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增长的“黑洞”，是一种吸噬力无穷大的奇异现象。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长，成就瞩目；另一方面这个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断裂的威胁，正是来自这增长自身的力量。探究经济增长“黑洞”的成因，本文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上，侧重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实际关系。本文认为：“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隐含着吸噬其他对象发展能量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破解增长的“黑洞”，惟有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平。发达国家的事实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黑洞”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基于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效率”与“公平”的下线与上线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参照。
主题词：破解；效率优先；负面品质；“黑洞”效应
“黑洞”一词并非陌生，在社会生活中，在理论文章中经常出现。但人们普遍熟知的“黑洞”，往往是对一种现象的感性的、经验性的形容。理性认识的“黑洞”，是宇宙空间的一种自然现象。天体物理学观察到的“黑洞”，是宇宙中一些恒星，由于自身塌缩的重力作用，体积趋向于零，密度变得无穷大，其表面电力也达到无穷大，这颗恒星被称之为“奇异点”，围绕这些“奇异点”的一定空间就形成了一个黑洞。黑洞的引力无比强大，在此半径内，任何东西能够被它吞噬掉，就连光也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厄运。“黑洞”的边际效应就是足以使周围其他物质的运行路径发生改变。由此，我把这种吸噬力无比强大、足以改变周围物质运行路径的现象称为“黑洞”效应。
把天体物理学对“黑洞”的观察和描述引入经济学领域，是基于“异质同构”理论从一种现象到对另一种现象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并非凭空臆想。这不仅是因为“黑洞”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术语，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观察纷纭万状的经济增长现象时，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奇异点”——它难以使我们准确地观察到这些增长点自身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情况，但却会因它具有如同“黑洞”一样无比强大的引力和吞噬力，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十分活跃，很容易被我们捕捉住。所以，经济增长的奇异现象，与天文物理观察的“黑洞”现象，有“异质同构”的基础。
对照天文物理学所观察到的“黑洞”，我们对经济增长中有如下特性的现象,就可以称之为形成“黑洞”效应的“奇异点”：1，它是在经济增长中借助惯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异点”，有明确的走向，可以观察，却难以了解其内部；2，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没有出口；3，它因为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兴奋点”，但由于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不仅没有带动整个经济同步增长，反而因它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连领域经济增长的能量，使经济增长的梯度结构愈加畸形，导致经济在高危状态下增长；4，它的增长加重了经济矛盾，致使人们对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质疑。在这些特性中，第一点是指它的形成，第二点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点就是它的效应，即“黑洞效应”。就这些特性而言，“黑洞”不同与“陷阱”，“陷阱”是外在的力量设置的，“黑洞”却是自身的力量形成的。
在茫茫宇宙，黑洞不足为道，因为相比之下，它们所能影响的空间太小，没有改变天体运行的基本结构。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域，出现“黑洞”，由于时空有限，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阻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经济问题社会化。
一、“不好的市场经济”容易出现“黑洞”
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具有不可测性。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效率优先，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配置资源，需求影响生产，效益引导产业，等等，都是不可背离的基本原则。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本身就具有“效率优先、效益第一”的天性。在自由状况下，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循迹着自然界所演绎的严酷的“丛林法则”。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主体会把“效率”、“效益”让位于“公平”。无论是为了规避被市场竞争所淘汰，还是为了使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们都会把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开发的资源投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领域。这些无可非议的市场经济行为聚焦在某一点上，就容易形成“黑洞”。
纵观市场经济历史，可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国家治理市场经济秩序的经验还不丰富，市场经济的缺陷比比皆是，因而这个阶段的市场经济往往是“不好的市场经济”。
“拉美”现象，可列为“不好的市场经济”的范例。“二战”之后，“拉美”国家出现长达30年的黄金发展期。这个地区的GDP持续30年保持了年均5.3%的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危机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基本增长方式是“举外债促发展”，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利润的比重达41%，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导致拉美经济畸形增长，社会动荡不安，经历了“失去的10年”。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议达成的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促使了拉美进一步开放，进行一系列经济结构性改革，甚至实现了由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移。但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许多重要经济领域，特别是更赢利的新兴工业部门，被跨国公司占据了垄断地位。在拉美500强企业中，有2/5的是外国企业。由于外企资金和利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致使拉美地区大国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后陷入金融危机，社会更加动荡。
可见，在拉美，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更多的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了。这些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加剧了经济社会矛盾的增长点，就是本文所关注的、能够形成“黑洞”的“奇异点”。在拉美，“举外债促发展”，“重外企促发展”等，也就成了拉美经济增长的“奇异点”。
我们把历史再拉长一点，视野再放宽一点，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以来的经济发展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价：“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见，马恩对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高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又是一篇向资本主义宣战的檄文。这就递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样的创造力，这样的高速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痛斥的。因为这样的高速发展，同时又带来日愈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典型的“黑洞”效应。
