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对共产党除了军事“围剿”外，还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进行文化“围剿”，对中共领导下的红色进步书刊进行严密审查和检扣。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查禁，一次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间，持续时间虽短，但影响却十分恶劣；一次是在抗战时期，持续时间较长。面对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严厉查禁，中共领导进步文化力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查禁斗争。当前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部分出版史、新闻史著述如《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虽对此有所提及，但总体而言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1）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2）对该时期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审查标准与审查程序等方面史料挖掘不够深入；（3）对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途径与方法的探讨还有待拓展等。本文试图在较为详细的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图书杂志的查禁与中共领导的反查禁斗争进行系统梳理，以深化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的认识与研究。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图书杂志的严酷审查与查禁

早在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就严格检查和控制国内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依然严格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加强文化统制，通过建立和加强书刊审查机构，制定严格的审查制度、严厉的审查标准、严密的审查程序，将全国文化出版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

（一）庞大的审查系统

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宣部是新闻管制机关的中心；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齐一国民思想起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9页。），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筹备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由中执委宣传部、军委会政治部及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和中央社会部共同组成，作为全国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其任务是“掌理全国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各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之指导与考核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1页。），1944年其职能扩大为“掌理全国图书杂志戏剧电影审查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7页。）。

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存的国民党其他出版物检查机构还有：（1）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要负责西文电讯和西文杂志；（2）军令部战讯发布组，负责战讯审查；（3）行政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负责电影审查；（4）内政部地图审查委员会，负责地图审查；（5）教育部国立编译馆，负责教科书审查；（6）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除“办理抗战期间全国新闻检查事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386页。）外，还负责报纸评述的审查；（7）各地警察机关，主要负责传单、标语及其他出版物的审查（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9页。）。同时，还有两个与战时新闻出版管制相关的机构：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和军委会第三厅。前者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检查各地书店，指导、训练书店从业人员以及调查各地文化界动态和各地异党活动情况等。后者最初是由中共及进步人士控制的专门主管文化宣传的机构，后转变为国民党审查中共新闻出版的机构，该机构对抗战时期的宣传阵地进行了严厉管制。

此外，还在全国各地成立隶属于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各该省、市之图书杂志审查事宜。“各省文化发达之县市政府，于必要时得在各省市审查处指导之下，酌设各县市图书杂志审查分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1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控制图书杂志出版发行的庞大系统。

（二）严格的审查法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巩固独裁统治，钳制进步思想，国民党就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出版法》及《查禁反动刊物令》等系列反动法规，严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文化统制，宣称“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强调“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文化”（叶再生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6页。），而对于“所有思想庞杂，淆乱人心之谬论，固应严加取缔，以杜流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02页。）。为此，颁布了系列专门针对图书杂志审查与新闻检查的反动法规，从1938年至1945年间，相关法令、法规和指示多达200余种。其中代表性的主要有：《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7月）、《修正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939年4月）、《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39年6月）、《调整出版品查禁手续令》（1939年10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1940年9月）、《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1942年2月）、《图书送审须知》（1942年）、《审查处理已出版书刊细则》（1942年3月）、《统一书刊审检办法》（1942年4月）、《杂志送审须知》（1942年4月）、《战时书刊审查规则》（1944年7月）及《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4年7月）等。这些法令对图书杂志从著作、送审、印刷、发行到销售等各个环节作出详细规定，进一步扼杀和摧残进步革命文化，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三）严厉的审查标准

抗战时期，国民党各级审查机构依据相关反动法规对国统区的战时出版品如报纸、图书、杂志、电影片及戏剧剧本等进行严密审查。其中，审查机构对图书杂志的审查极为严厉，“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日。），尤其是从根据地和解放区进入国统区的大量图书报刊均被视为“反动宣传品”。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四个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500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紧张》，《中华日报》1935年9月25日。）。

