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德语中有细微差异的Ding(物)与Sache(事物)概念在康德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境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意义突现，它们分别以Ding an sich(自在之物)与Sache selbst(事物自身)的方式颠覆了Ding与Sache的常识语境。这一形而上学思想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到了赫斯那里发展成货币异化论的逻辑基础：赫斯承袭了黑格尔的社会经济现象学批判逻辑，提出人的交往类本质颠倒成了经济事物的观点。青年马克思则超越了赫斯，提出劳动类本质异化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康德“自在之物”和黑格尔“事物自身”问题的最终解决实现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在现代性生产的历史构境中，康德—黑格尔所指认的那个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物性现象界不是一个理性构架统摄的认知结果，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塑形的历史存在本身，观念世界“向自然的立法”的统觉建构和自我意识感知逻辑只不过是历史性物质实践构形的观念偶像化。
关 键 词：物 事物 现象学批判 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汉译历史中，经典文本的德文原文经由俄文这一不同语言系统的异质性转换和意识形态意义场的历史重构，再经过从俄文到汉语的第二次转换，不免在文本中产生深深的遮蔽。面对这一问题，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一种来自于文本母语原境的正本清源，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的革命性奠基工作。本文仅就马克思经典文献中长期被遮蔽起来的Ding(物)和Sache(事物)的区分、思想史情境迁移和重要思境转换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以期更多的学术关注和思想追问。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表达客观存在的概念是多样化的，在德文中，他同时使用Materie(物质)、Natur(自然)、Ding(物)、Sache(事物)、Gegenstand(对象)、Stoff(物质质料)、Substanz(物质实体)、Objekt(客体)等。除去Ding和Sache，其他概念在英文、法文中大多有相对应的概念，而在黑格尔、马克思文本中被逐步区分开来，并在德文中有着具体区别的Ding和Sache却在英文转译中都被并归同一为thing(法文并归为同一的chose)。如同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格外界划开来的Geschichte(历史)与Historie(历史学)在英文转译中被同一消解为history(法文histoire)一样。这让人们在走向经典作家德文思想原初构境的道路上，增加了一种不同语言转译构境中的遮蔽。这种同一性高显中的无意遮蔽，有时会是根本性的。
Ding(物)和Sache(事物)，在德语的日常使用中一般都是指物和东西(德文中还有专门指认“东西”的不定代词etwa)，Ding在作复数时也有事物、事情的意思，而Sache则直接有事物和事情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Ding通常是指随意一个物品，意会直觉上会是指某种与人无关的对象；而Sache则意味着与人有某种关联的物品或事情。在辞源学的意义上，Ding可以追溯到希腊语的χρημα、χραγμα，而在拉丁语中的词源则是res。Sache(古高地德语为sahha)，早先在哥特时期指争辩之事，后来在18-19世纪之后，逐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在这一特殊的构境中，Sache通常是指与所有权相关的财物，并没有后来被日本学者重构的物象之意。①
从与马克思思考语境接近的德国近代哲学思想史上看，刻意使这两个德文词发生特殊学术构意的是康德。康德著名的“Ding an sich(自在之物)”说建构了一种奇妙的认知现象学中深刻构境层：Ding存在。却不可达及。在传统认识论之中，人们总是假设思维对外部对象(Ding)的直接反映，休谟的经验怀疑论挑战促成了康德对主体理性无限性的历史性限定之决心，他认定，现实发生的认知对象总是以一定的“先天综合判断”构形建构出来的现象(Erscheinung)物，这已经是一种与主体相关的事—物，而非自在的Ding，现象(Erscheinung)是向着我们(Für uns)显露，这实际上是哲学上Sache在关系本体论上构境的最初缘起。最有趣的是，通常被说成是不可知论中的“Ding an sich selbst”，并非真的是先验之物，而恰恰是每一个时代被指认为基始感性对象背后无限后退的那个“实在”。物实在，但永远在现象界之外。与此相对，人们常识中所见之物，其实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伪构境幻象。自在之物，实际上是对日常物相的否定，这看起来在认识论中的指谬突然显现为一种本体论和价值论中的构境。我觉得，这是康德在认识论中实现的“哥白尼革命”的真正秘密。
黑格尔总是那么自负和肤浅地看待Ding an sich，他以为一句“本质总是通过现象显露出来”就能克服康德的二元分裂，其实这只是更深一层构境中的假象式的问题遮蔽。首先，黑格尔接受康德在认知现象学构境中对外在Ding的拷问，一部《精神现象学》就是在更直白地揭露Ding的假象性，在他看来，人们可以看到的一切“感性意谓性”(物质世界)都不过是由理念支撑着的自我意识统觉无意识建构起来的外化幻象，“太阳下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是在这里，他道出了康德没有明确界划的Ding与Sache的异质性构境面：
可以说，事物自身(Sache selbst)表达出了一个精神性本质性……意识发现它的自身确定性转变为一个对象性的本质(gegenstndliches Wesen)，转变为一个事物(Sache)。这是一个来自于自我意识的对象(Gegenstand)，隶属于意识，同时不失为一个自由的、真正的对象。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指的物(Ding)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获得一个意义。一个物(Ding)和一个事物(Sache)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里。”②Sache selbst的第一构境层面是自为之物，相对于Ding之自在，Sache是与意识(主体)发生关联之中的事情。这一唯心主义的解蔽是深刻的，但却更深地遮蔽了康德自在之物的深意。如果Sache是康德关系性现象界的表征，那彼岸之Ding的构境层则被大大贬低了，因为康德之问是被绕过去的。还应该专门交代的是，黑格尔这里的思想构境视位显然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客体向度。
