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昭主任7月17日猝然去世。4月下旬，我们还一起参加老干部活动，同桌午餐，一切尚好，哪里想到几十天后竟成隔世！他是中心老副主任，曾担任过安徽省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多个职务，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但我确信：历史首当记住的，必是滁县地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王郁昭冒着“路线斗争”的巨大风险，顶着“分田单干”、“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如山压力，肯定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推广到全滁县地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与郁昭相处留下许多记忆，情谊匪浅，受教良多。
一、
1983年，我入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同年，国务院批准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这是我参与的首个中心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连锁反应。1983年8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召开《公元2000年的中国》学术会，特邀中心参会。中心派我随李泊溪（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组长）、李金昌（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副组长）参加，与马洪夫人陈伯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同行。80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掀起了未来学热潮，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变化趋势成为热门话题。黄山会吸引了各方关注，参会者爆棚，300多人挤满了黄山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记忆中，有几位军方学者出席，第一次听到精确制导武器概念，新奇而着迷。
按会议安排，全体代表到合肥集中，再统一乘大巴赴黄山——这才有了邂逅王郁昭的机缘。80年代的中国，是思想解放，充满希望，人心激奋，争相改革的时代。80年代的安徽，因万里、王郁昭及小岗村之故，成为中国改革的热土，改革者瞩目的圣地。未到安徽，“那个地委书记”改革的故事就已耳熟能详，且风闻郁昭在安徽位高权重、威望极高。
到达合肥，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安徽省长王郁昭要会见部分会议代表。借助中心声名，我也入选邀请名单。会见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30多名代表挤得满满当当。第一次见到这位声名赫赫的省长，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衣着朴素，一口胶东味普通话，嗓音低沉，语速平缓。与预想相反，他身上看不到官员的颐指气使，也未见胜利者的春风得意，更没有感到得势者的张扬傲慢。第一感觉是随和平易，朴实憨厚。因此，少了面见高官的紧张和不适，增添了接触长者的放松和坦然。他身上看不到“官”气，却透着浓浓的教师气质，以及隐隐的学者风范，真是奇怪的感觉！直到8年后，亲耳聆听郁昭自叙身世，才恍然明白初见感觉的不谬，以及好感的来由。
那次会见，印象深的还有一位“改革明星”，年轻聪明，只是张扬损害了形象。一个礼节性会见，他不停地谈论着评论着，以致会见无法结束，十几辆大巴几百人只能无奈地等待。令人不适的，还有明星的导师口吻，俨然启蒙一群学童。无意间，反衬得王郁昭更显谦和大度，他耐心静待明星言尽，才匆匆握手告别欢送大家上车。
想起一件趣事，亦因郁昭是官不似官而致。大概是1993年，忘了什么缘故，秘书处李军平陪同郁昭出差深圳。深圳同志在机场迎候，没想到接机的同志会绕过郁昭，紧跑几步，对着李军平热情地说：“欢迎王主任来深圳”。李军平急红了脸，囧迫尴尬，慌乱地解释：“我不是王主任，这才是王主任。”惹得郁昭也笑起来。李军平个高体胖，面色红润，衣着考究，加之谢顶显老，颇有“领导”范儿。那情那景，想起来就觉好玩好笑，顺理成章地，成了办公厅笑谈的经典段子。
二、
应该是1991年5月份，农研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我尚在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任上。一天，郁昭让邓寿鹏带话：山东邀请他出席研讨会，请他就开发区和港口建设做主题发言。郁昭自谦不熟悉此领域，希望技经部能派人随他参会。我和寿鹏商量：郁昭新来，又是第一次找我们，这个忙一定得帮。遂决定我和寿鹏一起陪他参会。这是我第一次与郁昭相处，也是我第一次去临沂和青岛，行程不足10天，但郁昭安排的十分体贴周到。这次同行所以难忘，一个原因是途中郁昭与我们的长谈。