关于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之分为“谬误言论”与“反动言论”两种。如对于“曲解误解割裂本党主义及历来宣言政纲政策与决议案者”，“记载革命史迹、叙述中央设施诸多失实，足以淆惑听闻者”，“妨碍善良风俗及其他之颓废言论，足以懈怠抗敌情绪，贻社会不良影响者”，等等，被视为“谬误言论”。而对诸如“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政纲政策者”，“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等等，则视为“反动言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2—553页。）当时因触犯审查标准而遭查禁取缔的，主要是马列著作及有关宣传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文化的书刊等。

在图书杂志审查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禁载标准，仅《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定办法》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就达70余项，如禁载“违背或曲解三民主义及本党政纲、政策者”，禁载“破坏统一及诬蔑中央者”（《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401页。）等。1943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凡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所常用的名词和术语都不能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25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73页。），把“两面派”“亲日派”“长征时代”“争取民主”“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称为“谬误名词”。

（四）严密的审查程序

一方面，对于原稿未经审查而已出版的需要审查的图书，如抗战期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艺创作和有关抗战的宣传小册子。审查机关对该类图书审查时主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查对图审会编印的《取缔书刊目录》，对已列入禁书目录的，即予查禁。二是看出版单位和作者、译者的姓名，如系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出版的，共产党员或左倾作者、译者的书刊，要仔细审查，对触犯《审查标准》的，需摘录章节、文句，提出处理意见呈送图审会请示办理。图审会复核后确认违禁者，列入禁书目录，密令各地予以查禁取缔，或密令地方图审机关就地取缔 （张钊：《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图书审查机关简介》，《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第135页。）。凡经中央图审会查禁取缔的书刊，国民党中宣部通函各省市党部，禁止其流传。

另一方面，对未出版图书杂志的审查，主要根据《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规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及各种教科书之应送教育部审查者外，均须一律送请所在地审查机关许可后方准发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61页。）。具体地讲，凡是论述军事、政治及外交为目的的图书报刊，须在出版前一律以原稿送所在地审查处审查，没有送审的禁止印刷和发行。“凡以原稿送审之图书杂志，其原稿如有抵触禁载标准之处，审查处得指示删改修正后出版，必要时并得禁止印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72页。）。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4年，国民党通过原稿审查所扣留的书文稿件（包括作者原稿和书刊清样稿）达1045种，其中绝大多数是革命进步稿件。在中央图审会的档案中，保存了毛泽东、周恩来、艾思奇、邹韬奋、茅盾等人的检扣稿及有关方面与图审会进行说理斗争的文件。对通过审查的图书杂志在出版时“应将审查证号码用五号铅字排列底封面上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50页。）。

（五）严酷的查禁手段

国民党在查禁书刊过程中，除上述“合法”审查方式外，还有强迫收买书刊、查封和销毁进步书刊、强行“接办”、杀害记者及捣毁报社营业处等许多非法查禁手段。

对共产党经营的新华书店，“今后对付方法为：（1）对以营业为目的之书店，应以威胁方式或劝告方式，使其停止推销。（2）对共产党书店应派人以群众面目大批收买而后焚之，或冲进该店捣毁之”（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447页。）。查出违禁的书刊，除扣留外，情况严重的还要加以处罚，或拘捕出版单位负责人。1938年10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经理张锡荣被捕，关押11天，罪名是“出售禁书”，最终被罚款300元后获释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从1939年到1940年一年时间内，生活书店有16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9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连同读书出版社三店工作人员被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7页。）。当时许多进步报业也受到破坏，如1945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两次被特务纵火 （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6年，第368页。）。当年，《新华日报》由于“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亟欲隐瞒掩盖的某一严重事实的真相，中统特务便不择手段地从报童手中强夺《新华日报》，只给以部分报价，并加以焚毁；同时加以威胁，不准《新华日报》在市面行销”（《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此外，国民政府还撕毁、焚烧大量进步书刊，仅1943年7月国民党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处呈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待焚书刊目录清册统计达114册（下页表1是部分待焚书刊统计表）。

国民党还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强行“收买”“接办”书刊社和报社。如CC系曾以13万元收买了上海的进步报刊《立报》，将其移至香港出版。据统计，到抗战结束时，由CC系和复兴社操纵的报纸近200家，占了大后方报纸的多数（ 延江：《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来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1940年7月，主管国民党文化出版工作的刘百闵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找邹韬奋“谈判”，要求生活书店与国民党中央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邹韬奋严词拒绝，“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8页。）。