观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和拉美经济，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它们都处在市场经济初期，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黑洞”在“不好”的市场经济里是普遍现象。
今天的中国也是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和新体制还不完善，有三股浊流把市场经济搅得周天寒彻，自然是可以归为“不好的市场经济”。这三股浊流：一是吴敬琏所批评的“权贵经济”，二是秦晖所批评的“痞子经济”；三是我归纳的“权贵+痞子的经济”。
所谓“权贵经济”，就是官商勾结的经济。自市场经济改革开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4次“致富风暴”。第一次是价格改革，实施双轨制，历史上俗称为“官倒”。不少人在这轮“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培育资本市场以来的股市黑幕，从一些不法官员配置上市名额收取巨额受贿款到一些公职人员挪用包括银行资金等在内的公款抄股，从股市设置陷阱的“黑庄”到掏空股资的“黑东”，把好端端一个股市搅得昏天黑地，至今难以恢复元气；第三次是“国企改制”出现的偷梁换柱现象，国资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视国企改制为“最后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还在延续的“圈地活动”，成克杰仅一次批地的受贿款就多达3500万元。在“慕、马案件”中，慕、马批地的受贿收入仅仅8000多万元，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10多亿元。4次“致富风暴”，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社会结构的雏型。
所谓“痞子经济”，就是假冒伪劣经济。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个“假”，至今长盛不衰。90年代初，假冒伪劣商品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2000亿元。10多年过去了，虽然国家加大了执法力度和打击力度，有了“质量万里行”，有了更加完备的工商、质检系统，有了“消协”，有了“315”权益日，到2004年，假冒伪劣商品依然保持年均2000亿元的水平，每年40亿份合同有1/4无法兑现。鱼目混珠的“痞子经济”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
所谓“权贵+痞子的经济”，就是地痞恶霸与地方官员勾结的经济。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矿难”方面。年复一年的“矿难”，为什么总是打压不下去？为什么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参与其中，地方官员与地方恶霸沆瀣一气。事实上，彼此沆瀣一气还不仅仅是在开矿方面，其他经济领域，如野蛮拆迁、制假造假、黑势力猖獗等方面都有表现。特别是一些暴发户进入人大、政协，或者捞了个官来当之后，更是耀武扬威，变本加厉掠夺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这些，都直接地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有这三股浊流存在，怎么会不导致经济增长的“黑洞”效应越来越严重呢？当然，由于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经验，由于经济落后、起点低，发展的压力特别大，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绪特别重，这样，地方政府的良好愿望也可能“走火入魔”，客观上造成为市场经济的浊流泛滥推波助澜的后果，经济增长的“黑洞”现象就非常突出。
——GDP崇拜就是一个形成“黑洞”效应的“奇异点”。
2004年，中央政府把GDP增长的目标定为8%，在2003年9%的基础上降低一个百分点，以期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解决由于增长过快和经济过热而引发的经济社会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由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是，2004年GDP依然没有控制在理想的速度内。这表明，已经形成了一股能够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博弈的力量在推动GDP增长。地方政府依然不遗余力地把促进GDP增长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区域之间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进一步加大，高利润产业的区域分布和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加大使两个市场的比值扩大、反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环境污染和透支资源使经济增长的成本进一步加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重了能源危机。如此的经济增长使经济与社会的紧张度进一步拉大。
——“城市化”也是一个“奇异点”。
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落后，突出表现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率不高等方面。大力促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化过程中第二、三次产业的聚集效应，改变城乡隔离的不合理结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长驱直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如果把经济分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两大块，把二次、三次产业划归到城市经济这一块内，那么，城市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90%。由于城市经济对GDP增长具有超强的聚集效应，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城市化的中长期规划，从总体趋势上看，目标是到2050年达到75%城市化率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从17%走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即使有如此宽容的时间来处理和消化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社会——即城市文明——转型所形成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的大幅度波动依然此起彼伏，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胁着城市的发展，“逆城市化”趋势已经露出端倪。而我们，计划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从开始为“城市化”提速到如今仅仅20多年，计划再用40多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集中爆发了出来。更何况，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教训不仅没有吸取，反而“变本加厉”——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来；城市发展首要的特色经济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倾其财力、物力抓城市建设，包含了太多的“政绩”需求，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行政级别化”趋势又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经济带的合理结构；在“政绩”需求的驱使下城市建设恶性攀比，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土地资源；在“形象城市”的驱使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日愈恶化；在“经营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时间，仅从被“城市化”所占用的农村土地中掠走的剩余价值就超过2万亿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市的政府”，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城乡差距从改革之初的1：2上升为1：4，有向1：6的差距发展的趋势。这时的城市化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盘，它不仅吸走了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增量资本，还吸走了属于农村土地可预期的成量资本，降低了农业通向现代化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土地低于世界平衡水平，至今仍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化的速度不能背离这一基本国情。近60%的农业人口对GDP的贡献不到10%，这本身就是大问题。当资本和贡献大小也参与分配，占中国人口比例近2/3的农民的收入增长比值必然越来越小，“三农”问题必然成为中国发展中最为严峻的问题。