到达临沂当晚，几个人聚到郁昭房间，商量演讲稿起草及参会事宜。郁昭介绍了会议情况及他的想法，接着，商量发言的角度、内容、主要观点和意见。很快，拟定出大纲，并商定分两部分由我和寿鹏分别起草，最后寿鹏通稿。小会前后不过半小时，郁昭听多说少，一直笑眯眯地点头。
忘记了怎么转成了扯淡，也记不清怎么又演变成了郁昭谈自己。只记得那天郁昭谈兴甚高，是时间尚早，是高兴，还是觉得我俩够聊友？说不清楚。只记得那晚，一直是他说我俩听。郁昭聊得兴起，直到夜深，才想起还要赶稿子，方不舍的催我们离开。
这才知道，郁昭15岁即参加革命，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学教师，由校长进政府，当武工队教导员，再随三野南下至安徽。接着是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科教单位任职达20年。其实，较真一些，郁昭前30年的经历几乎都与教育相关。至此，初见即觉教师气息的疑惑，才找到了答案。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折转了郁昭的生命轨迹——文革中断了他的教育职场，却改送他走上了仕途。文革初，他被下放劳动，1970年调任安徽全椒县委副书记，由此沿着“官”路，一步一个台阶的，文革结束，升迁至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郁昭绝不会料到，前路等待他的，竟是一付千钧重担，一件历史使命，一个巨大机遇，一场严峻考验。“天降大任于斯”，一切仿佛是因他而设定：
文革结束，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6年，改革闯将万里入主安徽；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引发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滁县地区遭遇百年大旱，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可以说，1978年的滁县，集聚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切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滁县万事俱备，只欠有担当有情怀的领头人这股“东风”了。天道遂人心，1978年郁昭升任地委书记，主政滁县地区。历史的巧合，不可思议。
听郁昭描述推广“大包干”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注意到他多次使用一个词：“毁了”（胶东方言，意为糟了、完了），改革的艰辛、曲折、风险、无奈、“五味”尽在其中。 “大包干”的许多故事听过读过，但从主人公口中道来，则别有滋味。郁昭的口气平淡复平静，但经历过“路线斗争”和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感同身受地知道：所有令后来者仰望的一切，当年是如何的惊心动魄，何等的凶险可怖，郁昭无异于以命运前程做赌，以身家性命为注。
1987年，郁昭从政之路戛然而止，未明缘由，突然上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粗算下来，郁昭65年职业生涯，真正从政时间约四分之一。短短18年，郁昭为国为民做出了“照汗青”的贡献。设若没有文革，郁昭或许一生执教，中国将失去一位改革家，却增添一位教育家，会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孰得孰失，如何比较？郁昭终止仕途，类同急流勇退，重归农村研究，中国少了一位“高官”，却平添一名学者。如此归宿，孰好孰坏，何以评判？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命运无法预判，人生不能设计。
因帮忙而得郁昭同行，因扯淡而聆听郁昭自述。今日回看，无异一堂人生教育大课——郁昭不愧资深老师，我们何尝不是幸运学生？
山东行难忘，还因为不期而遇一个“花絮”。到临沂须乘X航，一早赶到南苑机场，却被告知“没座位了”。不信有此怪事？我抢过证件和机票找到柜台，工作人员依然回答：“没你们座位”。问：“买的是你们X航机票，怎会没座位？”答：“不知道，谁卖你票你问谁去。”气急折返，要来郁昭工作证，将郁昭和我的工作证甩过去，冷冷地说：给我找机场场长，不然我自己找。工作人员翻翻工作证，愣了下，默默打了电话。几分钟后，通知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整个过程，郁昭一直沉稳地看我们折腾，没有多言。登上飞机才发现，机内乱哄哄地，空乘正动员几个孩子腾座位，让家长抱着孩子,不顾飞机超载飞行。这才明白是关系户挤掉了我们座位，才想起郁昭也是经济舱，那么大块的身体，乱哄哄挤坐在经济舱中。这一奇葩遭遇，无意间看到了郁昭的平民心态。应该说，正是这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才让他能关注并体察到百姓苦乐，才会甘冒风险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这种情怀何其珍贵，失去容易保持难啊。