（六）被查禁图书杂志的主要类别

据国民党中宣部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45年8月，仅国民党中宣部和图审会（未包括地方图审机关）查禁的书刊，有案可稽者达2000余种（《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322页。）。其中，七七事变至1938年2月底，中宣部审查书籍258册，其中直接有关共产党的书籍110册，有关共产党的出版社16家，刊物44种（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71—689页。数字是笔者据相关内容统计而得。）。据图书审查委员会统计，自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期间，“因触犯审查标准而由本部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行查禁及停止发行之书刊总数为253种，其中90%以上为共产党危害抗战利益之宣传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713页。）。如1938年毛泽东等著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被查禁，理由是“该书立论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并于行文间多方恶意的抨击本党，诋毁政府与诬蔑领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80页。）。而1939年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书刊审查更为严格，仅1939年1月在国民党编的《书刊查禁理由提要》第3辑中就有查禁与共产党相关的书籍23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87页。）。当时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各种方式进入国统区的报刊、图书均被视为“反动宣传品”而遭查禁，罪名有“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

这些被查禁的大多是革命进步书刊 （对于抗战时期的查禁书目，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如美国安妮?莱昂?海特编的《古今禁书》，收集了多种书目，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收集了近千种。此外，《中国禁书大观》《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1949）》《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华书局总书目（1912—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刊索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中国学术译著总目提要》《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记装订选》等书，以及张克明辑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一）》〔《出版史料》（四），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138—147页〕也收集了许多查禁书目，为今后史学界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丰富史料。），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1）马列经典著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对马列著作的出版尚采取宽容政策，“查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述，多为共产主义之理论，对于此书籍可视为理论读物，审查标准，不妨稍宽。列宁史太林为友邦元首，对我抗战甚表同情，如系译述其本人著述，内容虽间有不妥亦可不予处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07页。）。进入相持阶段后，以“鼓吹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等“罪名”查禁马列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入门》，列宁的《两个策略》《民族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等，均被认为“触犯禁载标准”而遭到“通令查禁”。

（2）中共领导人著作。中共领导人宣传抗战革命理论著作，也是国民党查禁的重点。国民党图审会查禁取缔的中共领导人著作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张闻天的《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刘少奇的《论革命的修养》，周恩来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抗战政治工作纲要》，朱德的《八路军的战争经验》等，这些著作被查禁的借口是“以派系为立场，破坏团结”“曲解本党主义及政策”“言论偏激狭隘，足以引起友邦反感，妨碍国防外交”及“鼓吹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22—626页。）。

（3）国际友人著作。国际友人著作由于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反共本质而被查禁，主要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一个革命的女性》《西行访问记》，史沫特莱的《西战场的苦英雄》及爱泼斯坦的《边区印象记》等。尤其对斯诺的著作，除上面列举的外，还有《西北散记》《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斯大林与中国的苏维埃》《光茫万丈的中国新战士》等（ 张克明：《国民党政府对斯诺著作的查禁》，《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查禁国际友人著作的理由是“歪曲革命史实，曲解三民主义，诬蔑总理，诋毁本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30页。等。

（4）国民党左派及知名进步文化人著作。国民党图书审查机构以“诋毁中央”“宣言马克思之辩证唯物论”等为借口，查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及邹韬奋、胡愈之、艾思奇、柳亚子、黄炎培、范文澜等知名进步文化人士的著作。如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中国应何以自存》《妇女与抗战》等，其中，《中国不亡论》被国民政府认为主张联合战线，批评政府过去政策及“内有诋毁本党之处”而遭查禁。进步文化人的著作如邹韬奋的《萍踪忆语》，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胡愈之的《伏生国际论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被查禁，理由是“阐扬马克思之‘辨正法唯物论’”“主张唯物论反对唯生论”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10页。）

