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其集部诗文评类提要考辨较精微，评价颇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封建社会诗文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其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书工程。《四库全书总目》是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而逐步编修出来的，其分类严明，论述谨重，大体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学术水平。它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目录学著作，而且还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学术史概观性质的整体，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推崇。如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就说过：“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即使我们仅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总目》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的批评（主要是集部提要），总结起来，其实便是一部颇具规模的古代文学史纲；另一方面，把“诗文评”类提要对于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总结起来，其实便是我国一部简要的文学批评史纲。本文拟从《四库全书总目》（注：本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杭州本。下引此书略称为《总目》，仅注明其卷。）诗文评类的提要及相关材料入手，探讨它在中国古代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
一
在研究《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诗文评”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如《总目》在“集部总叙”中说的：“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卷一四八）“诗文评”类在集部中是晚出的分类。《隋书•经籍志》将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与《文选》、《玉台新咏》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可见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明确地把它们与一般集部著作区分开来。等到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才将文学批评著作在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于是集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注：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全书本，页405。）。 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而范围更为明确。《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所收除了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品》，并收了唐人的诗格一类著作多种。今存宋代官私书目有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家，除《郡斋读书志》外，其余都设有“文史”类，其收录绝大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只有少数几种史评著作如《史通》等附带收入，这是后来的诗文评更为专门化的一重要阶段。
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如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的“文章门”中更把此类细分为“文章缘起类”“评文类”“评诗类”三种（注：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刘洪慎独斋本，《山堂考索前集》卷二一，页142。）。这种分类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书目中的“诗文评”类是明人提出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目》均列“诗文评”类，收录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这是对先前文、史相杂观念的一种突破，它直接影响了清代《四库全书》对文评著作的最后归属和界定。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后，“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总目》的作者及其学术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古今许多学者非常强调纪昀在《总目》编纂中的作用，如清人朱珪为纪昀撰的墓志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大观。”其祭纪昀之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注：见《知足斋文集》卷五及卷六。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影印。第十一章，页21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纪昀”条亦云：“《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注：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复印，页95。）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所起的删改审定的主要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把此书视为仅仅是纪昀一人的主张和思想，则未免有些片面。