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际社会化主要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足够的交往,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从发源地向周边其他国家扩大传播的过程。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人类历史进步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基本表现,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它首先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产生,接着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促成了许多安全共同体。笔者认为,未来世界社会时代的到来,也有待于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国际政治　社会化　国际社会发展　作用

社会性与社会化都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国际政治社会学中,社会性与社会化同样是相互联系的一对重要概念,如果说国际政治的社会性是不断增强的过程,那么这种过程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就称之为社会化。社会性虽然与社会化密切相关,但两者在含义上有着重要的差别。社会性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涉及到主权国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不但是文化交流,还包括商品交换、服务往来、社会网络和国际示范效应等,而社会化则是有着特定含义的社会进程。

一、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化

社会化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据统计早在100年前社会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化问题。19世纪末欧美的社会学家们已经对社会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真正的社会化研究大发展则是20世纪30、40年代。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学术界主要沿着三种路向研究社会化:一种认为社会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内化,以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为代表;一种认为社会化是个体成长的过程,以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和米德为代表;另一种认为社会化是使人“变得具有社会性”,能够了解并符合社会角色的过程,以美国社会学家萨金特和帕森斯为代表。社会化其实是这三种视角下的综合过程,即“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1]

个体为什么要有社会化?这是因为人除了具有自然性、物质性或者生物性之外,还有社会性,人的社会性的基本方面是文化的存在,社会化是“个人成长的过程”,不是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人的人格或性格的发育即社会化的过程。[2]社会化从单位角度来看,就是将社会的规范内化形成自身行为准则从而成为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的施动者与受动者具有同构关系,社会化中的个体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初级社会化是文化学习最集中的阶段,而次级社会化的有关机制则是社会互动,帮助个体“学习组成其文化模式的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社会化从从体系或者社会角度来看,就是把社会的主流文化传播到个人,达到教化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的过程。

社会化有一定的条件。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体要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有效的社会沟通能力(主要是语言能力)、正确的战略判断能力,以及教育场景、同龄群体、工作单位以及大众传播等各种条件。[3]也就是说,社会化既是一个主观努力的进程,也是客观社会互动的进程。逆社会化的条件更加复杂,虽然其社会心理较为普遍,但集体性的反社会行动需要行为体的实力、权威、宣传能力等等。

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包括各种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关系而形成的各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基欧汉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不仅体现经济交换的过程,也指出社会沟通的情势。国际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特征:一是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组织间的联系,跨国性组织(如跨国银行、跨国公司)的内部联系;二是国际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多元化,并非所有问题都服从于军事安全问题,因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传统区分界线已日益模糊;在复合相互依赖地区内部,军事力量不再作为争端社会争端的手段。基欧汉的理论本意在强调权力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缺陷,“鼓励人们探索区分世界政治的范围与领域”,却同时指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化趋势。基欧汉用心良苦地使用的“非权力性因素”,其实构成了国际政治新兴社会化力量的社会基础。

狭义上的国际社会化主要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足够的交往,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由发源地向周边其他国家扩大传播,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有几个含义:一是指众多的民族国家加入到一种国际制度文化中去;二是一种新兴的国际政治文化不断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三是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中强权政治的色彩越来越少,不断地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甚至康德文化过渡,体现出一种人类社会的进步性。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际政治社会化造就了国际体系的出现,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形成,创造了当今大大小小的若干安全共同体,必将在未来催生世界社会。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人类历史进步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基本表现。这种社会化的基础力量虽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但从发展方向和其核心特质方面,却体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

二、国际政治中的逆社会化

个体在社会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反社会化的现象,其实质是个体实施的与社会的主流规范相背离的行为趋向。这种趋向不是随意的、不连续的,而是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化的对抗。社会逆反心理在一定时期内是这种行为的心理基础,但是逆社会化的动因却可能包括其他复杂的社会内容,特别是个体在进行了再社会化之后的时期(成年之后的社会化时期),逆社会化就增加了许多个体利益的考虑,因此,逆社会化有可能发展为集合了的个体与社会主流利益及文化的冲突。

