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原书名
6月20日：
沫若来一函，历叙到东情形。《创造》杂志大成功，或竟能出月刊；丛书筒直不成功。盖杂志短篇，有时间性，可草率从事；丛书系永久性，非有实在学问不能出风头，故担任之者鲜也。其敢担任，张资平有《冲积期的化石》，郁达夫有《乐园与地狱》《托尔斯太研究》《俄罗斯文艺》。前两稿均系小说，大概均在暑假着手，成功在暑假后矣，或竟不成亦未可知。其带去之款已用罄，催汇款。其家属暂不来申。明日当汇款去也。复无为，沫若各一函。
郭沫若于5月27日（按，郭沫若《创造十年》说是7月初，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说是6月上旬，均误。今据赵氏日记）离沪去日本发起筹创创造社。来信所说《乐园与地狱》，当即郁达夫小说集《沉沦》的最初拟名，此为人所未知者。《沉沦》后于1921年10月15日由泰东出版。张资平《冲积期化石》一书，后于1922年2月26日由泰东出版。而另外二种后均未见问世。从赵氏日记可知，他在经济资助方面还是相当大方的，不像《创造十年》中说的那样小气。
“赤化中之趣闻”
7月15日：
到编辑所，热极。……会沫若同乡来三人。一罗姓，赤化人也，已译得《面包掠取》，全部在十万言以上，如愿印者可全作送稿，到书出版酌酬书若干也。允之。嗣谈日本现形，彼甚悉。日本关于染赤化者非常注意，稍露锋芒，侦探即尾之。中国人亦然，伊即其一。并言两事：一，早稻田大学有四五学生甚活动，官厅直知照校长开除，而此四五学生于出校之后，以无功课之累活动尤甚，任到一处无不大讲特讲，且无不受一般人欢迎。官厅除派侦探尾追之外，无如彼何。嗣乃求于该校校长，使其复校以羁绊之。并知照各校，凡染赤化之学生，一律扣除分数，务令其届时不能卒业，多羁绊两三学期。盖政府一有挑动舆论，即时遍传全国，反坚一般人之信望，堕政府之威严，只好以柔术化之。此其政府自以为策之得者也。今春，一著名之社会为何处罢工，定于翌日参加，事为警厅所闻，赶派高等侦探给以运动费，请其吃酒。嗣海军亦探得，亦派高等军官参与，酒后复请其观剧。预料时间，剧散将在一时以后，届时精神已疲，回家入睡，翌日不能早起矣。孰知一到剧场，趁人声嘈杂，即转身而去。恐其再尾追，晚间即加入。警厅徒呼负负，亦无如何。亦赤化中之趣闻也。是后即乱谈。偶言谷食，引其晚饭之兴味，遂定四人到同兴楼。予先往返家。……到同兴楼，彼等尚未到。时七时，未到。直侯八时，拟自食而去，适同来，言到先施购物，稍费时间耳。毕已九时有半，同到店中谈遗闻。
郭沫若同乡罗某，此人不知为谁，待考。所谓“赤化”，就是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面包掠取》当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夺取面包》的幸德秋水日译本《面包略取》（此书后来巴金也翻译过）。赵氏乐闻“赤化中之趣闻”，也为我们记下了几个故事。
赵日记与郭沫若回忆大相径庭
8月2日：
到编辑所，约沫若游新世界，谈进行。予告以前定办法实际上通不过。静庐任便如何不肯他去，王靖以骏民女孩维精与之发生婚姻关系，均愿不支薪金而房子非住不可。予与彼等关系已一年余，此时似不好直然辞去也。故现定请君搬家眷来，可住新乐里，而彼等仍福德里，两不相妨，似较妥当。沫若言仍须返福冈入医学校，再半年即卒业。现所研究者精神科与小儿科，近世文学实与此两科有密切之关系，再入医学非卒业观念，实研究学问非在学校不可。比如到沪以来，日见坠[堕]落，其明验也。以泰东关系言之，在福冈与在上海相等，信件往来不过十日。而此后对太[泰]东仍积极的相助，自觉在彼与在此无二，不过差此时间耳。且予已函郁达夫（即郁文）继予留此，伊已承认。伊系法学家而兼长文学，较予尚胜一筹也。予言为君计应当卒业，居校中用心专而进益速，实百利而太[泰]东当然稍受影响，但太[泰]东之困难使予无可如何。郁事拟为荐于安庆法学，盖其校长光明甫系民党，现已脱政治，专办该校，其计画欲造就一般[班]人才，以为改造安徽之地，故极力延揽人才。昨日周君用吾来予处，云来函指名请陶乐勤为英文主任，以彼系研究经济学者，不知彼英文太浅，不能担任，但予已允代觅，请其函询光君教授钟点，其薪金为百七十元。郁君既系法科而长文学，当然能胜此任，即烦速函询郁君。盖如此，君可仍返福冈，太[泰]东薪水仍旧，以后关于文学、哲学归君审定，关于经济、法政归郁君审定，而李凤亭亦在安庆法校，可同担任也。将来如泰东稍有活动，再行集合。沫若对此亦首肯，遂决定照上说办理。嗣乃谈医院事，沫若言福冈同学约廿余人，拟将来集合沪上，创一医院，附设一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国医学界放一异彩。予言此非一时所能办到，统候君卒业来沪，再从长计议也。七时半出，到宝利斯得晚餐。复到店小坐，询其小儿病状若何，是否需款。伊言尚不至十分窘困，如有款可汇数十元，允之。