——“房地产业”也是一个“奇异点”。
今天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地区GDP增长的重要拉力，而且，政府对土地的垄断经营，土地经营收益成为重要的财源。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旺盛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蓬勃飙升。2005年初，中央政府对北京上海的房价飙升重拳出击，本身就说明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已经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到了必须专项整治的地步。在房地产业的狂飙突进中，非法的、非公平的“圈地活动”愈演愈烈，无论是针对城市居民还是针对农村居民的暴力拆迁行为屡见不鲜；权钱交易频频发生，不少政府官员被卷了进去，不少人一夜暴富。房地产业的飙升，不仅吸走了大量稀缺而珍贵的土地资源，也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吸走了大量的银行资金，加重了金融风险；不仅吸走了大量居民几乎一生的积蓄，而“住房难”却成为经济繁荣的光环中难以掩饰的一声声很不和谐的感叹；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而且贫富悬殊实物（置业）化，原本并不显山露水的贫富差距也因此刺目地突显出来。
——比较典型的“奇异点”还有仍在延续的“股灾”。它对社会各方面的资金的吸噬力几乎无以复加。还有“产权改革”，还有“医改”、“教改”等。
这些“奇异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应改革发展而生由此获得了合法性，从而凭籍改革发展的大势从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由于其中利益巨大而汇聚了新的更大的能量，由于它的运作普遍遵循的是潜规则而难以监测，由于它无比巨大的吸噬力使其相连的低端领域的发展乏力，致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上加难。就是这些“奇异点”，形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大大小小的“黑洞”。
二、“黑洞”效应颠覆了发展的“神话”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市场经济”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神话”。从理论上看，早在市场经济滥觞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已经充分地论证和描述了市场经济对经济、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实践上，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虽然仅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从总量上看，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使世界的经济政治的轴心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北京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创造了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模式”。
但是，衡量中国改革发展的得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尺度：社会分配如何。这个重要尺度，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之初，1985年3月，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这就是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十分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分配问题，绝不容许出现两极分化，绝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了邪路了。
2005年，有两篇调研报告值得关注：一篇是国家劳动部研究所关于我国基尼系数的报告，认为现在是0.46，处于黄色警戒线，预计未来几年，将突破0.5，亮起红灯。另一篇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第2期上张强的报告《“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作者依据特莱曼（Treiman）、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提出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ISEI数值）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结果是：23分值及以下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以及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从事大田劳动的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占该组的90.12%，占全部就业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了倒“丁字型”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倒“丁字型”结构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什么新的资产阶级？今天中国不谈“阶级”，我们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问中国今天有没有一个非法致富的群体？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三股浊流，都是非法经济。再从严重触犯了法律的致富人员数目上看，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高检工作报告中指出：2004年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2003年增加百分之四点九。共提起公诉30788人。
当然，改革还在进行中，断言非法致富的社会群体会形成一个有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新的资产阶级”，还为时过早。
尽管如此，忧患意识已经多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里。如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形成一个共识：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刻。怎么理解“关键”二字呢？就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断裂的危险，改革面临普遍责难的窘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也日愈尖锐。这就是所谓“关键时刻”。因其如此，在世界上，“中国经济崩溃论”不绝于耳；因其如此，中国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忧虑中国经济是在“雷区”穿行；因其如此，中国社会舆情，对经济增长毁誉参半。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发展，怎么改革，怎么发展，这些原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今又一次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有三个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平与正义，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制度也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如巧取豪夺、榨取劳工剩余价值等现象。而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在它原始积累时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权力配置资源还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初期的体制缺陷正好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尽情施展的空间。因而“权力寻租”的几率自然远比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市场经济要大得多，容易结成盘根错节、荣辱与共的官商联盟和“权贵”经济；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有资本高积累、国有资产还在增殖的情况下发展的，国企改革和“国退民进”客观上为“内部人”化公为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中国市场经济这些国情特点，昭示了中国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绝不能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利润崇拜”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本必然向高额利润的领域集聚，产生惊人的聚集效应，形成“奇异点”，形成吸噬力具有无比强大的“黑洞”。如果任随市场经济这匹“黑马”一路狂奔，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在时间将上会比有制度支撑的西方国家还要短。
