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对吴敬琏有多少称呼，赐予了多少头衔，很难统计清楚。这些称呼、头衔30年来如何变化，也很难理清头绪。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中心），对吴敬琏最通行的称呼却只有“吴老师”一个。平平的，淡淡的，且一直没有改变，这真是一个有趣、而又值得玩味的现象。
我知道吴敬琏这个名字，后来和他开始相熟，都缘于偶然的小事，想起来挺好笑的。
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办公室通知我：腾出中南海的办公桌，让给新调来的吴敬琏同志。那时，技术经济中心初创，办公条件很差，研究人员被分置在中南海北区和月坛北小街两处办公，我在两处各有一个办公桌。在中南海工字楼，中心只有两个套间。八、九个人挤在那里，人来人往，整天乱哄哄的。我一般都躲在月坛北小街，那里才是“世外桃源”——人少、房多、清静，且都是年轻人。虽与领导拉开了距离，有诸多不便，倒也悠然，乐得自在。让出中南海办公桌免去两头跑，没什么损失，反而是各得其所。但吴敬琏同志调来不久，就搬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办公。他大概还来不及使用那张办公桌，我也未来得及和他相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吴敬琏这个名字，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第一次打交道，真正开始交往，已经是两年后的1986年了。那时，中心各研究部已经配置了计算机，但使用计算机还是少数人的“前卫”能力。当时我所属的技术经济研究部，成员大多具有工科背景，是中心计算机水平最高的部门之一。一天，敬琏同志（当时的称呼）突然到技经部来，找一位清华硕士。我接待了他，告诉他那位同志出差了。看他失落的神气，顺嘴问了句：找他有什么事？这才知道他的计算机出了问题，要借一些软件恢复系统。我告诉他我有所需软件，并推荐了更好的软件和版本，他意外高兴，满载而归。后来，类似问题又来找我几次，从此开始熟悉起来。因相同爱好而来往，现在叫“发烧友”。按当时中心的年龄结构，吴敬琏同志已属“老同志”范畴。居然对计算机如此发烧，如此熟悉，会自己动手更新系统，我为这位老同志的“年轻”和“另类”叫绝，也跨越“代沟”，感到了亲切。
1990年代，吴老师已经声名鹊起，社会活动急剧增多。但他仍尽量参与中心活动，中心有事相请，他总是尽量参加，全力出手。有几件事印象比较深：
1996年，中心改组学术委员会，摈弃过去党组提名、小范围投票的办法，改为由全体研究员无记名“海选”全部委员。同时，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职数，由原来的七、八人大幅压缩为3人，并打破了行政领导就是学术委员会领导的惯例。三位副主任，除一名主管科研的行政主管领导兼任外，另两名在全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无记名投票遴选。吴老师高票当选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在中心任职最长的一个职务。这样的安排，不仅给了吴老师一个适当的对外身份，也从制度安排上为吴老师介入中心工作提供了便利。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结果——合法推迟了退休时间，这是后话。实践证明，当时党组的这些考虑，的确是明智、开明之举。
1996年，中心酝酿出台“重点课题管理办法”和“中青年课题招标办法”。前者意在打破行政界线，推行课题拨款和课题负责人制度；后者意在为年轻研究人员开辟成才高速路，并兼做科研全过程管理的试验田，为全面改革中心科研管理制度探路。为确保试验顺利，第一个重点课题请吴老师出马担纲，吴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并确定了题目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研究，直指当时中国最复杂、争议最大，也最为迫切的难题。整个课题，除经费由中心直拨外，课题设计、人员选择、研究节奏、方案路线、产出构成都由吴老师全权负责。1997年初，课题正式启动，10月结题完成。现在回头看，这一试点至少产生了三个成果：
一是，写出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成为那一年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直接转化为中央改组国有经济的重要决策；在中国经济时报连载公布后，报告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一度成为全国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的必读“教材”；次年，成果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3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份报告，仍能感到报告的严密逻辑，体会到对问题本质的准确把握。
二是，试验证实了科研管理的改革思路的可行性。我不是课题组成员，但作为“出资方”代表，列席了课题组的几乎所有会议。目的是了解课题进展，考查管理细节，印证改革思路，酝酿实施方案。后来，“重点课题管理办法”成为中心的基本制度之一。
三是，课题培育了一批中心英才。先后参与课题的研究人员，有张军扩、吕薇、熊贤良、刘世锦、隆国强、陈小红、丁宁宁、王元、李培玉、葛延风和宋光茂等11人。当年，这些研究人员还都是中青年，多数只有副研究员职称。今天，这些成员都是中心各研究部主要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刘世锦成为中心副主任，调离中心的四人也都是独当一面的骨干。至今，谈起国有经济改组课题，课题组成员仍然印象深刻，交口肯定对自己一生的巨大影响。
这一课题也是一个例证，部分回答了“吴老师”这一称呼流行的深层原因。
国有经济改组课题还给我留下两个花絮：一个有趣的误会，一个无解答的疑问：
国有经济课题组开会的习惯，是每个参会者都需发言，而吴老师则不时提问、提示，并随时提出改进方向。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吴老师十分强调文字训练和逻辑训练，并随时挑出毛病加以矫正。尽管吴老师态度坦诚，语气平和，但提问犀利，不好招架。结果，吴老师不怒自威，发言者未开口先紧张。典型例子是，葛延风几次发言吞吐犹豫，有时竟结结巴巴，以致形成小葛口吃的印象。直到后来看电视采访节目，小葛侃侃而谈，语言流畅，应答得体，与印象里的小葛判若两人。找到小葛问：口吃怎么治好了？小葛莫名其妙，听完原委，笑的不可开交：“我本来就不结巴，那是让吴老师给吓的。”至今，看到小葛，想起这个误会，仍会哑然失笑。