郭沫若《创造十年》中非常夸张地说：“在我们去避暑的期间中，有一位显客来访问过我。那便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高梦旦先生。梦旦先生来访向我，这个异数的光降，就好象汉光武访问严子陵，或者是像亚烈山得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特别受了惊惶的是书局老板赵南公。在我回到编辑所时，南公老板来看我。他说梦旦一定是想找我进商务编译所的。他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消息，是安庆法政学校的校长光明甫给他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代聘一位英文教习，月薪是每月二百块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担任，遥领着他的编辑。”郭说他谢绝了赵的意思，另荐郁达夫以自代，赵很诧异，又问郭：“你是打算进商务吗？”郭一再表示要回日本，赵又提出请郭到杭州西湖去办公，后又说：“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们接回来怎样呢？”郭在《创造十年》中调侃道：“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这一层，他定然是以为我的性欲不能发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术讲来，一切的烦躁都是由于性欲的不满足，那我们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术的大家。”但是非常遗憾，关于高梦旦来访泰东的这么一件令整个泰东“震惊”的大事，在如此详尽的赵氏日记中竟毫无痕迹，看来是虚幻的故事！而且上引郭、赵两人谈话内容的记载，亦与郭的回忆相差甚大。在上引日记中，赵从未谈及担心郭要去商务，而且在当时泰东经营状况下，赵似乎并无非得留郭在沪不可；赵更没提出要请郭去“西湖”住（泰东在杭州也没有房屋啊），看来是耳背的郭将“新乐里”误听为“西湖里”了吧。赵倒确实提到“搬家眷”，但似乎并不是在郭提出要回日本去后才说的；赵也确实提出安庆法校事，但并没说让郭去。而郭请郁来沪代己，是在与赵谈话之前郭自行写信去的；赵并不想留用郁，才顺势转荐于安庆法校。该校薪金是170元，而非200元。总之，郭的回忆没有赵的日记可信。郭还说：“谈这些话的时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今可知实为8月2日的下午。
郭沫若、郁达夫遭窃案
9月16日：
中秋节。……沫若今日赴日，当到编辑所为之料理似妥，予以精神疲极[按：赵氏昨夜一夜未睡]头痛，乃不能送至船上。遂喊起静庐同达夫、宗贤、成均等去送，予稍休息，告伊等午饭于同兴楼。及彼等返，谓沫若竟将皮夹遗失，约百余元，尚有汇票一纸。达夫去到日邮局一查，不得，即电福冈局不可付款。达夫等交伊四十余元，予代还之。
《创造十年》中说郁达夫“是九月初头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有四五天光景，我又转回日本”。今观赵氏日记可知，郁是9月13日到沪的，而郭是16日离沪的。这两个日期，以前各种关于郭沫若及郁达夫的年谱、传记等都说错了。关于郭上船后发觉钱夹被窃一事，郭沫若、郑伯奇的回忆中均提及。《创造十年》中说：“我那钱包里面不消说泰东送我的六十块钱是放在里面的，另外还有上海朋友托我到日本去买医书的一百块钱。足足一百六十块钱就那样便无翼而飞了。……达夫连忙把他的钱包搜了出来，倾了五十块钱给我。毕瑞生也尽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块钱出来。”其中具体钱数之类，与赵氏日记略有出入。而郭沫若失钱后仅两天，郁达夫又失窃了刚借来的钱。此事因郭已去日而不知道，故回忆中未提及，而郑伯奇则回忆到的：“后来，他（郁）在这编辑所内被偷去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二十年代的一面》）“一天早上，他（郁）发现自己的钱突然失踪了。