而那些文章臭不可闻如余杭生之流却往往能中举。如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王子安乃“东昌名士”，但他们都和贾奉雉一样，虽“才名冠世，而试辄不售”。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的却“竟中经魁”。这两种情况在《聊斋志异》中常常同时出现，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这种情况在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但却绝非规律。事实上，当时许多写得好的文章照样能中举。这就使《聊斋志异》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偏激、夸张而失实，这在某种程度削弱了其批判的深刻性。
与此相关的是，《聊斋志异》对科举过程的批判也集中在乡试这一层面上。上文所列举的那些名士往往都是困于乡试，特别明显如郎如柱，“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而苦不得售”，再如俞恂九，参加童生试“邑、郡、道皆第一。益与公子下帷攻甘。逾年科试，并为郡邑冠军。……无何，（乡）试毕，倾慕者争录其文，互相传颂；恂九亦自觉第二人不屑居也。及榜发，兄弟皆黜。”在《聊斋志异》中，那些名士基本上都过不了乡试关，所以作者对这一层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试则较少批判，这也是其局限的一个方面。
作者对名士过不了乡试关的原因也有所分析，他的结论是乡试考官或为“乐正师旷”“所见者鄙”，或是“司库和峤”“论价如市贾”。前者如《司文郎》中瞽僧所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后者如作者中曾多次出现“关节”字样，《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许为买乡场关节”。考官无才和爱钱当然是科举弊端之一，但既不是产生弊端的根源，甚至也不是科举考试埋没人才、扼杀人才的最大弊端。
另外，蒲松龄在将批判矛头集中于乡试考官时，常常以夸张的言辞对他们进行讽刺嘲骂，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中落第名士兴于唐在阴司将乡试帘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去双睛，以为不识文字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当然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在批判科举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局限，这与其生平遭遇有关。蒲松龄弱冠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入泮，少年得志，而且学道是著名文人施闰章，这样的成功使他既不怀疑科举，也很欣赏自己的八股文。同时，他的好友李希梅、张笃庆也都是既具真才实学，又早岁入学；后来，蒲松龄的三子一孙也都先后入学，这些都加深了他对科举制度本身的信任，也使他对童生试较少怨言。但是，自从成秀才后，蒲松龄的功名之路却断然而止，连续拼搏几十年，都无丝毫进步，乡试之门始终未为他而开。蒲松龄对自己的水平、才华坚信不疑，对科举制度也不敢、不愿怀疑，所以只有怨恨乡试考官了。更何况同是少年名士的好友李希梅、张历友也被乡试拒于门外，而周围某些并无才名的士子却能考中举人，这就使蒲松龄尤其痛恨乡试。面对如此现实，他只能或归之于“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或归咎于考官无才不公。对命运，他毫无办法；对考官，则可以讽刺嘲骂。所以在一次次遭受失败的打击后，他忍不住要拿起笔借狐鬼故事来倾诉自己的愤懑不平，说明自己“半生沦落，非战之罪”。这应该是他创作小说、寄托孤愤的原因之一。
三
《聊斋志异》中有一群极其特殊的妇女形象，那是《江城》、《马介甫》、《孙生》、《段氏》、《大男》、《珊瑚》、《张诚》、《吕无病》、《邵九娘》、《锦瑟》、《邵女》、《夜叉国》、《阎王》、《崔猛》、《邵临淄》、《杜小雷》、《王大》、《妾杖击贼》、《李八缸》、《云梦公主》等篇中出现的悍妇形象，有的每篇还不止一人，如《段氏》中的连氏、毛氏，《珊瑚》中的沈氏、臧氏等。而且大多数悍妇还悍得出奇，打骂丈夫是常事，凌辱翁婆、逼杀妾婢亦有之。作者还常说：“惧内，天下之通病也”，“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作者为什么对悍妇形象特别关注，动不动顺带就拿来批评、嘲弄乃至侮辱一番？
