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香港经济发展背后的“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究竟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发挥和凸显？这是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大原则问题。本文通过对香港和祖国内地经济关系历史发展的梳理，确认无论“九七回归”前还是“九七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背后的“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香港经济“再铸辉煌”，必须搭乘祖国内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顺风车”和“快车道”，在继续“善用香港独特优势”的同时，继续“善用祖国内地因素”。

关 键 词：香港  一国两制  经济发展  祖国内地因素  去殖民化

“九七回归”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恰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知识型高增值产业全面过渡和嬗变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路向、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就大者言，在其经济发展的内部关系方面，如何处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一直是举棋不定；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关系方面，如何处理“香港本土”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也一直是进退失据。如此，回归以来，香港政制发展方面，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一再受阻；经济发展方面，以全面的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转型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经济振兴和“再铸辉煌”之路荆棘重重，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这里，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其中一个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香港经济发展背后的“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究竟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发挥和凸显？这是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大原则问题——“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内部一直有一股极端势力，不仅在政治发展领域，而且在经济发展领域，极力进行“去中国化”的叫嚣和挑衅。他们不仅罔顾历史，全面否定“九七回归”以前香港经济腾飞背后“祖国内地因素”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而且罔顾现实，全面否定“九七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复苏背后“社会主义祖国之坚强后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不断声言为了防止香港被“内地化”、被“社会主义化”，就必须和“中国”切割、和“祖国内地”切割，让香港保持“完全自治”式的“独立自主”，“香港问题”“香港解决”。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极端势力自说自话的梦呓，配合以“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内部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竟然形成了对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施政方针和中央政府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之对港工作的两大根本宗旨的巨大冲击力和杀伤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2015年6月，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而制订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提案，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以“集体捆绑”的方式否决，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香港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得不再次“原地踏步”，香港的历史发展进入了社会分化的“后政改时代”。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明确表态：鉴于在短时期内香港社会各界在“双普选”问题上无法达成高度共识和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在余下的任期内将不会重启“政改五步曲”，政府施政的主轴和重心将放置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但是，重启“经济议题”，同样绕不过如何处理“香港本土”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两难”课题。在这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思想分歧。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关于通过加强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从根本上提升香港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的主张，同样遭到了香港社会内部极端势力的肆意歪曲和激烈反对。如此情形下，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办？

一、祖国内地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

“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用这句流行语来形容“香港本土”和“祖国内地”的经济关系是再贴切不过的一个比喻。回归前，香港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奇迹，离不开“祖国内地因素”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坚强后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易言之，无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始终是依靠社会主义祖国为其“保驾护航”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成长空间。

因为自然条件的制约，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凭，就是其占尽地利之便的“区位优势”——内扼祖国内地的南大门、外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归前，香港“国际经济中心”显赫成就和地位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主要的开放辐射面和发展动力源——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区域。无论是1949-1978年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时期，还是1979-1997年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特殊战略时期，祖国内地均是把香港作为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联系和沟通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尤其是在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几乎“垄断式”地分享了祖国内地对外开放的丰厚“红利”。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祖国内地之所谓“对外开放”，首先是对香港开放；祖国内地之所谓“与国际接轨”，首先是与香港接轨。因此，在回归以前，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背后之“祖国内地因素”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回归以后，“祖国内地因素”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和凸显，并且正式纳入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一国两制”的制度性优势之一。香港成功搭上了祖国内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顺风车”和“快车道”。

(一)“善用香港独特优势”和“善用祖国内地因素”是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

一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定位和路向明晰。

2005年1月，董建华在其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中，对于这条“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新路曾经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阐释。他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香港的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成熟，基建设施世界一流；政府廉洁，公务员队伍高度专业和尽忠职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低；社会秩序和治安良好；背靠一个庞大、高速增长的市场。环顾亚洲，只有香港集上述优势于一身。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优势已转化为本地产业的优势。”“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确立方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①

曾荫权当选行政长官以后，极力推介香港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有信心，是因为‘一国两制’在经过十年实践之后，大家都看到它的优势所在。香港只有立足国家，才可以面向全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今后十年，香港仍然是一个平衡、多元、稳定、进步的城市。我们既有自由市场规律，又讲求企业社会责任；既有现代化价值观，又有传统家庭核心价值；既有民主政治，又不会牺牲社会秩序与管治质素；既追求经济增长，亦关注环境文化保育；既有个人自由、多元思想，亦有民族国家观念；既是中国城市，也是全球城市。香港必将继续为国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也将为保持香港自身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②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以后，也极力推介香港这方面的成功经验：“香港人勤奋、拼搏、认真，有创业、敬业和法治精神。香港公务员优秀、高效、廉洁；香港司法独立，治安良好。香港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建设，也有广泛而紧密的海内外人脉关系。这些都是香港极为优秀的条件。”“我们的客观环境也极其优越。国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发展；……中国内地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继续带来新机遇。”③“我们要善用、巩固及提升香港现有的优势，加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④“香港有国家的支持，有发展的动力，特区政府有一定的财政能力，只要继续坚持信念，维持信心，团结一致，我们一定可以用好机遇，做好抉择。”⑤