（5）抗战文艺作品及其他革命进步书籍。抗战文艺作品主要有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郭沫若的《抗日将领访问记》，茅盾的《茅盾自选集》，巴金的《萌芽》，鲁迅的《鲁迅散文集》等，以“立论派系立场”“鼓吹阶级斗争”等为由查禁。当时非常活跃的话剧也大批被禁，仅1942年至1943年1月禁演的剧目就有100余种，如《草莽英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石达开》《原野》等（ 张克明：《民国时期禁书目录述评》，《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国民党还查禁了大批革命进步书籍，仅1938年12月查禁的就有23种之多，如《抗战总动员》《世界与中国的青年运动之路》《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抗战中的陕北》《敌人的狂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78—579页。）等。

（6）革命进步报刊。该时期图审会对国统区党的机关报进行限制和阻挠，规定要禁止《新中华报》《解放》《新华日报》《群众》发行，以“标题不妥”“擅改标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20页。）等为借口，查禁大批革命进步报刊，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627页。）等。此外，还有《全民抗战》《救亡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抗敌》《抗战与文化》等报刊也被查禁，使全国进步报刊数量锐减，“1939年，全国有报刊1031家，而1940年11月在大后方获准发行的报刊只有273家，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和消遣、娱乐性的刊物” （江沛：《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查禁斗争的主要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查禁图书报刊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文化力量进行反查禁斗争的过程，又是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抗日文化运动领导地位的过程。为应对国民党的严酷查禁，中共在文化出版领域领导进步文化力量，采取各种灵活方式进行反查禁斗争，进一步扩大了红色书刊在国统区的影响力。

（一）积极利用报刊发表评论，抨击查禁，呼吁言论自由

面对国民政府的严厉查禁，中共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残酷的战争为党提供了理论成熟与实践检验的广阔空间” （孙占元主编：《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页。）。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对国民党第五届参政会的对策问题给博古等的指示》中，要求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立即见蒋谈下列问题：一、给全国人民各地抗日党派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利坚持抗战和促进宪政。二、《新华日报》有发表共产党的决议宣言及领导人文章的自由，撤销对《新华日报》的军警压迫，撤销全国对共产党的书报杂志的禁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等。1944年，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一项是“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方之无理检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同时，借助舆论的合法手段，声讨当局对书刊的查禁。《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作为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的主战场，积极发表社论和文章，抨击国民党查禁书刊的反动政策，呼吁抗战言论自由。1938年5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抗战言论完全自由。7月，《新华日报》发表吴敏的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强烈抨击查禁书刊行径。在《修正抗战期间图书审查标准》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反动法令颁布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在《群众》发表《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问题》等文章，向国民党中宣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障出版事业的法律地位。10月，《新华日报》刊载《重庆各青年团体对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建议》，要求“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及标准，确立统一查禁书报原则及办法，建立统一检查机关，并扶助战时文化事业”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图书报刊查禁的加剧，1940年4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要求立即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和禁止的法令。1941年5月，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痛斥国民党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1942年2月，《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论文艺界的动员》，强烈呼吁当局必须在抗战所许可的范围内给予较多的写作自由，取消那些无谓的限制，号召文化界人士发扬“西伯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传国语，孙子编兵法，司马著史记”（《论文艺界的动员》，《新华日报》1942年2月7日。）的优良传统。1944年4月，《新华日报》在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中，再次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给予作者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

此外，《群众》杂志第1卷第22期也发表题为《宣传的扩大与书报的查禁》的社论，严厉抨击国民政府查禁宣传抗战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书刊的行径。1938年9月，《全民抗战》刊载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的特稿，联合签名的有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生活等20余家出版机构。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2号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揭发图书杂志检查制度的危害性，“我们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从一个基本的理解出发，现在无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面了，所以行不通专制政治，所以用不着合于专制精神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尚丁：《〈延安归来〉与拒检运动》，《新闻与传播研究》1983年第5期。）。

