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30年，前后共经历了六任领导人。这些领导术有专攻，学有所长，建树各异，都为国家和中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令人扼腕痛惜，最让人怀念回味，贡献最为特殊的，当属孙尚清主任。
一
孙尚清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接任主任职务的。1993年，中央调整中心领导班子：调农业部长刘中一任党组书记，马洪同志改任名誉主任，8位正副主任除孙尚清升任主任外，其余同志离退休。如此大的力度，如此果断的处理方式，少有案例可循，这与中心当时的状态不无关系。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务院的几个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及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个中心都是成立几年、规模相近的新机构，谁也未曾料到合并后的磨合竟是超级困难，几乎陷中心于夭折困境。在外，中心被视为“问题单位”；在内，中心弥漫着焦躁和迷茫，争吵常常声震楼道。正常工作无不受到干扰。例如，职位空置却不能补充，8个研究部绝大多数是一个副部长主持工作。职称评定停止多年，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没有职称。办公条件差、待遇低，一年奖金仅200多元。“下海”经商成潮，不足200人的中心前后竟30多人离职。各种版本的“撤并”传言不时袭来，中心创建初期的活力和势头消弭殆尽……我记得，1991年机关党委征求党组生活会意见，寥寥几条意见中竟有：“先解决以前意见再征求”。新班子成立后，刘中一书记在新党组首次会议上宣布了“执政方略”：一是抓科研工作，提高质量；二是抓内部管理，建立制度；三是抓对外联系，扩大影响；四是抓资金保障，改善待遇。当时的感觉是，中心终于开始“自救”，奋起“图新”了。
老孙（中心对孙尚清的统称）主持工作的三年（1993～1996年），是中心变革最大的时期，所完成的管理创新和制度建设，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人事局当年曾选择部分重要文件汇编成册，其中仅内部管理制度就达七类31项之多，平均每年出台10项。这些理念和具体规定，至今仍是中心管理制度的核心。例如：
整顿研究队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各部门定任务、定编制，下放人事权，真正落实用人者选人；清理“下海”和离职人员，交新成立的人才交流中心负责管理；首次执行离退休制度，成立老干部处负责服务；制定返聘制度，规范退休研究员发挥余热。结果，1993年中心当年在册人员减少70余人。人员缩水了，但团队却精干了，研究能力增强了。那几年，也是中心历史上调整干部力度最大的时期。为确保公正，制定了中心人事管理制度和议事程序，尽量扩大机关党委和群众的参与程度。几年间，大批优秀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心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新的团队不仅带来机关风气和精神状态的大变样，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几年后“三讲”活动，背靠背举报的大量意见中，对那一期间的人事工作居然没有一句非议，证明了那时用人之公、识人之准，工作之认真，制度之严明。
为创立适合中心的现代科研管理体系和科研制度，老孙主政的三年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改革和规范研究人员激励制度。包括改革和规范职称评定工作，变无序的不定期为规范的定期评审，改变评价标准，加大中心成果权重；改组职称评定委员会，规范委员产生办法，确保委员以现职专家为主；激活学术委员会，采用学者民主投票产生委员，减少副主任职数，增加学者比重；推行研究、行政双轨奖金制度，研究人员实行内部稿酬制；为确保成果质量，配套出台单向匿名交叉评审制度和年度优秀报告奖励制度；建立中心科研基金和课题分级管理制度；试行重点课题制，鼓励矩阵式组合，打破行政领导即课题负责人的传统，推行课题负责人全权负责制；建立青年课题招标制度，锻炼年轻研究人员的独立研究能力；提高研究人员待遇，明确中心研究员享受局级待遇，副研享受处级待遇；鼓励研究人员参与管理，表达意见，创造民主氛围。例如，中心政府特殊津贴评选，改由副研以上研究人员无记名、无候选人的“海选”产生，党组只进行简单的审核……这些新的制度设计重构了中心科研管理体系，为中心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事业单位改革和各种“撤并”传说不断。为适应改革动向，争取最好的结果，那几年将五个设想付诸实施：一是“分散突围”。人才交流中心试行“自收自支”，市场所、信息中心实行“差额拨款”，先行试水市场，为全中心积累经验。十几年后，竟然发展成为中心一种特有的组织方式。二是老孙出面筹款创办基金会。当时的设想是，顺利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科研，一旦有变，基金会下设研究院保存研究力量。三是1993年修订中心“三定”方案，加入了“在保证为国家决策服务的同时，逐步开展面向社会的服务”。开了为各级政府和部门服务的小口子，以锻炼中心适应市场的能力。四是加强与各省市政策研究机构的联系，建立了全国咨询工作会议制度，创办了中国发展研究奖。五是推进外事工作向国际合作转向，加强与国际知名机构的交流合作等。这些措施，使中心迅速转向一个全新的开放机构。