其次，超越康德的认知现象学构境之后，黑格尔的Sache概念还出现在“法哲学”视域中市民社会劳动产品身后的社会现象学之中。参透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秘密的黑格尔用Sache selbst深化了另一重深刻的立足于主体向度的批判构境层：人通过主体性劳动将自然物(Ding)提升到精神关系物(Sache)的水平，但劳动产品作为主体性作品却在资产阶级市场交换关系中再一次沦为对象性的自发世界，这个商品世界尽管是劳动者自己的作品，可却不是任何一个个别劳动者的产品，而是无形中生成一个由劳动分工造成的总体性的无名产品。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平子友长有所意识。③这个无名的产品不能依靠自身实现自己，只能通过中介性的市场交换，于是，“在个体性与个体性之间就出现了一种互相欺骗的游戏，每个个体性都自歁也欺人，都欺骗别人也受人欺骗”。④这种相互欺骗的市场交换结果是造成了一个“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在背后发生作用的自发构序(Ordnung)进程，黑格尔将这个脱离了劳动者直接劳作的无名的“作品的世界”中发生的“无名的客观事物构序(Diese anonyme objektivsachliche Ordnung)”称之为事物自身(Die Sache selbst)，也就是所谓第二自然(zweiten Natur)。“第二自然”是黑格尔的一种历史性的特设规定，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是指绝对观念进入社会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之后(即斯密在经济学中指认的工业文明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人类主体对象化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商品(市场)经济运作呈现出一种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倾向，他将其指认为异质于原发的“第一”自然(Ding)的第二自然(zweiten Natur=Sache selbst)。这也暗合康德所讲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然意图”之语境。这个“第二自然”，后来被卢卡奇和阿多诺所引申和深化。⑤
这是一个全新的批判性深层构境面，因为主体劳作了却不是作为劳作结果的支配者，相对于观念沉沦于自然物质的对象性异化，社会生活中Sache selbst是更高层次的异化。固然在黑格尔这已经出现了人的劳作与社会关系颠倒为“第二自然”的事件，但他并没有提出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平子友长提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存在“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的观点，显然是缺少直接文本依据的。⑥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其实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的死物质(Ding)向观念性存在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经济财富=Sache)的奴役，劳动外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在人类主体活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的更深刻的异化：主体在市场中再次沉沦。当然，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进程中，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须肯定的异化。
其三，黑格尔深刻地提示了在市民社会中观念决定论恰恰是以商品与货币一类事物的颠倒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自然要继续反对精神颠倒地沉沦于社会财物，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拜物教。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唯心主义经济现象学批判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在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之中，
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Bürger)来说就是私人(Privatpersonen)，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Allgemeine)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allgemeine Weise)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关联(Zusammenhangs)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⑦这个普遍物是什么？它就是市民社会的市场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客观的对象化了的“关联”。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中事物与事物的交换才能进行社会联系，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价值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样，人的社会联系(Beziehung)的实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这种抽象关系成为统治性的力量，就是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比如在市民社会中，货币(Geld)从商品交换中脱颖而出，这个原来仅仅作为中介出现的抽象的价值关系，现在却一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它成为了真正的主体!固然，这里市场交换的实质是“抽象”(观念)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这是黑格尔要肯定的东西)，但由于它还是以事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又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对Sache selbst的崇拜。虽然，黑格尔并没有直接和精细地提出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概念，但马克思后来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却是从这里缘起的。
在青年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中，他并没有一开始就严格区分Ding和Sache。我也不觉得，他能够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获得上述深刻的认知现象学或社会—经济现象学批判的构境意义。这一构境层，马克思只是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第一次真正进入并超越。1843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第一次转变之后，与他刚刚获得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接近的构境域，自然首先是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拒绝唯心主义的现象学僭越，他重新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论，“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从绝对理念回到感性直观的自然存在和人，这一切在传统思辨哲学构境中所造成的断裂都极大地震憾了马克思。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指认基督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是“人类精神之梦”，在这种超拔于物性的白日梦中，“我们不是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物，而是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现实物”，也由此，费尔巴哈指认这是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时代。⑧然而，费尔巴哈很朴素地告诉我们，即便是在美好的神性和精神之梦中，我们的物性身子仍然躺在现实的床上。