（二）充分依靠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

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出版发行阵地互相补充和配合，在反查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解放区进步出版事业成为国统区反查禁斗争的坚强后盾。面对国民党对图书报刊的查禁，中共领导成立了红色出版机构，出版的“红色书刊”种类繁多，这些书刊在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进步书刊除了在根据地发行外，还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输送到国统区。为了便于输送和躲避国民党的查禁，当时“许多书籍的出版，采取从延安将纸型或原稿送往武汉，在延安和武汉几乎同时出版”（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4页。）。对军政机关，则利用他们设在延安的邮局寄发；对国统区的公开机关，从八路军兵站输送。“皖南事变后，由邮局发的书往往被他们检扣，兵站输送也有困难，主要借助地下交通发送。”（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313页。）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向国统区秘密发行书刊最主要的途径是和设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营业部、革命进步书店及在西安、重庆等地书报界建立业务关系，形成一个全国性图书发行网络。

另一方面，充分依靠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合法出版机构新华日报馆和《群众》周刊，成为中共在大后方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阵地。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创刊，报馆初设武汉，后迁重庆。群众周刊社设在新华日报馆内，由潘梓年兼任社长（ 魏明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组织机构》，《档案史料与研究》1989年第3期。）。《群众》和《新华日报》以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使命，“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对于国统区的人民，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当年新华日报馆编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时事丛书》《抗大军事丛书》等，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翻印和重排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译著。当时武汉的新知书店在中共长江局委托下，用中国出版社名称，先后在重庆、香港、上海秘密出版发行马列著作、中共的历史文献及领导人著作等。

重庆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南方出版社等中共领导的民营出版机构在抵制国民政府查禁和秘密出版发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联书店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布点、办分社，建立发行机构。为掩护身份，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中国出版社、光华书店、韬奋出版社等。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有计划地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言论集、抗日战争的理论与方法及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书，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秋，“三店出版的进步图书共达2000多种，先后出版的进步刊物达70种。其中，生活出版的图书在1000种以上，出版刊物30种（三联书店印有图书目录）”（ 赵晓恩：《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四），《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4期。）。当时新华日报社和三书店的出版物大批遭到查禁，国民党当局企图吞并这三家进步书店，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妥善疏散安排人员。1941年2月，三家书店根据中共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1）总管理处迁香港，只留少数骨干力量。（2）同各方面合作或单独建立其他名义的出版发行机构。（3）派干部经营商业，取得盈利接济出版工作”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9页。）。1942年8月，周恩来对三家书店作了重要指示，要求采取更改名称、变换方式、化名自营及投资合营等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68页。），在反查禁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努力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革命队伍

要同国民党文化统制进行更有力的斗争，必须尽可能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当年的中共南方局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两大团体为基本队伍，联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大力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将大批知名文化人士和进步出版业团结在中共的周围，增强了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力量。

一方面，积极统战和领导文化界知名人士，当年的邹韬奋、胡愈之、黄洛峰、李公朴、徐伯昕、徐雪寒等进步文化人，多次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成为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反查禁斗争的重要力量。

该时期著名出版人邹韬奋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国民政府专制出版政策，并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联合其他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多个抗议提案。1938年5月，邹韬奋等在国民参政会上批评审查、搜查书报的严重弊端。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邮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建议“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 傅国涌：《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等。11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又提出了《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联署达47人，并高票通过。1941年11月，沈钧儒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请政府迅即对于言论与研究加强积极领导，修正消极限制，以通民隐而利抗战案》，要求取消言论出版的限制等。1943年11月，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进文化出版业的14条建议，呼吁图审标准应统一，图审机构不得扣留原稿。1944年5月，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张申府、曹禺等50余人出席并公开发表《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指出：“七年以来，言论、出版、学术研究、戏剧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实至繁且苛”，“特请求政府根本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92—193页。）。最终迫使国民党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作为答复，对原订的审查制度作了一些改进。同月，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等78名文化人士又联名发出《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书刊，干涉演剧”（《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94页。），再次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

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出版战线统战工作，团结国统区进步出版界，领导和推动了反查禁斗争的深入开展。当年中共中央把广西的桂系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由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加强对桂林文化出版事业的领导。有桂林三大民主团体之称的《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国际新闻社（范长江主持）和文化供应社（胡愈之与李任仁、陈劭先等合作创办），就是中共领导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产物。新华日报社桂林营业处和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以及南方出版社等，广泛联系延安、重庆、香港等地，秘密出版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如马列著作、抗战理论著作等。