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就说：“《四库提要》之编纂，原为各纂修官于阅读时分撰之，嗣经纪昀增窜删改，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注：《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影印。第十一章，页 213。）朱东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说：“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301。 ）而有些当代学者更把《总目》看成是“纪昀学术思想的反映”，甚至完全归于他的名下，把它作为研究纪昀文学思想的主要材料（注：王镇远《纪昀的文学思想初探》，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页2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这种观点尚可斟酌。
《总目》提要稿先由各位纂修官分头负责，由四库馆臣撰写，当时从事撰写提要稿分纂稿的就有程晋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纲、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等大学者。总纂官纪昀对分纂稿进行改定，贯一全文，按目录分类加以编排，后再送皇帝审阅。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正是在多名大学者的分纂稿基础上笔削核订而成的。我以为，《总目》编纂的实际操作先是由四库馆臣集体完成的，最后由纪昀总其成，但是无论是纪昀也好，其他四库馆臣也好，其编纂工作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统一操作的。这种思想就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即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的综合体。《四库全书》的体例是由乾隆审定的，正如《四库全书凡例》所说的“其体例悉承圣断”（卷首），而且“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四库全书》包括《总目》，都是必须经过皇帝最后亲自“钦定”的，所以《总目》的修纂与个人著述是有所不同的，四库馆臣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恶来撰写，而是应该体会、揣摩并贯彻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纪昀也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和需要来修改《总目》。尽管《总目》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纪昀辩博风趣的个人风格（尤其诗文评又是纪昀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我仍然认为《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甚至也可以说它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为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文学思想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资料。
目前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大体是文学家个体的理论观点，而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整体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它们未必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在当时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却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只有了解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政策、最高统治者与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好恶，才能对各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趣味有比较根本的认识。因此，研究《总目》便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二
《总目》诗文评类正选著作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存目著作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中国古代诗文评方面重要的理论专著大体都已概括在其中了。这一百四十九部诗文评著作的提要，大体勾勒出我国诗文评发展的概况。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叙》中认为，自汉代刘向、刘歆以来，中国古典目录学对于学术史研究起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这也正是《总目》的特点。四部每部之首皆有总序，提纲挈领地研究学术之源流正变。每部之下又有小序，进一步陈述流派的演变、是非。每书的提要考证作者的籍贯生平，介绍该书性质和主要内容，评论它的利弊得失。有些问题还在子目之后，附加案语再一步申明。《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也是如此，诗文评小序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它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对诗文评的主要体例和特点也有概略的总结。它说：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卷一九五）“小序”大致勾勒了古代诗文批评发展的主要线索在目录学上的变化。它指出在建安之前，文章兴盛，但无法可求，因此无专门研究文章的专著，建安之后，体裁法度渐备，于是诗文评著作应运而生。“小序”把建安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关键时代，是符合事实的。“小序”指出宋明诗文评有“穿凿之词”“虚矫之论”，不过还是肯定其价值。“小序”总结了古代诗文评著作的五种主要体例：一、刘勰《文心雕龙》特点是理论性比较强，论述全面，它以文体发展为线索，在叙述文体演进过程中对历代作家作了评价；二、钟嵘《诗品》近于一部五言诗发展史，重在品评历代五言诗诗人的高下等级，而且把历代五言诗歌创作的渊源归为国风、小雅和楚辞；三、皎然《诗式》的特点是研究诗歌语言的格式技法，是诗格一类著作的代表；四、孟棨《本事诗》则重在叙述引发诗歌创作的本事“故实”，有助于知人论世；五、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则涉笔成趣，可以说是小说化、随笔化的诗话。当然“小序”所总结的只是古代诗文评著作的几种主要体例，并无法完全概括全部形态。