在1843年的《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声称，与思辨哲学不同，他的唯物主义“未来哲学”的科学任务，“并不在于离开感性物(Dinge)，而是在于接近这些物”。⑨这是故意反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且，他竟然还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认识到，
人们最初看见的物(Dinge)，只是物对人的表现(erscheinen)，而不是物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在物中看见物本身(Dingen nicht sich selbst)，而只是看到人们对物的想像，人们只是将自己的本质放进物之中，并没有区别对象(Gegenstand)与对象的表象(Vorstellung)。⑩显然费尔巴哈读过康德，只是在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康德所说的现象界被重新指认为感性对象——现实客体物(Ding)，而康德放进物的东西——“先天综合判断”被揭穿为人“自己的本质”。我觉得，费尔巴哈比黑格尔聪明的做法，是将Ding an sich(自在之物)设定为物的“本来面目”与人们假想中的本来面目的假象的关系。这可能是费尔巴哈自己都没有真正理解的深刻话语。费尔巴哈是批判思辨的，可他的批判本身却仍然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思辨。所以，他根本无法透视“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列宁语)黑格尔在思辨的社会现象学逻辑中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深刻现实批判。这是一个倒置构境中的辩证法。所以，我们会偶尔看到费尔巴哈在对宗教批判中透露出来的另一重否定性构境场景，即神学反对人沉迷于物，“役于物”(verpfnden)的努力，费尔巴哈只是反讽式地引用“不要让自己去屈从物(Dingen)，而是让物屈从于自己(sondern die Dinge sich unterwefen)”的口号。(11)verpfnden一词的直接意思是典当，典押物品。在神学语境中也衍生出我所说的人屈从于物的物役性。(12)用恩格斯的俏皮话来讲，走向哲学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总是无法在泼出去的洗澡水中抱住孩子，他看不清神学拜物教批判中的合理性，以及这种批判在黑格尔现象学逻辑中被重新构境的激进话语，这样，他不会想到的事情是：日耳曼现实社会生活本身中正在发生和漫延开来的那种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拜物教，就成了看起来激进的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13)的合法拥戴物。恐怕，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后来在赫斯的影响下决心要将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重新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在他1843年之后的众多文本中，除去对这Ding和Sache两个词的一般使用以外，有特殊质性意义的词语构境使用出现在他写于1843年秋天的《犹太人问题》一文中的最后部分。我们会看到，沉浸在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应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青年马克思突然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基于经济学的主体视位中的社会批判观点。相对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反抗，这是一种向现实资产阶级雇佣世界的经济现实发起质疑的重要的异轨性跳跃。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不再是仅仅着眼于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政治法权异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是转向他还没有基本概念的商品经济领域，他提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恰恰是做生意(Schacher)，“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货币(Geld)。(14)还完全没有涉猎经济学的哲学家马克思，突然指认“货币是现实交易世界(Schacherwelt)中人们的上帝”，依我的判断，这可能是对此时赫斯将费尔巴哈运用到经济学中的观点挪用。几乎与马克思同时，赫斯也意识到必须“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15)但当马克思将费尔巴哈运用到政治法律领域时，赫斯和恩格斯却先行一步进入到经济学批判之中。(16)这是一个需要辨识的差异性历史细节。青年马克思有模有样地说，
货币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货币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Ware)。货币是一切物(aller Dinge)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Wert)。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定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entfremdete Wesen seiner Arbeit und seines Daseins)；这种异己的本质(fremde Wesen)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7)这已经是明确的货币异化论了。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使用entfremdete一词。由于青年马克思这时并没有直接看到赫斯正在写作中的《货币的本质》一文，因此他无法说明货币为什么是世俗犹太人的上帝，因为，赫斯那个构成颠倒世俗偶像神的关键性的交往类本质还被遮蔽着。所以，作为经济学外行的青年马克思此时关于货币异化的讨论是抽象和空洞的。
其一，货币是一切物(Ding，而不是Sache)的价值，但此时的马克思并不知道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及使用价值)是什么，所以，他还不能更深地从关系异化的构境层中把握货币。他也无法弄清，Ding是不能异化的，因为它没有主体性关系。并且，货币所表征的价值不是Ding。的属性，而是Sache(商品)的社会属性。其二，马克思这里的货币异化缘起于“人的劳动”和“定在”，而不是更接近经济学的赫斯的现代的交往(交换)。显然，他还没有将这个货币异化与此时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非人的关系”联结起来。当然，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表述，因为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思想中第一次突现的经济异化思想。可是，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我的推测，应该是马克思此时直接受到了赫斯影响。虽然，赫斯自己关于经济异化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一文还没有发表，但他已经在不少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公开的言论。能够看得出来，他已经在认同赫斯从经济学研究中得来的这些观点。马克思急急忙忙地赞同了赫斯以货币为思考点的经济异化观点，可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碰过经济学，并且，此时的经济异化论还停留在人的活动和产品(物，Ding)上，而作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交往关系(Sache)尚没有进入他的思考视域之中。