三、“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黑洞”会层出不穷呢？——我认为：都是“效率优先”“惹的祸”，是对“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缺乏理性的、全面的认识。
“效率优先”，是发展任何经济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现在需要遵循，今后也需要遵循。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效率优先”要求把社会资源，包括稀缺资源、有限的财力、物力使用在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对象上。因而当可供配置（分配）的资源是一个固定值的时候，“效率优先”本身就具有吸嗜其他对象的发展能量和发生核聚反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品质和力量。这种能够吸噬其他能量并发生核聚反应的品质和力量就是“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
“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在中国，长期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特别是当我们把发展当作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我们把“效率优先”神圣化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对“效率优先”的（1）认识和（2）控制失去理智的时候，一方面“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更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伸展和扩张。“效率优先”促使各类优质资源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对象汇集，这个所谓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对象，就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吸噬力，同时形成“马太效应”，吸噬的能量越多，吸噬的欲望就越强；吸噬的欲望越强，吸噬的能量就更多。如此循环往复，“效率优先”就有了令人恐惧和震慑的破坏力量，一方面，由于大量地吸噬了其他对象的发展能量，致使其他对象发展乏力；另一方面，自身集聚有大量的能量，疯狂地发展。这时，从经济增长的整体上观看，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经济结构的畸形。这样的畸形增长，就是“黑洞效应”。
所以，我认为，“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黑洞”的“基因”，而“黑洞”效应得以之加剧，就是它的负面力量在推波助澜。
“不好的市场经济”容易形成“奇异点”并产生“黑洞”效应，事实上，“不好”的计划经济也是如此。我们说计划经济不讲效率，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的整体而言的。而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或者说某一个局部，计划经济的效率是往往最高的。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能够通过国家机构的力量，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但如果这类的高效率，是不惜一切血本、不计任何后果，只求一个高指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高效率”就必然形成“黑洞”。比如，前苏联应对“冷战”而集中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比如，我们的大跃进为了“追英赶美”而大炼钢铁。所以，通过计划经济时期的所谓高效率的典型案例的观察，特别容易理解“黑洞”与“效率”的关系，特别容易理解“黑洞”的后果。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推论：“效率优先”，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失去理智，越出可控制的边界，它的无比巨大的吸嗜力，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会抑制这个国家的产业实现整体升级，因为相关领域、相关产业发展的能量被吸嗜过去了。
“黑洞”不仅对经济会产生严重危害，对社会的危害也是严重的。经济学研究效率，就是解决如何使资源配置产生最大的效益的问题。在单位时间里，效益越大，效率就越大，也就越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有一个前提：无论是稀缺资源还是非稀缺资源，比如，土地、矿产、河流等自然资源，比如历史、文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等公共资源，原本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这才存在一个如何配置的问题。在这些社会成员中，有的基础差，能力弱，与基础好，能力的强的群体相比，资源配置给弱势成员难以产生最大效益。因而在如何使资源产生最大效益的配置中，已经存在一个前提，就是能够创造最大化效益的群体已经“占有”了同时也属于其他群体的公共资源。所以，只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优先”，就存在资源配置的非公平性问题。“黑洞”能够把“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所以，“黑洞”首先会进一步激化资源配置的非公平性。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四、深度撞击：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假设就是“理性人”——在理性的驱使下做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这个假设是“合理”的，那么，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单个主体，是不会考虑“公平”的，也不承担兼顾公平的义务。由此，经济学把对单个的市场主体的研究聚焦在效率、效益上，无可非议。由此，效率、规则、契约、法、诚信等，是古典自由主义立论的基石，个人的能量得以充分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快速发展。
问题是，任何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能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不考虑公平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向能够创造更大效益的群体和领域汇集，容易形成经济增长中的“黑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黑洞”一旦形成，由于它对周围的一切“物质”的能量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将破坏公平，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危机。
“效率优先”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早期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到了19世纪中期，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受“效率优先”的经济学思想和制度安排的影响，经济增长中已经由个别的、局部的“黑洞”积累、演化为整体的“黑洞”，即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上，出现严重的非公平增长。“黑洞”所带来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危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制度革命的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调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经济的计划性和社会的公平性。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马克思设计并为之奋斗的路径选择，虽然在当时发达的、同时又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走通，但是，马克思提出的方案对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震动很大、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发很大。