《四库全书》在诗文评著作整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尤其是辑轶方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早已失传的诗文评著作。比如李耆卿的《文章精义》和周密《浩然斋雅谈》都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文学批评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总目》对于批评著作的“别裁真伪”考证辨伪工作至为重要。虽然以往的目录学著作对于诗文评著作也有过一些考辨，但都不如《总目》之系统全面。如自宋代以来，《文心雕龙•隐秀篇》皆有阙文，明末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抄补四百字。《总目》考证道：“其书晚出，别无旁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卷一九五）这种看法，至今受到批评史研究界的普遍接受。
《总目》在对诗文评作者的考证方面贡献也颇大。因为诗文评一般被视同笔记，不受重视，所以在流传过程中，诗文评著作作者归属也容易成为悬案，《总目》在这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的成果。如《藏海诗话》原载于《永乐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代以来，诸家书目也不著录。《总目》从《永乐大典》考得宋吴可有《藏海居士集》已裒辑成编，别著于录，“藏海”二字与此书名相合。又从《藏海居士集》中的《为王诜题春江图诗》，考证其中多与韩驹论诗之语，书中所载宣和、政和年月及建炎初避兵南窜、流转楚粤，与《藏海诗话》卷末称自元祐至今六十余年者，时代亦复相合。所以推断《藏海诗话》作者为宋代的吴可（卷一九五）。又如《荆溪林下偶谈》一书，原不著撰人名氏，但《总目》却精确地考证出作者的姓名：
以所载“文字好骂”一条，知其姓吴。书中推重叶适，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谓“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即事兼谢吴民表宣义诗》六首及《答吴明辅》一书。不知即其人否。”案元无名氏《南溪诗话》引此书一条，称为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又陈栎《勤有堂随录》曰：“陈筠窗名耆卿，字寿老。吴荆溪名子良，字明辅。二人毕宗水心为文。”然则此书确为子良作矣。（卷一九五）这种考证把内证与旁证结合起来，论证精确，可谓难得。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原书无撰人名氏，《提要》能考得为吴子良，正自不易！”（注：《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二十四，页1591。）这种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诗文评”类提要对于史实的辨证往往能澄清批评史上的一些疑点或公案，这方面也颇有贡献。比如《南史•钟嵘传》称钟嵘曾求誉于沈约，受到沈约的拒绝，故嵘怨之，在《诗品》中列沈约为中品。“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对此，《总目》案曰：“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这些解释相当通达，使《诗品》的愿意更为清晰。
《总目》这些考证辨伪工作，为后代批评史研究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
《四库全书凡例》说：“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所以只要不是“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或者“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都可以“不名一格，兼收并蓄。”这种态度典型地反映出封建社会里所能允许的学术宽容的极限和本质。《总目》总是标榜着维护学术公理，反对门户偏见的态度。《四库全书凡例》在回顾中国古代学术史时说：“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雠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在“集部总叙”中也指出：“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卷一四八）针对宋明以来学术派别林立，彼此因门户之争而持论偏颇的弊病，《四库全书》编纂者提出其原则是“甄别遗编，皆一本至公，铲除畛域”（卷首）。这种态度当然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有关，但对学术研究客观上是有利的。从《总目》诗文评类提要来看，的确大体上是持比较公允平正的态度，力避过激偏颇之论，庶几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境地。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的学术风气，也反映出《总目》作为封建统治阶层集体思想综合表现的特点。