必须指出，青年马克思在这一思考轴线上的思想转变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文本事件之后，即他阅读到赫斯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论货币的本质》(über das Geldwesen)(18)。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赫斯完整地建构了不同于费尔巴哈人学那种自然类关系的人的社会类存在——社会交往关系在金钱世界中的异化(Entfremdung)理论。这是在马克思之前出现的第二个经济现象学批判理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结合及其在哲学共产主义中的最初运用。
赫斯先于青年马克思指认出，在现实的资产阶级金钱世界中，利己主义的小贩(黑格尔的原子化的个人)之间是相互隔绝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关系，他们只能通过市场交换联结起来，于是，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将现实的人变成死去的遗骸——私人。在市场建构起来的交易世界(Schacherwelt)中，我们必须外化我们的类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关系，这种人的现实中的异化了的“类生活就是货币”(19)。在金钱世界中，孤立的人与人的交往，只能通过非人的货币才能实现。货币正是那个颠倒了的离我们而去的类生活，货币则是我们异化出去的交往类本质。这是费尔巴哈那个“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经济哲学翻版。赫斯这里的货币异化逻辑显然比青年马克思清楚得多。在赫斯这里，如果说，
人的具象性的类生活在天国就是上帝，超人类的善(Gut)，而在地上就是在人外部的、非人的、用手摸得着的财富(Gut)，事物(Sache)，财产，脱离了生产者即它的创造者的产品，交往的抽象的本质(Das abstracte Wesen)，即货币。(20)货币不是物(Ding)，而是类关系颠倒的事物(Sache)，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交往的抽象。赫斯在人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学批判中的这一细致的区分将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
很快，我们在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中找到了赫斯观点直接影响的痕迹。在1844年写于巴黎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在普雷沃根据穆勒来解释李嘉图的附录文章的摘录中提到：“‘积累劳动’这种说法除去表示资本的起源外，也同样有这样的意义：劳动愈来愈成为事物(Sache)、成为商品，与其理解为人的活动(menschliche Thtigkeit)，不如理解为资本的形态(Gestalt eines Capitals)”。(21)马克思在这里开始使用了与人相关的Sache，而没有用Ding。这是一个离开哲学唯物主义的感性物(Ding)走向黑格尔Sache selbst思想构境的重要的进展。
也是在这份“巴黎笔记”的最后，青年马克思阅读了19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成名之作，即182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阅读的版本是1828年巴黎法文版)，并写下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也是在这一笔记中，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在此书第三部分“交换(Des échanges)”的第6节——货币(Geld)的摘录中，开始留意到穆勒使用“媒介”一词的复杂构境，并用德文翻译了它(Vermittler intermédiate)，以期引起注意。(22)这是支援背景中的赫斯思想在起隐性支配作用。以我的推论，马克思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仔细阅读了赫斯的《货币的本质》一文。因为，赫斯上述的交往异化观突然成为了马克思思考的中心点。青年马克思说，穆勒将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Vermittler)”的观点，“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物的本质(Wesen der Sache)”。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通过穆勒的经济学解释更深刻地理解了赫斯的货币异化论，货币的本质是交往(交换)关系(事物)的异化，而不是他过去误认的“物(Ding)”的价值的异化。请注意，马克思在遭遇Sache概念的时候，它已经被重新构境为一种关系性存在。
马克思说，货币是人的“现实的上帝(wirklichen Gott)”!(23)这是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引述过的赫斯观点，但那时马克思并不知道赫斯所说的金钱之神是如何被颠倒的交往关系建构而成的。这回马克思弄明白了，赫斯的把戏是将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异化批判挪移到经济学中的结果，只是将后者的人的自然类关系转换成人的交往类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则以基督是人与上帝的媒介为喻，来重新说明货币的本质是人之交往类本质的异化和颠倒。其实，这已经开始融入了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判断。马克思说，金钱——货币的本质其实首先并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vermittelnde Thtigkeit)或是中介运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entfremdet)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materiellen Dings)的属性”。(24)如果货币是关系性Sache，但它却在异化中成为人之外的Ding的属性。应该说，这已经不再是赫斯的观点，而是马克思独特的敏锐发现，当然，此时他还无法看清商品的价值表象为物的自然属性的资产阶级拜物教的发生机制，但这一思考构境点有可能直达后来历史现象学中的Verdinglichung批判域。然而，它只是短暂的构境闪念。有趣的是，此时仍然不懂经济学的马克思还假作内行地指出，“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Material)。”(25)信用作为道德存在畸变成可买卖的金钱，甚至是金钱的物质性承载实体。这个Material就是指货币的物质载体，如金属和纸张，是ding，而不是关系性的事物(Sache)。马克思这里的表述显然是不准确的，他此时还无法真正科学地说明“G-G′”的资本拜物教本质。