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国统区进步出版界联合起来多次上书或集会，反对国民政府查禁政策。1939年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0余家出版机构在武汉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桂林18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和《抗战时期名词勘误表》。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和救亡日报社联合25家同业举行集会，致电国民参政会，要求明令撤销原稿审查办法。1943年12月，以三店为核心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它是由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文林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出版单位组织创建的第一个联营书店，该机构成立后立即组织各种斗争，抗议国民党检查书刊制度。1944年5月，“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审查制度的斗争，这是进步出版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查禁斗争的重要体现。

（四）灵活运用各种隐蔽手段

中共在国统区领导的反查禁斗争除了上述合法斗争方式外，还采取了过去地下斗争时一些权宜机智而又灵活多样的对策。1940年5月，中共中央电告南方局，“在重庆加强翻印和秘密发行延安出版的红色书刊，尽量采取过去白色恐怖下的一切经验和手段进行”（《群众周刊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79页。），巧妙采用各种斗争艺术与策略。

第一，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当时在国统区的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组织新华日报馆和群众杂志社把党的许多进步书刊，如延安《新中华报》与《共产党人》的社论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文章等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发行网点及其他方法散发。在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编写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成传单向国内外秘密散发，还巧妙地把一部分直接送到国民党官员手中。对国统区发表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共中央命陈伯达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毛泽东指示南方局将该文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张克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反查禁斗争》（下），《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6期。）。当年，《红星照耀中国》在出版发行时，除了全印本外，还把书中部分章节抽出来分成多个抽印本、节译本出版，如《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西北散记》《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等，通过该方式，使根据地的进步书刊在国统区广为发行。

第二，伪装封面。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躲避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查禁，中共的一些早期书刊经常伪装封面或更改名称出版。抗战时期，为对付国民党的查禁，依然使用封面伪装的方法在国统区发行，把可能被禁的书刊，换上另外的名称、作者、出版单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封面曾分别伪装为《文史通义》《大乘超信论》《老残游记》《婴儿保育法》《三国演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封面用国民党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的封面、开本、装帧伪装，发到国统区公开出售。国民党政治学校的许多学生到图书馆借书，“有的借了蒋介石的书，有的则借了我们批判的书，讨论会上各持所读书中的观点，引起争论；持批判观点的人受到追查，结果，书竟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只好不了了之”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313页。）。

第三，隐晦书名。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下，编译者采取了较为隐晦的方法发行。如早年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不仅封面未标明出版机构名称，序言的写作地点也有意将北平署作上海。该书封面采用斯诺在陕北拍摄的题名为“统一战线舞”的照片，生动展现出苏区八个少女英姿飒爽、动作协调的舞蹈场面，它蕴涵着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政策主题。这样的封面构图设计，既“冲淡书的政治外表，保护读者”，又“能引人注目，故意使书像文艺小说似的”（ 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几个重要中译本的流传和影响》，《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题名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此书及时客观地介绍了陕北苏区，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5000册顷刻发行完毕。1937年10月，斯诺写出了被称为“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最可信的报道”——《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整个西方联系的渠道，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了中国革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转变”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1938年初，在胡愈之和部分中共党员组织推动下，由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承译，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用“复社”名义出版，迅速在全国畅销。