数目大概是百元上下，对当时靠卖文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编译所。大家议论纷纷，都为达夫抱不平。事情张扬出了，书店老板也不能置之不理。他向达夫道歉，表示一定要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授权他的长子秘密调查。查来查去，重大嫌疑落在老板的姨太太的哥哥身上，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忆创造社》）但郑的回忆中，似乎是说郁失钱之事发生在郭离沪之前，则不确。
9月19日：
嗣达夫、伯奇等来，告以此事。……直至六时，人始散去，乃到编辑所，询成金是否窃取皮夹。盖达夫于昨日九时觅殷汝劭借得洋四十余元，十一时返，将皮夹放在床上，十二时午饭同下，成金乃上楼两次，此外无他人上楼。至三时，拟游半淞园，乃觅皮夹不得。今日静庐告予，成顺昨晚大请其客，不无可异。告以此等情状，彼乃言请客出于不得已，不过用一元三角之款，如谓皮夹为我取去，请彼等查询，设有形迹者，我赔款不起，只有命可以交出，任彼处治也。言罢大哭。予本不疑彼，出此故借以试之。乃言以形势观之，此最短时间无他人上楼，任便如何汝总洗不清。好在现寓编辑所之人均系穷者，汝可注意各个人用钱之多寡，以报告予，予自以处理之也。且汝饭后，绝不能在所内看门，任便出去，设再遗失多物者，汝将何以自解也？汝当自慎！复到楼上询达夫昨日形势，彼意决系成金，予乃以言语烘托此事之奇特，而以眼光注视王靖之形态，觉彼言语间似稍格格，而形态亦复有不安神气之表现，岂彼饭后先上楼而出此耶？彼之穷极，予固知之，明日当设法一侦探之，或予眼光之不误。盖贼人心灵良知不泯，总无法隐饰也。嗣李大年等到，乃谈他事。九时,到富康里，言及此事，伯熙亦疑及王靖人格不正，遭人疑虑，正与达夫疑及成金（伊为茶房，人均视之为下等人也）观念相同。可见人之不可自坏道德也。
9月21日：
午后，静庐来言成金为失皮夹与伊吵闹。适王靖亦到，表显[现]出一种颓靡不振之形态，询予房已租出，伊将无住处，将奈之何。且月只十四元，何以生活。予言生活本不难，乃自己把路走错，致人不敢问津，予亦不能为力，少时予当到编辑所与君详言告之也。
由赵氏日记中可见，他不仅怀疑王靖偷了郁达夫钱包，而且已经采取措施逼他走。此与郑伯奇的回忆亦不同。
热心帮助郁达夫去安庆法校工作
9月23日：
王靖力请予与彼谈话，乃定同出。适凤亭来一电，询达夫能否可任政治史，当以电送达夫，达夫即来，拟复电能担任，何时往请其电复。
9月25日：
今日致凤亭一函，为郁达夫事也。
9月26日：
（夜）时将十时，遂辞出，到店。达夫、静庐来，适凤亭来一电报，催达夫速往，事遂定，决明晚搭轮入安庆。
9月27日：
达夫船票已购得，嘱予函凤亭届时到码头去接。当书一快函发出。
赵南公热心帮助郁达夫去安庆法校工作。郁离沪的确切时间当是9月28日晚或29日晨。据赵氏日记可知，郁到安庆法校所任不是英文教员，更不是英文系主任，而是教政治史。郁当时写的《芜城日记》中也说他讲的课为“欧洲革命史”，可与赵氏日记印证。而以前有关郁达夫的传记及年表之类全说错了！
不为人知的郭沫若旧体诗
10月5日：
又复沫若一函，略述读其第三信叙述带领小孩游览海边高吟诗句之感触。今录其诗于此：“故国创痍遍，滔滔救者谁？文章无稗益，意气尚葳蕤。半载驱驰倦，三秋荏苒衰。临风望君子：一篑誓无亏！”又，第二函尚附《秋日望海书怀》一诗，亦录此：“白波任卷舒，海水青难喻。携儿步沙岸，影在砂上徙。身得返自然，心复悬桑梓。自念此微躯，不知何处死。”录毕，天已大白，遂睡。
郭沫若在1921年写过不少新诗，但旧体诗写得极少，以前人们知道的仅一首《暴虎辞》。赵氏所录这两首旧体诗均失收于郭氏诸书，故极其珍贵！而从诗的内容看，赵氏所谓“带领小孩游览海边高吟诗句”一诗，显然当是后面所录的《秋日望海书怀》，而不是前一首。而前录一诗题目已佚，我则认为那是写给郁达夫的。（若是写给赵氏的，称赵氏是“君子”，寄托如此厚望，显然与《创造十年》中的态度绝端相背，而赵氏亦自当感动不已，必记在日记中。）诗的颔联“半载”云云，是说自己半年来为组织创造社以及创办丛书、刊物等事到处奔波，但时光荏苒流易，大多尚未办成。尾联“临风”云云，表示把希望都寄托在郁达夫身上了，激励他不能功亏一篑。此诗一定作于郭氏见到郁氏写的《创造》出版预告之前。如果我的分析不错，那么此诗今后收集时似可拟题为《寄达夫》。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