如何破解“黑洞”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与马克思的“制度革命”并行发展的解决方式，就是“制度变革”的方式，即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制度变革”的核心思想，就是针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缺失公平、正义的弊病，增强制度的公平性、正义性。所以，我认为，19世纪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转折时期，无论是“后马克思主义”（又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继续捍卫市场经济大旗的经济学家，凡是对社会、对历史有影响、有贡献的理论家、学派，无一例外地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平等、与社会的公正、与国家的职能连在一起加以研究了。什么“帕雷托效应”、“木桶理论”、“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以及罗尔索的“正义论”、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等，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因为这些积极作用，一个世纪里，西方市场经济又经历了“一战”、“二战”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等考验，在这些重大的考验和挫折面前，西方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朝着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方向继续恶化，反而更加成熟，焕发生机，进入良性循环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国家的基石，越来越稳固，“制度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些历史说明：可能导致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黑洞”在新制度里受到有力的遏制和有效的破解。而能够遏止和破解“黑洞”的力量，就是“公平与正义”，就是“公平与正义”成为了制度安排，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不好的市场经济”滑向“黑洞”的无底深渊的命运。
不难看出，19世纪末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注重国家的功能，推进公平的经济增长。国家通过制度的力量（法）、伦理的力量（善）来调剂实际存在的、由于资源配置不公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遏制“黑洞”的形成。比如，资本积累太快容易形成“黑洞”，就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资本的组合，建成法人治理结构；比如，高利润行业容易出现垄断，形成“黑洞”，国家就有“反垄断法”；比如，为了抑制再生产起点不公的“黑洞”效应，国家出台了分配的公平原则，提高弱势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正是这些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促进了社会制度变革，增强了制度建设的公平原则和正义原则，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逆转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走向垂死的命运，并进入健康、持续发展的新境地，实际上就是极大地抑制和化解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和负面力量所导致的“黑洞”。所以，我认为，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击碎形成“黑洞”的“奇异点”的力量。
市场经济社会讲究法理，讲究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的合法性。那么，“公平与正义”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呢？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资源配置遵循实现最大效益的原则。前面已经提及，资源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论这些资源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原本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资源，这才存在一个如何配置的问题。所以，当国家制定出以效益最大化来配置资源的政策后，即“效率优先”，无论是政府干预式的资源配置，还是市场调节式的资源配置，都隐含了这么一份社会契约——其他社会成员也把属于自己的那份资源“委托”了给能够使资源创造出最大效益的群体。比如，中国的国企改革，就是基于“效率优先”的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范例。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公共资源，在重新配置的时候，无论“花落谁家”，都隐含了这样的一份社会契约。
仅管其他群体所占有的资源是间接的，委托是社会性的，按照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没有参与效益创造的群体也应该享有部分效益的分配，比如，股民就没有参与效益创造。因此，当“效率优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效益分享也应该成为制度安排。由于其他群体所占有的资源是间接的，委托是社会性的，因而效益分享也是间接的、社会性的。这时的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为以政府为中介，对效益高的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用于为全体成员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如果制度安排在“效益优先”方面强大有力，而在安排效益分享“兼顾公平”方面不完善、不强大，那么，这样的制度就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阶段。当制度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阶段，即存在制度缺陷时，作为“理性经济人”，是不会主动让出本应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效益的。这时，制度缺陷就直接表现为社会不公、不合理。
可见，“公平原则”、“正义原则”，都是为了矫正以前在制度设计与制度建设时突出“效率优先”、忽视社会公平的重大偏差和促成一种能够抑制、消除“效率优先”负面影响的制度性安排。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效率优先”和“社会公正”并非是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只要“效率”与“公平”并重，经济社会就会和谐发展和持续发展。正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得很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以“效率优先”为基本点的市场经济，不仅走出了周期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困境，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这也是我国选择发展市场经济和提出“效率优先”的逻辑起点。
五、中国愿景：“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并重
有一种较普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点是“效率优先”，与“公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偏见，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正并重。考察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强国，不难发现，虽然也有社会分层，虽然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受益不同，但他们普遍接受受益不均的结果。为什么？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首先保证了程序公正。只要程序是公平和正义的，任何结果都是可以接受。至于事实存在的起点不公、结果不公，又有其他的制度安排来弥补。制度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守护神。市场经济体制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就是从不公正到公正（“次优”）的历史。市场经济是发展着、变化着的，为了适应这些发展变化，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随时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微调，解决因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美国，上世纪一百年间，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有四次，期间还有大大小小的制度微调，确保程序公正。所以，既然制度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守护神，“效率”与“公平”就不是不可磨合的矛盾。“公平与正义”不仅不是在“效率”之后，而且是效率的前提，并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强调“效率”与“公平”是不可磨合的矛盾，无疑于承认了“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合理性，无疑于首先在道德内省方面为恃强凌弱的行为松了绑，无疑于拧开了“魔瓶”的盖。为什么那些要么钻法律的空子，要么践踏法律而致富的人没有“原罪”感？为什么市场经济在中国仅一二十年，就浊浪滔滔？主要原因就是过分看重“效率”，轻视了“公正”在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方面的极端重要性。
