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中的《集外集拾遗》一册，收入了一篇1933年12月5日写的《上海所感》。《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本篇系用日文写作，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译文发表于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注释只说这篇文章是“石介译”，却不说这个“石介”是谁，是令人非常纳闷的。
我一直觉得该篇译文的文笔极像鲁迅，因此，曾经大胆猜测那正是鲁迅本人所译。但是，我查阅了很多“鲁迅笔名录”，都没有“石介”一名。特别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允经在重新修订的2006年版《鲁迅笔名索解》一书中，就有一节专门论说“石介”，明确指出它“并非鲁迅笔名”。于是我一直心存疑惑，因为否认其为鲁迅笔名的，也没说出什么道理来。而“石介”如果不是鲁迅，那么就很想知道他是谁，但查了很多资料，没查到。也请教过很多专家，谁也不知道。《文学新地》虽然表明由上海暨南大学发行，实际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出版的(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左联对它十分重视，1935年曾特地将它介绍给美国作家代表大会)，鲁迅该文登在第一篇，鲁迅自己当然是看到过的。因此，“石介”如果不是鲁迅本人，也必然是鲁迅认识并认可的译者，而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鲁迅研究者、左联研究者居然都说不出“石介”是谁，是很奇怪的。
后来，我仔细研读了《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日文原文，并与《文学新地》上“石介”的译文相对照，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篇译文真的就是鲁迅自己翻译的！因此，“石介”就是鲁迅的一个长期没有被人认定，或者长期被人否定的笔名！我的理由如下：
一、这篇中译文的文笔、用语等极像鲁迅，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有目共睹。
二、这篇日文原文发表时的题目是《上海杂感》，中译文发表在《文学新地》上的题目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收进《集外集拾遗》时则为《上海所感》。试想，除了鲁迅自己以外，别人怎么会这样改来改去呢？
三、将这篇中译文与日文原文对照读，我看到颇有未译或删节的地方。例如，中译文有一段：
用笔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谓文坛上的事。有钱的人，给绑匪架去了，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说，那是给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们，却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政府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
这里，“用笔的人”的日文原文，是复数(“用笔的人们”)；在“作家”一词前，日文原文中还有一个形容词(“贫穷的”)。这些地方，或许还可以不必那么较真，或者可以解释为只是偶然的漏译；但在这段话之后却少了日文原文一句(中文当译为“因而现在留下了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的疑问”)，如果这是别人翻译的，一般不可能漏掉这么长的一句话的。类似情况还有，在写到反动当局连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也查禁时，日文原文是写明此事发生地的(“在杭州”)，中译文里却没有；在写到反动当局“有时也撒些传单，署名总不外乎什么什么团之类”时，日文此句原文后面还有一句话中文没译(当译为“而且还盖着印章”)。再如，在写到“平安的刊物上，是登着莫索里尼或希特拉的传记”的地方，日文在“传记”后还同时写有“逸话”，中文则没译。再如，中文译文“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日文则是先写孙悟空，后写牛魔王。再如，中文译文“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而日文原文照译的话则应是“带来祸祟的事情也常常有的，未必是愚民们神经衰弱的缘故”，中文便少译了不少。我认为，这些地方都是只有作者自己才会这样做的。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中译文比日文原文还多出了好几个句子。中译文写道：“革命者因为受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这是为不远的将来计。为了辽远的将来，则在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芳名。”上面所引的这些内容是日文原文中有的，但在一二两句的中间，中译文比日文原文增加了一段话：“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在二三两句的中间，中译文又增加了一句话：“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这两段话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显然，若非鲁迅，别人是写不出来的。若是别人翻译的话，绝不会也绝不敢随便作这样的添写的。而且，“怀着疑”(还有上面引过的“给绑匪架去了”)这种新奇的写法，我认为也是只有鲁迅才会的。另外，在这篇文章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中译文又多了一句日文原文没有的话：“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这就与文章开头写到的“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写出，就忘却，因为会习惯。”“要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相呼应。很显然的，这也是只有原作者才会作这样的修订和补充的。