在评论历代诗文评著作时，《总目》十分注重知人论世，结合诗文评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来探讨其理论；对批评家由于党争或学派之争而产生的门户之见总是特地拈出。如论宋人诗文评，尤其指出“宋人论文，多区分门户，务为溢美溢恶之辞”（卷一九五《余师录》提要）。在对宋诗话分析中，也注意宋代党争的背景。《彦周诗话》提要指出许顗“盖亦宗元祐之学者，所引述多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语，其宗旨可想见也”（卷一九五）。《珊瑚钩诗话》提要也指出作者“表臣生当北宋之末，犹与陈师道游，与晁说之尤相善。故其论诗往往得元祐诸人之余绪”。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的提要指出：“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騢》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及作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祐。”“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但还是指出其“颇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卷一九五）。《总目》在《石林诗话》提要中谈到叶梦得论诗“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对于欧阳修、苏轼则多贬抑。为什么呢？“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本为绍述余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窾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可比。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分别观之，瑕瑜固两不相掩矣”（卷一九五）。《总目》在这里提出的“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的批评态度，是十分可取的。在具体批评中，《总目》既指出其门户之见，同时对其本身的价值又持比公允的态度，其评论是比较准确的。
《沧浪诗话》是历史上一部争论最多的诗话。尤其明清两代，诗派林立，许多争议皆与《沧浪诗话》的理论有关。故历来或誉或毁，对其评价截然相反。《总目》论《沧浪诗话》则不偏颇，持平而论：
大旨取盛唐为宗，主于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为诗家之极则。明胡应麟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冯班作《严氏纠缪》一卷，至诋为“呓语”。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于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誉之者太过，毁者亦太过也。（卷一九五）这一段是《总目》相当典型的批评体例。它完全抛开党同伐异的偏见，对于《沧浪诗话》的宗旨作了准确的概括，对沧浪诗学思想的时代背景和价值也作了合理阐释。它把《沧浪诗话》本身的理论内涵与后人在接受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立场而出现的偏颇区别开来，相当平允中肯。
《总目》对明七子持批评态度，然而对那些过分而偏的批评，也不赞同。如批评吴乔的《围炉诗话》“偏驳特甚。大旨初尊长沙而排庆阳，又祖晚唐而挤两宋。气质嚣浮，欲以毒詈狂谈劫仗俗耳，遂以王、李为牛 驴鸣，而比陈子龙于王锡爵之仆夫。七子摹拟盛唐，诚不免于流弊，然亦各有根据，必斥之不比于人类，殊未得其平。至于赋比兴三体并行，源于‘三百’，缘情触景各有所宜，未尝闻兴比则必优，赋则必劣。况唐人非无赋体，宋人亦非以比兴都绝。遗诗具在，吾将谁欺？乃划界分疆，诬宋人以比兴都绝，而所谓唐人之比兴者，实穿凿附会，大半难通”（卷一九七）。《总目》评论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说：“大旨宗其兄世贞之说，而成书在《艺苑卮言》之后。已稍觉摹古之流弊。”（卷一九六）可见对于明七子流派后期的变化也颇加注意。
《总目》推崇一种比较平实的批评态度，而不喜高论，比如批评清人毛奇龄《诗话》尊唐抑宋，但“所论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论唐诗，亦未造唐藩篱，而妄相标榜，如诋李商隐，诋柳宗元，诋苏轼，皆务为高论，实茫然不得要领”（卷一九七）。对于清人毛先舒《诗辨诋》对常建诗、杜甫诗、元结诗、李白诗的挑剔，《总目》批评它表现出一种“好为高论”的习气（卷一九七）。《总目》对于《原诗》的宗旨是肯定的，但又指出它有“英雄欺人之语”有“故作高论”之处（卷一九七）。
《总目》既然代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正统立场，会不会因此就强调教化、伦常、义理，忽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而显得迂腐僵化呢？这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事实上《四库》馆臣虽然代表封建传统意识，但还是比较通达，大抵没有什么迂腐之见，而且还比较尊重文学的艺术特性。《总目》在谈到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偏颇时指出，“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并说：“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卷一八七《文章正宗》提要）。《总目》对以理学的观念来评论诗文而置文学本身的特性于不顾的习气皆致不满。如批评《余冬诗话》“所论多作理语”，“夫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诗千里矣。则何如不作诗文更为务本也”（卷一九七）。又如《诗谭》提要说：“盖以讲学为诗家正脉，始于《文章正宗》，自白沙定山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风雅扫地矣。此所谓言之有故执之成理，而断断不可行于天下者也。故其人虽风裁岳岳，而论诗不可为训焉。”（卷一九七）总之，《总目》明确地把文学与理学区分开来，认为两者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反对以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
《四库全书凡例》提出：“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所以，所著录的，有的是“论人而不论其书”，有的则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四库全书凡例》特地说明“凡兹之类，略示变通。”有些人虽然人品不高，气节有亏，但论艺若有心得，《总目》也取不因人废言的态度。《凡例》还专门举了诗文评类中的吴 优古堂诗话》的例子。吴 是南宋的误国罪人，但《总目》并没有因此而一笔抹杀《优古堂诗话》的理论价值：“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诗话乃颇有可采”（卷一九五）。而且还把此诗话放在正选之列。这是颇为典型的例子。