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不是线性的理念演绎,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与创新的过程中充满着文明冲突、商业战争与外交斗争。在认识长期趋势上社会化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合作是未来的国际政治发展主流的同时,不能忽视反社会化或者攻击社会化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注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认为,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攻击社会化现象,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社会习惯之后总会有挫折感,并把这种挫折感导致的恐惧、憎恨和暴力攻击行动引向其他社会成员。这种反社会化不但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也反映了个体的特定文化体系与主流的文化体系的冲突。[4]这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政治的逆社会化。

国际政治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强烈的逆社会化表现。这与国内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国内政治中的逆社会化进程很难持久,很难形成一种强大的否定性力量,这是因为有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其法律体系的制裁。而国际政治不同,国际治理的力量虽然日益强大,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超国家性的国际仲裁机构不可能像世界政府那样确保国际道德和国际法的全球实施。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条件是主导国家的合法性意识、国际关系的均衡发展、国际制度环境的良性存在以及国家间的社会交往质量与数量、速度的足够。如果主导国家的合法性意识不是太强,体现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文化或国际精神就很难在大国的协助下向世界扩展。与此相对应,当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条件不足时,逆社会化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在国际政治层面,逆社会化有着相当大的力量与特征。

第一,主权国家从其本源上追求一种国际行动自由,独立自主战略意识往往与国际主义路线相冲突,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希望借助自身的力量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除非是万不得已。

第二,国际政治发展的原有前提是文明多样性,而文明的融合之道十分漫长而艰难。主张文明多样性的国际力量反对诞生一种国际政治文化,尤其是这种政治文化容易异化为某种大国的国际意识形态时,社会化更难推进。

第三,大国对于国际权力与资源的争夺,往往体现为一定的国际理念的对抗,表现为社会化与逆社会化的斗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就是某一种力量的政治理念的输出,就是西方化或者东方化,从而对于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存在与否本身以及它的进步性认识不清;一种观点则认为,把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化本质与某一个或几个大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混淆起来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是大国之间国际互动的结果,其中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国更能够提出接近于国际政治文化发展方向的外交理念。

第四,国际政治中的逆社会化就其世界历史的现实过程而言强烈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从本质上推动了国际政治文化的发展,但无疑把国际政治文化在最近二个世纪的演进复杂化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成为逆社会化的力量。第五,国际政治中的逆社会化与社会化都是推动世界历史的杠杆,而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逆社会化往往表现为恶的杠杆,且要付出巨大的交往成本。逆国际社会化战略由于不符合主流国际文化,而为大部分主权国家所拒绝,可能会由此增加对外交往成本,影响经贸发展与国家实力的正常增长。因此,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理性选择是,加入到国际社会化浪潮而不是到国际逆社会化运动中去。

三、国际政治社会化对于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世界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实践活动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主流趋势,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它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1.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出现

在国际政治社会学中,国际体系是一个绕不过的概念,它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和必经阶段。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在封建社会时代之后国际交往能力不断增加了,这种日益增加的交往能力将不同的帝国与城邦国家联系起来。最初的国际体系是在“前国际体系的生产力和贸易最为充分发展,人口数量和集中程度达到使新型单位得以形成的地方演化而来的”。[5]尽管国际政治社会学家们关于国际体系的定义不同,但是,均承认在国际体系出现之初,国际交往的物质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后者来说,“最显著的是多种语言的使用与通用语言、书写、‘世界宗教’、货币和信贷制度、贸易移民社群和外交的各种初始形式导致的国际体系中互动能力的增强。”[6]从本源上看,体系这个词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到了社会学中主要指行为体互动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持续的结构化了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机械的、功能性的互动结构。国际体系因而一般是指“关于国家互动的一种较为机械的和实在论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各国互动的基础在于物质力量的不同”。[7]早在17世纪中叶,德意志著名法学家普芬道夫(SamuelvonPufendorf)给了国际体系(astatessystem)一个较为经典的定义:“由若干密切相连但仍然保持各自主权身份的国家构成的一个整体”。[8]可见,国际体系是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早期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国家间互动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自身力量不足以强大的情况下,要适当地承认其他国家的力量,由于对于其他国家的畏惧而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对于自身行动的后果的反应。如果国家力量的克制不是从道义出发,从共同的理念出发,而是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严酷现实出发的一种战略姿态,国家互动基本就是一种机械性的、低层次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时,互动结构便成为了一种以强权之间互为承认与考虑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是,这种承认与考虑远没有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一是国家间的交往没有足够地频繁与有力,二是经济的相互依赖没有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创造时机。而这正是国际社会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国际体系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发展。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安全与秩序需求、世界生产力发展需求,以及互惠的需求。国际体系基于社会需求体系而形成了暂时的秩序,并具备了进一步机制化的冲动。具体地讲,各国希望这种秩序进一步机制化,以降低国防成本,获得优良的安全保证;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国对外贸易的拓展,要求国家之间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形成某种交往规则,减少交换成本;在主权制度的影响下,各国愈加意识到主权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必须是互惠的、共处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要求进一步减少各个国家的特殊性要求,重视共同的理念培养。总之,这三种需求推动着国际社会性的发展,导致了国际社会在某些区域的孕育。可见,国际社会的形成是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活动,是一个重大的理性契约性行为,是国际交往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体系进一步国际社会化的产物。