畅通的信息源和成果发布管道，是政策研究机构必备的基础设施。老孙主持办成了两件事：一是利用中纪委整顿《开发报》机会，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使中心在杂志之外又拥有了报纸。二是建立“国研网”，使中心1994年就超前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成为中心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全国政府上网超前了五、六年。
中心创立初期，不仅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也缺乏健康的工作习惯和作风，署名规则就是代表之一。有段时间，成果署名泛滥。报纸上曾有一篇300字的豆腐块文章，中心内外作者竟达12名之多。个别行政主管动辄署名在前，而真正作者反位列于后。当时出台的办法是：按人数平均统计成果（如2人完成每人按0.5统计，10人按0.1），细化署名分类，多人成果注明执笔者。这个办法产生了意外效果：署名人数迅速下降，主管署名急剧减少，中心成果统计精确到了小数。
制度建设水平高下的区别，除了针对性和适用性外，更多地取决于执行和坚持的程度。难在既要“铁面”，又有“温情”，难在所有人的认同，更难在领导人的自律。老孙称得上楷模，包括一些小事。例如，中心会议室的禁烟制度，就是从他和中一两个烟民禁烟开始的。回首往事，这样多的工作，竟然是短短三年间完成的。中心的人心、风气、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三年变化之大，恍如隔世。1995年征求党组生活会意见，意见很多，都是充满激情的建议，其中多个单位提到：“党组工作有章法，一年比一年好”。一届党组获此评价，足矣！
老孙主政的几年里，构筑了中心的机构框架和制度体系，培育了中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锻造了中心文化和风尚。可以说，孙尚清是中心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是老孙带领中心走出了初创的混沌，令中心走上了成熟和健康，一个风气清新，生气勃勃的新中心由此形成。历史地看，那几年也许算不上中心最好的时期，却是中心最有朝气、凝聚力最强、最富开拓精神、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今天的中心风气能够有别于社会，应该感谢老孙和中一两位前辈。
二
在中心的几届领导人中，我接触较多、了解较深的当属孙尚清。但进入中心的前10年，我与孙尚清却一直很陌生，仅在开会时见过面。只知道老孙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产业政策、旅游经济及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生产力经济学、中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国家经济安全等领域都有非凡贡献，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一如对待其他领导同志。
直到1992年初，接到通知说老孙（时任常务副主任）找我。第一感觉是“突然”，老孙不分管我所在的技经部，找我能有什么事？进门甫站稳，老孙不寒暄即张口说：“党组决定由你接任办公厅主任，你准备交接工作。”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温度的口气，绝对的公事公办。我知道党组一直在物色办公厅主任人选，也知道办公厅是中心运转中枢，还是出了名的是非地。我犹豫地回答：“我这一步迈出就没有回头路了，容我考虑考虑再定好吗？”回答显然令老孙不快：“那好，五天后我出差回来听你回话。”谈话结束，前后不过三分钟。第二天接到通知，让我尽快去中南海马洪同志办公室。我想到了与老孙谈话有关，意外的是马老温和而客气。开始只是问家人情况，问技经部工作，问在中心的感受。后来才转入正题，询问为何未接受党组决定。我坦承：“选我是因为我没有‘色彩’，党组容易通过，不是看中我是合适人选吧？”马老笑起来：“不是谁谁的人，是吧。”又问起对任命的想法，最后马老定调：“如果没有别的特殊困难，还是按党组意见办吧。”就这样，告别了技经部恬静的研究生涯，开始转行跟着老孙搞行政了。直到六、七年后，才有机会“淡出”行政工作，回归本我，这是后话了。事后想，当时老孙恐怕和我自己一样，也不认为我是最佳人选，但又碍于党组决定，只有无奈地公事公办。只是老孙是性情中人，心口如一，不加掩饰而已。
