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较为全面的图式，对此最恰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道德主义和反文化倾向。
—— 弗兰克《虚无主义的伦理学》
本文试图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对“政治沉默”态度不与认同背后的思想心理。简而言之，对此不宽容的主体基本上是具有强烈左派倾向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并且以强烈的民粹主义灵魂心理表达出对知名知识分子不激进作为之不满情绪。以下尝试论之。
一、民粹主义的道德审判观念心理
因为杨绛的去世，舆论界再次引发对钱锺书先生以至贬及杨绛的质疑及争论：他们对专制政治的沉默“缺乏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在思考钱锺书沉默生存方式之问题中，无论知识人或俗人，激进派或平和一族，都为道德所困而陷于纠结：没有人敢于肯定“拒绝担当政治义务”的正当性。可怜的中国人有一种根据受苦受难的遭遇给予尊敬的逻辑，其中不乏一种卑鄙心理：你不下地狱为我们谋福利，你是有欠缺的——因为你是名人和知识分子。委婉者说钱精明，其实不如用钱锺书自己的名言来概括最恰当：“连一根头发都不要给魔鬼抓住！”
“沉默”是钱锺书的为人原则和政治策略，沉默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独立和被遗忘的自由——从一个不屑的社会存在里放逸自我。这是他与生俱来和全心全意修养的本色，也是高明智慧之处，还是他的狷介之表现方式：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如果你有深心别置
—— 用俄国“新精神哲学”的代表人物弗兰克（1877-1950）的话来说，是对绝对价值和更高的文化审美内涵（理论的、科学的真理，严肃和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无私地追求对世界的确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 你就没有必要挑战那个疯狂的社会，沉默正显示你的放低和妥协。为什么不可以妥协呢？正好像在战争中不幸做了俘虏。你不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疯狂，而且更没有必要表演。表演只是为了发泄你的意气，对于一个极端的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纠正的价值，不如退步。
今人一般都景仰陈寅恪高扬自由精神的旗帜而直面抗厉群众运动的气节，而微词钱锺书无声退缩的政治沉默。戳破真相而言，今人根本没有与陈、钱可以共通的人格修养和文化心理，因此也根本不具备体贴他们精神价值的心理素养：我们和他们不是有共同底蕴的同类。陈、钱中年之前都不知道、不关心有共产主义、集体精神、革命理想、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等鸟事，甚至连爱国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也是陌生的，除了传统国学的精淳修养，就是西方文化的世界主义思想训练。在49之后，被强加到身上的种种思想改造，差不多就算作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不要说从价值观里完全排斥，对这个政权和社会改造运动感情上也会始终保持距离，遑论道义担当！在那样的形势下，保护自己是第一要义，只不过陈寅恪是一个傲慢的大师，性格使然，不知自我保护为何物。他们爱国的方式是从文化精神和修养方面血浓于水地浸润的，对政治、社会和人情世故永远都是局外人、旁观者甚至自觉成为多余人。从出生以来他们就注定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不与世俗相交。钱锺书在他的随笔中借魔鬼的口这样说：“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学会了带着距离冷眼来看自己的国家和政治，这个社会会减少一大半卑鄙之徒。
对此所有不宽容的关键点在于，中国人深心认同一个没有经过反思的政治观念：“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社会道义的担当”。这个不证自明的先行前提观念从古代“士志于道”的传统而来，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戳穿而言，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士与皇家共谋而治的。
“士志于道”的本质是所有从下层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有了参与天下管治的合法性，也借此使自己获得了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伟大感觉。这种传统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都与专制政治有不可或缺的血缘关系，甚至异化为通过政治获得权力而得到其功利主义的成就感。“志于道”的“道”就是兼济天下、拯民于水火和清明社会的儒家之道，这种道是排斥弗兰克所说的“理论的、科学的真理，严肃和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无私地追求对世界的确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之文化追求。对此弗兰克有更深刻的批判：
弗兰克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中精辟地指出：“由于一切运动无论其目标还是其策略，归根结底都遵从和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生活经验、他们的评价与兴趣、理性与道德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成为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知识分子之事业的失败问题，就触及了更广泛更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信仰的价值问题。”（《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P46，学林出版社，徐凤林译，1999-1）
弗兰克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上帝是人民，惟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伴之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我价值的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这种民粹主义的灵魂是道德主义，反文化倾向和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否认一切绝对价值，把为多数人利益服务当作惟一的道德目的。要求个人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服务事业的绝对服从。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不是一定的社会政治流派，而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潮流。（同上，P56-57）——