2.国际政治社会化催生国际社会

何谓国际社会?英国国际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尔曾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界定国际社会。他首先认为,国际体系可以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情况下存在,但国际社会的形成必须有国际体系的存在作为前提。在古代世界里,土耳其、中国、日本等国家虽然有了与欧洲诸国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只能形成国际体系,而无法达至国际社会的程度。其国际交往是停滞在一般程度上的经贸交往的水平,两类国家之间并不相互确认“相互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国际社会在一定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存在的国际体系条件下存在,如16、17世纪的基督教国际社会,以及18、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是技术进步、交换关系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产物,其标志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与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9]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者国际社会)就出现了。”[10]

可以看出,布尔关于国际社会的界定有几个要素:一是国际社会是国际体系的继续与发展,二是国际社会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支撑,三是国际社会要有理性的契约或者制度安排,四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后来以布尔为领袖的英国国际社会学派继承了这种观点:“一群国家不是简单地形成了一种国际体系,体系内的每一个国家在行动时都必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反应,而且还通过对话和共识建立起共同规则和制度来指导彼此间的关系,并且在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中实现共同的利益。”[11]这个国家群体其实就形成了所谓的国际社会。布尔的这种界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体现了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深刻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说明国际政治社会学中的共同文化具有核心作用。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缔结,标志着欧洲国际社会的初步形成,而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最终形成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以来,主权制度与以主权制度文化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文化冲破了殖民体系,向全球新兴的民族国家扩展,迄今形成的集体安全、核不扩散、国际环境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体制,意味着全球公共领域和国际治理的扩大与深化。布赞等人把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分为3种:一是军事政治力量,二是经济交往力量,三是跨文化的移民运动。这3种力量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共同把欧洲的国际理念推向全球,大使馆的普遍建立和外交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族国家数量的急增,意味着外交制度与主权制度文化在全球内的普及。跨文化的移民在国际社会化的过程中作用也很突出。据伍德拉夫估计,1851年至1960年,约有4000万欧洲人来到了美洲和加拿大,650万欧洲人到了南美洲,250万欧洲人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0多万欧洲人到了非洲。[12]这些欧洲人把欧洲的诸如均势、民主政治、民族主义、主权观念等主要政治文化观念与国际思想带到了新世界,为这些新兴地区国家的成长和对外事务的原则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