很快，我们看到了同为“巴黎笔记”文本群中独立构境的三个笔记本，青年马克思在这个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1844)中加深了上述的看法。在第一笔记本中的“劳动异化”手稿中，马克思让我们注意在“对人的漠不关心”的国民经济学所关注的事物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并且这个“事物的世界(Sachenwelt)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马克思没有说Dingwelt，而是说了Sachenwelt，他已经理解了黑格尔哲学构境中的Sache，即资产阶级经济世界是一个人造的事物的世界。所以，马克思认为当前的资产阶级经济事实决不是资本家假想中简单的外部物(Ding)的自然进程!在资产阶级事物世界中的劳动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即关系性、事物性(sachlich)对象的人的劳动，国民经济学所面对的那个事物性的世界，不过是这种“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这里的sachlich还不是马克思后来使用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马克思在此文本中五次使用sachlich，而没有使用dinglich(物性)。请一定注意，从赫斯的货币(交往)异化到这里的劳动对象化(异化)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已经暗示着马克思将来从交换和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过渡的先期思考构境意向。这一重要的转变也让青年马克思使自己的异化史观真正超越性地异质于赫斯。从逻辑上看，显然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在《穆勒笔记》之后完成的，那种试图将《穆勒笔记》插入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或之后的做法，是将青年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进展倒退到赫斯的立场。
在青年马克思这里的理论构境中，人的劳动的实现就是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在黑格尔那里体现为“第二自然”(Die zweite Natur)。本来“第二自然”是人类主体精神外化后对自然的提升，人类精神应该成为自然的主人，可是现在却出现了更深一层的异化，即Sache selbst(事物自身)。所以，对象化也是“事物的异化(Entfremdung der Sache)”!显然，这时马克思的内在思路是从黑格尔的社会现象学批判出发的，而不是以往人们所标注的表层构境中的费尔巴哈。所以，他不再说物(Ding)的异化，而强调了事物的异化。依马克思此时的判断，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虽然看到了不同于自然物(Ding)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看到劳动的对象化现象，而无法透析劳动与劳动者主体的本质关系，特别是与这种物的进程同时发生的人的社会存在中的劳动关系异化。或者说，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就驻留在异化之中。
接下去，在《神圣家族》中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批判性的评注2”里，马克思开始注意到，“私有制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nationalkonomischen Bewegung)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Natur der Sache)所制约的发展”，才能做到这一点。(27)这是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此处的Natur der Sache其实就是黑格尔的那个Sache selbst和zweiten Natur，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客观力量，私有制恰恰在这种无法控制的自在事物中消灭自己。显而易见，马克思这里的“自在事物”批判已经在悄悄离开人本主义异化史观。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哲学思想构境的历史转换中，这已经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丧钟将被敲响的最后时刻，在不久之后发生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变革之中，Ding和Sache概念会在客体与主体两个向度上被重新塑形，并走向新的批判视域。
在关于Ding和Sache概念的思考上，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格式塔质性改变首先出现在客体向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视域中，而不是前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异化史观——主体性批判性构境中。我觉得，这种思考有可能更为根本。我们最先看到的缘起性显迹，是马克思于1845年1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四点札记。马克思在其中第二点中提出：
事物(Sachen)的差别(Unterschiede)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把握事物(Sache)实质的区别。(28)仔细去想，马克思在这里很可能已经发现，黑格尔唯心主义现象学批判结构中包含了一种他过去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的重要的认知图式，即客体对象(Ding)的差别虽然存在，但出现在我们认识图景中的“事物的差别”却与主体的活动有关，这甚至是更“本质”的差别。但这些重要的差异性关系却是沉浸于感性直观物(Ding)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根本无法理解的。这个札记中的第四要点是最重要的：
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现实的对象性的(wirklichen gegenstndlichen)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sinnlichen Action，Praxis，u.realen Thtigkeit)。(还需要发挥)。(29)康德与黑格尔在现象学反思中都发现直达感性物(Ding)的幻象性，而Füs uns的现象—事物的差别与主体的活动有关，但它们只是被唯心主义地认定为先天理性构架的统摄结果，而马克思则已经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这个改变了事物存在状态的主体的活动是与思维不同的感性物质实践活动。由此，马克思开始走向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在1845年写下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唯物主义者那里，