三、
1992年初，我调任办公厅主任。那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农研中心）的60名成员（20名研究人员，40名行政人员）刚划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农研中心有过傲人的辉煌，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却因政治原因，机构撤销，人员安置，冲击不言而喻，心绪可想而知。当时，中心也在低谷，班子团结不佳、人员流失、财务困难、管理失序、待遇福利低，等等问题困扰着中心，人心思变思治，期盼中兴。如此状态的两个机构合并，困难繁杂而艰难。然而，经过不懈努力，几年磨合，竟然顺利化解了困顿，实现了1+1＞2，新的中心更加强大。公正的评价，两中心顺利融合，郁昭功不可没。两中心合并时，农研中心只有郁昭一人进入领导班子，依然分管农村部。自然地，郁昭成为原农研中心人员的灵魂和脊梁，他的心态影响着农研中心的心绪，直接决定着两个中心合并的成败。天幸，郁昭大度、开明、隐忍。对此，我相信无人比我体会更深。因为，我接触两中心人员最频繁，触及矛盾和利益纠葛最直接。
郁昭在九号院办公。我到任第一次拜访他，谈话简单直接，气氛坦诚融洽，不必回避分歧和问题，仿佛多年的忘年交。二十几年过去，所谈具体内容都已淡忘，但郁昭两句话至今犹记：一句是：“你是大中心办公厅主任”，另一句是：“有难处找我”。一句提醒我处理两中心问题的准则和底线，一句承诺帮我解决两中心矛盾。事实是，郁昭自己做到了首先是大中心副主任，不偏袒，不护短，重大局，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氛围。有关农村部的大小决定，我都是首先找他沟通，然后再找相关人员，省力省心。几年交道，证明他是好老师好前辈。两中心融合的进程超过预期。特别是办公厅，是原农研中心成员最集中的地方——60%的处长，三分之二成员来自农研中心，共同的工作，密切的合作，不觉间忘记了你彼我此，反而融合的最彻底。
记忆里，1992年分房，是两中心合并的严峻考验。那年，中心一批新房建成交付。建房容易分房难——分房是好事，更是难题，涉及利益，事关公平，分的好是凝心聚力，分不好是伤人离心。何况两中心都住房紧缺，强忍硬挺多年，几十套新房摆在那里，怎能不翘首以待，怎能不紧盯新房，怎能不焦虑错失“这班车”，再等猴年马月？而农研中心60人并入，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升华成了两中心真合假合的试金石——这批住房是合并前，按中心当时在编人员申请的，分歧就此而生：一说，新房属于申请时的在编人员，其余人无权染指；一说，房子是给中心的，凡中心成员都有资格。大家心知肚明，焦点是农研中心的60位同志应否参加分房。想起来，有些搞笑的是，双方立场对立，却都使用了同一个情绪化的词语：“凭什么啊！”分房变成了中心“政治”问题。
其实，关键还是房源能否满足需求。好在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工作班子，包括了绳泽祥（原农研中心办公厅副主任）、曹纪生（行政处长）等老行政，他们经验老道，不乏“点子”。经过测算，只要确保分新房能交出旧房，房源就可满足需求，完全可以一视同仁，满足原农研中心同志参加分房的愿望。这个判断得到马老、尚清的认同。上党组会前，我特意拜访郁昭，将测算结果、方案设想和主要措施汇报他，征求意见并坦承我们的担心。郁昭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承诺不干预、不护短、不写条子。我笑言：即使见你的条子我也不理。他笑说：这样更好。这次分房意外顺利，中心领导做到了不干预不说情不写条子，分房小组做到了公平公正透明。应该说，郁昭的承诺和工作更为关键，那是农研中心的压舱石，也是分房小组的第一屏障。
四、
我任办公厅主任的两年多里，出错、误解在所难免，但明显的“中枪”，记忆深的是两次，都亏郁昭出手相助，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一是租车风波。
1992年，张万欣（中心副主任，曾任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经中央批准，兼任凯宇、捷通公司董事长。一天，行政处来找：公司为万欣配备了新车，他的原车一直闲置，没人敢动用。有单位想借用这辆车（那时买车需指标），车队打算收些租金，充作出车补贴和奖金。请示是否可行，还请协助征求万欣意见。我电话万欣，万欣痛快地答应说：反正也不用那辆车了，你们处理吧。报告主管行政的孙尚清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后，就同意了。并提醒行政处要签定合同，管好财务，账目清楚。没想到党组会上，我受到了严厉指责：
罪责一：怎么能用国家的资产换钱发给私人，知道是什么性质问题吗？
罪责二；请示谁了，有什么权力擅自处置公车？
