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经济发展之路并非坦途，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总结的两点：一是“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二是“善用内地因素”。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与配合。经过20年的发展，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为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关 键 词：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  经济发展  国家治理  历史经验

香港回归20年来，对于“一国两制”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大考验，就是如何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以及其“窗口、桥梁、国际通道”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不变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搭上内地经济腾飞的“顺风车”，努力实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之“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优势、经济特色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繁荣的问题。这也是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否成功、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参照系。

实事求是而论，香港回归20年来，其经济发展之路并非坦途，而是荆棘丛丛，步履维艰。这不仅因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香港回归以前作为中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之不可替代的、甚至是“垄断性”的特殊地位的逐步减弱，而且也由于香港不断遭遇“天灾人祸”的冲击——前有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疫情、后有全球范围的国际经济危机。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交付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不断遭到香港社会内部愈燃愈烈的“泛政治化”，尤其是“泛民粹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干扰，使其经济复苏和振兴之旅屡次受阻。回归20年来，正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知识型高增值产业全面过渡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路向、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始终在争论不休。因此，香港回归20年来，特区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许多人对于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一国两制”之“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要比政治磨合的风险系数和难度小。香港回归前后一段时间的“香港热”似乎也在印证这一预期。回归前几年间(包括1997年)，香港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因为中英对抗走向低谷，而是被回归“利好”因素驱动，一路“看涨”。在香港回归以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内，1997年8月7日，“恒生指数”一度攀升至历史最高点。但是，由回归“利好”因素而强力刺激出的“香港热”，仅仅是掩盖了香港经济体系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尤其是楼市和股市的泡沫。香港回归后不久，一场席卷亚洲东部的金融风暴不期而至，自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下半年，国际投机资本连续四次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为了维护香港的本币币值稳定，维护联系汇率制度，特区政府依靠实力强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高调”入场救市，大幅度地提高本币利率，一举击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对于香港本币币值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冲击，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秩序。但是，这同时也让香港经济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楼市和股市狂泻，跌幅过半。据统计，以固定(2000年)市价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历史性地出现了其经济起飞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1998年8月17日，“恒生指数”则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点。1998年10月，董建华在《一九九八年施政报告》中指出：“金融风暴对我们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暴露了香港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香港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目前香港的经济正经历艰难的调整期”。[1]但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普通市民，对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体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香港经济复苏、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期性、复杂性等估计不足。所以，特区政府执政之初提出的各种发展规划都是建立在将尽可能快地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一比较乐观的判断之上的。事实上，在香港经济真正走出谷底以前，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真正成功以前，这些美好前景没有也不可能如期实现。2003年11月，董建华在一次关于香港经济形势的演讲中指出：“回想一九九七年，我们以为我唯一的挑战，是落实‘一国两制’……六年半过去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一国两制’切切实实成功了。”但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经济上重重挑战。”[2]

尤为严重的是，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冲击仅仅是香港回归以来种种“天灾人祸”挑战的第一轮。2003年，在香港经济刚刚恢复元气之际，非典疫情又夺去了近300名香港市民的生命。本来，自1999年开始，香港经济的恢复进程尽管有所反复，但是已经逐步走出谷底，由于非典疫情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香港经济全面恢复的时间。2005年1月，董建华指出：“由于回归前的泡沫经济和表面繁荣，使我们产生优越的心态，即使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仍缺乏危机感，没有及时设法化解本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及早回应内地的经济进步。由此产生的影响，需要加倍努力和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消除。虽然现时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但还有不少问题和隐忧，我们仍要居安思危。”[3]2007年，经过不懈努力，当香港“已经重新回到上升的轨迹，经济已经全面复苏”[4]之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再度袭来，给香港经济以重创。直到2009年，香港经济才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曾荫权曾感慨道：“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经济衰退，在曙光初现之际，却爆发沙士疫症，令香港再受重创。其后经济复苏，我们经历了数年的景气，通胀又再出现。正当政府准备全力对抗通胀，去年年底金融海啸令各国陷入衰退危机。”[5]也就是说，回归20年，香港的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一点也不逊于在政治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

但是，让海内外中国人倍感欣慰的是，在香港回归以来不断遭遇到种种“天灾人祸”的挑战面前，特区政府和700万香港同胞没有被击垮，他们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决心和意志从未发生过动摇。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之“香港模式”的新路。