对对象、现实、感性(der Gegenstand，die Wirklichkeit，Sinnlichkeit)，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Form des Objekts oder der Anschauung)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menschliche sinnliche Ttigkeit，Praxis)，不是从主体方面(subjektiv)去理解。(30)在这里，马克思既没有提到Ding，也没有使用Sache概念，他小心翼翼地使用了Gegenstand，Wirklichkeit，Sinnlichkeit这三个概念。孙伯鍨教授之所以将这一突现的新思想构境指认为马克思的第二次转变，是因为马克思的批判之剑是突然指向哲学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将康德—黑格尔那种由理性构架参与建构的现象界—物相颠倒性地重新还原为感性直观中的客观对象(Ding)，他在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可能会是正确的，但却是肤浅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康德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地指认出的由先天理性构架塑形和建构起来的现象呈现和感性意谓性物相(Sache)，的确是与主体性的活动有关，只是这种参与了Sache构形的活动首先不是主观或客观精神的能动性，而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der revolutionren，der praktisch-kritischen)”的感性物质活动。应该说，正是马克思的这一断裂性的全新看法，生成着他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根本性基础。
还有一个更深的背景是，马克思此时正在进行《布鲁塞尔笔记》(31)的写作与研究，在对比性观察了古代经济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后，他已着眼于思考社会经济进程中真正变革世界的现代工业生产。如果说，在“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只是通过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舒耳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初步了解了工业生产在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此时，他则直接阅读了埃•吉拉丹的《机器》；查•拜比吉的《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安•乌尔的《工场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场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等重要论著(32)，并且，他与恩格斯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过程。如果说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中，物质生产的本质还只是依附于自然运动之上的经过加工和获得优选后的自然产品(接近那个假想中的自在状态下的Ding)，人类主体还是自然总过程中的被动受体(历史性的主—客体二元模式的现实基础)，那么，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经济世界已经成为人的工业生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的结果(被进一步强化的Sache)，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构式和进一步的筑模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事物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支撑性构件，由此，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财富第一次真正摆脱自然的原初性(dinglich)，而在工业生产实践的重构和市场交换关系中成为“社会财富”(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提升了的Sache)。在现代性社会中，我们不再在自然经济中简单直观地面对自然对象物，而是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市场交换关系的复杂Sache。康德—黑格尔在唯心主义认识论中透视的物相第一次被马克思揭示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人们通过能动的工业(科学技术)实践，更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观物，掌握周围事物性世界越来越丰富的存在塑形结构和发生机制。
也由此，马克思现在深刻地意识到，康德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构境中的Ding an sich和Sache selbst问题，并不是费尔巴哈那样简单地颠倒主谓逻辑关系就能解决的，因为，这其中蕴藏着一个先验理性构架与实践的先验历史结构的隐秘关系问题。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逻辑，马克思实际上指认了黑格尔的绝对认知活动(康德的先验构架之变形)正是以实践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这样，黑格尔的错误首先是把人的物质实践变成理念的认知活动，再把这种认知活动及结构暴力性地变成逻辑本质，实践的此岸性就等于概念的彼岸性。由此，康德是被诓骗过去的!可当费尔巴哈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同时却顾此失彼：实践同样被抛弃了，思维被立于感性直观的Ding(抽象的人与自然)之上了，概念的彼岸性与客观现实一起被打倒了。这样，康德是被绕过去的。马克思说，思维的此岸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黑格尔反对而费尔巴哈肯定的感性直观中的物相(客体与直观对象=Ding)恰恰是实践造就的此岸性(=Sache)，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是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
所以，从哲学角度反思这一点，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哲学逻辑中发现，从这种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康德和黑格尔所揭穿的自然物相和天然本性(Natur)并非仅仅是理性构架非历史地塑形之事物，而人们对自然存在的表象、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存在本身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33)具体到费尔巴哈和赫斯(包括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想法)所标注的人的类(关系)本质，马克思现在则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Abstraktum)，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tnisse)。”(34)这里的抽象物是指那个“内在的、无声的(innere，stumme)”类本质，它被假设为一种天然物性(dinglich)。正是它构成着文艺复兴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根本逻辑支点，天赋人权和天赋理性正是将“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die vielen Individuen natürlich verbindende Allgemeinheit gefaβt werden)”，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现实本质。在这个构境意义上，被假扮作天然本性和自然法则的Dinglich的人权之本质恰恰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事物(Sache)。由此，被资产阶级粉饰成Ding的永恒人性和抽象不变的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Sache。