列席课题会，我很少发言，也没有发言的义务。只有一次例外，吴老师突然点名要我谈意见，我就不客气地质疑：国有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应该取决于兴办国有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的界定，用资源的支撑能力作为依据，理由不充分。建议调整研究思路。吴老师听完一言不发，不反驳，也不解释，却静静地请其他人继续发言。接着，刘世锦再次发表同样看法，他仍然不置可否，我觉察到他在刻意回避表态。至今我仍不知道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只能猜测我可能无意触到了某些敏感问题。吴老师很可能为避免争论和陷阱，尽快改变国有经济的窘态，才想出来这个各方都可接受的理由。尽管理由有些牵强，但有利于国家决策和解决问题，这恰恰是政策咨询与学术研究的微妙差别。我无法判断猜测是否准确，也没有必要追究真实答案。
不管有什么头衔，无论有多少毁誉，社会上都知道吴老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些希望中心参与的活动，不少就通过吴老师“曲线”邀请。一般情况下，基于对吴老师人品和学识的信任，中心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我印象深的是：
1997年6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不久，吴老师找我说：重庆市委张德邻书记找他，希望中心能帮助研究新重庆的发展。他已经向刘中一书记汇报过，中一让我具体负责操办。我记得，时间很紧迫，重庆市委想以市委扩大会的方式，听取思路和建议。和吴老师一起，很快商定了人员配备、课题分工和操作细节。不久，中心学者加上外请专家，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浩浩荡荡开赴重庆。一连三天的圆桌研讨会，重庆处以上干部200多人旁听。会后不久，就传来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谢意。在我印象里，以中心名义如此大规模地、各研究部都参与的咨询活动，这是唯一的一次。如果没有吴老师的推动和参与，我相信活动不可能成行。
2001年的“天堂硅谷”课题，是一个伴有美丽误会的案例。年初，吴老师带来浙江柴松岳省长的邀请，想请中心研究浙江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吴老师推荐我牵头，我答应与技经部商量方案。没几天，杭州市政研室副主任就专程来京，洽谈启动“天堂硅谷建设”课题。因吴老师有约在前，没多问就请技经部长郭励弘与之详谈，并草签了合作协议。直到带技经部赴杭州开题，工作中才隐隐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几个月后，终于明白：浙江省和杭州市都想做同一事情，柴省长搭人情邀请，却被杭州市无意中接了过去，浙江省课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杭州市课题。事已至此，只能将错就错，反正重点都是杭州。经过半年的调研，10月结题，吴老师审读了全部报告。11月结题会，一天的会议，杭州市委市政府、浙江省相关部门都参加了。吴老师也做了发言，好像是谈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发挥浙江民营企业家优势。最后，王国兴书记谈了十点体会，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三条：制度重于技术，环境重于政策，成功取决于全杭州。去年赴杭州出差，杭州同志还主动提起天堂硅谷课题，说这些年还在按课题思路办。后来，杭州市又连续委托中心课题，其中的“和谐杭州”其实已经超出中心业务了。
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目标，将吴老师和中心牢牢铸成了一体，媒体连续高强度地曝光，无形中将吴老师塑造成了中心代表，甚至中心形象。对此，如果说中心过去还懵懵懂懂的话，那么，2001年股市大论战则直接将这一深藏着的、朦胧的意识催生、苏醒了。
2000年、2001年，吴老师连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我听说中心的几位评委都投了赞成票。颁奖晚会上，主办者安排了一个戏剧性场面：请中心主任王梦奎给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颁发证书。接着，更风趣而出人意料的是，经济学家王梦奎问了经济学家吴敬琏一个非经济学问题：“请问敬琏同志是如何保持身材的？”全场哄堂大笑，我真心为中心的出彩鼓掌，为成为中心人自豪。
可能受此启发，央视新开播的《对话》栏目第一个对象就锁定了吴敬琏。意外的是，这次采访中吴老师的一段话：“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竟然掀起了一场论战，一时间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当年某媒体的报道：2001年1月15日起，股市连续大幅下跌4天。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成了众矢之的。“吴敬琏一言毁市”、“九问吴敬琏”等，一时问责指罪，舆情滔滔。2月，争论升级，有会议组织者请出XXX等我国5大经济学家，召开记者会，“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他们认为：“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
媒体、网络热闹非凡，风暴眼中的吴敬琏却沉默着，舆情几乎演化成一边倒的大批判、大声讨。当时我负责兼管中心的几个媒体，不断有人来建议：中心应帮帮吴老师。我的感觉是，争论已经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无底线的围剿。既然打上门来，不回应不行，问题是时机和方式。我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绝不能参与对骂，只能坚持说理，厘清事实，这才是对国家、对中心、对吴老师负责。与时报主编包月阳一拍即合，商定由时报组织一组文章，原则是充分说理，理性对待，反面文章也要选，但必须是高水平的。我找了丁宁宁、魏加宁、张文魁等几个文章快手，希望他们援手。哪想到他们比我还急，我只好再叮嘱：是说理，是还事物真面目，不是论战。很快，七篇文章同时见报，其中一篇是对立观点的文章。今天，我仍不敢高估这组文章的作用。我只知道，设想的目标达到了：给舆情一个信息——事情还有另一面，声音大的不见得有理，气势汹的不一定是真实；给社会一个案例——学术争论怎样才公平、理性，怎样体现胜负不是目的，只是过程；给吴老师一个信号——他不是孤立独战，人间有公道，世间有冷也有暖。
写到这里，闪过一个念头：在社会所加的林林总总头衔中，吴老师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呢？我无从设想，无法猜测。但我清楚，如果让我代选，我会选择“老师”。当然，必须是中文原始意义的“老师”概念。
吴老师已年届80，一个祝愿：吴老师青春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