《总目》反对文学批评中固执胶着的态度，主张用比较通达的眼光研究作品，尤其应该注意到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如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批评杜牧《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句，说杜牧对于“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了措大不识好恶”。《总目》则批评许顗不懂诗歌巧妙、曲折、形象的表现方式，二乔两位贵妇人在诗中乃作为社稷尊严的象征，“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顗遽诋为秀才不知好恶，殊失牧意”（卷一九五）。又如安磐《颐山诗话》因为杜甫“朝扣富儿门”四句诗，就讥笑他“致君尧舜上”之妄，《总目》认为这种批评“亦失之固”（卷一九六）。《归田诗话》过于拘泥于史实而讥笑张耒《中兴碑》中“玉环妖血无人扫”句，说贵妃乃缢死，未尝溅血，《总目》讽刺他“是忘《哀江头》‘血污游魂’句也”（卷一九七）。
《总目》文学批评的立场可以说是正统而不僵化，正宗而不狭隘，总体上说是比较开明通达的。
四
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学术思想的《总目》，它对诗文批评著作的具体评述中反映出来的批评见解、观念和价值观，也是颇值得注意的。
清代学术一反明代浮泛之病，崇尚朴学，反对虚谈。《四库全书凡例》谈到其选录书籍的标准：“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谢彼虚谈，敦兹实学。”中国古代诗文评著作不少是信手而记、涉笔成趣之作，故时有粗疏之处。《总目》经常指出一些诗文评著作游谈无根，失之考据之处。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总目》对于诗文评著作重视考据又不拘泥于考据，最为重视的还是批评著作的鉴识。一些在考据方面有纰漏但在评骘鉴赏方面有卓识者，仍然获得褒扬。如在谈到周密的《浩然斋雅谈》时既指出此书在考据方面的一些毛病，但又说：“然密本词人，考证乃其旁涉，不足为讥。若其评骘诗文，则固具有根柢，……是书颇具鉴裁，而沈晦有年，隐而复出，足以新艺苑之耳目，是固极宜广其传者矣。”（卷一九五）又如《总目》既辨析了《师友诗传录》考据之误，同时又指出：“盖新城（笔者按：指王士祯）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故持论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谈诗宗旨，具见于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卷一九六）反映出尊重文学批评研究自身特点的价值标准。从重视批评鉴识出发，《总目》对一些有眼光的不同时俗的看法相当赞许。如宋人朱弁《风月堂诗话》论黄庭坚作诗“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总目》的评价是“尤为窥见深际，后来论黄诗者皆所未及”（卷一九五）。对于那些鉴识不精的著作，《总目》的批评相当尖锐甚至尖刻。如批评《南濠居士诗话》说：“柳色嫩于鹅破壳，藓痕斑似鹿辞胎”，“尤鄙俚，而指为佳句”（卷一九七）。对此相当不满。评明人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论诗多隔膜之语。如秦韬玉诗‘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辟邪’，可谓寒酸眼。元庆乃称其状富贵之象于目前，品题殊误。所录明诗多猥琐，至讥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谓鱼腹中安得有书，尤高叟之为诗矣”（卷一九七）。
值得一提的是，《总目》特别重视作家诗人的理论，明确地指出作家诗人的批评具有特殊价值。如论杨万里《诚斋诗话》，“万里本以诗名，故所论往往中理”（卷一九五）。明安磐《颐山诗话》“磐亦能诗，……故其论古人，多中窾会。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卷一九六）。洪迈《容斋四六丛谈》，说此书“较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麈谈》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卷一九七）。
《总目》对于历代批评家和诗文评著作内容介绍以及对其学术观点、源流和地位的介绍和评价，也往往表现出精微的鉴识，故能切中利弊，言简意赅，为后代的批评史研究提供借鉴。如司马光的《续诗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一般人是不及注意的，但《总目》高度赞赏其对诗歌的品第非常精妙，指出唐宋一些诗歌正是因为受到司马光的品赏才流传众口的，比如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句，畅当、王之涣的《鹳雀楼》等诗歌，“相沿传诵，皆自光始表出之”（卷一九五）。这种事实一经《总目》拈出，《续诗话》的贡献也就一目了然。明人谢榛《诗家直说》谓杜牧《开元寺水阁诗》：“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句不工，改为“深秋帘幕千家月，静夜楼台一笛风”。《总目》批评他“不知前四句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末二句为‘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皆登高晚眺之景。如改‘雨’为‘月’，改‘落日’为‘静夜’，则‘鸟去鸟来山色里’非夜中景，‘参差烟树五湖东’亦非月下所能见。而就句改句，不顾全诗，古来有是诗法乎”（卷一九七）。可见《总目》主张文学批评应该顾及作品的全篇，而忌片面摘句而论，这种观念是比较稳妥的。