《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1845-1846)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宣告了新世界观的实践本质之后，他和恩格斯一同开始清算当时仍然统治着德国思想界的种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像。于是，他们需要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一个基于客体向度的一般性解释，这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塑形与构序历史存在的基始论。在此，那种没有被人作用过的自然存在——Ding，进一步消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生产所创造出的我们周围的Sachenwelt之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的全新话语实践中，根本改变Ding和Sache构境域质性的事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Geschichte)范式。这个历史并非是简单的实体物质(Ding)现实之持续性，而是人类实践(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正在生成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发展过程。海德格尔后来明确区分了作为历史事件持存的历史之物(Historische)与生成性事件发生的历史(Geschichte)。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并没有仔细区别这两个概念。这是对康德—黑格尔Sache问题的真正解决。这是由于，康德那个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现象界不是一个理性构架统摄的主观认知结果，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塑形的历史存在本身，观念世界“向自然的立法”的统觉建构只不过是实践构形的偶像化而已；黑格尔那个“以对自然产物(Naturprodukts)的塑形(Formierung)为职能”(35)的产业(Gewerbe)，被重新历史地安置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成为我们周围这个Sachenwelt的真正现代性“造物主”。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的“历史”主要是现代性工业生产之上人类主体主导的历史情境——最大的Sache，即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新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36)，即“不依个人‘意志’(Willen)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das materielle Leben)，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Produktionsweise und die Verkehrsform)”。(37)这显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自然经济中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那里，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因素的生存，在土地上优选和协助自然物质(Ding)生产。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这个“历史”规定的经济学基础不是农业社会，甚至不是重商主义的，而是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工业和工业之上的现代经济过程。正是大工业生产才第一次创造了人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存在(Sache)。财富的主体不再是外部自然的结果(“自然财富”)，而直接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社会财富”)。其实，我们熟知的胡塞尔“朝向事情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ten)”和“回到事情本身(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ükgehen)”之说，这里的事情(Sache)即马克思所说的区别于那种旧唯物主义和假想中的外部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并且，在胡塞尔这里，真正的事情便是真正的现象。在后来的维特根斯坦那里，Sache一词又变形出Tatsache(事实)、Sachlage(逻辑可能的事态)和)Sachverhalt(基本逻辑可能事态)等词。
这样，马克思才会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umgebende sinnliche Welt)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物(Ding)，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Produkt der Industrie und des Gesellschaftszustandes)，是历史的产物(geschichtliches Produkt)，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8)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生活与存在其中的周围世界并非人之外的物(Ding)，而是人的活动之产物(产品，Produkt)或者事物(Sache)。在这里，历史性生成的人的“周围的感性世界”取代了费尔巴哈不准确的单纯直观中的一般感性自然。显然，马克思是在用历史性来重新规定这个自然唯物主义的前提，因为，今天我们周围的自然存在中这种“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ssheit)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39)更宽泛地说，人类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对象之表象，都是历史的。
我以为，这是对康德—黑格尔的Ding an sich和Sache selbst命题的最终破解。
注释：
①1962年，日文版的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译者平井俊彦将“Verdinglichung”这个词译作物象化，这造成了最初的转译构境中的混乱(参见G•ルカ-チ：「歴史と階級意識」，平井俊彦訳，東京都：未來社，1962)。后来，广松涉在自己的学术构境中，进一步区分了“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由此，Sache才在广松涉的特定思想构境中被意译成物象。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2页。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下同。Hegel,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hrsg.v.G.Lasson,Leipzig:Verlag der Dürr'schen Buchhandlung,1907,S.267-268.