五、更加重要的铁证是，今存鲁迅手稿中幸而存有五页中文稿《上海所感》(见福建教育出版社《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第六册第602-606页)。据对照，与《文学新地》所刊和《鲁迅全集》所收文章完全一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份手稿是鲁迅从《文学新地》上抄录下来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的“石介”的译文，那么，鲁迅对他人的译文居然这么信服(连“漏译”也可以容忍)，居然一字不改(只是题目中没有“一九三三年”)，这符合鲁迅一丝不苟的写作习惯吗？而且，鲁迅会容许别人对他的文章添加那么多字句吗？再看看这份中文手稿，上面明明是有多处涂改的，可知这绝不是抄录稿，抄录的话是不必修改的，而且所涂改后的文字则正与《文学新地》所刊相同。
我觉得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鲁迅先写了1934年1月1日发表的日文文本，一年九个多月后才有1934年9月25日发表的中文文本，而现在看到的鲁迅中文手稿与《文学新地》发表的文本是完全一样的，鲁迅只是添加了写作日期(另外题目中没有“一九三三年”)。所以，这份手稿应该就是鲁迅自己的译稿原件。鲁迅应是另外誊清一份寄给了《文学新地》(可能随手在题目上添了“一九三三年”)，并在最末写上了“(石介译自三四年一月一日《东京朝日新闻》。)”(按：《朝日新闻》1879年创刊于大阪，1888年在东京增印)现在这篇手稿的每页的下端，都有鲁迅重新涂改的页码(从146到150)，这是鲁迅生前自己编订《集外集拾遗》的页码。这就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个译者“石介”就是鲁迅自己，“石介”就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其实，《上海所感》中译文与最初发表的日文有所不同，是已经有人发现了的。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时，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日文作品集》的《编集后记》中就写道：“鲁迅的日文作品，有的是鲁迅亲自译为汉文，有的是鲁迅夫人许广平或别人译为汉文后经鲁迅校定的。对于这两种文字，我们进行了互校，发现不同之处颇多，如《上海所感》一文，汉文与日文不同者有四处，另有三句是译成汉文时补上的。”但很遗憾的是，该作品集的编者未作深思，显然也认为《上海所感》一文是“别人译为汉文后经鲁迅校定的”。而著名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还专门明确地写道：“《鲁迅日文作品集》收正文十篇，均附汉译，这些大都为鲁迅本人所译，其由夫人许广平或别人译的，也经本人手自校订。汉译与日文间有出入，有的连题目也不同。譬如发表在大阪《每日新闻》(按：《朝日新闻》之误)上的《上海杂感》，曾由别人译登《文学新地》，鲁迅校订的时候，改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编入《集外集拾遗》，又简化成《上海所感》”。唐先生的说法，在逻辑上、事实上都有很多问题。例如，说此文“曾由别人译登《文学新地》”，然后由“鲁迅校订”而“改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但是，事实明明是最初“译登”时的题目就是《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再试想，鲁迅如果真是“手自校订”了所谓“别人译登《文学新地》”的译文，那么，鲁迅“校订”后的文字应该与“别人译登《文学新地》”的文字不一样，这才合乎常理啊；怎么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二者是完全一样的呢？而且，如果是“别人译登《文学新地》”的文章，这个“别人”又怎么能在鲁迅“手自校订”之前，就已经“校订”了一年多以前鲁迅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日文原文呢？莫非唐先生认为这篇“别人译登”的文章，在登出之前就已经经过鲁迅“本人手自校订”了？那么，这就与我认为的这篇译文是鲁迅自译的看法有点接近了。
最近，在日本友人中津幸久先生的帮助下，我看到了彼邦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竹内好先生在1983年筑摩书房出版的《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才惊喜地知道竹内好也早就提到了此篇中译文与最初发表的日文有不同处。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第五卷里收了《上海杂感》，用的就是大阪《朝日新闻》上的日文原文。他在题解中说，大阪报纸上刊出时曾有编者按：“这一篇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小说家鲁迅先生特地为本报新年号寄来的随笔。根据笔者的愿望，将原文缀用的片假名改为平假名，只是略为订正了假名用法的不同处。”竹内又说，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此文时，题目是《上海所感》，字句也略有异处。但具体怎么不同他没说。竹内并在注释中逐一说明了日文原文与中译文的不同之处。而最令人注意的是，竹内在题解中已经明确地认为：“译者石介(即鲁迅)。”
总而言之，认为该中译文是别人所译这一错误判断，已经存在几十年了，现在必须纠正了！“石介”这个鲁迅笔名已经隐晦了近九十年了，现在应该彰显了！
临末，再说说“石介”的含义。首先，“石介”与“介石”一样，原本意思是很好的，意为操守坚贞。出自《易经·豫》：“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所以，自古就有不少人取作名字。例如，宋初就有一个叫石介(1005-1045)的，是名学者、思想家、宋明理学先驱，字守道，一字公操，人称徂徕先生。当然，再后来还有一个叫蒋介石的。鲁迅为什么取一个“石介”的笔名，大家自可以猜想。我忽想起，近年来在网上出现了一个伪得不能再伪的伪命题，说什么鲁迅一辈子没有骂过蒋介石。事实上，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一直是坚决反对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篇《上海所感》就是“骂”得非常激烈的；而蒋介石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怎么能说鲁迅“没有骂过蒋介石”呢？也许，这些人的意思是，鲁迅的文章中没有出现过蒋介石的名字，但为什么非出现不可呢？不出现名字就不是批判了吗？那么，如果我现在告诉这些人，鲁迅在一篇国内外都多次发表的非常激烈的“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上，署了一个把蒋介石名字颠倒过来的笔名，不知道他们又会怎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