3.国际政治社会化催生了许多的安全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是国际共同体的一种。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谱系里,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顺序。国际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高级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语境里共同体高于社会。在学术发展史上,特别是在德国社会学中,共同体恰恰是前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许多古典的德国社会学家看来,共同体是指“一种有机的、前现代的小规模社会联系纽带,尤其表现为小团体与部落”。[13]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倾向于将社会与共同体的差异抽象到观念与感觉上来。在他看来,“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是‘共同体’”,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理性(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驱动的利益平衡,或者理性驱动的利益联系,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社会’”。[14]显然,按照这个标准,国际政治领域中社会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甚至一部分政治外交关系,是以理性交换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状态是当前国际政治的基本社会形式。但是,国际社会离国际共同体的状态还有差距。原因何在?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国际共同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共同体,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一种在安全上已达到较高的互信程度的国际社会高级形式”。这个定义吸取了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的一些最新成果:首先,国际共同体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第二,国际共同体的主要成员是主权国家,而不是任何超国家或次国家成员(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第三,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成员国的集体认同发生转换的过程(建构主义);第四,共同体的形成或存在又是一种客观现象,可作因果关系研究(科学行为主义);第五,共同体不只有一个模式,而应有多种实现途径(后现代主义)。[15]就全球层面而言,并非所有国家都把“共同命运”或者“地球村”的概念上升到观念认同的水平,亦非所有地区都能够放弃武力作为解决区域内国际争端的手段,始终给予国际利益和国际利他主义以一个恰当的位置。可喜的是,尽管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共同体没有形成,一些地区的国际共同体难以在多个领域同时建设,国际共同体却在某些地区的安全领域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对于促进地区内的合作与和平,推动世界发展与秩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球至少有8个安全共同体,美加安全共同体、北约、美以安全共同体、南美洲安全共同体、东盟、瑞典-挪威安全共同体。[16]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政治形式仍然是国际社会与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是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形式。目前安全共同体的发展有多种途径:一种是安全目标模式,这种情况往往是在外在的“共同安全威胁”的压迫之上建立的,而且经过了长期的联盟维系,比如东盟就是如此。第二种是经济共同体外溢模式,一段时期经济共同体的成熟发展导致了安全共同体,欧盟的共同防务就是如此。第三种就是综合联系模式,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文化的国家之间形成了安全共同体。

总之,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国际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转化过程中,发挥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将来世界社会的形成,还会依赖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力量。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世界社会就是包含那些非国家行动体的世界活动领域。[17]“尽管主流的认同感仍处于不断碎化过程中,但是我们可以说,至少某些建立一种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重要基础已经产生了……一个西方化世界社会的主要基础之一是人类平等的规则被广泛承认,而这一普遍的规则是在各殖民地非殖民化之后才慢慢形成的。对于人生来平等思想的普遍接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开始。现代国家在获得平等的主权之后,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获得平等的地位。”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在某些区域已经出现了世界社会的初始性特征,如国际非政府间组织的形成以及道维斯文化的出现。前者促进了全球民权政治的发展,后者则通过全球通用英语的传播、全球性商业文化的形成以及全球共有消费与娱乐文化的盛行而成为全球社会的重要标志。[18]从理论上讲,世界社会是比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更高级”的国际关系形态,它指的是由“各种各样存在于当代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的活动空间,是一种泛泛的世界共同体概念”。[19]世界社会既存在于当下的国际社会化运动之中,又是国际政治发展的遥远现实。当马克思指出的世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主权、国际制度等政治组织逐渐弱化其功能,人权、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管理上升为平等地位的国际关系行动体,世界舞台真正实现了多样性与民主化时,世界社会就会到来。

注释:

[1]　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侯力、左伟清:《新编社会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至65页。

[2]　Danziger, Kurt: Socializ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6,p.13.转引自朱力等著:《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3]　侯力、左伟清:《新编社会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至725页。

[4]　Stephen M. Waltt,“Revolution and War,”World Politics, April 1992, p.325-360.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5]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5至147页。

[6]　同上,第146页。

[7]　Barry Buzan and AnaGonzalez-pelaez,“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Iraq,”International Affairs81, January 2005,pp.33.

[8]　Derek McKay and H.M.Scott,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1815,London and New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1.

[9]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10]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至11页。

[11]　HedleyBullandAdamWatson,ed.,TheExpans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 sityPress,1984,p.1.

[1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9至280页。

[13]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International Affairs 81,January 2005,pp.33.

[14]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15]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16]　同上,第210至212页

[17]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International Affairs 81,January 2005,pp.35.

[18]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9至300页。

[19]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