这段话差不多说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弗兰克的论述使我思考：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灵魂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性神话”：知识分子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社会改良的斗争而存在，应然地须具备一种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的公道而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舆论斗争的责任，为社会道义而无私牺牲一切，包括自我的生命、文化事业的理想。这成了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观念，没有人敢于怀疑。
“知识分子道义代表论”只有三个前提下才可以成立：1,其他人都没有掌握文化的机会而且都是群氓；2,统治者是开明君主；3,知识分子真的代表全社会的公共理性。可惜这三个前提存在的可能性都值得质疑。
因此，这种政治正确性并没有值得今人崇拜的合理性，且很需要破除其神话：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精神使命为依归的话，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路径和主导的舆论走向邪恶、至少经常地激情任性犯错的话，怎么办？知识分子担当了社会良心的法官，那么整个社会的自我责任和自治放在什么位置？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激情与知识分子理性良知之可行性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只有依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让社会自生自发地渐进发展，才是可行之道。在一个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合作的“市场”里，全社会合作自治，通过协商和妥协，找到一个民族合理发展的公共理性。因此发展市场社会是走出中世纪之道。——
当然，如果在一个专制极权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里，想要获得一个自由发展的市场，几如天方夜谭，不过这恐怕也是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命运罢了。即使知识分子想发挥自己的良知道义，也还是专制社会里的政治道德罢了。如果全社会的成员没有追求自己权益的愿望，或者专制权力过于强大，这就陷入了怪圈循环的故事。几千年的中国模式已经证实了这种残酷性。知识分子真的能拯救这个世界，中国早就成功了。事实上，我们宁愿相信追求个人主义的商人和市民，也还是别太相信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应该反对民粹主义的道德审判，“文人政治”之道义担当正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市场社会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征是有产者（包括市民）从自我财产占有权出发，争取法治和公共理性的共享。企业家、律师、代理人及各种专业人士从制度治理的角度维护公共理性的行使，这才是制度成长之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抽象呐喊无助于权利的获得。
在公共社会里，知识分子不能有优越性，有优越性的阶级就有了可能掌握知识权力的专制机会。弗兰克指出：“这种思潮——其中道德不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对失去绝对价值之信仰的意识具有无限的专制权力—— 可称之为道德主义。”正是这种道德主义构成了知识分子之世界观的本质。
正是这种大公无私的政治观念使从5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改造运动具有神圣的政治正确性，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心悦诚服地想根除自己“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之价值观，企图虔诚地掌握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简言之，用“红”革掉“专”的命。很多知识分子最后成功地废了武功，文革后都成了比劳动人民还劳动人民的白痴。
也正是这种“大公无私的政治观念”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内部政治斗争的格局：对大知识分子和纯粹的知识分子斗争最狠的偏偏是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他们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左派，最热衷于掌握舆论潮流的利器，通过打倒和折磨著名的知识分子，而获得自己的精神快慰。小资知识分子是知识人里面的无产阶级，他们不仅资产贫困，更重要的是对“知识权力”的饥渴感和被蔑视心理在作祟。毛泽东就是从一个小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同样，当年无数奔向延安的小资知识分子，都是这种类型的革命先锋战士。50年代在北大以及各高校，对著名知识分子残酷斗争的群众，就由这些左派极端分子组成。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是受到校方以及广州最高领导人陶铸等努力保护的，甚至中共中央也一直默认对他的政治特别豁免权。但是偏偏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年轻人，对陈寅恪毫不留情地残酷打击。北大的这类故事同样极具戏剧性，例如49后李长之对游国恩等的狂热批判。
直至今天，持有这种政治正确性的道义论还是掌握在左派小资知识分子的手里，成为批判纯粹知识分子的利器。这种利器在舆论中极具煽动力和杀伤力。正如弗兰克说的：“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不是一定的社会政治流派，而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潮流。”正是在这种精神心理背景下，掌握舆论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对其他知识分子便有了发挥政治精神权力的武器：“要求个人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服务事业的绝对服从。”—— 由此“政治沉默”变成了不光彩的代名词。
二、重新反思我们的知识分子观念
为什么“沉默的明哲保身和无言的不合作”会遭遇批判和抵制？中国人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潜意识？大约国人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又在作祟了：你要么做一个拥护当局的积极分子，要么做一个反潮流的英雄；要么做一个铁骨铮铮的抗暴者，要么做一个谄媚的奴才走狗
—— 没有中间地带的价值观。如果你不挺身而出，就不配享有光荣。道德国度里的混账惯性是：凡是弱者都是善良人，凡是文化人都要同情弱者和必须为起义写檄文，凡是英雄都得惊天动地。中国人还有一种卑鄙的潜意识：希望别人做张志新、林昭，争得天下太平，好让自己分享福利。
抵制钱、杨的心理中，仿佛表示拒绝做一个“本分、正派而静好的成就者”。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剧，只希望你做一个无能的老实人，低到尘埃里去，再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强烈同情，这个社会便有了激烈抗争的素材。如果你对政治沉默而又获得崇高的声誉，羡慕嫉妒恨就会来讨伐你。中国人的逻辑是：既然你要成功，你就要为全社会做斗争的英雄，或者为了群众、为了理想受尽劫难；假如你静好，你再干净，很缺乏戏剧性因子，场面不好看。中国人不承认沉默的天才，只景仰喧哗与牺牲的榜样。