《正义论》作者罗尔斯有一个响彻寰宇的追问：“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如此继续追问下去：“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声张正义，要国家来干什么？”国家就是通过制度的力量，推进公平的经济增长。
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谈何容易？！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一句如雷灌耳的警示语：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
“权贵经济”、“痞子经济”、“权贵+痞子的经济”三股浊流已经促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既是“效率优先”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市场经济公平发展的最大破坏者，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阻力。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用“黑洞效应”的“奇异点”来概括相当贴切：他们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一些官僚及力图影响政策决策的知识精英），因而不只是一个特定的领域或阶层；他们在冲破计划经济管制、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方面“功勋显赫”，同时，他们积累的个人财富也与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成正比；他们一夜之间堆积起来如同金字塔一样辉煌的财富，不是辛勤劳动和依法经营的结果，而是利用体制的不成熟、寻找体制的弊端实现的飞黄腾达。他们既是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同时又是改革发展的最大收益群体，在聚敛社会财富的道上一路狂奔，利令智昏的程度到了完全忘记他们是挑战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危害是：颠覆了改革发展的底线，颠覆了社会制度的底线。今天中国出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矛盾以及信仰危机、经济危机都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壮大和发展直接相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仅此，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问题必须解决。而由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性——渗透于改革发展之中，利用改革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合法性“因势导利”（与“因势利导”互动），20多年间，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为他们疯狂捞取财富的机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责；他们以改革发展的名义维护着、壮大着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利益增大的过程和结果都加重了改革发展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以利益分享而结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既渗透于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又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领域，遵循着“潜规则”；他们“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两面性，使他们在改革发展中捞取个人利益的“游戏”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们与市场经济和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同在，他们的斑斑劣迹不仅使中国市场经济烙下恶名（“不好的市场经济”），也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毁誉参半；他们既是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也是随改革发展而壮大的群体，其力量足以与国家的力量博弈。基于这些特征，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显得鞭长莫及。
200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关于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统揽全文的主题思想就是希望中国政府要着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这份世界银行报告的认识非常深刻，凝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三四百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资源配置向强者倾斜（起点不公），财富的创造与获得非正义性（程序非公正），如此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最大化的效率，但这样的经济增长必然形成“黑洞”效应，使经济增长在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的高位上运行，成本和代价都极其高昂。在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之后，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公平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平与正义。世界银行一直关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在中国，公平有制度保证，市场化不会使公正的天平过于倾斜。但是，中国市场经济20多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平却遭遇严重损害。
遵循“效益第一、效率优先”的原理，社会资源的配置必定是能够产生最大效益、发挥最大效率的群体汇集，产生“乘数”效应。我这里所说的“乘数”效应，是指：假设每一个社会群体的经济增长都是n，由于基数（增长的起点）不同，同时乘以n，结果都不同，而且，彼此同步增长的n越大，增长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平等就越强。这就是中国曾经流行的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为什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益纵向比较都有所增加，还会怨声载道呢？个中的奥妙就在这里。当社会资源的配置在“效益第一、效率优先”的影响下，创造新财富的社会资源急速向能够产生最大效益、发挥最大效率的群体汇集，这个群体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财富，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另一方面，基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也不得不迁就他们的发展诉求，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强力在发展的昭应下聚集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奇异点”，“黑洞”效应就形成了。“黑洞”一经形成，就产生巨大的吸噬力，如同龙卷风一样，所到之处，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受到它那巨大的引力所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国家经济安全更加脆弱，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理论上讲，“兼顾公平”并非不要公平，但实践上，由于“效率优先”被抬到压倒一切的高度，“兼顾公平”往往是既不兼又不顾。发展中我们丢失了社会公正，这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经济的、政治的制度建设，张扬社会公正，显得极其紧迫。