几年的相处，留下许多记忆。但细想下来所谈所议都是工作，少有涉及私事，我未给他办过任何私事，倒是老孙帮我给留学的儿子捎过东西。有几件事情记忆较深：
筹办基金会曾两度拖后，有个插曲难忘。中心曾有好几年受困于资金短缺，1993年开始有成立基金会设想。老孙支持设想和打算，但主张两步走——先低调建立科研基金，以解决重点课题费和稿酬支付问题，然后看形势再相机成立基金会，以免树大招风受阻。第二年，体改委、上海市中心先后成立基金会，老孙要我准备章程和方案。我找人起草了所需全部文件，送老孙过目审定时，老孙无意问了句：找谁起草的？我回答XXX.没想到老孙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找他，你不知道他外号叫XXXX吗？”我对此人知之甚少，找他纯属偶然凑巧。老孙对基金会安全十分看重，所托非人宁可不做。直到1995年，正式由我、李克穆和谢伏瞻组成筹备组，李克穆为秘书长，老孙出面筹款300万，才正式成功注册基金会。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清楚XXX什么事让老孙那么戒备。在我的记忆里，老孙是一个大度宽厚的人，平时不乏争论、顶撞，但不会形成成见。
我与老孙曾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争吵。那是一次党组会上研究人事问题，老孙提议将一名副部长调往另一研究部任部长。我想起他几个月前才提为副局，就提醒：按人事规定，时间太短，恐怕中组部不批。老孙强调说：工作需要可以破格提拔么。我继续坚持：破格提拔时间也短，报上去也批不了。老孙有些急了：“不管工作需要不需要，都要按时间一个台阶不落地爬，年轻化从何谈起？人才如何培养？”我回道：“我说的是中组部不批，跟年轻化没关系”。老孙生气了：“你没报怎么知道不批。”我还想申辩，中一书记看气氛不对，直接宣布：“今天就议到这儿，散会。”会后我想找他细说，没想到我刚进门他就问：“你说怎么办？”我说：“先代理，过段时间再报。”他马上表态：“好，你跟中一说说，就这么办。”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平静结束。这就是老孙的风格和气度，可以争论而不担心后果，可以不看方式而只论曲直。有这样的上司，算得上幸运，称得上可遇不可求。说来也奇怪，我几乎每天与他接触，关系可谓“密切”，但老孙生前我从未去过他家。第一次登门竟然是去吊唁，面对的是他的遗像，第一次与老孙夫人当面谈话竟然是慰问。
老孙睿智而善于倾听，决策审慎而决断。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革命开始席卷全球。我是理工科出身，对此天然好奇，曾多次到大学和网络公司观摩“因特网”。1993年底，开始向老孙吹风建议中心也上“信息高速路”。记得，老孙听我描绘互联网的种种神奇功能：可以收集信息，可以无纸化办公，可以成为对外窗口等等。第一次，老孙未表态。后来，老孙问：“我能学会吗？”我猜想老孙自己也打听并了解因特网了，得到肯定地回答。他又问：“要多少钱？”，听到启动资金约100万，老孙马上说：“我可没钱”。我明白，他要出面筹基金会注册款，不好再张口了。我马上说：“你只要同意，我来筹款，但要给调人权。”他同意了。记得，那天我还调侃他：“给你也装一台电脑，以后外边来人看你用计算机办公，那是什么部长形象啊。”他扬眉笑答：“一个老头能有什么形象？”也是运气好，当天在楼道就碰到李克穆，我告诉他：中心想建网络。他赞同说：好事啊。我马上问他能否帮助筹钱，他问：多少？我说：100万。他有些意外，只答应试试。不久，李克穆反馈说可筹80万，并达成君子协议：以办公室门为界，他负担外边的网站网络，我负担门里的终端设备；成立网络公司，独立经营；公司免费保障中心研究人员上网，网络免费使用中心科研成果。不久，“挖来”李明、侯卫宁等IT人才，很快建成互联网络。后来，和李克穆开玩笑：当时没想到股份制，否则，管理世界杂志社就是国研网大股东了。可惜的是，老孙没来得及学计算机，甚至没来得及给他配备计算机。原因是经费紧张，第一批计算机优先配备到了各研究部。想起那些谈话，老孙音容笑貌清晰可鉴，却已是物是人非，所做承诺已成憾事。
几年接触，深感老孙人如其名——尚“清”。印象深的几件小事：
一件是我初任办公厅主任第一次发奖金。那时，中心财务还很困难，办公厅副主任李文华带病筹措到一笔资金，打算作为年终奖金给大家过春节，每人不过200多元。过后一天，我向老孙汇报什么事，临走老孙突然拿出一个信封说：“你帮我把奖金退了吧”。我奇怪：“中心人人有份，都一样多，你干嘛不要”。他回答：“我去日本讲学，讲演费够多了，不用再拿奖金了。”并嘱我保密。我看他坚决不要，才帮他退钱并要人给他写了收据，也按承诺一直为他保密。很小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却是很少见的事情。