第四，进行“原样”刊登、违检等其他灵活方式。当年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是国民党查禁的重点，常常遭扣押和删减。“现行管制之报社，其最感困难者首为重庆之新华日报”，国民党谎称该报“罔顾国家民族之利益，惟为篡夺政权而宣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04页。）。为应对查禁，新华日报馆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同国民党周旋：一是直接将受检后的稿件“原样”刊登。送检稿件若被删减，编辑人员就在删减地方画红三角或写上“被删”“被略”或被略多少字（或段）字样，或直接留白“开天窗”，并在标题中点出被删文字之大意。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团结起来打敌人》的社论，当即被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扣压。报纸就开了“天窗”，刊登了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据统计，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一共“开天窗”21次，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扼杀出版自由的事实。二是“摸清检查规律，钻检查官的‘空子’”（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90页。）。在长期与新闻检查机关接触中，报社掌握了一些规律，例如何时送检较易通过，某些文章单独送审通不过而与其他文章搭配则好通过，或者长篇重要文章一次送审通不过，化整为零分几次送审容易通过等。1943年《新华日报》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成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送审时和那些言辞激烈的文艺评论搭配起来一起送审，其结果就是文艺评论不准刊登，毛泽东的《讲话》却放行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3页。）。三是表面受检实则更换版面，或者抓住检查中的错误，据理力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知道《新华日报》定有行动，遂派新闻检查官员进报社监督其排版。于是报社工作人员就安排了两种版面，一种给新闻检查官员看，一种送检印刷。四是进行违检，拒不送审。对肯定通不过审查的稿件先刊登出版，然后再接受当局处罚。《新华日报》被多次发现违检案件，1940年12月，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布了关于《新华日报》重大“违检”与查处情况详细统计，对10月至12月份在该报发表的《今年双十节应有的认识》《绥德通讯》《日寇和平攻势失败以后》《读蒋委员长对时局谈话》《日汪伪约的国际反响》《为谁战争》等6篇文章，以滥用“诱降”“诱和”名词、“挑拨中国之内战”“以显著地位公开宣传共产党占领区绥德、吴堡、米脂、清涧等县”等理由，“予以严重警告”处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28—529页。）。

三、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的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书刊发行领域领导的反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斗争，是中共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产生了多方面巨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反查禁斗争有力抵制和打击了国民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其扼杀抗战进步文化的企图最终破产。

在整个抗战时期，尽管图审会等诸多反动检查机构对进步文化实行压迫、扼杀的专制政策，查禁了许多进步书刊，摧残许多出版机构，但中共领导进步出版界利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进行反查禁斗争，以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突破国民党的查禁。根据图审会第一科科长在签呈中报告，“本会自廿七年十月至卅二年十二月列表取缔之书刊总共1620种，除卅二年度取缔之书刊206种不计外，尚有1414种。兹根据各省市审查机关廿九、卅、卅一、卅二等四个年度检查报告，详细统计，此1414种中经各地查获没收者仅559种，其余855种，则虚有取缔之名，而毫无所获” 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反查禁斗争下，国统区革命进步书刊的发行仍如火如荼，在马列主义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广泛传播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推动了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

其次，积极促进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

通过反查禁斗争，中共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通过出版统战工作，发展了出版机构，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出版工作者，为中共的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组织基础。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重庆创办了数以百计的出版机构，出书8000多种。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办的《抗日救国》迅速问世，还有《抗战》《战时日报》《前线》《救亡漫画》《救亡周刊》《战时大学》等一大批抗日报刊先后出版。在桂林，抗战期间先后办的书店和出版社共有180多家，报纸杂志有205家，出版包含各个门类的著作体系达2000种以上。当时国统区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为中共的文化出版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共领导人著作，及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和抗战文化的书刊。中共长江局从1938年起在武汉委托新知书店用中国出版社名称，在国统区重印延安解放社的出版物，先后在汉口、香港、上海出版图书，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共历史文献及领导人著作，“中国出版社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出版了几十种书籍，使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在国统区广泛发行”(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4页。)。

最后，反查禁斗争有力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抗战后期，中共在领导国统区进步出版界反查禁斗争中，由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发展到要求民主，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在当时中共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下，大后方新闻出版界发起一个强大的拒审、拒检运动。1945年黄炎培出版《延安归来》前，积极采纳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的建议，拒不送检并自行出版发行该书。在他的组织推动下，重庆的《国讯》《宪政》《中华论坛》《民宪》等16家杂志社发表《拒检联合声明》，决定不再把原稿送交审查，呼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重庆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叶圣陶等撰文支持“拒检”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这样通过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使广大进步文人认识到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并在后来自觉地将抗日文化运动纳入人民民主运动的轨道，将文化运动与民主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最终保证了抗战文化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研究（1919—1949）”（13BKS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