小说中有一篇作品很奇怪，即《邵临淄》，李妻虽称“悍甚”，却仅仅是“指骂夫婿以为常”，这在《聊斋》悍妇群中堪称最弱的，却被县令拘去“略诘一二言，便曰：‘真悍妇！’杖责三十，臀肉尽脱”，对此，异史氏曰：“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推测蒲松龄自己的态度，因为他紧接着又说：“然邑有贤宰，里无悍妇矣。志之，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照他的意思，恨不得每个县都有这样的贤宰方好，因为“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岂不是绝大多数妻子都应打上三十大板？他还常常如此诉说：“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那么，他如此痛恨悍妇，是否亦因闺闼有伤心事？
蒲松龄娶妻刘氏，是否有妾，学术界尚有争议，姑置不论。刘氏贤否，学术界亦有争议。刘氏去世后，蒲松龄写有《述刘氏行实》和《悼内》六首，流露出很深的感情，因之学术界许多学人便据此而证明刘氏贤甚。但仍有不可解者五：（一）蒲家确实是在刘氏进门后发生家庭矛盾，因而分家的。（二）蒲松龄兄弟四人，嫡三庶一，松龄为嫡之二，论理不应孤立，但在家庭矛盾中，他这一房明显被其余二嫡一庶所孤立，这是否与刘氏有关？（三）兄弟析箸，惟松龄吃亏。从行文上看，这次分家是由蒲槃主持的。松龄从小最得父亲欢心，却为什么要让松龄独自吃亏？（四）松龄母董氏病笃，“气促逆不得眠，无昼夜皆叠枕瞑坐，转侧便溺，事事需人”④，而这伏侍工作却是蒲松龄一个人“独任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脱，目不一瞑。每当深夜，灯昏烛暗之间时，我大母辄启眸而偢然曰：‘累尔哉！’”⑤照《述刘氏行实》所言，董氏对刘氏“颇加怜爱”，即使冢妇、娣姒不贤，又怎应该松龄一人伏侍？（五）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涉及悍妇形象时，动辄用“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这类愤激之语，那么这里面包不包括他自己家？
至于《述刘氏行实》则是刘氏去世后松龄所作，人业已去世，当然是好话多说，而且作为纪念性质的祭文、悼内之类，也应该是记其好的一面。仅从祭文、悼亡诗来推测立论，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参见后文兄弟关系部分）。而小说作品常常是作家内心压抑情感的曲折显露，同样能显示作家内心世界的隐秘。从《聊斋志异》中悍妇形象的对立面，我们亦可感知作者的心理补偿倾向。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得最成功、最吸引人的是那些美丽善良、聪慧可人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大多为狐、鬼、仙、妖（悍妇倒大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但这只是其形象的表面，论内涵，她们也和现实中的“贤妇”一样。蒲松龄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地细致刻划这类女性形象，而且还时常流露出自己的羡慕之情。如《小谢》篇末异史氏曰：“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道士其仙耶？何术之神也！苟得其术，丑鬼可交耳。”再如《蕙芳》、《娇娜》等篇的异史氏曰都一再流露出这种歆羡之情。《狐梦》篇中，他描写的狐仙不但读过《青凤》，而且还极其欣赏，竟主动向毕怡庵提出：“然聊斋与君为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之下无爱忆如君者。”《绛妃》篇中松龄自己更是有幸为花神召见，略尽微劳。另外，大多数狐仙女看中的都是象蒲松龄这样富有才情、正直不阿的穷书生，这就难免让人觉得作者有自我安慰之嫌了。总之，不论作者是否对他自己的婚姻状况有所不满，但他热衷于塑造这类形象至少说明他心中仍有更为美好的偶像在。
从悍妇与贤妻（或理想情人）的群体形象中，我们亦可窥知蒲松龄心目中理想形象的若干因素，如容貌须美、才华须高，要安分守己、不骄不妒等。其中有一点是最为特殊的，即蒲松龄笔下的理想女性大多有理家之才。如女道士陈云栖长得虽美，却是“画中人不能作家”，幸得其师姐嫁来，方“经理井井”，“日益温饱”；《白于玉》中其妻“外理生计，内训孤儿，井井有法”。更奇的是，许多贤妻理家均能致富，如阿宝“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红玉在冯生迭遭大狱家贫至极时，未明即起，夙兴夜作，却要冯生“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歉”，“约半年，人烟腾茂，类素封家”。蒲松龄自析箸后，“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⑥以至于一游就游了五十年，时至七十方撤帐归家。如果有一位夫人象青梅一样“劝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即使不发财，也可以让他一心一意从容攻读，安知其就不能中举？穷书生之心理可想而知。但这既不能埋怨夫人，也不能诉诸别人，只能深埋于心中，写小说时方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正与求美人佳人贤妇不得只好退而于小说中遇之为同一道理。