中心在22号院的办公条件不好，老孙也是一间小房，到了夏天，常常看到他开着门，穿件老头衫闷头办公。1995年凑到几十万，下决心换窗帘、装空调。中心是22号院第一家装空调的，但经费拮据，算来算去，只够装资料室、会议室、8个研究部各一台，再加老孙和中一，副主任都没钱装了。我向老孙汇报了安装空调的想法、筹资情况和安装方案，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提出：“我耐热，先不用给我装。”我只好说：“你不装，中一也不会装。再说，明年还要接着装第二批。”他这才不做声。也是小事，但让我难忘，让我心动。
重新抚摸往事，才突然发现：老孙在中心任副主任8年、主任3年，11年共有四任秘书，他在世竟然没有提拔一位自己的秘书。我记得，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他议论研究部副部长人选。在有资历的候选人中，有他一位老秘书，听我说到这个名字，他立即说：“他不行。”看我不解的神态，又补充：“他适合搞科研”。中心的研究部长那个不适合搞科研？我不好再说什么。当时，觉得这件事很平常，很正常，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老孙的不一般，也更明白用人之公源自用心之公。目前，担任过老孙秘书的还有三位仍在中心工作，都分别走上了研究部部长或副部长岗位。不过，那都是老孙去世多年后才相继提拔的，人们早已忘记了、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曾经的秘书身份。
三
孙尚清是共和国少数在任去世的部长之一，病的突然，走的意外。生前他曾开玩笑：“我们这些人都在排队向八宝山走呢。”可谁承想他会去加塞插队呢！
1996年4月29日凌晨5点，突然接到谢伏瞻（时任中心办公厅主任）电话，说老孙病重住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进楼道就听到老孙呻吟声，进病房就看到他插满管子，医生护士出出进进忙碌着。尹老师（老孙夫人）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轻轻低唤着老孙的名字。和老孙打招呼，他睁眼点头，旋即闭眼呻吟。伏瞻告诉我：昨天老孙胃痛，自己吃了药，半夜突然吐血，1点多送北京医院急诊。6点多，我看尹老师站了半夜，就劝她到楼道椅子上稍作休息。7点，老孙的呻吟声突然减小，我对尹老师说：好了。然而医生却格外忙碌起来，一些大型设备推进病房，这才意识到不妙。从房门望去，满眼是医生、护士、设备，唯独听不到老孙一点动静。不久接到病危通知。等中一书记赶到医院时，老孙未给家属和中心留一句话，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中一当即决定：派人陪伴尹老师回家，报告中央启动治丧程序，8:30召开全体会通报尚清去世。
这是我记忆里，中心最沉重的一次会议。偌大的会议室，或站或坐挤满了人，却静得听不到一丝呼吸声。散会时，上百人走得那么轻，那么慢。事后才听说，所有人都感意外，都想不到周一首会，竟是宣布这样的噩耗。接到电话通知，有同志随口问什么事？答曰：老孙的事。还习惯地带笔记本准备记录，哪里想到老孙永远不会再布置工作。章含之刚做完换肾手术，接到电话说“老孙走了”。章奇怪：“到哪儿去了？”几天后晚上，还有一位老同志给我打电话问：“中心发生什么大事了？”几句话后才明白：她在外地开会听说老孙去世，无法相信又无法证伪，只好打长途探听。
老孙猝然逝世，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也感意外和不解。朱镕基、胡锦涛、罗干三位政治局常委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朱镕基副总理临别时，疑惑地问：“医疗没问题吧？”中一书记低声回答：“医院已经尽力了。”解剖证实老孙死于胃溃疡导致胃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根本不是绝症和难症。几个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医师法》草案，主持会议的李鹏总理突然提起孙尚清去世，引起了其他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热议，十几分钟后，总理才将常务会拉回正题。
想起老孙去世，冥冥中似乎早有先兆：他从海南研究院回来，向我展示他新拍的照片。我认为一张坐姿照片最好，老孙不以为然，理由荒唐：“好什么啊，只能遗体告别用。”老孙去世后，我去他家吊唁，发现灵堂赫然悬挂的正是那副照片。如此巧合，真的是一语成谶、未卜先知吗？我最后一次在单位见他，是他去世前两天的周末。那天我下班很晚，出门看到老孙办公室门开着，灯亮着，就好奇地过去。见老孙在桌前翻报纸，他的研究生也在地上翻检报刊。听到我问为什么不下班，老孙回答：“整理最近的文章。”我说“这急什么啊”，他的学生插嘴：“孙老师非逼着今天整理出来。”赶着做无关紧迫的小事，好像老孙预感时间无多。天降大任于斯，仿佛大任已了，斯人欲去时。
老孙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记忆中出席人数最多，气氛最悲痛的一次。
岁月倥偬，转瞬14年，倘老孙健在，今年应是80高龄。谨以此文，纪念孙尚清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