另一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另一个经验，就是香港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所总结的“善用祖国内地因素”。

回归以后，虽然传统的“祖国内地的对外开放首先是对香港开放、祖国内地的与国际接轨首先是与香港接轨”的“垄断式”的“政策性”优势在逐步减弱，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其承载的祖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变。回归以后，“祖国内地因素”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支撑力和驱动力。

从一开始，特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要借新世纪“全球化”和祖国内地和平发展的大势“青云直上”，“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在对内的两地区域经济合作和在对外的国际经济合作中，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在回归当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就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基本点；也是特区政府制定与内地关系政策，以至制定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点。”⑥“祖国内地历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角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功能；以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如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的作用。”⑦“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工商业支持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⑧曾荫权指出：“愈来愈多市民认识到，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是血脉相连、命运相系、利益一致、荣辱与共的。近几年来，香港与中央和内地接触增多，接触层面更为宽广，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优势互补，带来了许多实际好处。”⑨“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商贸渠道始终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们的发展策略，就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致力加强自身优势。”“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思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到适当的重要角色。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已合而为一，香港适应全球化，与融入内地，并非两相矛盾的发展道路。香港既已回归祖国，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令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都会。”⑩梁振英明确指出：“过去35年，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11)“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一直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仅在内地拓展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广阔腹地，而且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世界上亦日益巩固和提高。”“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过去30年，香港参与内地改革开放，功在国家，利在香港。”(12)“在经济方面，香港有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得益于国家的高速发展，享有国家给予的优惠，同时亦享有和内地城市不同制度的优势。用好这些优势，香港不仅可以提高发展速度，同时可以配合国内外的发展需要，继续壮大固有的龙头产业，并培育新的产业，丰富产业内容，做到百业兴旺。”(13)

至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如何充分发挥香港的经济优势和经济特色，服务和贡献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并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与祖国内地的互利共赢将自身做大做强等具体问题，目前的特区政府也有比较明晰和深入的思考。梁振英明确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保持与国际间联系，兼具国际及内地‘超级联系人’角色；……相信凭借本港的独特优势，能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带一路’是国家前所未有的远大战略，尽管香港是一个较小的经济体，却能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释放出巨大潜力。”香港是世界级金融中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经济高度开放，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且是全国唯一中英双语并重、并用的城市，“这些均有利于香港继续扮演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今都同样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四处寻找发展机会。对于香港而言亦是如此，如今‘一带一路’及时为香港提供了机遇，希望香港除了金融之外，亦能在科研、教育、艺术、文化等各方面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发展自身的同时为国家做出贡献。”(14)

(二)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离不开“社会主义祖国之坚强后盾”的重要保障作用

对于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为祖国内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发展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而提出的“背靠内地，面向世界”之“善用香港独特优势”和“善用祖国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是倾全力支持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狂袭，香港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困难，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铿锵之语：“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15)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香港经济恢复缓慢，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支援之际，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再发铿锵之语：“能否促使香港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一国两制’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中央已作过研究，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16)这绝不仅仅是所谓的“高姿态”，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既有“锦上添花”，也有“雪中送炭”。

第一，尽全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敞开供应。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香港内部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主要来自祖国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初祖国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淡水、食品、农副产品、电、天然气等的稳定供给。

第二，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应对各种风险和困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香港特区成立以来先后遭遇到的三次大的外来冲击，香港社会压力巨大。每每在此危急时刻，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及时援手。

第三，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国际竞争能力。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

第四，尽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与祖国内地加强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从香港与内地过境通关协调、空中管制协调、大型基建协调、环境综合治理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到对香港产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入关、对香港开放人民币个人业务和人民币债券业务、对香港开放祖国内地优秀人才引进等不同种类的经济合作，一直到制度性合作的CEPA，都是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与香港特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产物。

二、香港繁荣稳定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为了更加透彻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再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如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角度来谈一谈。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十五计划”首次将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在其结尾部分原则性地指出：“继续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巩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加强港澳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及交流。”(17)这里的建设性意见，仅仅93个字，是非常简要和原则性的。

“十一五规划”再次将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在其结尾部分明确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加强和推动内地同港澳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继续实施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加强内地和港澳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18)这里的建设性意见，是222个字，虽然还是非常简要和原则性的，但已经逐步有了具体的内容。

“十二五规划”，则首次将涉及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建设的内容单独成章，专门论述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十二五规划”指出：“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澳门充分发挥优势，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该章(第五十七章)分列三节来具体论述如何支持和保障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第一节：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第二节：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第三节：深化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19)这里的建设性意见，是690个字，已经是紧密结合港澳特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前景，非常全面地展开论述。