回归20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

早在2005年1月，董建华就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确立方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3]

曾荫权当选第二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反复向各方极力推介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香港的成功靠人流、资金流、物流以及信息汇流，这四大巨流造就了这个城市人气旺盛、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特点。”[6]“‘一国两制’在经过十年实践之后，大家都看到它的优势所在。香港只有立足国家，才可以面向全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4]曾荫权总结道：“经过一轮轮沉淀，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我们逐渐找到了共识。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此为立足点……香港的长处是金融、物流、资讯、贸易、航运、旅游等服务业，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深化这些优势，做到精益求精，我们以往做得好的，将来要做得更好。”[7]

梁振英当选第三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向各界介绍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是：“香港人勤奋、拼搏、认真，有创业、敬业和法治精神。香港公务员优秀、高效、廉洁；香港司法独立，治安良好。香港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建设，也有广泛而紧密的海内外人脉关系。这些都是香港极为优秀的条件。”“我们的客观环境也极其优越。国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发展……中国内地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继续带来新机遇。”“只要掌握这些条件和机遇，香港可以更上层楼。”[8]“我们要善用、巩固及提升香港现有的优势，加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9]“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独特优势，我们要坚定信心，掌握机遇，奋发进取。”[10]“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有‘一国’之利，‘两制’之便。面向内地的高速发展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本届政府和香港社会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双重优势，以经济发展之力，行改善民生之策，同时亦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倡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香港‘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因此越来越突出……香港本着‘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原则，机遇无限。”[1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展创新科技和“再工业化”，是特区政府为使香港经济尽快实现全面复苏和振兴而采取的两大战略举措，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可以从《施政报告》中看到特区政府的坚强决心：“政府非常重视培育创新及科技产业，已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软、硬件支持，并资助大学、科研机构和业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会继续培养重视创新及科技的氛围，鼓励对创新及科技的投资，强化‘官产学研’的结合。”[9]“政府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五个策略环境，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为产、学、研持份者提供财政支持，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我们正成立创新及科技局。”[12]“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将大力统筹、协调、支持和配合香港创科事业的发展，包括统筹好大学、科学园、工业邨、数码港、生产力促进局、应用科技研究院及其他4个研发中心，建设好科研、开发和生产体系。2015年是香港的创科年：创科局和港科院先后成立”。“‘再工业化’有潜力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10]“创新及科技(创科)不是口号，而是提高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新动力”。“香港‘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势产业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创科局、投资推广署及各地的经贸办会主动争取相关企业来港。政府会与生产力促进局成立‘知创空间’，分享实用技术和技能，推动转化科技创意为工业设计或产品，支持本港的初创文化及‘再工业化’。”[11]

回归20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善用内地因素”。

从香港“一国两制”建设一开始，特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要借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腾飞的大势“青云直上”，“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要“善用内地因素”。

董建华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基本点；也是特区政府制订与内地关系政策，以致制订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点。”[13]“祖国内地历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角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功能；以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如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的作用。”[1]“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工商业支持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14]

曾荫权指出：“我们的发展策略，就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致力加强自身优势”。[15]“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到适当的重要角色。全球化与中国崛起已合而为一，香港适应全球化，与融入内地，并非两相矛盾的发展道路。香港既已回归祖国，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令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都会。”[6]

梁振英指出：“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一直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仅在内地拓展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广阔腹地，而且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世界上亦日益巩固和提高。”[8]“过去35年，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9]“在经济方面，香港有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用好这些优势，香港不仅可以提高发展速度，同时可以配合国内外的发展需要，继续壮大固有的龙头产业，并培育新的产业，丰富产业内容，做到百业兴旺”，“香港的大小产业，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就是在中国内地和外国之间的联通作用，是国内外的‘超级联系人’。”[12]“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CEPA、‘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将落成的大型跨境基建，都印证了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成果。”[11]