对于古代各种诗文评著作体例，《总目》其实是有所轩轾的，这反映了其心目中诗文评的规范和理想。《总目》对宋代几部诗话总集即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魏庆之《诗人玉屑》的褒贬非常明确。“《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卷一九五）。《总目》评价阮阅《诗话总龟》“摭拾旧文，多资考证”，但又批评它“惟分类琐屑，颇有乖体例”（卷一九五）。《总目》对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魏庆之《诗人玉屑》两书是比较肯定的；但对《诗人玉屑》仍不甚满意，指出“此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其兼采齐己《风骚旨格》，诡立句律之名，颇失简择”（卷一九五）。在宋人的诗话总集中，《总目》最为欣赏的是《苕溪渔隐丛话》。它认为此书与阮阅《诗话总龟》“相辅而成，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并对两书体例的优劣作了评价：“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居多，却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卷一九五）。而在宋人的诗话别集中，《总目》特别赞赏《竹庄诗话》的体例。认为《竹庄诗话》“遍蒐古今诗评杂录，列其说于前，而以全首附于后，乃诗话之中绝佳者”。“是书与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略同，皆名为诗评，实如总集。使观者即其所评与原诗互相考证，可以见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见论者之是非。视他家诗话但拈一句一联而不睹其诗之首尾，或浑称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语云何者，固为胜之。惟正孙书以评列诗后，此以评列诗前，为小变耳”（卷一九五）。可见《总目》特别喜欢这种总集与诗话融为一体、使读者可以把批评和创作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的诗文评形式。
《总目》在“小序”中曾提到诗文评有“体兼说部”者，但《总目》对于小说化了的诗文评著作往往提出批评，如指出《渔洋诗话》“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批评此书记录许多文人的杂事，“皆与诗渺不相关。虽宋人诗话往往如是，终为曼衍旁支，有乖体例”（卷一九六）。《玉堂诗话》虽题为“诗话”，但《总目》认为此书“所采皆唐宋小说，随意杂录，不拘时代先后，又多取鄙俚之作，以资笑噱，此谐史之流，非诗品之体，故入之小说家焉”（卷一四四）。《总目》虽然对厉鹗《宋诗纪事》评价颇高，认为“考有宋一代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但批评其体例：“昔孟棨作《本事诗》，所录篇章，咸有故实，后刘攽、吕居仁等诸诗话，或仅载佚事而不必皆诗，计敏夫《唐诗纪事》或附录佚诗而不必有事，揆以体例，嫌名实相乖。然犹偶尔泛登，不为定式。鹗此书裒辑诗话，亦以纪事为名，而多收无事之诗，全如总集；旁涉无诗之事，竟类说家。未免失于断限”（卷一九六）。又如《总目》批评明王昌会《诗话类编》“摭拾诸家诗话，参以小说，裒合成书，议论则不著其姓名，事实则不著时代，又并不著出自何书，糅杂割裂，茫无体例，亦博而不精之学也”（卷一九七）。可见《总目》对于小说化的诗话评价是持保留态度的。
《总目》把历代诗文评著作分为正选和“存目”两类，此分类也反映了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念。存目的书当然不如正选的重要，其中有的是避免重复，有些是在其它书中已有著述，容易找到，所以列入存目，也有的是被认为价值不高或伪书（正选中也有，但在历史上较有影响），如旧本题陈应行的《吟窗杂录》、原本题尤袤《全唐诗话》。有的则是因为不符合四库纂修者的价值观，比如《总目》一般把诗格一类书放到存目之中，并表示出非常鄙视的态度，如评《诗法源流》强立三十三格“谬陋殆不足辨”（卷一九七），评《二南密旨》“议论荒谬，词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状”，甚至说它“皆有如呓语”（卷一九七），评《天厨禁脔》“是编皆标举诗格，而举唐宋旧作为式。所论多强立名目，旁生支节”（卷一九七），评《少陵诗格》“是篇发明杜诗篇法，穿凿殊甚”。“每首皆标立格名，种种杜撰，此真强作解事者也”（卷一九七）。评《木天禁语》“殆类道经授经之语”（卷一九七）。《总目》对诗格一类著作的轻蔑是溢于言表的，这种态度甚至长期影响文学批评史学者对于诗格一类著作的深入研究。
五
当然，如果作为文学批评史研究来看，《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也存在一些局限。除了一些具体批评失当之外，由于体制所限，“诗文评”类提要范围比较狭隘，所论只是古代比较重要著作，而对于那些重要的单篇论文，就无法涉及了，所以有些在文学批评史上相当重要的批评家、文学流派或文学理论，在《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中却无法涉及。我们如果要全面地研究《四库全书》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想，就必须以诗文评类的提要作为基础，而兼及总集、别集、词曲部（其中有词话）的提要。比如，“诗文评”类提要对于明七子的评论比较零碎，但在集部别集类《空同集》《大复集》二书的提要中，却完整地评论了李梦阳复古理论和创作功过、七子内部文学旨趣异同，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和全面的。
《四库全书》代表了正宗正统的文学观念，对于非正统的文学观念予以排斥，表现出很明显的局限性。在文体上，除了正统的文体即诗文之外，对叙事文学文体的长篇小说与戏曲不屑一顾，对词曲也表示鄙视，表现了传统文体学中比较狭隘保守的观念。另外《总目》在对于历代诗文评著作区分为正选与存目的处理也未必完全恰当，如旧题唐皎然的《诗式》、明代胡应麟的《诗薮》、清代叶燮的《原诗》等处理为存目就有些不妥。
在考据方面，《总目》尽管成就很高，然仍存在一些乖错违失之处。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中所说的“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但同时指出：“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牴牾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他在《四库提要辩证》卷二十四集部五中，共作辩证十一条，大体是补充关于作家故里生平的考据，如《竹庄诗话》不著撰人名氏，《总目》据《宋史•艺文志》考证出何溪汶（卷一九五），但《四库提要辩证》则据方回的《桐江集》卷七有《竹庄备全诗话考》考证出此书是何汶所作，《宋史》有误。
总的说来，《总目》诗文评类提要考辨精微，评价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封建社会诗文评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本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在形态上借鉴了外来文学批评的形式，但《总目》提供的许多内容、观点及文献也为批评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以此为底本和基础的。这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所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