③平子提出：“黑格尔‘事物自身’的理论向我们展示出，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的设想——在其中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和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见平子友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第276页。
⑤阿多诺指认了是青年卢卡奇最早在《小说理论》(Theorie des Romans)一书中重新诠释和复活了黑格尔的“第二自然”理论。在他看来，卢卡奇是用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概念试图说明这个“由人创造、然而人却失去了对物支配的世界(Welt der vom Menschen geschaffenen und ihm verlorenen Dinge)为‘流俗世界(Welt der Konvention)’”，即布尔乔亚的商品—市场王国(参见Theodor W.Adorno,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Gesammelte Schriften,Band1,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2003,S.355)。
⑥平子友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5辑。
⑦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1页。中译文将此处的Zusammenhang一词译作“社会联系”，我改译为“关联”。
⑧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18页。
⑨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4页。
⑩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174页。参见Feuerbach,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Ludwig Feuerbach Smmtliche Werke Band 2,Fromann Verlag,1960,S.306.
(11)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第61页。参见Feuerbach,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Luawig Feuerbach Smmtliche Werke,Band 4,Fromann Verlag,1960,S.42.
(12)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第三节。
(13)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册，第59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6页。
(15)Hess,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eine Auswahl,Berlin:Akademie-Verlag,1980,S.292.
(16)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章第3节。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中译文有改动。Daseins一词从原译的“存在”改为“定在”。
(18)也译为《论金钱的本质》。这篇论文是赫斯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并且已经呈交编辑部准备发表，后来因杂志停刊，未能及时发表，一年多以后才在其他杂志上刊出。参见《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Hrsg.Von H.Püttmann.Bd.1.Darmstadt,1845)，达姆施塔德1845年版，第1-84页。
(19)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20)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53页。
(21)马克思：《麦克库洛赫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Pariser,Gesamtausgabe(MEGA2),Ⅳ/2,Berlin:Dietz Verlag,1981,S.481)。中译文参见《巴黎笔记选译》，王福民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44页。Arbeiter一词在德文中是“劳动者”，但大多数马克思文献的中译都意译为“工人”。
(22)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Pariser,Gesamtausgabe(MEGA2),Ⅳ/2,Berlin:Dietz Verlag,1981,S.422)。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原中译文中将wirklichen译作“真正的”，我改为“现实的”。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Pariser,Gesamtausgabe(MEGA2),Ⅳ/2,S.447)。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页。参见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Pariser,Gesamtausgabe(MEGA2),Ⅳ/2,S.450)。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此处原中译文将Natur der Sache译作“客观事物的本性”，我改译为“事物的本性”。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7页。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Berlin:Dietz Verlag,1998,S.11.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Berlin:Dietz Verlag,1998,S.11.
(3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恩格斯对第一条的修改与马克思的原有表述没有质性的差别。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Berlin:Dietz Verlag,1998,S.19.
(31)1845年2月3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在2月先写下《布鲁塞尔笔记》(Brüsseler Hefte)A后，在其间又写下了《评李斯特》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现了其哲学思想革命的突破，并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新科学的全面建构。而在5-7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继续从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B。7-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首次访问资产阶级的工业王国——英国。在此期间，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还写下一批经济学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Hefte，九册)。
(32)舒耳茨是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32年发表《由国家代表而来的德国统一》，1835年亡命瑞士，任苏黎世大学讲师。1843年出版《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1848年3月革命后回到德国被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而活跃。拜比吉是英国数学家和早期机器计算机专家，1814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828-183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论著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2年)，此外还有一些数学手稿。乌尔是英国科学家，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从1804年起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逊学院的教授，从事化学及自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85页。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Berlin:Dietz Verlag,1998,S.21.
(3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89页。参见Karl Marx,Manchester-Hefte,Gesamtausgabe(MEGA2),Ⅳ/3,Berlin:Dietz Verlag,1998,S.20-21.
(3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4页。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 7,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357.
(36)gesellschaftliche Dasein一词应该译为“社会定在”，与马克思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由赫斯首先使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别各一次使用此词，在本书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此词。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一一次使用了gesellschaftliche Sein(社会存在)一词。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0页。