从“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将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一以贯之地将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问题作为“十三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虽然其具体细节需要待“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后方可最终得见，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披露的相关内容初步得窥其编制的指导原则、基本思路和着力重点。在“说明”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结构上，建议稿分三大板块、八个部分。”其中，“第六部分讲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6个方面展开”。根据这一结构安排，“建议稿”中，涉及港澳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问题的相关内容如下：“(四)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这里，虽然仅仅是325个字，但是其主体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已经足以让我们对中央政府在最后形成的“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充满期待。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创新性重大理念和举措中，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同样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习近平在2012年首提“中国梦”后不久，就非常明确地谈及了香港同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神圣使命和责任。在会见梁振英时他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相信，广大香港同胞对此也是念兹在兹的。我也相信，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广大香港同胞，一定会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21)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再谈“中国梦”，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22)第二天，习近平在会见梁振英时，再次明确指出：“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23)2014年12月19日晚习近平在出席特区政府欢迎晚宴时明确指出：“当前，祖国内地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期，这为澳门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和广阔空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澳门同胞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善于从祖国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更好搭乘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扎实推动澳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4)“‘一国两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牢牢坚持这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我坚信，祖国不断繁荣富强，必将为香港、澳门发展打开更加美好的前景。”(25)这里，虽然重点说的是澳门，但对香港也是一样适用的。

至于香港在国家“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也阐述得非常透彻。张德江委员长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指出，“港澳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而国家近年相继推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举措，亦出台了支持港澳的政策”，希望港澳特区“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分享国家发展成果，谋划自身长远发展，维护港澳繁荣稳定”。(26)这里，虽然是面对港澳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讲的，但同样也是寄语广大港澳同胞的。

三、与内地互利共赢是香港经济发展大势所趋

正是由于始终依靠“一国两制”的制度性优势，始终依靠祖国内地为其“保驾护航”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和成长空间，回归以来，香港在不断遭遇一次次严峻考验和重重阻力之情形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为香港经济“再铸辉煌”，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和抹杀的客观事实。实实在在的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整体经济保持增长。1997年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7位”。(27)

回归以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28)

回归以来，香港“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7.2%”。(29)

回归以来，香港“营商环境保持良好。在世界银行对全球185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30)

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成绩，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一部分一直对“九七回归”抱有政治偏见的“唱衰香港”者的承认。回归以来，香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年度世界竞争力年报中，评级始终是高居世界前列。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和冷静地看到，回归以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阻力。回归以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含金量有所下滑。这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层面的因素。近年来，香港社会日益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已经使香港社会逐步由传统的“经济城市”“商业城市”嬗变为“政治城市”。尤为严重的是，回归以后的香港社会逐步滑向了政治分化和族群撕裂的深渊。香港社会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彻底完成“去殖民化”的洗礼。他们中间“逢特区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极端反对派，不仅在政治领域一直策动和推进使“资本主义的香港”和“社会主义的祖国内地”有效隔离和绝缘，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一直在策动和推进旨在使“资本主义的香港”和“社会主义的祖国内地”有效隔离和绝缘、旨在“去内地化”“去中国化”的所谓“自净”“自救”运动。毋庸置疑，这些极端行为，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不懈努力，甚至使香港的经济发展是否要搭乘祖国内地的“顺风车”和“快车道”的基本常识，都成了问题。

历史和实践表明，香港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校准自身的定位(如优势、特色、短板、突破口等)、正确处理与祖国内地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不断巩固和提升其“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以及“超级联系人”的独特地位和功能，如果“祖国内地因素”对香港经济发展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的基本理念不能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其前景值得担忧。

①董建华：《2005年施政报告：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05/chi/index.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0日。

②曾荫权：《2007-2008年施政报告：香港新方向》，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chi/policy.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0日。

③(12)梁振英：《2013年施政报告：稳中求变 务实为民》，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2日。

④(11)梁振英：《2014年施政报告：让有需要的得到支持 让年青的各展所长 让香港得以发挥》，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sim/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问：2015年11月19日。

⑤梁振英：《2015年施政报告：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sim/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9日。

⑥(13)董建华：《1997年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7/chinese/pa97_c.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9日。

⑦董建华：《1998施政报告：群策群力 转危为机》，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8/chinese/speechc.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9日。

⑧董建华：《2003年施政报告：善用香港优势 共同振兴经济》，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03/chi/index.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3日。

⑨曾荫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强政励治，福为民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5-06/chi/index.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2日。

⑩曾荫权：《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以民为本，务实进取》，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0/11/P200610/11/P20061011009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2日。

(14)文轩：《兼具超级联系人角色 梁：港优势贡献一带一路》，http://news.takungpao.com/hkol/topnews/2015-10/322795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9日。

(15)《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总理等答中外记者问》，北京：《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第01版。

(16)《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发展论坛——CEPA概况》，http://tga.mofcom.gov.cn/zt/column/subject/cepa/subjecti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9日。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第01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北京：《人民日报》，2006年3月17日，第01版。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北京：《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第01版。

(20)(27)(28)(29)(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6月11日，第01版。

(21)李寒芳：《习近平会见梁振英》，北京：《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1日，第01版。

(2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01版。

(23)李寒芳：《习近平会见梁振英崔世安》，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3月19日，第01版。

(24)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0日，第02版。

(25)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1日，第02版。

(26)朱晋科：《张德江：香港不能窝里斗》，香港：《大公报》，2015年3月5日，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