至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如何充分发挥香港的经济资源、经济优势以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内地的互利共赢等具体问题，特区政府也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以及配套落实措施。例如，梁振英就明确指出：“特区政府将积极参与和配合国家落实‘一带一路’策略”。“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补性强，发展协同效应的潜力很大。香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如金融、贸易物流、高端服务业和旅游，以至香港的新兴产业，都可以配合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策略”。特区政府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策略和政策，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推动研究工作，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及贸发局、旅发局等机构，以及与中央部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业界、专业团体和民间团体联络。”[10]“政府继续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凭着‘一国两制’及其他优势，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并配合国家和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策略，为青年人创造机会，也为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添加动力。”[11]这些反映和体现了特区政府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并且也会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对于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为祖国内地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和“超级联系人”，并提出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之“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善用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政府和内地是全力支持和配合的。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之际，朱镕基代表中央政府指出：“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16]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在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支持之际，江泽民代表中央政府指出：“能否促使香港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一国两制’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中央已作过研究，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17]

内地全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敞开供应 香港受自身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其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主要来自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淡水、食品、农副产品、电、天然气等的稳定供给。据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披露：“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场活猪95％、活牛100％、活鸡33％、河鲜产品100％、蔬菜90％、面粉70％以上由内地供应，供港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13年，广东按照与香港新修订的协议对香港供应淡水6.06亿立方米。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2013年，内地向香港供应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18]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困难 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港币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的狙击，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遭受严重威胁。此时，“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金融和社会的稳定。”[18]2003年，非典疫情突然爆发，使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失业率陡然上升到8.7％的高位。此时，中央政府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国家领导人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当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随后又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政策。这些都为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18]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香港，中央政府“当年12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14项政策措施。2009年1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对提振港人信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18]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巩固和提升其传统“国际经济中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央政府和内地支持和帮助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继续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并推出其他支持香港金融业发展的措施。“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继2003年签署CEPA并于2004年1月实施后，内地与香港陆续签署和实施了10个补充协议。内地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截至2013年底，在货物贸易方面，CEPA项下内地自香港进口商品额为71.61亿美元，关税优惠39.83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共采取403项开放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分类标准，通过CEPA及其补充协议，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达到149个，涉及目前服务贸易部门总数的93.1％，这是目前内地商签的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议。”[18]中央政府和内地支持和帮助香港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中央政府应特区政府请求，逐步扩大“个人游”试点城市，目前已达49个城市，超过3亿人口。截至2016年9月底，内地赴港“个人游”旅客累计2.0628亿人次，占内地赴港旅客的55.2％。[19]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加强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从香港与深圳市、与广东省、与珠江三角洲、与大珠江三角洲、与泛珠江三角洲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合作，从香港与内地过境通关协调、空中管制协调、大型基建协调、环境综合治理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从对香港地区产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人关、对香港开放人民币个人业务和人民币债券业务、对香港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和“个人游”、对香港开放内地优秀人才引进等不同种类的经济合作，一直到CEPA和“补充协议”以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等，都是内地与香港间经济合作“有机一体化”良性互动双赢的产物，内地与香港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障碍正在逐步消除。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始终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6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3052.5亿美元，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8.3％。“截至2016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398966个，实际使用港资9147.9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1.7％。”2016年，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62.0亿美元，占投资总额1701.2亿美元的50.7％。截至2016年12月底，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4921.6亿美元，占投资存量总额的52.9％。[20]

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香港与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广东省加强区域合作。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批准广东省与香港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粤港合作的重点领域，构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三大合作平台，促进粤港两地共同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基地。中央政府尽全力支持香港与内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货物通关便利化。

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因素”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和凸显，并且正式纳入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一国两制”的制度性优势之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那一刻起，香港的前途就已牢牢地掌握在香港同胞手中，香港的命运就更加紧密地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依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团结奋斗，香港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风险、困难和挑战，香港的明天必定会更加美好，香港市民生活必定会更加幸福，祖国的东方之珠必定会更加璀璨!”[21]

同时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回归20年来，中央政府还始终把在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加大对其经济发展支持和帮助的力度，支持特区抓住机遇，搭上内地经济腾飞的“顺风车”，全面深化同内地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十五”计划开始，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逐步递进，中央政府把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中。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继“十二五”规划之后第二次将涉及香港建设的内容单独成章(第五十四章)，专门论述“支持香港巩固传统优势、培育发展新优势”问题，并对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寄望。“十三五”规划指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22]“十三五”规划第五十四章分为二节，即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并具体论述了如何支持和保障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问题，其意义重大且深远。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这是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有利于扩大对港澳台的开放合作，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将更加深入，香港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23]“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带领香港社会各界凝聚发展共识，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同时抓住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带来的机遇，进一步谋划和推进香港长远发展。”[24]

