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生命·实践”合作校的校长们共处的十多年中，我一直被他们尊称为“老师”。这次，我发自心底要尊敬地称他们一声“老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我们是十多个人共行，何况我们共行了十多年！

“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虽然由我酝酿、首先提出并始终作为总策划人在行动，但它实在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最难之处，恰恰在于要有学校改革的实践来证实。这是一个需要用学校的实践变革，来证明其可行性、合理性和价值、意义的研究与学派，何况要在今日中国如此复杂多元的背景下，要进行长达十多年的持续学校改革。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合作校的校长们积极支持，创造性地对学校变革的领导与推进，就没有今天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是他们，为我和其他华东师大“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提供了可以长期、经常出入、共同耕耘的教育研究“学校田野”。让我们这些其实并不太懂中小学内在架构、运行规则的所谓“专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生动的教育世界，闻到了学校泥土的芳香，看到了校长的忙碌和教师的辛苦，看到了许多无奈但尚可改变的天地。因为校长心中有事业，教师心中有爱。他们每天面对着数以千百计的少年儿童和家长的渴望。教育的良心——对人、对儿童、对未来、对民族的大爱，在学校里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是他们教我读懂了教育的良心，读懂了教育改革的根本希望在学校，从而更加坚信：凡不在乎学校、不关切师生真实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教育改革，都难以取得最终真实的成效。正是这种支持和读懂，使我们有了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信心。

是他们，在新旧激烈碰撞、几乎年年月月连教育也如此地不断有新花样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内外对“新基础教育”研究都有着各种不同声音的背景下，坚定地选择了做“新基础”，这并非是一种盲目，而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感受到这一研究有助于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坚持。更为可贵的是，在这次访谈以前，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和我提过研究中唯有他们才能感受到的艰难。这需要何等胸怀：有难自己揽着，想办法解决，不用这些“难”去干扰华东师大的老师，而是让他们一心一意地做研究。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会打退堂鼓，至少会增加许多个“不眠之夜”。他们有意识地为我们挡风遮雨，让我们能够安心、静心、潜心搞研究，我怎能不尊称他们一声“老师”！

是他们，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无私地奉献出了时间、精力和智慧。“新基础教育”是一项理论适度先行，策划在前、实践跟进，在践行中需不断反思、不断重建，且因有理论与实践持续的双向互动、相互滋养，才逐渐丰富成型，成为有血、有肉、有精气神、有个性的研究。校长和老师们有领悟力、创造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与他们讨论、沟通、交流，哪怕有时只是闲谈，都常常会让我在惊喜中豁然开朗——或发现了思索已久问题的症结，或找到了研究策略，或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命题，或感受到事理的奥妙，或明白了自己竟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我的思维会被激活，进入灵动状态。我不只一次地对校长们说：如果让我来做校长，一定做不到你们这样好。尽管我还会经常向他们提出学校改进的建议，但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实践和智慧，我是想不清楚也说不出这些的，更难说让我去做好。

读人，也许是做教育学研究的人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功。十多年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想读懂他们、在更深的层次读懂他们的愿望。自然，不是为了练基本功，而是为了明白我的这些老师们何以会如此，一项改革的事业要靠怎样的人才能共同完成。2010年暑假，“新基础教育”进入第四阶段——扎根研究的第二年，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熟悉程度，已达到可以敞开心扉的地步，我将这个愿望付诸实践了。根据双方时间的确定，一个个地花上半天时间交谈。我把它称作“深度访谈”，事先只需发一个简单的提纲。谈话有时在我去常州住的宾馆里，有时在我家中进行。没有摄像机，除了庞庆举博士作为访谈记录整理的合作者外，没有听众。我们有了一个难得的不谈工作、只谈自己的清静时间与空间。校长们的坦诚让我感动，他们虽比我小却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童年经历，这让我惊叹；他们敏捷的回应、时时自然蹦出的闪光箴言让我深思；他们对“新基础教育”研究独特的评价让我知道该珍惜什么。我也时不时地被他们的谈话引发，忍不住发一大段“高论”。这就是我们这样性质的“熟人”访谈吧！

借此小序，表达我深藏于心的、对这些老师们的真谢！

责任编辑 施久铭

注释：

本文选自 《深度访谈 ：读懂创造教育新天地的人们——叶澜与 “生命·实践” 教育学合作校部分校长访谈录》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一书中作为序的 “策划者自白 ： ‘他们是我的老师’ ” ， 略作修改。

叶澜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