反正世人看不到名人成为高尚的英雄，一定不会过瘾：后人得不到完美崇拜感动之心理满足。如果你享有盛名，却又活得静好无事，想到张志新林昭傅雷老舍储安平等等死无葬身之地，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罗隆基顾颉刚等等活得很难看，那么钱锺书独享一隅的不太“被政治折腾”的待遇则是使无数敬仰顾准者深感不公平，为什么你就不需自挂东南枝？
将沉默与斗争作二元对立的分类有一种危险：平庸和高尚的简单划分，是道德主义的绑架。大力倡导高尚的影响力，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担负重大使命，这依然是期待救世主的思维。如果不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所有人争取合法的权益，则知识分子的言说还是与政治当局共治天下的旧世界。
今日反思之士，常常缺乏的是具体分析的态度和能力，尤其是对于政治正确的道德性观念，缺乏钱锺书那样新批评式的、解构主义的冷静分析功夫，人们还是只讲道德原则的惯例。关键是：反思自我的道德心理会更透彻有效。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凡知识分子英雄，都是如司马迁屈原杜甫苏东坡一样饱受折磨的，如果在沉默中避过了灾难，从诛心之论看来，他的道德人格有问题。司马迁的观念已经成为心理原型：“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呜呼，没有遭遇过苦难，你怎么可以就入先贤祠！—— 可惜钱锺书不是英雄，而是“异人”。
人们在敬仰备受折磨的陈寅恪之时，当然会不满意于钱锺书的软弱沉默。陈寅恪多么像一个英雄，多么具备“士可杀而不可侮”的传统气节，这便是高大上的典范形象，和人们心中的革命英雄许云峰、江姐的形象多么相似！而我们款通心曲的敬仰心理正是出于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之积淀。可惜在中国，这样的表现只能给张志新之类的反抗者带来被强奸和割舌的待遇。陈寅恪不被人身折磨已算万幸。
从任何一个中国案例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实在活得很艰难，这是精神枷锁的繁重与纠缠。正是从默认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道义代表论”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出发，人们便崇尚抗厉的知识分子，而看不起沉默的守望者。如果不能详察细辨沉默着的心性，多半以软弱、胆小目之，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着重强调每一个人“正直地沉默”作为一种不合作的抵制，是既必需而又是整体清醒地对抗的基础前提。没有多数人的沉默之不合作对抗，统治者一定还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依靠少数知识分子发声的社会是一个愚昧的社会，其特点是这些知识分子只是与统治者有政治分歧的合作者，而其他人或者是冷漠和愚昧的局外人，或者是主流社会的积极分子。
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是与政治完全合作的文化群体，积极配合是最常见的集体主义存在方式，由此而失去个人主义的独立、自由之基础。绝大多数人的积极配合，是基于专制权力、思想控制和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一般裹挟的政治暴力。“正直地沉默”在中国是稀缺的。
只有当多数人都以正当权利、正直品格和应有尊严三者坚持到底，则思想专制、集权统治和道德绑架才不会得势，法治和自由才可以成立。“政治沉默”的权利应当要和自身的人格正派和文化追求相伴相生，这样的人才不会成为犬儒。
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定论，例如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之类。这是严重误读的错误认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理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解释得很明白的。换言之，知识分子天生是左派。只有经过严格的哲学思想和人性心理反思、冷静周彻地考察历史和人情世故，才会真正看明白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不可置信性。善读书者一定可以欣赏到简·奥斯丁的《爱玛》早已具备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本小说正是对一个在爱情婚姻方面的理想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爱玛的反讽而表达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凡是希望改造别人或者安排世界秩序的聪明人，没有不走向唯理主义的左派专制思想的。多数知识分子都脱离不了这样的心性轨迹。—— 因此我们对于“知识分子道义代表论”应当重新反思。
知识分子的本质恰恰是：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社会和他人是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他们的心性宿命，所以他们一定追求轰轰烈烈的革命，世界上的革命多数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无论他们读多少书，从事多高尚的知识专业，他们的本性都会驱使他们去拥护革命事业和革命领袖的崇高使命，心悦诚服地为民族复兴和国家主义服务。闻一多、冯友兰、费孝通、陈垣、朱光潜和马寅初，有谁不是这样的左派？—— 除了陈寅恪和钱锺书。
正是这样，钱锺书难免引起人们的嫉妒。嫉妒之心人性常有，很正常。只要任何人与众人不一样，他就是群众的“异己”和“他者”，因为你的特立独行和自由主义，使我们都显得不那么纯粹，我们都成了俗人。
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惯性，可以看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文人“清谈议政”，要么是极力影响皇帝圣意的过度激言（在无数献策的声音中，不激言不极端不文过饰非不华丽出新的惊人之语，则难以使圣上注意），要么是影响群众舆论制造事端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要么是对政敌党争的攻击，要么是将群众作为群氓而做启蒙宣传。从帝王师、群众导师和舆论宣传家，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经常做的好事就是造成社会动荡，自觉变身为讲政治讲纪律的依附工具，成为道德教训的监督者，为思想控制尽职尽责，从而免除了天下人的责任。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这是值得慎重反思的重大命题。如果还是基于现实政治功利主义、民粹主义和道德主义精神价值观的道义担当者之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宁愿需要对“政治沉默”的正派知识人。然而这样一个由知识分子拯救世道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呼吁知识分子之道义担当，很有愚弄全社会智商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