马洪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不知道怎么回事，尚清一时不好说话，火力太猛，也不容我解释。面对咄咄逼问，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辩解，更不能上推下卸，唯有铁心当“死猪”，静默以对，硬起头皮，随他便吧，大不了摘帽重回研究部。
没想到，十几分钟后，李庆伟（中心副主任，曾任河南省委书记，陕西省长、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忽地站起大声说：租辆车上那么高的纲，为啥哩？全大院中心司机待遇最低，你们说咋办？党组会批判办公厅主任（我是以党组秘书身份列席党组会，不是党组成员），合适么？李庆伟是中心气场最足的领导，会场猛然静谧下来。
接着，一直沉默的郁昭不慌不忙开口：中心司机待遇太低，这个办法能解决司机待遇问题，我看可以继续租。
这时孙尚清才接过话头：办公厅主任连辆车都不能管，还有什么当头？
马老一锤定音：此事不议了，到此为止。
一场风波戛然而止，有惊无险。其实，租车对错我心里也没底，当时只做权宜之计，想着能暂缓司机困难（那时，工会困难补助金几乎全部是司机申请），只防着租金流失。此事对错可以讨论，如何处理可以商量，可以批评，可以明令制止，“治病救人”的办法多得是。但这样一件具体小事拿到党组会上，在全体领导面前，突然出手上纲上线批判一个普通干部，摆出不整垮不罢休的架势，未免小题大做，明显有些过分，以致多数领导都仗义出手相助。我感激帮我说话的郁昭等老领导们，也深深体会到，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展工作好难啊，不由想起鲁迅“横站”的悲凉。
二是政府特殊津贴推荐。
由于意见分歧，中心特殊津贴推荐已经连续多年流产。1992年7月，又接到了推荐通知，尚清让我拜访人事部，了解情况，争取名额。我运气好，遇到了开明处长。听我汇报中心情况后，同意对前几年空缺进行补偿，今年先按30人推荐（其中一等7名），准确数待调整后再定。没想到，“蛋糕”大了，胃口随之增大，“蛋糕”反而更难分了。党组会上为名额分配争来争去，毫无进展迹象，流评的阴影再次袭来。我没有发言权，只静静地听着，突然马老问：“志强，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回答：这样争下去不是办法，可不可以成立个小组，拿出方案再交党组定夺？提议得到赞同。马老当即指定庆伟、郁昭和我组成提名小组。我心定了，有李庆伟、王郁昭两位“尊神”坐镇，成功在望！庆伟主持召开了提名小组会，决定抛弃名额分配的传统做法，试用“海选”，以彻底解脱党组。具体办法是：不设候选人，由全体副研以上人员投票，在全体副研以上人员中推荐，每人限7票（一等津贴推荐数）。第二天科研处组织了海选，统计结果送庆伟、郁昭审阅签发，他俩很高兴，连说：公平、省事。郁昭嘱咐：“名单顺序（按得票多少排列）不能打乱，”庆伟说：“推荐就由多往少截取30人。”经党组批准，中心第一批特殊津贴推荐名单顺利产生了，并由此形成了中心特殊津贴推荐办法，一直沿用至今。党组会上只出现一个小意外，一位副主任坚持推荐一名0票者，借口是她所在的研究部入选太少。马老勉强同意，推荐名单增至31人，那位0票者排在末尾。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息事宁人的小妥协，依然惹出了麻烦。
名单上报后，一天中午，接到人事部电话：推荐名额减至20名，并要求下班前上报调整结果。无巧不成故事，那天下午电话联系不上所有领导（那时没手机，联系只能靠单位和家庭电话）。接近四点，才联系到李庆伟。庆伟指示：按顺序从后往前砍10名。包括人事部，谁也没留意，如此砍法，结果变成了21名。按规则，排在第31位的那名0票当然被砍。那时，规定领导干部不得推荐特殊津贴，能推荐21人，中心科研骨干基本尽收于内，上下也还满意。不料，却出现两个麻烦：
一是我的小麻烦。那位副主任找马老告状，指责我：上报名单与党组决定不一致；不请示擅自确定21人名单；着意砍去那位0票同志。他不知道，名单是马洪签发的，有电话记录证明请示过庆伟，庆伟指示亦记录在案，办法是庆伟、郁昭预设的。马老听完一笑，指责不攻自破。
二是接到人事部通知说，中心有人举报说，章含之等三人有严重政治问题，人事部决定取消三人资格。这才是大麻烦：不仅去掉三个同志，有违民心和党组权威，还影响中心诚信，波及以后的推荐。为此，我陪尚清副主任两访人事部，感谢人事部体谅，争取到了“说明情况，再行复议”的转机和余地。最后结果是：三人当年不再推荐，次年可重新提出。那年实推18人，次年名额即降至3人。虽不圆满，尚未翻盘，也算侥幸了。
1993年7月，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郁昭不再担任副主任。但我有事无事，凡去九号院，还是习惯地看看他，坐一会儿，问候聊天请教。
想起那段岁月，回忆那些人那些事，对郁昭等老领导深怀感激，为此生得遇这些长者深感幸运。和他们一起的日子里，亲受他们扶持，使我健康成长，身获他们护佑，保我顺利平安，感受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郁昭走了，但愿他留下的一切，能够发扬光大，永佑中心。
（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