“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并重，已经成为中国的愿景。对此，我依然乐观，相信国家的基本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产生“黑洞”效应的“奇异点”能量再大，敌不过制度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都能较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理应能够处理得更好。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里，不再使用“兼顾公平”，而是使用“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无论是党内外，还是国内外，都普遍认为，这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引领改革发展的主导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效率优先”是一切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绝不能“因噎废食”，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形势下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既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效率”与“公平”并非是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那么，推行“效率优先”，肯定有一个效率与公平的下线和上线。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形成“黑洞”的“奇异点”，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所以，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由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这个最佳值，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目前，这个数理模式在理论上还只是“歌德巴赫猜想”，但在实践上，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如何应对“非公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建立起这个数理模式并非永远是“歌德巴赫猜想”。如果这个数理模式能够建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和提出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保证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The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bsorption power is inexhaustible. On the one hand, the economy of China developed fleetly and has been achieved noticeable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 is facing the threats of discontinuity, that’s just come from the power of growth itself. For study the reason of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shifted the focus to basic polic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tudi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fficiency priority” is the basic principle must be follow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the negative qualities of “efficiency priority” is 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implies the instinct maybe absorb the development energy of other object, which is the forming reason of black hole. The only way is promoti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restrain negative power of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resolve “black hole” of growth. The basic function of country is defending fairness. The fac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manifested tha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not a pair of contradiction that do not tie in. It is not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can’t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rapidly to pursue merely the 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That’s low efficiency of “fair” growth is the lowest line must be controlled of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the “efficiency priority” which breakthrough fairness and justice brings necessarily the effects of “black hole”, and finally, it induce possibly go to the reverse side of growth. That’s high efficiency of “unfair” growth is the topmost line must be guarded of “efficiency priority”. Then, based on it, form a rational range of the p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the optimum value betwee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implement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emphasizing the social justice. The 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lowest line and topmost line of “efficiency” and “justice”, can build theoretically a mathematical model. It can offer reference of a rational range for country’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making economic policy.
（2005年11月2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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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由》。《北京日报》2005年11月14日。
樊纲：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缩小分配差距。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
张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部失衡》。（作者说明：本文得益于作者与麻省理工学院Oliver Blanchard，哈佛大学Ricardo Hausmann，牛津大学Allsopp， Cyril Lin，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张斌、何新华、曹永福等的讨论。）“中国改革论坛”网站http://www.chinareform.org.cn。
李朝晖《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83期）。光明日报社光明观察网络杂志转发。
杨帆《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中华复兴网http://www.1840cn.com。
赵忆宁《中国改革酝酿再突破》。“中国改革论坛”网站http://www.chinareform.org.cn。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邵道生《中国一些富豪的暴富令人疑窦丛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复兴网http://www.1840c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