总之，《聊斋志异》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悍妇及佳人形象应该与蒲松龄本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往往在小说中可以实现，如无论多悍的悍妇，在小说中都最终被驯服、悔改，而美丽多情的狐仙女则一个个向穷书生投怀送抱，甚至能带挈穷书生飞黄腾达或成仙飞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形象弥补了作者的心理缺憾，满足了作者的情感需要，却完全可以避免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这大概也应该是蒲松龄热衷于写狐鬼小说乃至挤占了治举子业的时间的原因之一。
四
《聊斋志异》中还出现了许多兄弟形象，如《刘夫人》、《仇大娘》、《斫蟒》、《二商》、《珊瑚》、《张诚》、《镜听》、《湘裙》、《曾友于》等篇，有的篇目明显就是为了阐明弟兄关系的，如《曾友于》中的主人公曾悌（“真悌“的谐音），字友于，这“兄友弟悌”就是封建道德对弟兄关系的要求。可是在《聊斋志异》中，这些兄弟之间却大多失和。有的是嫡庶之争，如曾友于与弟弟仁、义乃庶母所生，而孝、忠、信则为嫡母所生；有的是前、后娘的关系；有的是因功名不同，如《镜听》；有的是因财富的区别，如《二商》中弟兄一贫一富。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弟兄之间你争我斗，严重失和，倒是下层人民的兄弟之情极其友爱，所以作者在《湘裙》中才感慨道：“天下之友爱如仲，几人哉！”
在这些关于兄弟之关系的篇章里，《曾友于》是全面体现作者理想的代表作。首先他反对嫡庶之分，说“天下惟禽兽止知母而不知父”，认为既同出一父，就应该相互间平等对待。其次，他强调兄弟间财产要公平，其长兄曾成早年被强盗掳去，后来归来，曾友于即主张兄弟七人重新均分财产。第三，兄弟间要依礼而行，曾悌之亲母去世，曾孝等以其为庶母，竟不来吊孝；但孝妻亡，友于则临哭尽哀，仁、义等有意鼓吹作乐，友于则率先操杖责罚。总之，在曾悌身上，寄托了作者关于兄弟关系的最完美的设想，他尊重兄长，抚爱幼弟，处事公道，绝无私心，而且最终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了诸兄弟，“从此门庭雍穆，称孝友焉”。
蒲松龄之所以如此关注兄弟关系，实在与自己的心灵创伤有关。松龄兄弟四人，三嫡一庶，在松龄成亲后不久，两兄一弟之妇即结为一党，制造家庭矛盾，“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蒲槃愤而分家。但这次分家是不公平的，对此蒲松龄颇有怨言，直至五十年后为刘氏作传时仍不能忘情。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亦说：“而居又为先祖农场，荆棘蒿莱中仅存老屋三间，其夏屋闲屋与佃户居宅，皆为伯叔分去。”但在《祭父文》中他又说其父“至兄弟之情，老而弥笃。大伯早逝，悲痛欲绝；已丑岁，二伯又故，我父作诗焚之，其词怆恻，见者无不感泣。呜呼！此可以知兄弟之情矣。”可见蒲松龄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绝了弟兄之情。但这件事对他仍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夏屋”之个词，他尤其敏感，所以《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富贵之后，往往是大建“ 夏屋”。如《红玉》中的“腴田连阡，夏屋渠渠”，《查芽山洞》中的仙洞则是“洞高敞与夏屋等”，其余象“夏屋连蔓”等诸语亦时有所见。作者如此偏爱此词，正说明此词此事在他心中已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个词成为他心理创伤的标志。
总之，《聊斋志异》作为寄托作者“孤愤”的小说，既隐藏着许多作者平常想说却又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苦衷，又如实反映了作者生活经历中所遭受的打击、创伤和思想中的矛盾。同时，正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脱的矛盾、痛苦促使作家拿起笔，以小说这一形式排解、寄托其孤愤。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以同情之态度去理解作家，揣摩作品，我们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也许会更接近实际。
注释：
①引自《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第64页齐鲁书社1988
②张笃庆《昆仓山房集•寄留仙、希梅诸人》
③《蒲松龄集•偶感》
④蒲箬《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附参考资料
⑤⑥蒲箬《祭父文》《蒲松龄集》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