具体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中央政府也有非常明晰的战略考虑和指导意见：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许多独特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区位优势；二是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三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四是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作用，支持香港巩固既有优势、开发新优势，支持香港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拓展国际经贸联系。同时，香港也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来。中央政府将支持香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二是瞄准资金融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三是聚焦人文交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四是深化与内地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25]

香港回归20年来，经济发展尽管遭遇了一次次严峻考验，但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还是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为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香港回归20年，经济保持平稳发展。“1997年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7位。”[18]而在2014～2016年，香港经济继续保持了“温和增长”的势头：2014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为22457.47亿港元，同比增长2.3％，人均GDP为310113港元。2015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为24025.06亿港元，同比增长2.4％，人均GDP为328854港元。201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初步统计约为1.7％～1.8％，人均GDP预计将突破43000美元。①此亦即梁振英所言：“过去4年，香港经济温和增长，通胀持续回落，政府财政稳健，就业人口累计增加16万，失业率极低。”[11]

香港回归20年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18]

香港回归20年来，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7.2％。香港还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及科技、检测认证、环保等产业。”[18]而在2013～2016年，“政府既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亦全力推动新兴产业”。[11]

香港回归20年来，营商环境保持良好。“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在世界银行对全球185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18]“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2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去年公布‘2016年人类自由指数’排名，按法治、行动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等79项指标，对全球159个国家及地区作出评估，香港连续6年排名第一。”[11]

对于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克服重重困难而努力营造的香港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央政府一直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香港回归5周年之际，江泽民明确指出：“香港回归后不久，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香港大局的稳定……香港仍然保持着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被公认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定信心，自强不息，努力开创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局面。”[26]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胡锦涛明确指出：“1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董建华、曾荫权两位行政长官先后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广大香港同胞团结奋进，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典疫情等带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维护了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实现了经济复苏，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0年来，香港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更加紧密……10年来，香港对外交往日益扩大，继续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大都市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27]在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胡锦涛明确指出：“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后，香港经济平稳发展，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一直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香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就业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明显改善。香港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全方位扩展，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香港继续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并从祖国内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28]在香港回归20周年即临之际，习近平明确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即将步入第二十个年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国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当前，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平稳，中央政府和广大香港市民一样，都希望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希望社会和谐、市民安居乐业。”[29]

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香港回归20年来，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重大成就，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那么，香港回归20年来，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和全面转型的既定目标、不能顺利实现传统产业振兴和新兴产业崛起的既定目标？如前所述，其消极的影响因素，既有来自香港经济发展内部环境性、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制约，同时也有来自外部的矛盾和制约。回归后的香港社会日益“泛政治化”、“泛民粹化”，已经使香港社会逐步由传统的经济城市、商业城市嬗变为“政治城市”。尤为严重的是，回归后的香港社会逐步滑向了政治分化、政治对抗和族群撕裂的深渊。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完成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人心回归”，他们将“一国”与“两制”割裂开来，只讲尊重“两制”的差异、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而避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央权威、发挥内地坚强后盾作用、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他们中间“逢特区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极端反对派，不仅在政治领域一直策动和推进使香港和内地有效隔离和绝缘的、旨在最后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所谓“真民主运动”，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一直策动和推进旨在“去内地化”、“去中国化”的所谓“自净”、“自救”运动。这一切行为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不懈努力。

但是，我们仍然有充分信心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香港模式”新路满怀希望、对“香港明天更好”满怀希望。正如张德江所言：“‘一国两制’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层次矛盾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这有其客观必然性。今天暴露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多年积累而来的，有些是新出现的。解决起来也绝非朝夕之功。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一国两制’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解决‘一国两制’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30]

“一国两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性事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鲜明特点，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不断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逐步总结经验，同时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实践中来逐一破解。

江泽民明确指出：“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新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祖国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前进，不断用新的经验来丰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践。”[31]

胡锦涛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28]“一国两制”作为一个崭新事物，我们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这是我们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32]

习近平明确指出：“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33]“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34]“‘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利益和港人福祉，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心愿，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要坚定信心、坚守底线、坚决维护，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在基本法轨道上向前推进。”[29]

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大量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这是我们进一步推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向前发展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收稿日期]2017-02-08

注释：

①统计数字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有关内容，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2017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